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下我國銀行業國際化區位選擇影響因素研究

張同功

摘 要：銀行業國際投資區位選擇往往受多種因素的影響，既有東道國的引力因素，也有本國的推力因素，更有銀行自身素質和能力因素。本文在分析我國銀行業國際化現狀的基礎上，對我國銀行業國際化區位選擇影響因素進行了定性分析與定量評價，明確商業銀行國際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包括我國與東道國的雙邊貿易額、我國對東道國直接投資額、東道國人均GDP及其增長率、東道國金融開放度等。

關鍵詞：新常態；銀行業；國際化；區位選擇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2265（2016）05-0073-08

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金融格局發生深刻調整，與此同時，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不斷深入，加之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自身綜合實力的提升，我國銀行業國際化迎來了難得的歷史機遇。除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外，我國眾多股份制商業銀行也紛紛瞄準境外市場。銀行業“走出去”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區位選擇問題，而區位選擇往往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本文通過對新常態下我國銀行國際化區位選擇影響因素的定性分析與定量評價，進一步明確了商業銀行國際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以供新常態下我國銀行業實施國際化戰略參考。

一、我國銀行業國際化經營現狀

（一）我國銀行業境外分支機構區位選擇概況

截至2013年底，我國銀行在境外51個國家和地區設有分支機構，遍布全球六大洲，業務范圍涵蓋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保險等多種金融服務領域。其中，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交通銀行、招商銀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民生銀行、中信銀行、光大銀行等10家大型商業銀行境外一級分支機構（包括分行、子公司和子行、代表處）的區域布局如表1所示。

需要說明的是：出于數據可獲得性及實用性的考慮，表1中未統計具體網點數和代理機構數目。事實上，如果將具體網點和代理機構統計在內，我國銀行在中國港澳臺地區的分支機構數將占其境外機構總量的絕大多數，以中國銀行為例，截至2013年底，將具體網點數和代理機構數統計在內，中國銀行在中國港澳臺地區的分支機構總數有507個，占其境外總分支機構數量的81.8%?？傮w來看，目前，我國銀行境外分支機構集中在中國港澳臺地區和亞太地區，國際化經營起步較晚的上海浦東發展銀行、民生銀行、中信銀行、光大銀行更是只在中國香港開設了分支機構。中國港澳臺地區和亞太地區兩地集中了我國銀行境外分支機構的62.5%；其次則為歐洲地區、占20.1%；再次為北美地區、占9.0%；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拉美地區與非洲地區的比重很小，均為4.2%。

具體來說，我國銀行境外分支機構主要分布在經濟發達、市場容量大、金融產業集聚的國際或區域金融中心以及東道國經濟中心城市，如我國前述10家銀行在日本有6家分支機構，全部位于東京；在韓國的6家分支機構，5家位于首都首爾、1家位于釜山；在英國的7家分支機構都位于國際金融中心倫敦；在德國有5家分支機構，全部位于德國金融中心法蘭克福；在美國的10家分支機構中的9家位于紐約、1家位于舊金山。

除布局發達經濟體和成熟的經濟金融中心之外，我國銀行也在向新興市場經濟體、發展中經濟體進軍。從2014年新設機構來看，墨西哥、緬甸等發展中經濟體開始進入我國銀行視野。同時，由于新興市場經濟體整體經濟實力不斷增強，拉丁美洲、中西亞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也成為我國銀行設立海外分支機構的目的地。從目前趨勢來看，隨著陸上絲綢之路建設逐步向中亞、中東延伸，以及我國與非洲交往日益密切，這些地區也將成為我國銀行境外機構下一步拓展的重點。

此外，將我國五大銀行境外分支機構數目與國內其他開展國際化經營的境外分支機構數目進行匯總，如圖1中所示，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交通銀行等五大商業銀行在海外分支機構數，約占我國商業銀行海外分支機構總數量的93%，以中國銀行、工商銀行為代表的五大行是我國銀行業“走出去”的主力軍。

（二）我國銀行業國際化經營的主要組織形式

銀行在開展國際化經營時，其境外分支機構主要采取以下四種組織形式——分行、子行、代表處和合資銀行。除此之外，還有聯屬機構和銀行控股公司等組織形式，但這些形式在實際應用中較為少見。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有些學者把代理行也作為銀行國際化經營所采用的組織形式之一，本文所涉及的分支機構未將代理行包括在內。這是由于代理行僅僅代表母國銀行與國外銀行之間的一種代理協議關系，不需要母國銀行對其進行直接投資與固定投入。本文認為，從嚴格意義上來講，代理行不應作為銀行在國際市場擴張的一種組織形式。

選取2013年末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交通銀行、招商銀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民生銀行、中信銀行、光大銀行等10家我國銀行海外分支機構為樣本，統計其境外分支機構采取的組織形式，如表2所示。

就境外分支機構采取的組織形式來看，我國商業銀行在開展國際化經營時采取分行形式的最多，占比半數以上、為54.2%，子行和子公司所占比重次之、為35.4%，余下的則采用代表處的形式。在不同地區又有不同側重點，其中，亞太地區、歐洲地區和北美地區，半數以上的分支機構采取分行形式開展業務；主要以子行和子公司為主要形式開展業務的是拉美地區、高達66.7%，其次為中國港澳臺地區、占51.5%，再次為歐洲地區、占44.8%；各行在各地區設立代表處的數量都較少。從比重來看，各銀行在非洲的分支機構中，50%為代表處。

我國銀行在境外拓展時之所以做出如此組織形式的選擇，與東道國的金融開放度以及我國銀行自身的戰略規劃是分不開的?？紤]到便于管理以及同東道國業務往來的關系，我國銀行多采取分行形式進行境外拓展，實力較強的銀行則通過并購的方式或選擇設立，子行及子公司的方式擴大業務輻射范圍。代表處的設立主要是為本行考察東道國的市場情況，在銀行與東道國之間起到橋梁紐帶的作用，開展調研、開拓市場，為本國銀行“走出去”做好信息搜集和準備工作。

（三）我國銀行國際化程度

近年來，我國銀行積極穩步推進全球化戰略，增設境外分支機構、完善全球布局。同時要看到，由于國際化經營起步較晚、發展時間較短，我國銀行業的國際化程度還比較低。我國一些銀行在開展國際化經營時，盲目追求網點數量，往往在境外擴展前期重復新設或收購大量分支機構，結果出現功能和投資上的浪費，資源配置上存在重復疊加的現象，到后期不得不進行全面整合。目前我國銀行的境外分支機構大多集中在中國港澳臺地區和亞太地區，在歐美發達國家分布依然較少，全球境外分支機構總和不及匯豐銀行一家的海外分支機構數量。同時，我國銀行境外分支機構的規模較小，其盈利能力和對總行的利潤貢獻極低。一般認為，一家銀行境外利潤占銀行總利潤之比在15%以上，可稱為國際銀行；達到30%以上，可稱為全球銀行。我國銀行業境外分支機構總資產為1.2萬億美元，只相當于匯豐銀行亞太地區的資產。在我國各銀行中，中國銀行國際化程度最高，但其境外分支機構資產總額僅占集團資產總額的25.76%，對集團利潤總額的貢獻率僅為19.38%。其中，中國港澳臺地區分支機構對集團利潤總額的貢獻率為15.25%，除港澳臺地區以外的境外分支機構對集團利潤總額的貢獻率僅為4.13%。從資產規模來看已是全球最大銀行的中國工商銀行，2013年在境外市場取得的稅前利潤僅為22.33億美元，對集團的貢獻率不足1%；其他銀行的海外利潤占比則普遍在1%左右。以外資銀行中的花旗銀行為例，其海外資產占比近50%，而利潤占比則達到了60%。因此，在與國外銀行進行競爭時，我國銀行規模小的分支機構無疑處于劣勢，只能在夾縫中尋求生存空間。除了亞太地區的分支機構效益尚可以外，其他地區的分支機構更多的是起信息傳遞和溝通聯絡的作用，對我國銀行利潤貢獻非常微小。

總體而言，我國商業銀行國際化經營還處于初級階段，無論是數量還是規模都不能與國際大型跨國銀行相抗衡，全球化之路任重而道遠。

二、影響我國銀行業國際化區位選擇的因素分析

（一）東道國的引力因素

1. 東道國與我國的經貿關系。國內外相關研究表明，銀行的國際化經營規模與母國同東道國的貿易投資規模存在正相關的關系。也就是說，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貿易投資規模越大，母國銀行在東道國跨國經營的規模也越大。

雙邊貿易可以帶動由貿易引起的如信貸、貿易結算等銀行業務。為更好為國內“走出去”的企業和國外“走進來”的企業提供所需的服務，銀行會在貿易相關業務需求量大的地區設立分支以開展經營。2002—2012年，我國對外貿易額年均增長20.1%，比同期全球貿易額年均約10%的增速高出1倍多。2013年，我國貨物進出口額達4.16萬億美元，一躍成為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也是首個貨物貿易總額超過4萬億美元的國家。其中，出口貨物2.21萬億美元，占全球比重為11.8%，連續五年居全球首位；進口貨物1.95萬億美元，占全球比重為10.3%，連續五年居全球第二。與此同時，隨著我國企業“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對外貿易規模日益增大。這使得企業對跨境金融服務需求不斷擴大，為銀行業國際化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和堅實的客戶基礎。2013年我國主要貿易伙伴有歐盟、美國、東盟、中國香港、日本、韓國、中國臺灣、澳大利亞、巴西和俄羅斯等國家和地區。據對我國銀行業境外分支機構的考察可以發現，大部分分支機構設立在這些國家和地區。

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去向對該國商業銀行境外分支機構的設立也具有類似引導作用。2002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為27億美元，2013年這一數字已增至1078億美元，短短12年時間增長近40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流向國家或地區包括中國香港、美國、盧森堡、澳大利亞、加拿大、新加坡、泰國、俄羅斯、巴西等，也與我國銀行業境外分支機構區位選擇有著較大的重疊。

從銀行的角度來看，在與我國經貿往來密切的國家或地區設立分支機構展開國際化經營，可以拓展市場空間，而母國與東道國企業雙邊業務的旺盛需求也使銀行在東道國分支機構的利潤來源有了保證。

2. 東道國的市場機會。從全球化銀行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銀行在開展國際化經營初期，雖然通常是跟隨母國跨國公司“走出去”的，但是在進行境外分支機構的區位選擇時，銀行首先要考慮的還是擴大銀行本身的業務規模、提高利潤水平，而業務規模和利潤水平都取決于東道國的市場機會。因此，只有該國家或地區有著足夠的現實或潛在市場機會，母國銀行才會考慮在當地設立分支機構，進而開展大規模的國際化經營活動。

一個國家現實的市場規模和市場機會與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密不可分。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國民財富水平越高，則銀行在該國所面對的市場規模也就越大。經濟發展勢頭迅猛則意味著市場規?？赡懿粩嗯蛎?，反映出該國巨大的市場潛力。

我國銀行業在開展國際化經營時，選擇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經濟發展勢頭迅猛的國家或地區設立分支機構，會獲得較多的市場機會，可以保證該分支機構的可持續發展。此外，我國銀行業在國際化經營的初級階段，進入一個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能夠學到先進知識、技術和管理經驗的機會也就越大。

3. 東道國的經濟開放度。通常情況下，一個國家的經濟開放程度越高，其金融環境相對來說就越寬松。東道國政府對外資銀行的政策管制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外資銀行進入本國市場的準入門檻。當一國經濟開放程度很高時，其對外資銀行進入的審查就相對比較寬松，對外資銀行可以開展的業務范圍限制也較少，外資銀行就可以在當地法律法規允許下從事較為廣泛的金融業務。二是東道國允許外資銀行設立分支機構的組織形式。比如有的國家法律規定外資銀行只能設立辦事處，不能設立分行，有的國家則允許外資銀行自由選擇組織形式開展業務等。不同的組織形式會影響銀行潛在的市場規模以及可開展的業務范圍，從而影響銀行的經濟效益，因此這對外資銀行的區位選擇影響較大。

經濟開放度高的國家或地區對金融的管制相對較少，使得外資銀行進入的門檻較低，并可以較為自由地開展經營活動，這就能夠吸引外資銀行進駐，而外資銀行也更愿意選擇在對業務經營管制較少的地方設立分支機構。

4. 東道國與我國的地理距離。地理距離越接近，銀行跨國經營的成本也就越低，其跨國經營的動力也就越強。一般來說，地理距離比較近的國家之間，文化相似性會更高一些，從而信息收集成本相對較低，遭遇文化抵制和政治敵視的概率也相對較小。我國銀行業正處于國際化經營初期，按照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地理擴散遵循的三個步驟：第一步，向鄰近國家或者文化接近、聯系密切的國家投資；第二步，開始向非臨近的發展中國家投資，投資產業主要為比較初級的制造業和服務業；第三步，在最高級的產業階段，跨國企業利用其資金、技術優勢，向高端制造業和服務業投資，并開始向距離更為遙遠的國家和發達國家進行投資。地理距離也是我國銀行業國際化經營區位選擇應當考慮的因素。根據當前我國商業銀行全球布局，可以發現，中國港澳臺地區和亞太地區的確是我國銀行業國際化經營分支機構的主要集中地。

（二）我國的推力因素

銀行和企業“走出去”的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因素是國家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因此銀行的國際化經營應順應國家政策的引導，區位選擇自然也不例外。當我國的經濟利益在某個區域比較重要或者我國決定加強與某國或地區經貿往來的時候，我國政府就會出臺相應的政策來引導本國企業到該國家或地區進行境外經營和跨國投資，同時吸引該國家或地區企業到我國投資經營。這些企業在我國與東道國之間業務聯系、資金往來密切，勢必對跨國金融服務產生較大的需求，從而為我國銀行業在東道國的利潤來源提供了保障。為促使銀行業更好地為我國“走出去”以及東道國“走進來”的企業提供所需的服務，保障我國與東道國之間資金往來的暢通和清算的便利，政府必然會鼓勵銀行業到目標國家開展業務，從而推動我國銀行業在目標國家設立分支機構、開展相關業務。

（三）商業銀行自身因素

1. 銀行自身實力。商業銀行在“走出去”的時候，要充分、準確地評估自身實力。通常來說，銀行規模越大，自身實力就越強，抗風險的能力就越大，赴境外經營的意愿就越強烈，可選擇的區位就越廣泛。作為大銀行，除了跟隨母國客戶進行海外投資，更愿意自己主動出擊去尋找世界各地的利潤來源。

2. 銀行的戰略選擇。不同的銀行有著不同的國際化經營戰略。這里主要討論兩個方面，一是銀行開展國際化經營的動機，二是銀行國際化經營的業務選擇。

銀行開展國際化經營的動機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是跟隨客戶，為客戶提供全球金融服務。在這種動機下，銀行選擇國際化經營區位時，就是被動地跟隨客戶選擇。第二種是著眼全球，致力于發展成為有全球影響力的銀行。具有這種動機的銀行會主動規劃國際化發展路徑，并且根據自身的發展情況動態地調整其跨國經營戰略，最終完成全球布局。

雖然當前我國沒有明確地取消分業經營的限制，但是實際上各家銀行基本上都是多元化經營。在國際化經營時選擇開展不同的業務，對區位的選擇是有影響的。商業銀行業務對金融活躍度要求相對較低，因此單純開展商業銀行業務選擇空間較大，可以選擇金融活躍度較低的地區。如果開展其他業務，則往往要選擇金融中心等金融活躍度和金融集聚程度較高的地區。

三、影響我國銀行業國際化區位選擇因素的評價

（一）研究方法和樣本的選取

（二）變量的選取

1. 因變量的選取。為探尋新形勢下影響我國商業銀行國際化經營區位選擇的因素，本文選取的時間段為2008—2013年，以期研究結果能具有較強現實意義。如前文所述，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交通銀行等五大銀行在境外分支機構數之和，約占我國銀行業境外分支機構數量的93%，以中國銀行、工商銀行為代表的五大行是我中國銀行業“走出去”的主力軍，而其他銀行境外分支機構數量和規模都相對較小。因此，在后續研究中，針對五大行境外分支機構布局展開相關研究，具有較強代表性。

本文選取了2008—2013年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和交通銀行在樣本國或地區i的分支機構（代表處、分行、子行或子公司）數目NOBit作為因變量。其中，因為代表處不能從事銀行經營性活動，其作用不能跟分行、子行相比。參考以往學者研究經驗，將其折半入數。數據由五大行2008—2013年各年年報整理而得，如表3所示。

2. 自變量的選取。根據前文對我國銀行業國際化經營區位選擇影響因素的定性分析，考慮相關數據的可獲得性，選取如下指標：

（1）雙邊貿易額（TRAit）。選取t年我國與樣本國或地區i各年的雙邊貿易額來衡量我國與樣本國或地區的貿易密切程度，詳見表4。

（2）我國對樣本國或地區的直接投資額（FDIit）。選取t年我國對各樣本國或地區i的直接投資存量來衡量。數據來源于商務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2013》，單位為億美元。

（3）樣本國或地區i的人均GDP（PGDPit）。選取樣本國或地區在t年的人均GDP來反映該國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數據來源為世界銀行網站，單位為美元。

（4）樣本國或地區i的GDP增長率（RGDPit）。選取樣本國或地區在t年的GDP增長率可以反映該國或地區的發展勢頭和潛力，從而可以更好地衡量該國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機會。數據來源為世界銀行網站。

（5）金融開放度（OWit）。國內外學者對經濟開放度的測度一般都是從資本流動的角度展開。因此，用（直接資本流入額+直接資本流出額）/GDP的值來反映樣本國或地區i 的經濟開放程度，比值越大說明金融開放程度越高。具體數據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World Invest Report 2013》相關數據計算得出。

（6）地理距離（DISTit）。選取我國同20個樣本國之間的地理距離來驗證?？紤]到國家范圍廣，且我國銀行在樣本國或地區國設立的分支機構可能不只分布在一個城市，所以本文所指地理距離是該國金融中心或首都與我國上海之間的距離。借鑒以前研究者的做法，對于與我國接壤的國家，距離折半入數。單位為公里，見表5。

（三）建立回歸模型

其中，NOBit表示t年我國五大行在樣本國i所設分支機構的數量；TRAit表示t年我國與樣本國或地區i各年的雙邊貿易額；FDIit表示t年我國對各樣本國或地區i的直接投資存量；PGDPit表示樣本國或地區i在t年的人均GDP；RGDPit表示樣本國或地區i在t年的GDP增長率；OWit表示t年樣本國或地區i（直接資本流入額+直接資本流出額）/GDP；DISTit表示樣本國或地區i的金融中心或首都與我國上海之間的距離；C代表常數項；βk表示待估計的6個變量的系數；μ表示隨機誤差項。

（四）回歸結果及分析

1. 初步回歸結果。本文用Eviews8.0對面板數據進行混合效應模型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

由回歸結果可以看出，R2值和調整的R2值都比較高，說明模型擬合度很好。進一步考察回歸方程系數可知，我國與東道國雙邊貿易額、我國對東道國直接投資額、東道國人均GDP、GDP增長率和金融開放度這五個變量的系數均為正，與假設相一致，且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地理距離這個變量系數的正負也與假設相一致，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地理距離變量不顯著說明我國五大銀行著眼全球布局，不再采用鄰國優先的策略。除去我國與周邊國家經貿往來密切的因素，地緣優勢在我國銀行國際化經營區位選擇中的作用已漸漸弱化。此外，在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交通和通訊日趨便利，銀行業也普遍開展網上銀行業務，我國銀行的跨國經營可以依靠技術力量克服距離因素帶來的負面影響，從而會更多地考慮其他因素。

2. 修正后的回歸結果分析。在上面的分析中，地理距離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所以我們剔除這個變量，對其余五個變量——我國與東道國雙邊貿易額、我國對東道國直接投資額、東道國人均GDP和GDP增長率、東道國金融開放度，再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7所示。

由刪除變量后的模型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模型擬合優度較高，五個變量的系數與理論分析結果一致，且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由此可知，這五個變量對我國銀行業境外經營區位選擇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

具體來看，雙邊貿易額、我國對東道國直接投資額的系數為正，表示我國銀行在東道國的機構數量與這兩個變量正相關，說明我國銀行國際化經營區位選擇受到我國對外貿易和投資的引導，傾向于選擇與我國雙邊貿易量大的國家或地區以及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向國或地區。由此可見，“追隨客戶”仍是我國銀行開展國際化經營時需要考慮的因素。

衡量東道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兩個變量——人均GDP 和GDP增長率的系數也為正，反映了兩個變量與我國銀行在東道國機構數量之間的正相關，說明我國銀行在開展國際化經營時看重東道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勢頭。在考慮東道國經濟發展水平對我國銀行國際化經營區位選擇的影響時，應將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加以考慮，單純考慮其中一個方面是片面的。

金融開放度的系數也為正，表示我國銀行業在東道國機構數量與東道國金融開放度正相關，說明了我國銀行業在開展國際化經營時更傾向于選擇金融開放度高的國家或地區。金融危機爆發后，各國加強了金融監管力度，提高了銀行市場準入壁壘，從而對我國銀行業境外經營的區位選擇造成了較大的影響。

五個變量在不同程度上共同影響著我國商業銀行國際化經營的區位選擇。我國商業銀行在進軍境外市場進行區位選擇時，需要對這五個變量加以綜合考慮。

四、結論

綜上所述，影響我國銀行業國際化區位選擇的因素包括東道國的引力因素、我國的推力因素和銀行自身因素。本文在定性分析的基礎上，通過選取我國與東道國雙邊貿易額、我國對東道國直接投資額、東道國人均GDP、東道國GDP增長率、東道國直接投資流量與GDP之比和我國與東道國地理距離這六個解釋變量對我國五大銀行國際化經營區位選擇的影響回歸分析，可以發現：我國與東道國地理距離這個變量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我國銀行業在開展國際化經營時，受地理距離的限制較少，這可能與我國銀行的全球布局規劃以及當代便利的交通、通訊有關；我國與東道國雙邊貿易額、我國對東道國直接投資額、東道國人均GDP、東道國GDP增長率以及東道國直接投資流量與GDP之比這五個變量對我國五大銀行國際化經營區位選擇的影響較為顯著，且與我國五大銀行在東道國的分支機構數量呈正相關關系，說明我國與東道國的經貿往來越密切、東道國市場規模和市場潛力越大、金融開放度越高，我國銀行越傾向于在該國設立分支機構。所以，貿易投資引導效應和東道國的市場機會對我國銀行業開展國際化經營的區位選擇具有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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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location selection of the banking industry in going global is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including the attraction factors of the host country，the pushing factors of the home country and the comprehensive power and capacity of the banks. Based on the status quo of China's banking industry in going global，this paper makes a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th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 decisions of the location choice by banks，which can further clarify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commercial banks in the location selection of thei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Key Words：the new normal，banking industry，internationalization，location cho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