大同廣靈洗馬莊舊石器遺址調查與再探討

□李　君　雷　蕾　丁志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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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廣靈洗馬莊舊石器遺址調查與再探討

□李君雷蕾丁志姣

摘要：2010年春季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間對山西省廣靈縣進行調查時，在洗馬莊遺址采集到一批石制品，標本數量共計300余件。本文通過對所獲得石制品進行觀察、分析，從而對洗馬莊遺址的文化面貌和基本性質有了進一步的了解，這些遺物的發現不僅是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也為這一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傳承提供了新的佐證。

關鍵詞：山西洗馬莊舊石器

廣靈縣隸屬山西省大同市，位于山西省的東北邊陲。洗馬莊位于廣靈縣縣城的東北方向約10公里處，地處壺流河左岸，地理坐標北緯39°47′49″，東經114°23′30.8″，海拔高度965米，屬廣義的泥河灣盆地的組成部分（圖一）。該地點曾于上世紀70年代先后兩次進行石制品調查,采集石制品近千件，調查報告于1992年發表[1]。在2010年春季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中，再次對廣靈地區進行調查時獲石制品數百件，現將所采集石制品的具體情況簡報如下。

一、地形與地層

廣靈縣南、北、西三面環山，本區地形為盆地地貌類型，陽原盆地和蔚縣盆地受北東向和北西向斷裂控制，形成“工”字形斷陷[2]。第四紀的早、中更新世時，盆地內曾被大同—陽原古湖占據而形成了巨厚的沉積，晚更新世隨著古湖的消亡，壺流河水系開始形成，湖水下切形成河流兩側的階地。

遺址位于廣靈縣蕉山鄉洗馬莊村北，位于壺流河左岸的Ⅱ級階地上。遺址周圍自然出露的剖面上，可見明顯的三層地層堆積，最底部為灰綠色的泥河灣層湖相沉積，出露約8米。上覆2米厚的黃色粉砂土，頂部為黃土層堆積，黃土層的厚度達4米，這種堆積在遺址周圍分布較為普遍。今天在遺址的東部和東南部、與河北省張家口市與蔚縣相鄰的區域，現仍分布著有巨大封土堆的數十座漢代墓葬。

本次所觀察的石制品均出自遺址頂層的黃土層中，該層堆積的下部、中部和上部均含石制品，周邊地表也有散落分布。本文所觀察的標本均采自遺址Ⅱ級階地黃土堆積的中部和上部。

二、石制品

本次調查共采集石制品301件，石制品上均留有明顯的使用痕跡，原料均為遺址周圍常見的紅白相間的燧石，另有極少數的石英巖。石制品種類分別是刮削器、凹缺刮器、石片、石核、斷片、斷塊以及碎屑，其中斷片共計125件，占比最多，其次為石片，共計87件。

現對本次調查所采集的石制品進行分類和記述。

圖一　大同廣靈洗馬莊遺址地理位置圖

石核本次調查共采集石核27件，其中26件原料為燧石，1件為石英制品。石核大小不一，形狀也不盡相同。其中最大的一件（P.0109）長、寬、厚分別為66.9、98.1、69.1毫米。從巖面來看，絕大多數石核皆帶有棱角，可能是采自附近的基巖中。根據石核的臺面的多少將所有石核分成單臺面石核、雙臺面石核以及多臺面石核，這其中多臺面石核所占的比例最大，為73.08％，其次是單臺面石核，為19.23％，數量最少的是雙臺面石核，在所有石核中的占比僅7.69％。

按照打片的方式的不同，所有的石核可以分為單向打片、雙向不對向打片和多向打片幾類，其中多向打片在所有石核中占據了絕大部分，占比達到了90％以上，單向打片和雙向不對向打片方法的石核均只占全部石核的3.85％。

石片本次調查采集到的石片共計88件，均為完整或者基本完整石片。石片大小懸殊，其中石片P.0014號標本，是這批石片中最大的一件，其長、寬、厚分別為62、72.2、24.6毫米。該石片臺面以及部分背面包裹石皮，在背面靠近中部的位置有一道縱脊貫穿整個面。在石片的部分邊緣有類似崩斷的疤痕，推測其可能為使用后所產生的痕跡。最小的石片（如P.0089、P.0090）長、寬均未超過15毫米。石片形狀基本扁平，打擊特征比較明顯。按照Nicholas Toth的石片分類系統將本次所采集的石片依據其臺面和背面的特征分為六類[3]，其中占比最高的是Ⅵ類石片，為55.17％，其次為Ⅴ類石片，占比為19.54％，Ⅱ類石片和Ⅲ類石片占比相同，為9.20％，而Ⅳ類石片僅一件，占比為1.15％。

圖二　1-4.單直刃刮削器（P.0501、P.0516、P.0507、P.0503）5.凹缺刮器（P.0701）6.雙直刃刮削器（P.0515）

刮削器

這次調查中采集到刮削器總計15件。按照其刃緣數量將其分成單刃和雙刃刮削器兩個大類，每個大類別中又根據其刃緣的具體形態分成直刃、凸刃以及凹刃等幾類。

（一）單刃刮削器

1.單直刃刮削器此類別的刮削器共計4件。

標本P.0501號（圖二，1），標本外形近似三角形，是以斷片為毛坯，沿著石片的邊緣由腹面向其背面加工而成。其長、寬、厚分別為83、40.5、11.2毫米。

圖三　1-4.單凸刃刮削器（P.0502、P.0505、P.0506、P.0512）5.雙直刃刮削器（P.0510）

標本P.0503號（圖二，4），標本以斷塊為毛坯，外形類似一不規則四邊形。該標本對四邊形最長邊邊緣利用兩面加工的方法修理成刃部。標本背面有兩道脊，其中一道脊縱貫整個器身，另一道脊與之相交。在器身的背部有層疊狀打擊疤痕，疤痕較深，推測可能是對其背部進行修理留下的修疤，其作用是方便握持。標本的長、寬、厚分別為40.3、22.9、10.5毫米。

標本P.0507號（圖二，3），標本以斷片為原型，利用斷片原有的邊緣，用兩面加工的方式簡單修理后形成刃部。在這件標本的背部也可見清晰的修理、減薄的痕跡。其長、寬、厚分別為29.9、29、7.3毫米。

標本P.0516號（圖二，2），該標本的原型為長石片，在石片的一條長邊的邊緣以正向加工的方式修理成刃部。其長、寬、厚分別為58.2、17.4、10.2毫米。

2.單凸刃刮削器此類工具總計5件。

標本P.0502號（圖三，1），是一件通體加工的刮削器，該標本外形近似長方形，其刃部位于長方形的短邊上，刃緣以兩面加工的方法進行修理。與刃部相鄰的兩邊為長邊，在兩條長邊靠近背部的地方均有兩處凹陷，明顯是經過多次同一方向的打擊修理而形成。兩處凹陷在長邊上所處的位置恰好相對，器身的背部亦可見修理、減薄的疤痕。此刮削器與其他的工具相比，修理更為精細，可說是本批工具中的精品。其長、寬、厚分別為57.9、46、15.9毫米。

標本P.0505號（圖三，2），標本原型為一完整石片，通過對石片遠端以轉向加工的方式修理成一凸刃。長、寬、厚分別為42.9、38.9、11.7毫米。

標本P.0506號（圖三，3），標本原型為一斷片。外形類似三角形。在器身的背面保留部分石皮，剩余部分皆經過修理，沒有石皮覆蓋。刃部是利用由三角形的最長邊的一段，用單向修理的方式加工而成，尚留有修理后的淺平的石片疤。器身的背部留有一個較大的片疤，根據其與器身側面的片疤的疊壓順序來判斷，是在完成器身側面的修理后，再在器身的背部打下這一片。其長、寬、高分別為59.3、33.7、15毫米。

標本P.0512號（圖三，4），該刮削器以較大的石片為原型，在其左側以兩面加工的方式進行修理，在刃部形成幾個較大且淺平的片疤。與刃部相對的背部留有石皮，標本整體成三角形。其長、寬、厚分別為59、58.2、28.7毫米。

標本P.0513號（圖四，4），該刮削器亦為通體加工。其外形近似長方形，刃部與背部是長方形的短邊。刃部以兩面加工的方式進行修理，形成層疊狀石片疤，片疤共兩層。在其背部亦留有修理后的石片疤。在兩條長邊所在的邊緣，靠近背部的位置，大致對稱地留有多次修理后的凹陷區域，應為便于手握而進行的修理。其外形和加工過程與標本P.0502類似。其長、寬、厚分別為58.5、51.5、21毫米。

3.單凹凸刃刮削器

標本P.0504號（圖四，1），該標本原型為斷片，在該刮削器的一條邊上，利用轉向加工的修理方法，形成了一條上半部分凸出，下半部分凹陷的近“S”形的刃部。其上半部分的修理疤痕淺平，而下半部分的修疤比較陡直。其長、寬、厚分別為40.8、22.8、4.2毫米。

（二）雙刃刮削器

1.雙直刃刮削器

標本P.0508號（圖四，2），該器外形似等腰三角形。以石片為毛坯加工而成，三角形的兩條短邊用異向加工的方法修理成刃部。其長、寬、厚分別為30.5、27、12.2毫米。

標本P.0510號（圖三，5），標本是以完整石片為原型修理、加工而成。器身中部微隆起。在器身的左側和右側分別用反向加工的方法進行修理，器身左側的修疤分成兩側，一層修疤較為淺平，其上疊加的第二層修疤較深；右側僅見一層修疤。其長、寬、厚分別為35.2、17.9、6毫米。

標本P.0511號（圖四，3），該標本應為一殘缺的刮削器。外形為三角形，三角形的兩短邊為刃部。該標本經過通體加工，其刃部以兩面加工的方式進行修理，修疤較為淺平。長、寬、厚分別為27.8、17.1、5毫米。

標本P.0514號（圖四，5），該標本外形類似三角形，在三角形的兩條短邊以相反的修理方向進行加工，之后形成兩條平直的刃部。而在三角形的另外一條長邊上，有一道與長邊平行的脊。在脊上留有一個片疤，可能為修理痕跡。其長、寬、厚分別為53、28.9、9.5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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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本P.0515號（圖二，6），這件標本外形為一長石片，在石片較長的兩條邊緣采用兩面加工的方法修理成邊刃，在原石片的遠端用正向加工的方法分別在石片的左側和右側形成兩處凹陷，推測其主要作用是便于手握。其長、寬、厚分別為71.5、30.3、14毫米。

2.直凹刃刮削器

圖四　1.單凹凸刃刮削器（P.0504）2.3.5.雙直刃刮削器（P.0508、P.0511、P.0514）4.單凸刃刮削器（P.0513）6.凹缺刮器（P.0702）7.直凹刃刮削器（P.0509）

P.0509號（圖四，7），該標本原型為一近端斷片，外形近似三角形。將器身左側及右側邊緣利用兩面加工的方法分別修理加工成直刃和凹刃。其長、寬、厚分別為28.9、34.5、7.2毫米。

凹缺刮器

本次所采集的標本中，凹缺刮器共計兩件。

標本P.0701號（圖二，5），這件標本是將一件殘端的剖面為三角形的石片的一邊由腹面向背面反向加工，形成刃部。其長、寬、厚分別為83.9、34.9、12.8毫米。

標本P.0702號（圖四，6），該標本與P.0701號標本外形類似，亦為一剖面為三角形的殘端石片加工而成，在其一側邊緣以反向加工的方式形成刃部，形成的片疤較P.0601號標本的片疤整齊。其長、寬、厚分別為46、28.1、28.1毫米。

三、討論

在陳哲英先生的《山西廣靈縣洗馬莊石器遺存》中，將廣靈洗馬莊的石制品性質概述為：廣靈洗馬莊石制品中的石核基本屬于“多臺面石核”；石片長度大于寬度，個別石片上留有類似砸擊痕跡；遺址中的工具基本由石片制作，屬石片文化系統；石器組合中有尖狀器、刮削器、石鏃等類型；尖狀器（包括鏃、錐在內）是其代表性器物，兩面加工是該地點石器文化的顯著特點[4]。通過對本次所獲得的標本的觀察，又發現了洗馬莊石制品的一些新的特征，現將這些特征簡要陳述如下。

（二）石制品中的石核大多數都是多臺面石核，其打片方式均采用多向打片。據觀察，石核上的片疤并沒有嚴格的先后順序，石器制作者在打片時對于臺面的選擇也無特定的標準。

（三）本次調查石器的工具組合與陳哲英先生調查報告中所描述工具組合有較大差異:首先,本次并未發現《山西廣靈縣洗馬莊石器遺存》一文中所述的代表性器形——尖狀器，也未見石鏃、石錐和石鉆；其次，工具組合中新增加了凹缺刮器這一器形，工具中以刮削器為大宗。調查所采集工具共計18件，其中刮削器16件，凹缺刮器2件。刮削器所選取原料毛坯均為片狀，基本為石片或斷片；其修理方式不甚一致，其中又以兩面加工占比最高，達半數以上，其次為反向加工，占比為26.67％。部分刮削器的器身背部有明顯的打擊修整現象，推測是為了便于握持而對背部進行了修整。凹缺刮器總計兩件，均以剖面為三角形的石片采用反向加工的方式修理而成，無論外形和修理方式都比較一致。

（四）在《山西廣靈縣洗馬莊石器遺存》一文中，陳哲英先生將洗馬莊石制品的大致年代定于新石器時代，下限不超新石器時代晚期，其理由有二：一、所采集石制品的進步性；二、缺乏地層和古生物依據。經過對本批采集石制品進行觀察，并結合廣靈縣的地層堆積狀況，本人對洗馬莊石制品的具體年代有不同看法。

陳哲英先生文中曾提及洗馬莊石制品在原料與尖狀器個別器形及加工上與虎頭梁文化有相似之處,通過綜合本次采集石制品的諸多特征，本人認為虎頭梁遺址和洗馬莊石制品之間雖有相似性，但差異性是主要的?；㈩^梁遺址是華北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細石器文化的代表性遺址，遺址中石制品的原料主要為一種色彩斑斕的硅質巖，而此種石料在本地并不常見，說明石器制作者在將石料運至遺址前，已經進行了有意識的篩選工作；石制品加工技術發達，石核和石器的數量多，加工精致且器形穩定[5]；打片技術普遍應用軟錘法和壓制法，除此之外還運用了錘擊法、砸擊法[6]；楔形石核是該遺址中的特色，具有從預制到剝片的一系列完整程序[7]。反觀本次調查所采集的標本，石制品的原料主要是就地取材，石片不甚規則，未見典型的長石片，石器的毛坯以片狀為主，修理以硬錘法為主要方法。修理方式有正向、反向和兩面加工。石器修理較精細，石器組合僅刮削器和凹缺刮器，其中刮削器為主要器形。綜合上述特征，洗馬莊遺址的文化面貌具有舊石器時代晚期小石器系統的典型特征，同虎頭梁這一細石器文化的典型遺址風格迥異，應從屬于不同的文化系統，有關虎頭梁文化和洗馬莊石制品的相似性一說似乎有些不妥。

就遺址的文化面貌來說，洗馬莊石制品的主要特征與河北陽原西白馬營遺址[8]極為相似，如：以錘擊法作為打片的基本辦法，工具中燧石制品為大宗，以小型石器為主；毛坯多為片狀，以錘擊法修理為主，修理方向多樣；工具組合以刮削器為主等均與西白馬營遺址相同，二者均帶有舊石器晚期小石器傳統的鮮明特色。本文所記述的石制品標本與陳哲英先生所描述的有所不同，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陳先生的標本主要采自地表，而本文所涉及的標本主要采自地層中。

遺址位于壺流河Ⅱ級階地上，更新世晚期壺流河水系形成后對原有河湖相沉積下切形成岸邊的階地，類似的地貌在周圍河岸廣泛分布，階地所處的地貌位置可與桑干河的Ⅱ級階地相對比，形成時代為晚更新世晚期。桑干河Ⅱ級階地具有明顯的二元結構，其下部為砂礫層，上部為黃土狀堆積[9]，本次所觀察的石制品均采自黃土層的中、上部堆積；綜合石制品所處地層與石制品主要特征推斷，洗馬莊遺址與西白馬營遺址應大致處于同一時代，或稍晚于西白馬營遺址，為舊石器時代晚期末段小石器系統的典型遺址。

[1][4]陳哲英《山西廣靈縣洗馬莊石器遺存》，《文物季刊》1992年第3期。

[2]周廷儒、李華章等《泥河灣盆地新生代古地理研究》，科學出版社，1991年，第1頁。

[3]Toth Nicholas.The Stone Technologies of Early Hominids at Koobi Fora, Kenya:An Experimental Approach.Dissertation[D].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2.

[5][7]杜水生《華北北部舊石器文化研究》，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146頁。

[6]蓋培、衛奇《虎頭梁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的發現》，《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77年第15卷第4期。

[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陽原西白馬營晚期舊石器研究》，《文物春秋》1989年第3期。

[9]謝飛、李珺、劉連強《泥河灣舊石器文化》，花山文藝出版社，2006年，第155頁。

（作者工作單位：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