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學的形而上學困境與馬克思的哲學革命

[摘 要]馬克思的哲學革命是對西方哲學的前提批判和根本超越。囿于自身理論建制束縛，受其世界觀、歷史觀和價值觀的深層制約，西方哲學耽于對世界的先驗解釋，將世界的實在性及必然性湮沒在了純粹理論體系之中。通過徹底的哲學革命，馬克思實現了對解釋世界的舊哲學的揚棄。哲學的形態不再是抽象的形而上學體系，而是成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原理；哲學的目的不再是純粹為了解釋世界，而是要實踐地改變世界；哲學的使命不再是對現存現實進行抽象的理論批判，而是成了無產階級打破資本統治、超越資本時代的思想武器。

[關鍵詞]馬克思；哲學革命；形而上學；改變世界

[中圖分類號] B0-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7-8487（2016）05-0031-07

[收稿日期]2015-06-30

[作者簡介]聶海杰（1981-），河南開封人，博士，鄭州輕工業學院講師，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研究。

一、舊哲學的形而上學本性及其困境

采用特定方式對世界進行解釋，以達到對現存現實的理解，作為舊哲學固有的基本性質，貫穿其全部發展歷程。馬克思之前兩千多年的西方哲學發展，本質上可謂一部“解釋世界”的歷史。在這個進程中，西方哲學立足于特定的理論建制，對世界及其客觀運行作出種種形而上學映射，最終將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湮沒在了抽象的邏輯演繹之中。

形而上學的哲學觀使得哲學家們普遍深陷于抽象的思想境域，封閉了由理論通往現實的道路。世俗世界是變動不居的感性世界，雖則實存但卻不真；超感的理念世界不僅是感性世界的本原，而且是唯一本真的存在領域。柏拉圖這一設定不僅是他理念論的支撐，更是整個西方哲學的基本哲學觀主導?！翱v觀整個哲學史，柏拉圖的思想以有所變化的形態始終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形而上學就是柏拉圖主義?！盵1]（P70）普遍地立足于柏拉圖設定的感性與超感性的二分這個前提，西方哲學不可避免地沉浸在一個超感的“形而上世界”之中，“自柏拉圖以來，……這一超感性領域就被當作真實的和真正現實的世界了。與之相區別，感性世界只不過是塵世的、易變的、因而是完全表面的、非現實的世界”[2]（P770-771）。如此一來，哲學家們就將某一觀念范疇設定為本體，紛紛陷入到了此岸與彼岸、哲學與世界分離的幻象之中。近代“認識論轉向”特定程度上消解了這一分離，但仍然難以擺脫身心二元論的困局；德國古典哲學致力于進一步挖掘主體能動性以彌合哲學與現實的分裂，然而，從康德到黑格爾，哲學家們的根本要務卻是如何將現實世界建構成為一個顛倒的理性王國。究其實質，這是將客觀世界消解在了主體矛盾著的思維運動及其關系架構之中。全部舊哲學因此就封閉了通往現實的可能性，無法由抽象的理論王國走向活生生的社會現實。

唯心主義歷史觀導致哲學家們不能揭示社會發展的真實邏輯，無法為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提供真理指引。停留于對世界進行純粹解釋的哲學觀，必然進一步導致對歷史的形而上學構造。對于幽閉于純粹觀念領域的唯心主義者們來說，存在于他們頭腦中的那個理論王國，不僅是被絕對化了的現存現實，而且還是被唯心主義化了的人類歷史。他們既然在思維過程中將觀念絕對化為本體，就不可避免地將現實世界虛構為這些觀念本體演繹的結果；如此構造出來的一個決然獨立于現實世界之外的純粹的思想領域，就成為哲學家們進行更加玄虛的思維活動亦即對歷史進行先驗構造的“上帝應許之地”——世俗的歷史因此被替換為神圣的絕對觀念自我演繹的純粹思想史。而歷史的真實內容即現實人們的物質生產生活實踐，卻被當作可有可無的“與歷史過程沒有任何聯系的附帶因素”。這直接導致了哲學家們陷入到了脫離實際的唯心史觀迷誤，“現實的生活生產被看成是某種非歷史的東西，而歷史的東西則被看成是某種脫離日常生活的東西，某種處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東西”[3]（P545）。人類社會的本質是什么，推動各個時代更迭交替的動力和機制又是什么，成了長期困擾人們的“謎”。于是，他們就既不能解釋物質生產生活的發展史，更無法自覺地對現實世界進行革命性的實踐變革。全部舊哲學因此本質上都成了脫離社會歷史發展的抽象理論體系，窒息了自身關注現實改變現實的歷史維度。

最后，割裂應有與現有的抽象價值觀使得哲學家們無法協調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不同程度地倒向對現存現實的辯護。舊哲學一度以時代的批判者自居，力圖在思想中把握住整個時代。然而，囿閉于自身形而上學建制，舊哲學純然地乃是為了獲得現存現實的先驗解釋。不僅如此，它還將破解當下現實問題和時代矛盾僅僅訴諸于純粹理性批判。作為古典哲學乃至于全部舊哲學的完成者，黑格爾堅持從思維與存在的思辨同一出發，將理性與現實的和解作為哲學的目的?！罢軐W的任務在于理解存在的東西，因為存在的東西就是理性?！盵4]（P12-13）他對現實和現存做了明確區分，并極其合理地將現實性界定為事物在運動過程中固有的必然性。但由于黑格爾的存在論顛倒了思維與存在的關系，他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了為現存現實進行思辨辯護的唯心主義幻想之中。其突出的表現是，黑格爾原則性地無視眼前普魯士帝國的腐朽不堪，不但認為“絕對精神”將最終實現于“弗里德里?！老蛩某济裨偃S諾而又不予兌現的那種等級君主制中”，而且“還用思辨的方法向我們論證了貴族的必要性”[5]（P271）。如此一來，黑格爾哲學也就褪去了一貫玄奧的思辨光環，客觀上竟然成了為當時普魯士當局辯護的官方哲學。青年黑格爾派力圖通過純粹的甚至激進的宗教批判去反對普魯士當局。然而，由于它先行禁錮于黑格爾思想世界，因此就注定了這套純粹理論批判至多只是隱晦表達了上升中的德國資產階級的“微弱呼聲”。不可否認，費爾巴哈的人本學唯物主義一度也是有著強烈的現實指向的?；谖ㄎ镏髁x的“主賓顛倒”原則，費爾巴哈對黑格爾思辨唯心主義乃至于全部舊哲學進行了顛覆性的改造，他甚至深刻地提出了哲學應從思辨的天國下降到人類貧困的深淵的合理要求。然而，一旦面對不合理的社會現實，一旦面對“大批患瘰疬病的、積勞成疾的和患肺癆的窮苦人而不是健康人的時候”，為了獲得關于這一不合理的現存現實的存在論解釋，費爾巴哈便不得不訴諸“最高的直觀”和觀念上的“類的平等化”[3]（P530），以便確保人本學唯物主義先行賦予感性世界的前定和諧。不管他多么不情愿，費爾巴哈毋寧是近乎無意識地將“感性”純化成了為現存現實客觀辯護的形而上學綱領。為什么一貫有著強烈的批判指向、甚至一度以“批判的批判”自居的這些舊的哲學體系竟紛紛走到了自己的對立面，甚至近乎吊詭地淪為“辯護學”呢？歸根結底而言，乃是由于全部舊哲學囿于自身形而上學建制先行封閉了通往現實的可能性，因而就無法找到由形而上學的抽象王國通向活生生的現實世界的道路。耽擱于此，不僅“對哲學家們說來，從思想世界降到現實世界是最困難的任務之一”[6]（P525），哲學由此就窒息了自身的歷史維度和關注現實改變現實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