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多樣化環境學研究

■文/董陽 壯歌德 圖/壯歌德

澳洲多樣化環境學研究

Diversified studies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in Australia

■文/董陽 壯歌德 圖/壯歌德

1964年出版的《幸運之國》一書中，描繪出幸運之神對澳大利亞這個年輕國家的青睞——澳大利亞獨立之初，便繼承英國完善的議會制度和法律體系，發展起點高于多數國家。如今，2400萬澳洲人居住在700多萬平方公里的廣闊大陸上，享有陸地與海洋的富饒資源。

過去40年里，全球污染加劇，人們的環保意識日漸增強。而此時的澳洲，得益于良好的自然環境，居民感受到的污染壓力較低。因而，即便環保立法與執行的力度較小，當地的原始環境依然能夠得以保存。中國和澳大利亞都是幅員遼闊、資源豐富的國家，可在環境保護方面互相切磋學習。

澳大利亞建國之前，屬于英國的殖民地。澳洲兩大城市——悉尼和墨爾本在當時已初現雛形。故而，澳大利亞雖建國較晚，但已遭遇同中國相類似的環境問題。澳洲最大的河流構成該國人口最多兩州之間的自然屏障。建國不久后，水資源匱乏導致兩州之間就水源使用權產生沖突。在美國，類似的事情也有發生——為爭奪科羅拉多河水源，五個州之間互相起訴。而在澳大利亞，直至沖突一方的州長當選總理并設置水源管理機構后，爭端才得以解決。

澳大利亞環境管理機制的特殊之處在于，澳洲大陸地廣人稀，一半以上的人口聚集在4座大型城市中——悉尼、墨爾本、布里斯班和佩斯。該國將內陸大片空閑土地作為集水區使用，為人口集聚區提供清潔的飲水、空氣和食物。簡而言之，澳洲生態系統受到的壓力比其他國家要小得多，環保相關法律也更易執行。一旦土地、空氣或水源受到污染威脅，當地居民會快速做出反應；如果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出現沖突，媒體的大范圍報道也將迫使政府及時處理。

澳洲聯邦政府和環境機構采用高新監控設備，關注土地使用情況。當媒體對環境退化情況作出報道時，土地所有者和政府間將通過共享高效的監控網絡，實現信息共享，共同解決問題。隨著人們生態意識的增強，由政府出資補貼農戶，鼓勵其保育森林、減少開墾耕地的做法得以順利推行。此外，對于“出口商品導致的水源流失”問題（比如，澳洲出口境內種植的棉花等作物時，導致相應灌溉用水的流失），政府也有積極回應。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環境問題的發生常常迅速而又棘手，令人猝不及防。而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卻給予澳洲充分的反應時間。因而，來自其他國家的環境學家和管理人員，在澳洲享有“慢速”觀察環境變化的機會，從而在解決本國環保問題上獲取參考與借鑒。

澳大利亞居民抗議當地“水力壓裂法”開采會帶來的潛在環境危害

澳大利亞的政治體系下，兩黨競選，勝利的一方作為執政黨，管理聯邦政府；同時在野黨對一或多個州有管轄權，而各州又都設有獨立的環保部門。在中國人看來，這是很不可思議的。澳洲其余小型黨派可以自由選擇其支持對象，一般來說推行環保的政黨更受歡迎。澳大利亞人的環保意識很強，堅決反對政府作出危害自然的決策。

同澳洲不同的是，中國人口眾多，土地、水和空氣資源壓力較大。就目前發展階段而言，相對于生存與經濟發展，污染控制相對次要。當中國人發現新興產業對自然環境的負面作用時，也很難為了環保而放棄經濟利益。而澳洲卻能夠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實施環保監管，預測可能的威脅并及時消除。在環境管理上，澳大利亞可謂當仁不讓、領先全球。

世界上首個“綠色”環保政黨于1972年，在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島成立。該黨最初目的是保護塔斯馬尼亞島上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優美環境。隨后的發展歷程中，環保綠黨不斷壯大，同澳洲兩大黨形成鼎足之勢，使得環境保護成為政府重要議題。綠黨成立不到兩年，澳洲國內涌現環境學派，發展為格里菲斯大學四大核心學科之一。

同世界上其他經濟體的發展歷程類似，澳洲成為英屬殖民地的最初150年間，當地人忽略對自然生態系統的保護，濫伐森林、大量開墾土地。在此期間，原生環境遭到破壞，不少物種瀕臨滅絕。例如，毛皮交易導致澳洲樹袋熊瀕臨滅絕。1930年，人們殺死了最后一只塔斯馬尼亞虎；1937年，這一物種確定滅絕。

不過，澳洲人對環境退化現象積極回應，迅速采取行動。澳大利亞農場主一般都受過良好教育，他們的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后，多數從事農業地區的監管與服務工作。因而，環境學家同農業從業者之間有著緊密和良好的合作關系，他們以開放而透明的方式，對農場主提供積極而重要的服務。澳洲擁有數百個地方性土地保育小組，這些小組構成澳大利亞環?；饡?，對政府的環境決策發揮著重要作用。

澳大利亞環境專家羅佰特·斯皮德先生，深入參與過很多中國項目。針對中澳在環境科學服務上的差異，他指出，澳大利亞的農場主是環境學專家的咨詢顧客與服務對象。同時，因為人口較少，環境專家同農戶、工廠主等行業人士都互相熟識。而在中國，農業從業者非常多，相比之下環境研究者人數嚴重不足。他認為，中國需要培養更多的環境專家，并委以重任，以尋求解決環境問題的實際對策。

中國農業大學的靳樂山教授做過一項研究，將中國的生態補償機制同其他國家對比。研究中，他發現澳大利亞的補償機制非常高效。在澳洲，環保法律和規定真真正正落到實處：政府推行合理的環保要求，制止污染環境的行為。各行各業的人們對于環境保護有著基本共識。例如，土地保育官員同農戶之間常就如何避免水源管理不善等問題展開商討。優質土壤經過一到兩年的耕作后，會趨于鹽堿化。政府利用衛星圖像技術定位鹽堿地，通過向土地所有人收取罰金、削減水源供給等措施，遏制土地退化。

2014年11月份，習近平主席訪問澳大利亞，在堪培拉國會大廈發表演講。他特別提到格里菲斯大學的馬克林教授同中國的淵源。馬克林教授同中方有著50多年的合作，馬克林教授的孩子是第一個出生在中國的澳大利亞人。這種緊密的合作關系是將來進一步協作的基石。

澳洲黃金海岸地區居住著十萬左右中國移民，在陽光海岸等郊區普通話已成為主要語言。格里菲斯大學校園里，隨處可見來自中國的學生、研究者和職員。很多學生的父母在澳洲購置房產，便于孩子的澳洲求學之旅。這些學生，后期逐漸定居澳洲。

很多移民澳洲的華人在環境科學研究方面表現出色。趙惠軍就職于格里菲斯大學黃金海岸校區，他帶領團隊，利用世界領先設施，研究環境問題。團隊一半以上成員來自中澳特別合作項目。朱明若教授，每年都要指導數位來自中國的博士生攻讀環境衛生學。這些博士生一般是政府部門主管，他們赴澳學習，提升知識儲備，以承擔更為重要的管理職責。徐志紅教授是格里菲斯大學環境未來研究所的所長。這些研究團隊都本著實用主義的精神，力求用簡單的方法解決復雜的環境問題。其中一位來自偏遠省份環保部門的官員表示，“手持污染監測器將大大改善我所在地區的環保工作?！?/p>

強勁的環境學實力、多樣化的研究場所、實驗室和實操設備，以及同當地華人社區乃至中國本土的緊密合作，使得格里菲斯大學成為未來中澳兩國環境領域合作的最佳代言人。此外，位于新南威爾士州阿米代爾市的新英格蘭大學，也有著優秀的環境科學系，也是中方尋求合作的良好對象。除以上兩所大學之外，其他澳洲大學也有環境學研究，但規模和范圍相對較小。

不過，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澳洲高層領導在環保意識和作為上卻經常以負面形象出現。澳洲前任總理托尼·阿伯特（2014-2015年在任）認為“煤炭有益于人類”；在全球煤炭需求下滑之時，他仍支持采取液壓破碎法開采新礦。2014年澳大利亞舉辦20國峰會期間，他計劃進行經濟效益主題討論，同時試圖禁止“氣候變化”這一議題——他認為氣候變化相關討論將削弱人們對真正“重要”話題的關注。令他感到詫異的是，20國峰會召開前一周，中美兩國在APEC會議上已就氣候變化這一主題達成廣泛協議。相比之下，現任總理特恩布爾較為關注環保問題，但支持力度不高——不久前他下令從澳洲最大學會“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中削減330個氣候變化研究者名額。

2007至2010年，以及2013年間，陸克文擔任澳洲總理。在職期間，他將氣候變化列為當代最大的道德挑戰。在他的支持下，澳大利亞加入《京都議定書》。然而，在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上，他自恃過高，指責中國代表團沒有按照他的想法實施計劃。此外，他還提拔過氣搖滾明星和環保主義者彼得·加勒特擔任環境部長，引發廣泛爭議。不過后期在陸本人發起的微觀管理審查中，加勒特被撤職?，F任環境部長格雷格·亨特于一次重要的環境大會上，榮獲“世界最佳部長”稱號。不過鑒于此次會議由阿拉伯國家舉辦，而亨特對化石燃料勘探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扶持，存在為其贏得評委青睞的可能。

格里菲斯大學在中澳兩國環境領域承擔多項合作項目（右二為本文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