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匡超人的形象變化看《儒林外史》的主題

姜雪芳++牛景麗

[摘要]《儒林外史》可謂中國古代文學史上諷刺文學的扛鼎之作。它采用“短篇連綴”的形式，從頭至尾沒有一個固定的中心人物或情節?！翱锍恕弊鳛闀形ㄒ换ㄙM近六回篇幅全程被描寫的人物，也是書中前后變化最大的一個典型。而通過截取這一典型人物形象的前后變化——即從“人間至孝”到“孝悌尚存”、從“附庸風雅”到“利欲熏心”、從“裝腔作勢”到“衣冠禽獸”這三個重大轉變，我們不難發現本書隱含的“反對八股科舉”這一主題。

[關鍵詞]《儒林外史》 匡超人 主題 科舉制度

[中圖分類號]I0-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6）12-0088-02

清代文人吳敬梓所作的長篇小說《儒林外史》被公認為中國古代文學史上諷刺文學的扛鼎之作，它對封建社會的揭露深刻透徹，諷刺手法運用得淋漓盡致，代表著中國古代諷刺小說的高峰。關于此書的主題，歷來眾說紛紜。大體分“反對八股科舉說”“反對功名富貴說”“儒林痛史說”“指謫時弊說”“反映知識分子生活說”和“民主主義思想說”六種觀點。[1]筆者傾向于第一種觀點，誠如魯迅先生所說“機鋒所向，尤在士林”，本書的創作矛頭直指“儒林”中人。全書開頭就通過王冕之口道出科舉制使得“一代文人有厄”，確立了揭露時代弊病尤其是科舉制之丑惡的出發點。作者通過塑造匡超人這一由善至惡的典型形象，深刻描述了科舉制是如何把一個溫良敦厚的少年毒害成市儈之徒的全過程。本文試圖通過分析匡超人一步步墜入墮落深淵的軌跡來論證“反對八股科舉”一說的合理性。

一、從人間至孝到孝悌尚存

在第十五回中，匡超人的出場由馬二先生引出。書中寫道“那少年雖則瘦小，卻還有些精神。卻又古怪：面前擺著字盤筆硯，手里卻拿著一本書看……馬二先生見他戴頂破帽，身穿一件單布衣服，甚是藍縷”。最基本的保暖都無法保證的情況下，仍能做到手不離書——匡超人給讀者的第一印象是一個清貧清秀而又好讀好學的書生。接下來，匡超人吐露出流落異鄉，得知父親生病卻無法回家侍奉，心中無限苦楚的窘境，談話中更是幾度落淚，一個貧苦不堪卻又一心盡孝的孝廉形象躍然紙上。當馬二先生問道可想讀書上進時，匡超人答道：“我現今衣食缺少，還拿甚么本錢讀書上進？這是不能的了。只是父親在家患病，我為人子的不能回去奉侍，禽獸也不如……不如早尋一個死處！”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匡超人流露出深深的自責，體現了他發自肺腑、感人至深的孝心，此外也可以看出他內心對舉業其實是熱衷的，只不過礙于生計而暫未付諸行動罷了。這實際上正是作者為后文早早埋下的伏筆，人物的悲劇命運也由此初露端倪。

科舉制度的忠實信徒馬二先生除資助匡超人回鄉外，還講了許多考取功名甚至包括奉養父母不及舉業重要的道理給他。讀到這里，讀者不禁黯然，在歷來推崇“百善孝為先”的古代中國，生身父母竟也比不過揚名立萬，可見彼時文人之間的不正之風盛行到何種地步。馬二先生本身處境也并不寬裕卻極盡所能幫助他人，他的熱心腸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當他為自己的善舉沾沾自喜時，殊不知也正是他這一番迂腐至極的“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長篇大論在匡超人心中埋下了醉心舉業的種子，使得一個原本淳樸的少年走上了求取功名的不歸之路。事實上這并非個例，而是社會制度使然，是一些深受科舉制度荼毒而變得麻木不仁的犧牲品反過來繼續腐蝕千千萬萬青年人的時代縮影。

匡超人回到家中對父親盡心侍奉，百依百順，堪稱恪守孝道的典范，在此不提。銘記馬二先生教誨的他每夜讀書到四更鼓，也正因此而被知縣李本瑛賞識，從而使得他的命運發生了第一次轉折。得知知縣有意提拔自己，匡超人“只覺喜從天降”，在盡孝與功名發生沖突時第一次違反常態選擇了后者，獨留病中的老父“每日眼淚汪汪望著門外”，自己最終卻如愿以償“連科及第”。如果說以前在父親身邊形影不離的匡超人稱得上“人間至孝”，那么如今的他只能勉強算作“孝悌尚存”，向上攀爬的思想牢牢占據了支配地位。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科舉制度描繪出的一幅“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圖景，在當時的世人中間深入之廣、誘惑之大，竟能給一個厲行孝悌的人帶來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作者的控訴之意可謂力透紙背。

二、從附庸風雅到利欲熏心

匡超人的命運再次轉折是知縣李本瑛被摘印之際，擔心受到連累的他急忙逃去投奔潘三爺，這是其寡情的開始。之后他結識了景蘭江、支劍鋒等“名士”，本質上是一群自命清高骨子里卻又忘不了功名富貴的偽君子。景蘭江關于“不中進士卻又勝似進士”的一番暢快評論使得匡超人才知道“天下還有這樣一種道理”，在他們的潛移默化中，匡超人很快掌握了詩酒風流、攀附吹噓的訣竅，無論是張貼詩稿、連夜學詩還是在朋友有難時忙避嫌的丑態都令讀者印象深刻。曾經那個善良老實的匡超人受到周圍污濁環境與所謂“名士”的為人處世方式的熏陶，開始學會吹牛拍馬，只顧一己私利，著實耐人尋味。

然而這畢竟只是匡超人暫且無法通過科舉一朝飛上枝頭之時的萬全之策，他內心深處自始至終都有著一個做官夢。這時候另一個在他人生軌跡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角色便適時出現了——市井奸棍潘三。在他的教唆下，匡超人嘗到第一筆不義之財的甜頭后，立馬脫離了名士群體，轉而投到衙役群體之中，開始做“有想頭的事”——也就是包攬訴訟、賭錢替考、作假公文、拐賣婦女之流。錢財美人雙豐收的他，正可謂“幸得良朋”。如果說此前沽名釣譽的匡超人是“附庸風雅”，那么此刻被利益沖昏頭腦的他已然“利欲熏心”。時機成熟后，匡超人果斷抓住應考機會，然而正是這樣一個與惡吏一般“難言蘭臭”的時代渣滓最終被取在一等第一，又被宗師題入優行。此時的舉業制度荒謬敗落到何種地步可想而知，作者犀利的筆觸真正給了封建八股取士一記響亮的耳光。

三、從裝腔作勢到衣冠禽獸

匡超人命運的第三個轉折點便是潘三入獄。當他看見寫滿罪狀的款單，“登時面如土色，真是‘分開兩扇頂門骨，無數涼水澆下來?？诶镎f不出，自心下想到：“這些事也有兩件是我在里面的，倘若審了，根究起來，如何了得！”當下哄騙娘子回鄉下，自己則急忙進京，再次躲在已復任的李本瑛的庇護傘下，活脫脫一棵隨風而倒的墻頭草。當李給諫問匡超人可曾婚娶時，匡超人“恐說丈人是扶院的差，惹他看輕了笑”，于是謊稱不曾，最終想出蔡狀元招贅牛相府的佳話來為自己的棄舊圖新開脫，心安理得地做出停妻再娶之事，一個趨炎附勢、虛榮可憎的勢利小人形象被刻畫得入木三分。

然而作者的諷刺并未到此結束。得知此前的娘子去世的匡超人假惺惺地“止不住落下幾點淚來”，其實內心是否正中下懷也不得而知；不以安排下葬的事為要緊，反而先教大哥“凡事立起體統”；不回家看望老母，反而獨自進京去了，好一個官架子！不肯與舊時好友共到茶室，反而漏洞百出地吹噓督、撫、提、鎮都在自己跟前磕頭；不答應與昔日恩人潘三“敘敘苦情”，反而倒打一耙，將罪責全部推給潘三，實在是比壞事做盡的潘三更加令人不齒。曾經乖巧忠厚的少年早已在官場的染缸中披上了偽善薄情的面具，恰好應驗了他母親夢中那句讖語“你兒子卻也做了官，卻是今生再也不到你跟前來了”。而他母親那句“若做了官，就不得見面，這官就不做也罷！”，不正是作者本人強烈想要表達的心聲么。作者創作這樣一個忘恩負義的形象，實是為了揭露科舉制在當時社會所產生的巨大的毒害心靈、腐蝕人性的作用，痛心疾首之情溢于言表。

匡超人的故事接近尾聲了，作者集中筆力通過他最后的所作所為對科舉制發起了最后一擊。返京途中，匡超人向同船之人吹噓到：“我的文名也夠了……弟選的文章，每一回出，書店定要賣掉一萬部……此五省讀書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書案上香火蠟燭，供著‘先儒匡子之神位”。當牛布衣指出“先儒”指去世的儒者之時，匡超人則紅著臉道：“不然！所謂‘先儒者，乃先生之謂也！”強辯之語令人捧腹，寡鮮廉恥可見一斑。這一切可笑的行徑都是源于科舉給他籠上了不可一世的虛假光環，可笑之外更多的是可憐、可嘆、可悲。當被問起馬純上時，匡超人更是不惜大加貶抑對自己恩同再造的恩人以標榜自己——“這馬純兄理法有余，才氣不足，所以他的選本也不甚行。惟有小弟的選本，外國都有的”。難道他完全忘記了自己流落異鄉時馬二先生的傾囊相助了嗎，忘記了自己曾經“感動地兩淚交流”了嗎？如果說此前處處拿捏架子的匡超人是“裝腔作勢”，那么此時賣友求榮的他已儼然一個迷失在功名利祿漩渦里的“衣冠禽獸”，同反咬農夫的冷血蛇別無二致。

由馬二先生引出的人物故事至此就在對馬二先生的談論中告一段落了，巧妙的首尾呼應實則彰顯了人物與剛出場時的云泥之別。

四、結語

縱觀匡超人的變化軌跡，我們可以感受到作者是用至深至誠的感情刻畫了一個血肉飽滿的人物，真正演繹了一出人性淪喪的悲劇。每當匡超人在功名富貴的誘惑下在科考之途上前進一步，他的墮落沉淪就隨之加深一步。誠然他的變質與其外“乖”內“韌”的性格[3]有一定的聯系，然而起根本作用的則是當時社會普遍盛行的“學而優則仕”之風的推動，以功名利祿為誘餌的科舉制度才是一切黑暗與腐敗的真正根源。臥閑草堂評本《儒林外史》第十九回有述，“自科舉之法行……而其中一二狡黠者， 自分無可為出頭之地， 遂不得不干犯當時之文網， 巧取人間之富厚”，說的不正是匡超人這樣的投機取巧之人嗎，而這幾句話中所流露出的對科考這條“終南捷徑”的深惡痛絕，不正是本書反封建科舉主題的有力證明嗎？

本書的作者吳敬梓生活在清統治者用八股取士來牢籠士子、愚弄百姓的年代，他本人在屢經落第后，親眼目睹了眾多士子妄想以科舉為敲門磚來追求功名富貴的狼狽丑態，徹底看透了“八股之害，等于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于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4]。面對眾人皆醉、舉世皆濁的社會現實，他滿懷悲涼提起筆寫下了這樣一部偉大的“以公心諷世之書”[5]，痛訴八股取士成為文人唯一的榮身之道，使得世人把“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從而達到“叫人知道舉業的丑態，知道官的丑態；叫人覺得‘人比‘官格外可貴，學問比八股文格外可貴”[6]的目的。

通觀全書，作者諷刺的絕非匡超人一人而已，描寫諸多類似的悲劇人物如撞號板的周進、喜極而瘋的范進等，譴責的矛頭均對準的是產生這樣人物的社會環境，即把人推向墮落深淵的真正幕后推手——科舉制度。假如匡超人沒有受到科舉制度的擁護者馬二先生苦口婆心的教誨，沒有遇到“愛才”的李知縣，沒有當時社會對做官的強烈認可與宣揚，沒有誘使知識分子鉆營投機的八股文章，他可能一輩子都會做個勤勤懇懇而又孝順的普通人。然而生活在那樣一個污濁的環境，與之俱黑的下場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綜上，《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在書中不僅以深邃的目光洞察了科舉制度的種種外在弊端，針砭現實，而且將他銳利的筆觸深入到因科舉制而扭曲的靈魂深處，對科舉制度的批判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7]通過匡超人的變化軌跡我們仿佛可以聽到吳敬梓心中關于封建科舉制度吃人本質的吶喊。

【參考文獻】

[1]阮文兵.近十年《儒林外史》研究概述[J].許昌學院學報，1993（04）：88-92.

[2]魯迅.魯迅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220.

[3]種劍德.《儒林外史》中的匡超人形象[J].學術交流，2004（09）：152-154.

[4]顧炎武.《日知錄集釋》卷一六.“擬題”條.946.

[5]魯迅.《魯迅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225.

[6]胡適.胡適文存第一集·吳敬梓傳[M].黃山書社，1996：567.

[7]葉灼光.從《范進中舉》看《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J].黑龍江史志，2008（16）：104-105.

責任編輯：楊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