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景帝非崇黃老

劉宇辰

摘 要：《黃帝四經》是現存最完整的黃老道家作品，也是戰國時期黃老之學的成熟之作；漢文帝是學界最早提出實行黃老思想的統治者，也是黃老思想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們分別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說明了漢初的黃老思想推崇以德法治國，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在經濟上主張藏富于民，在軍事上主張面對強國應采用防御為主、避其鋒芒的方針，同時要求皇帝節儉安民，不重禮儀。以此為參照，分析漢景帝的為政方針，可以發現其治國思想與黃老之術分歧較多，其本人并不崇尚黃老無為的治國之術。

關鍵詞：漢景帝；黃老；黃帝四經；漢文帝

中圖分類號：K2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6）03-0055-04

文景四十年之際，是漢王朝從秦末戰火中重新恢復、興起的時期，也是中國封建社會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段時期。自近代學者夏曾佑首倡文景之治為黃老政治之后[1]，漢景帝便因“遵業”而隱于漢文帝之下，其政治主張也成為漢文帝“黃老之治”的延續。但是，《漢書》對漢代帝王多溢美之言，不能僅此判斷漢景帝尚恭儉、崇黃老。以漢文帝為政方針與《黃帝四經》所載黃老思想為對比，分析景帝的為政言行，可以看出其并非遵文帝“加之以恭儉”[2]的黃老之業，本人更不崇尚黃老無為之政。

由于學界對“黃老之治”本身的定義并不明確，與儒學的區分也并不鮮明，有人將其定性為道法家，有人將其定性為新道家，有人將其定性為黃學，因而很難為漢景帝對黃老思想所持態度定性。羅義俊[3]、古永繼[4]等學者雖然作出過文景之治非黃老之治的說明，但其將黃老之學的代表人物漢文帝的黃老思想也一并否定并不妥當，而且減弱了說服力。

《黃帝四經》是馬王堆出土的《經法》《十大經》《稱》《道原》4篇，被唐蘭等學者考訂為失傳已久的《黃帝四篇》，是現存最完整的黃老道家作品[5]，也是戰國時期黃老之學的成熟之作，《隋書·經籍志》以為“其《黃帝》四篇，《老子》兩篇，最得深旨”[6]；漢文帝是學界最早提出實行黃老思想的統治者，也是黃老思想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隋書·經籍志》認為，“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老，文帝宗之”[7]。以《黃帝四經》、漢文帝的為政言行為依據，對漢景帝的為政舉措和言行思想進行分析，可以看出其對黃老思想并不持肯定態度。

一、禮法分歧

有著前朝二世而亡的教訓，漢代帝王更加重視以德治國，但是在德的基礎上，又有著禮與法的分歧，黃老思想主張德法相輔，而儒家則主張德禮相輔。孝文、孝景二帝都是青壯年即位，從其上位詔書上可以看出兩位皇帝治國思想的傾向。

《黃帝四經》中認為，“法度者，正之至也……精公無私而賞罰信，所以治也”[8]，確立法在治國中的重要地位，但其并非主張以法治國，而德刑相輔，即所謂“夫幷時以養民，先德后刑，順于天”[9]。漢文帝除入宮當天夜里進行人員調動外，有史記載的第一份關于治國的詔書在文帝元年十二月，其詔書首先強調“法者，治之正也”[10]，確定法治地位，緊接著“除收帑諸相坐律令”[11]，減輕刑罰，重視德政，正是黃老思想以德為主、刑德結合的政治理念。

漢景帝則不然，在其即位不久，便下詔“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12]，引儒家“祖有功而宗有德”之語，闡述高祖、文帝功績，為其立宗廟、設禮樂，并制定了完整的宗廟祭祀制度——“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T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盵13]至中五年方才提到法令，而文帝口中的“法者，治之正也”也變成了“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14]，在治民中，以輕法為主，卻多次下令規范基層官吏，與黃老思想以法治民的思想相悖。

二、政治舉措

在對待中央官員方面，漢文帝以“君無為而臣有為”的黃老思想為核心，并不抑制相權發展；而在對待地方藩王時，也以黃老思想的重分封為主，對封國施行放任政策。漢景帝則不同，其一方面在中央加強皇權的絕對統治，一方面削弱地方藩王勢力，旨在加強皇權的行事風格與黃老思想背道而馳。

（一）中央君臣關系

在黃老思想當中，君無為而臣有為是“無為”之政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饵S帝四經》中認為，執道者應該“上明于天之反，而中達君臣之半”[15]，“主執度，臣循理”[16]，首先提出君臣應該各守其職，雖未直接提出“君無為臣有為”之道，但為其后慎子的“臣事事，而君無事；君樂逸，而臣任勞”[17]張本，而對皇帝本人也提出“屈其身”[18]的修身觀點。漢文帝在位之時，便以此為是，以漢初軍功地主為相，并很少對其節制，使得文帝朝相權頗大，以至于丞相申屠嘉要殺文帝寵臣鄧通，文帝不得不算好時間“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19]，最終也并未歸罪這位折辱自己寵臣的丞相。

景帝時則不然，與漢文帝不同，漢景帝對皇權的重視程度很高，表現出對相權的強烈抑制。申屠嘉能在文帝朝打壓鄧通的氣焰，卻無法在景帝朝壓制另一個寵臣晁錯，“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景帝為晁錯辯解直言“錯無罪”，最終氣的申屠嘉“嘔血而死”[20]；而對于同樣與自己意見不合的周亞夫，“漢景帝于宴席中戲辱之，最后因其子為父買葬具之事，以‘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罪名，將其致于死地。身邊幾任丞相，得善終者，都是‘娖娖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于當世的無礙皇權之人”[21]。

（二）地方藩國關系

在地方管理制度上，起源于戰國的黃老思想主張以分封制管理國家，《黃帝四經》認為取得土地之后，應該“列（裂）其地土，以封賢者”[22]。漢文帝幼年被封為代王，并以藩王的身份進入中央，延續了劉姓宗室對漢王朝的統治，加上其崇尚黃老思想，使其對藩鎮持肯定態度。因而文帝即位之初便“令郡國無來獻”[23]；又分封了河間、城陽、濟北、代、太原、梁等諸王；在賈誼《治安策》中提出藩王對國家的危險后，對“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毋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遣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危宗廟社稷”的淮南王劉長僅僅“赦其罪，廢勿王”，將其封地分給其幾個兒子[24]；而對于“詐病不朝”的吳王則“賜幾杖”[25]，充分顯示了漢文帝“建國千馀，各守其地”[26]的封建主張。

與文帝不同，生于皇室、看重皇權的漢景帝對各藩王則持否定態度。早在晁錯獻給文帝的削弱諸侯、更定法令之言時，當時仍為太子的漢景帝便“善錯計策”[27]。在景帝即位后不久便用晁錯之策，削弱諸侯，雖然引起了七國之亂，使景帝削弱諸侯的計劃沒有完全達成，但其仍然減小了諸侯的實力，并在晁錯死后，不改削藩決心，在中五年下詔“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28]，收回諸侯國的官員任命權，并降低諸侯所屬官員品秩，大大削減了諸侯王的權力。

三、經濟舉措

從文景兩代的國庫積累可以分析兩代統治者的宏觀經濟政策。黃老思想注重藏富于民，即《黃帝四經》所言“賦斂有度則民富，民富則有恥”[29]。漢文帝時大量減免賦稅、開山川關澤、開地方鑄幣之禁便是這種思想的重要體現，賈誼因此提出“國已屈矣”[30]，雖然意在指出上下尊卑差別，但從側面反應出民富而國貧的現狀，這種富民政策執行到景帝初年，國庫空虛，七國之亂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31]，國家甚至不能完全供給軍費，各封君列侯甚至還需要通過“赍貸子錢”[32]維持生計。

而漢景帝則重藏富于國，在其統治時期，農稅雖然在文帝的基礎上進一步降低，但卻增加了鑄幣、關稅收入，因而國庫遠較文帝時豐盈，最終在漢武帝初年“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33]，描繪出國庫豐盈的情形。這說明，漢景帝一改文帝所行“藏富于民”的黃老方針，藏富于國，加強了中央對國家經濟的掌控。

（一）重農措施的差異

農業生產是封建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因而文、景二帝的執政理念中都蘊含著豐富的重農思想，但兩人措施并不相同?！饵S帝四經》有言，“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節，宜之生在時，時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節”[34]，漢文帝勸農的出發點也是“農，天下之本”[35]，其重農措施也如按《經法》所載“[毋]苛事，節賦斂，毋奪民時，治之安”[36]，以減免賦稅、減少民力征用為主。如二年“令列侯之國”“罷衛將軍軍”，十三年“除田之租稅”，后六年“令諸侯毋納貢”，并且“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37]，喪事從簡，皆是其節民力、重農事的舉措，也是其“加之以恭儉”之“儉”的由來。

漢景帝則不然，除減免租稅之外，漢景帝并沒有繼承文帝儉樸遺風，前六年“伐馳道樹，殖蘭池”[38]，中四年“置德陽宮”[39]，征伐民力修建陽陵。因為其重農舉措并非黃老思想的節民力，而是通過積極措施，勸民務農，如即位初下詔“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中三年“禁酤酒”，后二年“禁內郡食馬粟”，后三年“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等等[40]。

（二）控制力度的差異

黃老思想在經濟方面表現出放任的特點，并讓利于民，即《黃帝四經》所言“從其俗”[41]、“[有]得者，發禁拕（馳）關市之正（征）?。ㄒ玻盵42]。漢文帝在位時，即便災害嚴重，除免賦稅、開山澤之外，其勉農也常以親身勞作、入粟拜爵等間接方式進行，而無其他直接舉措，如文帝后元年出現水旱災害，漢文帝明知“百姓之從事于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眾”[43]，卻只是讓臣下議論，而并未直接下達禁令。在金融方面，漢文帝還在四年時，“除盜鑄錢令”[44]，放開鑄幣權，允許民間仿鑄。

漢景帝則相反，發生自然災害時，其常常以行政手段促進農業生產，如前文所說聽任民眾遷徙、禁止拿糧食喂馬、禁止賣酒等等。同時，漢景帝通過工商業增加國庫收入的觀念也與文帝不同，如在前四年“復置諸關”[45]，一方面是七國之亂之后的國防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加強對商賈的管理；中六年“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46]，在防止偽金之患的同時，加強了貨幣管理，均是在工商業方面，增加國庫收入，以彌補減免農稅所帶來的損失。

四、對匈奴態度

自高祖時起，匈奴就是漢王朝北方的重大隱患，雖然一直實行和親政策，兩國關系卻時好時壞，匈奴更是常常南下。由于秦末動亂，中原社會經濟凋敝、百廢待興，漢王朝在與匈奴的對抗過程當中一直是弱勢的一方?！饵S帝四經》當中提出了“先屈后信（伸）”的以弱對強之策：“人強朕（勝）天，慎辟（避）勿當。天反朕（勝）人，因與俱行?！盵47]即在敵國強盛時，要小心避開，待敵國由強轉弱時，再趁機征討。

面對匈奴的頻繁南下，漢文帝以黃老思想為據，在敵國強盛時，避其鋒芒，以防守為主，靜待匈奴衰弱，而沒有采取積極的應對措施。晁錯先后上《言兵事疏》三策、《守邊勸農疏》《募民實塞疏》等諸對策，希望文帝能夠積極應對匈奴，“壹大治，則終身創矣”[48]，但是文帝雖然重視其策論，但最終仍取黃老的“慎避勿當”之策，只采取了“募民徙塞”等被動防御措施，雖然頒布了“馬復令”，但只是倡導民間養馬，力度并不大，可見其并無遠征匈奴之心，即使匈奴殺北地都尉、燒回中宮、偵騎深入甘泉之時，文帝憤怒到想要親征，漢軍也只是將匈奴“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49]。

漢景帝則不然，漢景帝在位時期，雖然經過前幾代國君休養生息的政策，社會生產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在聲勢浩大的七國之亂之后，漢王朝的國力又被嚴重削弱。在這樣的情況下，漢景帝雖礙于形勢，同樣以防守為主，但并不甘心一直被動防御，已經開始采取措施為反擊匈奴做準備。

漢景帝采取了晁錯在文帝朝的建議，一方面全面加強馬政建設，“始造苑馬以廣用”[50]，在西北地區設立馬苑，按應劭引《漢儀注》“太仆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官奴婢三萬人，分養馬三十萬頭”[51]，從文帝時的鼓勵民間養馬變為官方機構大量養馬，數量多達30萬匹，甚至在中六年引來匈奴人入上郡劫苑馬，可見其征討匈奴之野心，雖有擾民之憂，但卻能快速加強騎兵建設，為日后征伐匈奴做準備；另一方面，對匈奴采取誘降政策，并且成功的在中三年誘降了安陵侯子車、桓侯賜等7位匈奴王率眾歸漢。

五、對禮儀與節儉的態度

黃老思想注重形名一致，卻并不重視禮制，而是主張通過刑罰與道德來規范人民，推行形名之道，因而在《黃帝四經》中基本沒有關于禮制的闡述，而是主張正民“以刑與德”[52]，而且其所主張“[毋]苛事，節賦斂，毋奪民時”的節儉之道，本身便與勞民傷財的禮制相矛盾。

《史記·禮書》記載，“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53]，漢文帝不重儀禮，可見一斑，以至于賈誼把“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奸人幾幸，而眾心疑惑”作為“可為長嘆息者”[54]；同時，孝文帝是漢代少有的節儉之君，“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即便是諸帝王最重視的陵墓，也“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55]，可以說是重節儉輕禮儀的代表。

漢景帝則相反，雖然其并無武帝的驕奢淫逸，但遠不如文帝節儉，而是更加注重禮儀。漢景帝剛一上位，便下詔為先祖設宗廟樂舞，并重用晁錯修改禮儀制度。在皇陵建設上，更是一改其父“皆瓦器”“因其山，不起墳”的節儉作風，在景帝前五年即開始修建陽陵，募民前往，按《史記集解》引皇甫謐所言，其陵墓“山方百二十步，高十四丈”[56]，遠超大多漢代陵墓，更不用說與“因其山，不起墳”的霸陵相比了。而這種思想也可能使其違反父親遺志，厚葬霸陵，是霸陵、杜陵陪葬珍寶頗多[57]的可能來源之一。

《史記》記載，“孝文好道家之學”，“本好刑名之言”[58]，而漢景帝則不同，只是因竇太后好黃老，“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59]，“不得不”一詞也體現了漢景帝并不推崇黃老之言。在景帝朝，由于漢文帝及竇太后尊崇黃老的原因，黃老之學的勢力較大，而儒學勢力也在興起，兩派斗爭日趨激烈，儒生博士轅固生稱黃老之術為“家人言”，黃老之學的捍衛者竇太后則稱儒家為“司空城旦書”[60]。在這樣的情況下，漢景帝在黃生與轅固生辯論湯武受命的問題上，能夠不偏不倚，保持中立，其后仍能幫助把老子書說成是“家人言”的轅固生脫困，又任命其為清河王太傅，也充分說明了其本人并不崇尚黃老之道。

漢景帝在位時期，注重禮制，減輕刑法。政治上，其一方面抑制相權的發展，一方面削弱地方藩王勢力，加強皇權的地位；在經濟上，其注重藏富于國，加強經濟管控；在軍事上，其誘降匈奴，廣置馬苑，積極準備對匈奴的反擊，這些舉措都與《黃帝四經》及漢文帝施政方針所表現出來的黃老無為思想相矛盾。再結合漢景帝的言行，可以看出，其本人并不崇尚黃老無為之道，而是用晁錯所教帝王之術，平衡儒道勢力，增強帝王權威，為日后漢武帝獨尊儒術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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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姜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