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種國家治理方案看先哲的智慧與理性的法律思維

【法史鏡鑒】

從三種國家治理方案看先哲的智慧與理性的法律思維

張晉藩

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研究院名譽院長

中華法制文明是早熟的，中華法文化的底蘊是深厚的，在治國理政上的經驗也是豐富的。中國古代曾先后有三種國家治理方案，顯示了中華民族先哲們高超的政治智慧與理性的法律思維。

禮樂政刑綜合治理的國家治理方案

公元前11世紀周滅商后，如何治理國家，應對險惡的形勢和建立未來的功業。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設計了禮樂主宰下的“禮樂政刑，綜合為治”的國家治理方案。禮是確認貴賤尊卑等級秩序的行為規范，以確保王室獨尊的政治地位和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的權力結構；樂是與禮配合的音樂，主要功能是渲染禮的嚴肅性和移風易俗，故而有廟堂之樂、宮廷之樂、諸侯大夫之樂和庶民之樂，孔子說：“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政是設官分職建立政權機構，《尚書·立政》列舉了周朝職官的名稱與職掌；刑主要指立法建制，周初制定了“九刑”，《左傳·文公十八年》有“在《九刑》不忘”的記載?！熬判獭笔蔷诺刃塘P，也可視為刑書九篇。對于禮樂政刑的相互關系和效用，《史記·樂記》做出了解釋：“故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倍Y樂政刑綜合治理的國家治理方案，造就了西周數百年穩定的統治，對后世影響深遠。

以法治國的國家治理方案

春秋時期生產工具的進步，帶動了生產關系的變化，原有的土地國有制度逐步為新開墾的私田所取代。生產關系的變化又推動了上層建筑的變化，曾經是天下共主的周王室衰微了，諸侯不朝，王命不行；諸侯之間篡弒不絕，僭號稱王、僭號稱公，層出不窮，周公制定的禮樂崩壞了。

在社會大動蕩的嚴峻形勢下，儒墨道法各派的思想家都在思考著如何控制局面，營造理想的國家制度。僅以儒法二家為例：儒家創始人孔子提倡仁政，以“天下歸仁”為終極目標，以“克己復禮”為達到這一目標的手段，在政治上主張“為政以德”?？鬃又蟮拿献?、荀子也都主張以德禮來重整世道人心，用刑罰來輔弼教化，最終使“天下歸仁”。

與儒學并稱“顯學”的法家學派提出以法治國的新的國家治理方案。早期法家管仲說：“威不兩措，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法家不僅是言者，而且是行者。在他們執政的齊、楚、魏、秦各國，都進行了以“法治”為目標的社會改革與法制變革。如魏國李悝制定《法經》，以推動和保障“盡地力之教”的社會改革，終使魏國富強。秦國商鞅頒行一系列法令，引領改革的方向，規范改革的內容，掃蕩改革的阻力，鞏固改革的成果，奠定了秦滅六國的基礎。

后期法家韓非，傳承早期法家的法治思想，并且設計了他理想中的以法治國：“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于法，動作者歸之于功，為勇者盡之于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彼€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提出“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

奉行以法治國主張的法家，活躍于政治舞臺達數百年之久。

外儒內法，德主刑輔的國家治理方案

西漢建立后，鑒于秦朝法繁刑暴遭致二世而亡的教訓，遂以儒家學說為統治思想，實行“霸王道雜之”，外儒內法，德主刑輔的國家治理方案。

至唐朝進一步發展為“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并將二者互補互用的關系比喻為“昏曉陽秋”自然現象的永恒不變。唐以后的歷史一直沿著以德化民、以法治國的軌跡運行直到清末。

以上三種國家治理方案的設計，充分顯示了古圣先哲的智慧和理性的法律思維。每一種國家治理方案都有它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都與特定的時代背景相契合，而且是在特定的思想理論指導下完成的，都具有歷史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