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道德的賽博之旅

鮑旭源

摘 要：隨著“互聯網+”逐步上升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互聯網中文化與道德的發展變化所帶來的倫理問題也因此日漸突出。人類作為互聯網的創造主體，在享受互聯網開放性的同時，也要反思德性在自由中的約束?；ヂ摼W的發展既要走向自由與約束的統一，又要凸顯人的主體價值，而構建互聯網體系，則更能發揮其“善”方面的作用，減少其“惡”方面的影響。

關鍵詞：文化與道德；倫理；主體價值；構建互聯網體系

一、引言

互聯網的應用終結了只能通過紙質媒介了解世界的歲月，同時也帶來了信息領域的荒蕪雜草。文化與道德穿梭于現實與賽博之間，生發出許多帶有時代印記的倫理問題，引發我們對互聯網價值所在和發展方向的思考。

二、文化、道德與互聯網的邏輯關系

（一）網絡包容繁雜文化

互聯網作為“第四媒體”，逐漸成為文化傳承與發展的重要媒介。與此同時，物質的增長催生公眾在精神領域進行探索，尋求自我價值的實現。隨著主體意識的覺醒和價值重心的轉移，人們的文化思維、價值觀念和價值取向從單一走向了多元，從虛幻走向了務實。整個社會的價值理念和價值取向隨著個人偏好、自身條件等呈現出多向化、多層次、立體化的態勢，最終形成了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草根文化，高雅文化與低俗文化相互交織的復雜文化場域，對人們的思維方式、生產生活以及傳統文化的當代發展都產生了重大影響。但是，對精神領域過度的開發加之文化日趨商業化卻產生了互聯網環境下的文化亂象，種種亂象挑戰著文化道德倫理的底線。這些文化亂象拋棄了真善美的內核，取向日趨病態，不僅沒有起到升華生命境界的作用，反而演變成傷害人的異己力量。若不能有效抵制和消解，就會使其變成傳播負面價值觀的“助推器”，制造社會混亂或信任危機的“幫兇”，踐踏人倫或社會道德良知的“黑手”，進而引發系列社會危機。

（二）文化遭受網絡異化

公眾借助互聯網的開放性，并聯系生活中的熱點，在文化傳播過程中將自己的觀點以“創新”（惡搞）的形式迅速表達出去，以期獲得受眾的響應，尋求自我價值實現，并逐漸沉浸于精英式的膨脹感之中。

在傳承文化的進程中凸出自我價值本無可厚非，但過度開發文化就演變成了文化異化。此外，商品市場發展的不完善、對商品經濟還停留在惡性競爭的過時思想不時地滲入到文化當中，潛移默化的腐蝕著本應純潔的文化市場。加之公眾缺乏辨識能力，在接力文化時易受商業了的庸俗文化影響，既沒有汲取傳統文化的精髓——詮釋傳承，也沒有擔起本應傳承者負的責任——發揚光大。這種惡搞文化、庸俗文化隨時間的消磨演化成了情緒宣泄的途徑，通過在互聯網環境下利用自我的虛擬性尋求著被生活壓力所扼殺的安慰與刺激，但“自我的虛擬性過分張揚，自我的現實性與虛擬性之間的平衡就有可能被打破，正常的自我人格將不存在，自我的精神生活將嚴重失衡”。[1]精神失衡下的惡搞帶給后人的充其量不過是時代的雜音，而斷送的卻是我國文化的精華。這最終會使我們的整個民族因缺少主流的價值文化而成為一個權威缺失、沒有信仰的空心實體，甚至導致道德懷疑主義、道德相對主義盛行。

不可否認，惡搞文化當中不乏創新，反對惡搞文化也不是對創新的否定，更不是堵截文化發展的多樣性。傳承文化的核心是要體現文化的價值，文化價值要反映時代精神，互聯網文化要體現時代精神首先就要辨識善與惡，這就需要政府加以引導，列出“負面清單”，加大對文化扶持力度，使文化真正融入公眾的生活當中，大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找準文化與商業融合的最佳切入點，而不是單純過度開發文化產業。倡導多樣與創新相結合、傳統與現代相傳承的新型文化既體現了互聯網的開放性，也彰顯了文化與時俱進的特點。

（三）異化文化弱化道德

失真的互聯網文化異化的不僅是優良傳統，而且弱化了受眾的道德評判標準。近年來，為了提升自身影響力，爭奪日趨激烈的受眾市場，部分媒體罔顧人文關懷的職業精神，泯滅良心與公正，刻意渲染突發事件中的暴力、血腥、煽情，使得低俗、媚俗文化盛行。正如王澤應教授所言：“現代性的狂飆、理性的泛濫，并沒有給我們帶來預想的成功與喜悅，相反卻出現了‘道德謀劃的失敗，現代人始終未能確立起現代道德精神的生長點”。[2]公眾在缺乏信息量和媒體缺失職業道德的情況下，易受網絡意見領袖的誤導而引發群體極化，這種群體極化是一種非理性的表達，沖破了道德倫理的藩籬，混淆了道德評判標準，最終弱化了道德感知度。

（四）喚醒道德引領文化

“利”與“義”的爭論在倫理范圍內由來已久，傳播媒體與受眾亦在選擇當中不斷徘徊，難以取舍。部分受眾迷信于意見領袖，在文化的傳播過程中，缺乏理性思維，成為這些意見領袖散布歪曲文化的工具。所謂的意見領袖基于個人利益考慮，往往置道德于不顧，甚至目的本身就是要破壞道德傳統，建立自己的標準，以此來獲得“救世主”般的榮耀。這種文化歪曲以滿足大眾好奇心，追求娛樂至死和集體狂歡為目的，意見領袖不惜丟棄崇高和神圣，忽視道德標桿，給本來已經充滿道德焦慮的現代人的精神家園帶來了更多的“可離”和“不相容”因素，這無異于“雪上加霜”。他們在自由主義泛濫的洪流中，在‘代碼和‘符號的暴政中，在‘虛我和‘真我的倫理矛盾中，沉淪于受虐和施虐的快感。

消解文化歪曲不在于堵，而在于如何疏。避免文化歪曲四起的關鍵在于避免文化在傳遞過程中“失真”，而避免文化“失真”首先就要找準文化歪曲的源頭，分析文化歪曲產生的原因。因為內心缺少了德性，進而在互聯網遼闊的旅行中無所忌憚。此外社會中也沒有形成凝聚人心的時代價值，這就給了意見領袖以可乘之機，肆意給大眾灌輸靡靡之聲。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承中華傳統美德需要政府引導公眾建立正確的道德評判標準，并輔以動態的監督機制，發揮輿論遏制不正之風的作用，最終形成健康的網絡文化傳播環境。

三、凸顯主體向度——構建互聯網體系

文化傳承中的偏航、偏航文化下的道德弱化只是互聯網發展過程的中間環節，發展暴露出的問題也是一切事物矛盾運動的必然，但發展應有明確的向度，互聯網發展最終要指向主體——人。人的需求催生了互聯網的發展，因而互聯網也必須符合人的實踐活動才能彰顯自身價值?；ヂ摼W發展立足于現實的人，追求的是以人為本的價值訴求。而要實現這種訴求，就離不開互聯網體系的建構。

除了文化與道德，互聯網體系的構建還涉及到政治、經濟、技術等方面，如何充分體現創造主體自身價值，如何避免互聯網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不和諧因素，充分發揮科技帶來的善的一面，這是倫理學在互聯網中的體現，也是互聯網未來發展所面臨的難題。鑒于此，構建互聯網體系成為了互聯網良續發展的必要條件。

技術作為互聯網發展核心，需要良性培育，灌之以德；政治作為上層建筑，具有啟示性和前瞻性，在互聯網體系中具有統籌性，并實時監控、動態調整；經濟作為互聯網體系的物質基礎，支撐著互聯網的發展，同時要受互聯網技術的約束和政治的監控；文化作為互聯網體系的環境，間接地引導著互聯網的健康發展；道德是維系整個系統凝聚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整個系統的合力統一朝向了人的主體價值，而這種主體價值本身就是互聯網的價值所在。有效地整合這些因素，不僅能發揮互聯網功利性一面所帶來的技術經濟發展，而且還能利用互聯網道義性一面傳播文化道德價值。這種體系不僅體現了互聯網開放與自由的創新精神，同時也提出了互聯網使用時的規范性和約束性要求，這種辯證統一既是互聯網體系自身發展的必然規律，也是互聯網創造主體的初衷所在。

（作者單位：中共四川省委黨校）

參考文獻：

[1] 謝俊.虛擬自我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5頁.

[2] 王澤應.倫理學[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