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與革命的雙重變奏

在新近一期《讀書》上，賀照田發文對啟蒙與革命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并對李澤厚的相關論述進行了學理性批判。

賀照田說，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是新文化運動中眾多思想光譜中的一支，但它和新文化運動中多數思潮有明顯差別。

馬克思主義預設了無產階級（工人階級）對整個世界史的關鍵性意義。這使得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信仰的知識分子們，在面對工人階級時，不會有一般新文化運動知識分子在面對中國社會時的那種當然優位感。而這種當然優位感，本來是新文化運動中以啟蒙者自命的知識分子們非常突出的特點，就是他們實際上在把自己的建設性意義和他們所要啟蒙的中國社會的不理想都絕對化了。

這樣，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之間的關系，就一定不會是單向而是非常雙向辯證的啟蒙關系。

賀照田說，關于工人階級之外廣大社會階級都具有革命性、革命潛能的理解和判斷特別重要。這樣一種判斷促發了參與革命或與革命緊密相關的多樣社會群體自身內部與彼此之間新的情感—意識—心理感覺狀態的生成。以此為前提，中國共產革命所召喚到的各社會階級，即使沒有直接投身革命，很多也已不再是原來的狀態，不再是過去意義上自己所在階級的一分子，而是彼此同中有異，異中又有很強認同和連帶的“人民”。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最能幫助我們反思現代中國主流啟蒙思潮的經驗部分，在于它突破主流啟蒙觀后所建立的現代知識分子和社會間新的關系樣態。

傳統啟蒙知識分子和現代中國共產革命的知識分子，雖然都有很強的國家責任感，但有關責任感如何才能有效落實的理解卻相差甚遠。前者的理解當然是盡可能地用自己所具有的現代知識和觀念啟蒙社會，盡可能把更多中國人改造成自己所理解的現代人；而后者則非常不同，他們所關切的不僅僅在用自己所擁有的革命知識、革命思想影響社會，而且還在把社會存在的革命動力召喚出來，并根據社會所表現出的向上品質與智慧來不斷自我反觀、自我批評、自我充實、自我改善。

中國共產革命的有關經驗已向我們清楚表明，這個社會相比現代知識分子對它的期待確實不理想，但也并不意味著它就沒有一些重要的品質和能量可以組織到現代中國所需要的歷史進程中去；而這個社會是會更往現代知識分子期待的方向走，還是看起來對現代知識分子的呼吁、祈向無動于衷，其實和現代知識分子是否找到了和這一社會有效互動的方式有關。

李澤厚的《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在描述了他呈現的“救亡”對“啟蒙”的壓倒后，沒有進一步追問，為什么他所重點描述的最早作為新文化運動一支的中國共產革命在中國現代史會有這么強的塑造力量。新文化運動的活躍分子加入中共的數量，遠遠不如加入國民黨的數量。很顯然，加入國民黨的現代知識分子未能真正脫離新文化運動主流啟蒙觀的束縛。

李澤厚這篇文章所支持的啟蒙，是把有一定現代觀念、現代理解、現代知識啟蒙者的優位絕對化，把所要啟蒙社會的不理想絕對化的啟蒙。而這樣一種啟蒙結構不僅使啟蒙者對其所啟蒙社會的認識不能深化，最終影響著它對這個社會的介入改變能力，并且這種對待社會的方式，最終也會深切傷害社會和啟蒙者自己。

賀照田進而指出，上世紀八十年代新啟蒙思潮也同樣沒有反省和檢討意識。上世紀八十年代那些認為自己已率先“現代”的知識分子，即使完全沒有從政的經驗，也極其自信自己知道什么是當時中國應有的政治感。他們之所以未能如他們預期的改變社會，固然和他們所處身時代的條件常常限制過大有關，更是由于他們自身所存在的結構性缺失。

（廖述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