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的反思與再造

鄧曉芒《我與儒家》一文刊發以來引起了學界眾多討論。在新近一期的《同舟共進》上，鄧曉芒發表文章予以回應，認為學界之討論誤解者居多。

鄧曉芒說，這不是簡單的站隊問題，而是要以自我批判的公開姿態向儒家倫理的更深層次突進，使它建立于中國人集體無意識中的隱秘基礎暴露出來，受到觸動和質疑。這種基礎不可能被清除，但至少可以期待建立起中國人的一種徹底反省的自我意識結構。這就可以為接受外來新思想和新價值開辟道路。

對儒家學者，鄧曉芒說他有同情之理解。不過，這種同情之理解也需加以反省。反省的標尺并非全然來自西方，而是來自當代開放了的中國的現實生活。這種生活早已加入了全球化時代浩浩蕩蕩不可阻擋的世界潮流。在新的時代和歷史條件下，我們反思過去，是為了現實和未來。這是儒家文化起死回生之道，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再造之緣。

鄧曉芒說，儒家文化在當代所具有的意義只存在于人們的潛意識中。在人們有意識的行為活動中，誰都知道傳統的潛規則是不適應當前的現實生活的。也就是說，盡管人們不相信那些冠冕堂皇的道德口號，但私下又認為那是基本的行為規范，希望別人以及別人的孩子能遵守和做好。

這種傳統的集體無意識的形成與中國古代農業文明有關。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農業文明要達到一定的穩定性和安定性，沒有一個大一統居高臨下的皇權是不可能的，因為自然的家庭或家族依靠血緣紐帶聯系，不需要每個個體都具有理性來習得參與國家政治行為的能力。國家只有通過由圣王把老百姓全體關進籠子里才得以成立，否則就只能是一盤散沙、兵荒馬亂、民不聊生。

儒家倫理是順應了時代的需要而產生出來的，在中國歷史幾千年的緩慢進程中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它的那些基本信條和思維模式，已經成為這個民族長期習焉而不察的生活態度。這種生活態度已經積淀在民族文化心理深處，成為中華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它包含的核心內容就是作為一個國家的臣民對一個圣王或明君的渴望。

道家表現得有所不同，但在理想中仍然是將“圣王”擺在一個至高無上的地位。法家本身出自于儒家，除斥責儒家那套社會理想不切實際外，它從來沒有說過這些理想本身的壞話。墨家在最終歸宿上和儒家如出一轍。此外，兵家、名家、陰陽家、縱橫家、雜家、農家、方技家等，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找機會將自己的一技之長獻于君王、求得賞識。先秦時期號稱“百家爭鳴”，其實應該改稱為“百家爭寵”，即各家各派都爭相用自己的見解向君王和權勢者邀寵。

鄧曉芒認為，這種爭寵心態正是廣義的儒家精神在各家各派中作為集體無意識的體現。

那些宣稱要對1980年代啟蒙加以“反思”的人并沒有反思出什么新見解，而是直接搬出了幾千年的老古董，美其名曰“國學”。單從這一命名中，我們就可以看出幾千年一貫的集體無意識的痕跡，就是以為凡帶有“國”字頭的學說，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占據制高點，無數的青年人由此被引上歧路。

要跳出集體無意識的怪圈，開辟一條新的學術之路是很不容易的。鄧曉芒說，他的“新批判主義”在這一點上有一個突破，就是通過對集體無意識所作的自我反思和批判，而與之保持必要的距離，最大可能減輕它對學術研究本身的干擾。集體無意識把學者的一切研究都當作提供給政治目的和政治權力的工具或手段，而“新批判主義”則把集體無意識本身當作了促進學術研究的手段。從這種顛倒了的結構中，中國學者的個體獨立性才有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立足之地，才確立起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身份意識”。西方知識分子也時常顯露出改良社會的意念，但他們對自身的身份有明確的獨立意識，與世俗權力更自覺地保持一定的距離，他們的學術研究不是為了當官，而是有自身的純學術目標。

（曾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