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利益邊疆的當代困境與安全建構

[摘 要]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世界經濟一體化現象日益突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度越來越高。在全球化的裹挾之下，中國經濟結構由“傳統農耕性質的內向型經濟”轉型為“依賴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經濟”，海洋對國家安全與發展的意義與日俱增，以海外利益聚積區和利益攸關區為核心的利益邊疆逐漸凸顯。利益邊疆的浮現，迫切要求中國調整軍事戰略，尤其是海洋戰略要從“近海防御”走向“近海防御與遠洋護航相結合”。然而，中國軍事戰略的轉型，又導致西方國家和周邊國家的戰略誤判和戰略圍堵，進一步掣肘中國利益邊疆安全的建構。鑒于此，我們必須突破利益邊疆建構中的安全困境，不斷創制中國風格的利益邊疆安全理論，確保中國利益邊疆安全的實踐建構。

[關鍵詞] 利益邊疆； 崛起困境； 海權； 邊疆治理； 海外利益

[中圖分類號] D82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8616（2016）02-0039-08

中國是一個疆域遼闊、地域廣袤、地理位置獨特的陸海復合型國家，遼闊的疆域和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得中國具有成長為一個世界大國的天然潛質。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國家經濟總量的急遽增長，中國遼闊疆域內蘊藏的地緣政治力量不斷凸顯，國家利益不斷由陸海兩個維度外溢和拓展，并形成了以海外利益聚積區和利益節點區為標志的新型邊疆形態——利益邊疆。利益邊疆的浮現，迫切要求中國與時俱進地調整軍事安全戰略，強化國家海外利益維護。然而，中國地緣政治力量不斷外向投射下的軍事安全戰略調整，卻招致西方國家和周邊國家有意無意的戰略誤判和夸大渲染，中國崛起過程中遭遇到多重遏制和圍堵，利益邊疆的維護也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兩難困境。在這樣一種背景之下，本文擬梳理全球化時期中國利益邊疆凸顯引致的一系列連鎖反應，探討中國利益邊疆安全的建構之道。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啟動，中國實現了政治體制轉軌和社會形態轉型的雙模式變遷，傳統閉合型靜態社會逐漸轉型為一個動態開放型的社會。國家戰略的調整和社會形態的變遷使得中國逐漸摒棄了意識形態的成見，更加注重利用外部國際資源服務國內經濟發展。在“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政治導向下，中國不斷引進國際社會先進的科學技術、管理經驗和資金，并與國家豐富的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實現了相得益彰的結合，極大地促進了經濟蓬勃旺盛的發展，中國傳統內源型趕超式發展模式也一舉轉變為外源型趕超式發展模式。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浪潮風起云涌，并以橫掃天下的姿態將整個世界聯結成一個空前密切的整體，全球商品、資本和勞動力要素在國際間自由流動度大為提升。中國市場作為全球經濟共同體中重要的一環，也在全球化的激蕩之下與國際社會發生日益密切的關聯，國家對外依存度逐漸加深。21世紀初，隨著中國對外開放水平的全面提高，國家發展從傳統的“引進來”戰略轉向“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的戰略。中國更加嫻熟地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在更廣闊的空間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和資源優化配置，獲取了更為充足的經濟發展動力與后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漸融入全球一體化的過程中，國家利益不斷向外延伸，尤其是隨著“一帶一路”大戰略構想的出臺，國家安全利益與戰略利益由東部海路和西部陸路加速外溢，關系到國家安全和國家發展的海外利益聚積區和利益節點區不斷凸顯，中國利益邊疆的浮現已是不爭之事實。概而論之，中國利益邊疆主要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方面是海上交通要道。中國傳統社會時期是典型的自給自足的農耕文明，經濟發展主要依賴于內陸的生產和流通。國家既無拓展海上商業貿易的需要，又無來自海上外部威脅的壓力，因此，傳統社會時期國家經濟結構總體上屬于傳統農耕性質的內向型經濟。隨著改革開放的啟動，國家經濟與國際市場的結合越來越緊密，國家經濟的發展越來越依賴于海外市場。更重要的是，在中國不可阻擋的強勢崛起與高速運轉中，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矛盾迅速凸顯出來，能源需求增長速度超過經濟增長速度，自然資源供給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對于石油、天然氣、礦產、糧食等戰略性資源能源產生了長期而旺盛的需求。在2009年度，中國的石油進口就已經達到了1.99億噸，進口依存度超過了50%；在2010年度，中國對鐵、銅、鋁等礦產的對外依存度甚至一度達到了60%～80%。而這些直接關系國家發展與國家安全的戰略性資源的運輸，主要是通過海洋交通要道來實現的。據相關部門的統計，當前中國貿易貨物運輸總量的85%是通過海上運輸完成的。世界航運市場19%的大宗貨物運往中國，22%的出口集裝箱來自中國。中國商船隊的航跡遍布世界1200多個港口。[1 ]中國對海外戰略資源的高度依賴性，以及由此產生的對海上交通要道安全的深度需求，使得海外出現了一批關系到國家發展安全和國家能源安全的海上咽喉要道，包括朝鮮海峽、琉球群島諸水道、臺灣海峽，巴士諸海峽、巽他海峽、龍目海峽、望加錫海峽、馬六甲海峽、巴拿馬運河、蘇伊士運河、霍爾木茲海峽、曼德海峽等。這些海外交通要道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中國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的生命線，是當前中國利益邊疆建構中不得不考慮的安全關隘。

第二方面是海外公民安全。在國家安全體系中，“人的安全”處于核心和基礎性地位，國家存在的意義就在于保障“人的安全”“免于匱乏的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因此，“人的安全”就構成了國家的根本利益之一。在傳統社會時期，由于地理環境的自然分割和人類空間移動能力的低下，“人的安全”主要局囿于國家疆域內的國民安全。然而，隨著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與日俱增，國際社會的自然流動也變得日益頻繁，傳統國家核心利益之一的“人的安全”，也不僅僅局囿于本國疆域內國民安全，還涉及到了公民的海外安全。在中國改革開放和融入全球一體化的進程中，有越來越多的公民因為經商、旅游、留學和公干等諸多原因走出國門。例如，1949年至1979年出國的中國人一共是28萬人，平均每年9000多人，而2008年一年就將近4000萬人，比過去增長了4000多倍。出國留學的人數，1979年到2009年，根據官方統計，一共出去120萬人，2008年一年就達到18.5萬人。[2 ]而在出境旅游方面，近年中國公民境外旅游的人次更是急劇增長，僅2014年中國公民境外旅游的總量就達到了驚人的1.17億人次，并且隨著中國經濟進一步融入世界，中國對外承包工程、進行金融和實體投資的民眾越來越多，大量中國勞工的腳印遍布世界各地。然而，由于當今世界并不太平，部分國家和地區政局動蕩，恐怖主義活動猖獗，一些當地政治勢力利用中國海外公民作為相互斗爭的籌碼，以及勞務糾紛導致惡性暴力沖突，境外企業和外派員工、外派員工與當地雇員之間存在各種糾紛，等等情況，以至于當前中國海外公民安全問題十分突出，并從整體上呈現出全球多點爆發、形勢嚴峻復雜、政治高度敏感的特點。

第三方面是海外資產保障。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與能源資源需求急劇攀升相生相隨的是經濟急遽發展衍生的產能和資本雙重過剩的壓力。在產能過剩方面，根據世界公認的標準，小于75%已屬于嚴重過剩，而2012年底，中國的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船舶產能利用率分別僅為72%、73.7%、71.9%、73.1%和75%，而風電設備制造、光伏電池、多晶硅等新興產業更是只有67%、57%、35%的低利用率。在產能過剩之外，中國還擁有全球最大的外匯儲備（2013年底外匯儲備高達3.8395萬億美元），資本流動性過?，F象也比較突出，存在著長期通貨膨脹、資產價格泡沫、局部性金融危機等諸多潛在性風險。產能過剩和資本過剩日益成為制約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的突出矛盾，依靠國家自我消化的傳統化解方式顯然已經無法完全解決問題，而通過“走出去”實現產能輸出和資本輸出的應對思路則逐漸受到重視。[3 ]2012年，中國同中亞國家的貿易額從建交之初的4.6億美元增加到460億美元，是21年前的100倍； [4 ]2013年，中國與東盟的貿易額達到了4436億美元，10年來年均增長率超過20%；同年，中阿雙邊貿易額達到了2398億美元，相比于2004年的255億美元增長約8.4倍；[5 ]而從2003-2013年，中歐雙邊貿易額從1252億美元飆升到5591億美元，10年增長了4倍。[6 ]中國海外資產的急劇增長，也使得維護海外資產安全日益成為當前國家利益邊疆安全維護中一個日趨重要的問題。

如果說傳統以領土、領海、領空為標志的硬邊疆安全關系的是國家生存性安全，那么，以利益邊疆為代表的新型軟邊疆安全則關系的是國家發展性安全。利益邊疆不僅是國家根本利益之所在，而且還直接決定著中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決定著中國整體性崛起所能夠達到的高度。不過，毋庸諱言的是，當前中國利益邊疆安全的形勢不容樂觀，甚至從總體上呈現出明顯的脆弱性。

首先，海權力量的薄弱使得中國對事關國家發展的海上交通要道安全缺乏必要的威懾力和影響力，一些堪稱中國海上生命線的交通要道深受海盜、海洋恐怖主義的威脅。如從紅海、波斯灣到東非、印度海域、孟加拉灣，再到東南亞海域的廣大區域都是中國海上交通黃金線路，而這些線路恰恰也是世界上海盜和海洋恐怖主義活動最為肆虐的地區。根據國際海事局數據，2009年，東南亞海域發生海盜案件（包括已實施或企圖未遂）45起，遠東地區（主要集中在中國海域，尤其是中國南海）為23起，印度次大陸29起，紅海、索馬里和亞丁灣附近海域的案件高達217起。這些地區的案件數目還不包括未向海事局報告的案件，合計就已高達314起，約占了2009年全世界海盜發生案件（406起）的77.3%。[7 ]77這些海盜、海洋恐怖主義活動對中國的戰略性資源安全等構成很大的威脅，尤其是隨著中國陸地網格化反恐的全面升級，陸地恐怖主義生存空間日趨逼仄，存在開辟海上恐怖活動“第二戰場”的可能。如果陸地恐怖主義與既有的海洋恐怖主義合流的話，那么，中國海上交通要道安全風險將存在進一步放大的可能。

其次，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也遭遇到了一個后發性大國崛起難以避免的“光榮孤立”，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戰略疑懼使得中國的海上交通要道安全存在諸多不確定性風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家經濟實力的騰飛，中國遼闊疆域蘊藏的地緣政治力量不斷向外投射，世界地緣政治格局逐漸開啟了重構之途。中國不可阻逆的大國崛起引起了世界性大國和中國周邊國家的戰略疑懼，他們擔心中國的崛起影響到既有的地緣政治格局，損害其既得利益，因而不斷分進合流，相互勾連，布防海上，圍堵和遏制中國崛起。中國雖然是一個海岸線漫長的大國，但除了臺灣東海岸以外，卻少有能直通大洋的通道。中國西進交通要道遭遇到了印度的扼守，而印度向來極為膨脹地將印度洋看作自家私產，對中國海洋權力向印度洋的投射有著天然的警惕；中國東向交通要道宮古水道、大隅海峽卻又被日本視為圍堵和遏制中國的重要海上關隘，日本有時甚至還置海上自由航行原則于不顧，公然在國際水道騷擾和阻礙中國船舶及飛機的正常航行。[8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崛起引發地緣政治格局變遷和世界權力結構的位移導致了美國強烈的戰略焦慮。雖然崛起的中國無意挑戰美國的全球性霸權，但美國卻憑借其掌握的世界戰略主導權，一以貫之地對中國進行戰略圍堵、離岸平衡和預防性防御。因此，美國不斷完善其在西太平洋構建的“第一、第二島鏈”，以期在日?？梢猿钢庵袊鴱慕３鋈氪笱?，在戰時可以憑借其壓倒性海權優勢，封鎖中國的海洋交通要道，扼殺中國的對外貿易和石油進口。面對一些世界性大國和周邊國家的戰力優勢和地緣優勢給中國海上交通要道造成的戰略壓力，中國卻顯得比較被動，在涉及海上交通安全命脈的一些關鍵水域和交通要道上，中國一無補給基地，二無長期的軍事存在，三無軍事盟友，四無必要的影響力，又缺乏應對沖突和危機管控的基本工具，一旦中國海上交通要道出現被扼制的緊急情況，那么國家的戰略安全將會遭遇到極大的威脅。[7 ]76

再次，全球化將各個國家和民族納入一個休戚與共、相互依存的“風險共同體”，海外一些國家蘊藏的社會風險使得中國海外資本權益缺乏保障，海外公民的人身安全屢受威脅。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海外投資逐漸增長，但海外投資安全卻遭遇東道國多重風險的深層次困擾，這些風險既包括東道國局勢動蕩、非正常政權更迭的政治風險，又包括債務違約和宏觀經濟失穩導致的經濟風險，既包括貿易保護主義、國際收支政策調整導致的政策風險，又包括罷工活動、恐怖襲擊和各種犯罪活動導致的社會風險；既包括洪水、地震等自然風險，又包括毀約與非正常阻遏、匯兌損失等運營風險。[9 ]而在中國海外公民安全方面，由于東道國國家失敗或治理失控，針對中國海外公民人身安全和財產攻擊的暴力行為屢見不鮮，索馬里海盜綁架中國人質的事件常有發生；巴基斯坦、阿富汗、利比亞等國家內部動亂，中國員工多受其害；西班牙、意大利，以及南太平洋島國，中國商人店鋪被洗劫一空或縱火焚燒的案件時有所見；至于敲詐、勒索等不法行為更是司空見慣。再加上中國很多出境公民對境外環境缺乏足夠的風險感知能力和防范意識，某些企業和個人存在違規違法違紀行為，一些民眾身處他鄉而不隨俗，法治意識淡薄而不自知，修養欠缺而不自省，出現了一些不文明行為，不僅給個人帶來了安全風險，也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中國形象的集體蒙羞。

在全球化時期，中國的國家利益外溢出本國疆域，開始呈輻射狀向境外擴散，而中國維護利益邊疆安全的努力卻遭遇外生性風險和內源性壓力的雙重困境。中國崛起使得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之后的前景抱有各種疑慮，中國為自身和平崛起所做的理論自證迄今為止尚未得到國際社會的充分接納，從而導致中國在維護國家利益邊疆過程中存在諸多外生性風險。而當前中國“非均衡性崛起”中的固有缺陷又構成利益邊疆建構中的內源性風險。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雖然邁向國家崛起和民族復興的歷史性征程，但中國崛起整體格局，更近于一種硬實力張揚挺拔與軟實力內斂困頓的二元并存格局。而且即便是硬實力的張揚挺拔，也主要是經濟實力的一枝獨秀，作為硬實力重要構成部分的軍事力量的提升依然任重而道遠。中國不斷崛起的客觀現實和崛起過程中的潛在困境，使得中國的利益邊疆不斷凸顯，而利益邊疆的防衛卻顯得十分滯后。海上交通要道的脆弱、海外資產安全風險和海外公民人身安全威脅都成為影響國家發展和國家安全的重大隱患。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為了建構利益邊疆的安全，中國必須矯正以往利益邊疆防衛中的短板，完成利益邊疆的邊界確定、實踐重構和理論自證。這不但是全球化時期維護國家利益外溢的客觀要求，也是一個區域性大國在不斷崛起中應有的理性與擔當。

其一，明確中國利益邊疆的基本邊界。維護利益邊疆安全的一個基本前提就是厘清利益邊疆的基本邊界與范圍。只有厘清了利益邊疆外溢的基本范圍，我們才能進一步去建構保護利益邊疆的安全。全球化時期世界資本處于不斷流動之中，中國海外的國家利益也不斷變動，與此相應的是國家的利益邊疆也處于不斷的動態盈縮。但在固定的時空領域里，利益邊疆的形態卻是相對穩定的，這就要求我們在厘清利益邊疆的基本邊界時，既考慮利益邊疆的常態穩定性，又要考慮利益邊疆與時俱進的動態變遷性。此外，在厘清利益邊疆的基本邊界時，還要審慎地考慮中國利益邊疆的限度。隨著當前全球化的縱深推進，世界經濟日益一體化，中國海外利益呈放射型向全球擴散，我們不能將全球范圍都納入國家利益邊疆的范疇。如果我們單純地認定，“我們的利益走向哪里，我們的安全邊界就得走向哪里，我們的軍事力量就得走向哪里”，[10 ]那么不但有模糊并放大中國利益邊疆邊界之嫌疑，而且也容易加深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之后的安全焦慮與戰略誤判，更何況全球范圍的軍事力量抵達也遠超中國既有的軍事力量儲備，即便軍事力量增長足以比肩美國式軍力“全球抵達，全球打擊”的高度，中國軍事力量的海外投射也應該是靈活多元和限度控制的。

在當前中國與世界的交相互動日益頻仍的過程中，中國利益邊疆安全的建構必須在國家利益邊疆邊界確認與全球安全信任中達成一個良好的平衡。面對國際社會對中國利益邊疆外移和防衛力量提升的質疑，中國既不能傲慢地置之不理，更不能迫于壓力讓國家利益孤懸海外?！爸袊枰谂c國際體系的和平互動中，綜合利用經濟、外交、文化等手段加強與其他國家的溝通，明確利益邊界，以重新建構彼此的身份和位置。中國需要盡快認識到世界大國的身份所賦予的國際責任與義務，中國也需要在與國際體系的互動中，讓國際社會接受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的基本利益邊界?！?[7 ]76在明確國家基本利益邊界的基礎上，中國還有必要按照海外不同利益對國家安全和國家發展的不同影響進行優先序列的認證和排序，進一步明確國家的核心利益邊疆、重要利益邊疆、一般利益邊疆和邊緣利益邊疆，[11 ]并針對不同的利益邊疆類型，進行相應安全力量的梯度配置，最大限度地從總體上維護利益邊疆的安全。

其二，促進中國海權建設的轉型與重構。在當今國際政治格局中，一個國家利益邊疆的安全建構，是國家整體性硬實力、軟實力和巧實力多元復合相互支撐的結果，而在國家多元的實力形態中，硬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在很大程度上更具有基礎性的意義。沒有硬實力的支撐，僅僅靠外交威懾、國際斡旋和道德感召，利益邊疆安全的建構難免存在向壁虛構的嫌疑。因此，利益邊疆安全建構的需求決定了我們必須隨著利益邊疆拓展程度建構起相匹配的軍事力量。而在當前國際社會“海陸空天電網一體化”的軍事力量體系中，如果從實踐效果、可行性和運作成本來考慮，海權的建構對于利益邊疆安全的維護無疑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從世界地緣政治歷史大勢來看，世界范圍政治利益沖突集中在世界權力掌握者和對霸權秩序的挑戰者之間，兩者的基本目標都在于對世界的掌控，而掌控世界的核心在于控制世界市場和資源，連接世界市場和資源流動通道的又是海洋。海洋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國家間政治利益爭奪的集中地。[12]中國的和平崛起，雖然著眼于和平崛起與和諧世界，無意于謀求世界性霸權，但中國作為海洋權利極為巨大的發展中大國，為了維護國家生存安全和發展安全，都必須掌控必要的海洋權力。

更何況地緣政治的規律也反復表明，“在陸權強國與海權強國的對峙中，無論是進攻還是防御，陸權強國都處于明顯的劣勢。海權強國可充分利用海上力量的機動性，迅速集結兵力，對陸權國家某一點進行致命打擊；而相反，陸上力量難以快速聚集，即便能形成有力拳頭，也將隔海而望洋興嘆，進攻效率因而大打折扣”。[7 ]100歷史上荷蘭的崛起與沒落，英國的輝煌與衰微，都與海洋權力的喪失密切相關。沒有海洋權力，國家的生存與發展都將失去最基本的安全保障。因此，為了維護中國的國家安全與發展，當前中國為建構利益邊疆安全而開展的軍事戰略轉型首先就要彌補海洋權力建設的歷史虧空，提升海洋權力建設的力度與強度。

長期以來，中國作為一個陸海復合型國家，海洋邊疆的太平無事和陸地邊疆的不測之憂使得國家安全防衛的焦點始終放在陸地邊疆而不是海洋邊疆，中國地緣政治戰略取向上也形成了“重陸輕?！钡膫鹘y，海權建設缺乏相應的歷史知識的積累和支撐。近代以來，隨著中國海洋危機的深重，以及海洋對于國家安全意義的凸顯，中國對海洋的關注度開始逐漸提升，傳統的國家安全戰略也逐漸由“以陸制?！薄敖斗烙毕颉敖７烙边M行轉化。然而，隨著當前中國利益越發深入地走向遠洋和深海，僅僅局囿于“近海防御”戰略已經不能滿足國家利益邊疆維護之需求。面對中國利益彌散性向遙遠大洋彼岸的輻射，維護利益邊疆的客觀現實決定了中國的海權必須實現轉型與重構，即在海權建構的目標指向上，中國要由一個海洋大國走向海洋強國；在海權建構的戰略轉向上，中國要超越傳統守土有責與近海防御的理念，逐步實現“近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與遠海護衛型結合”；在海權建構策略擇取上，中國要超越傳統“維穩優先”的海洋策略，摒棄“以權益換穩定”的既有思維，實現“維權與維穩”兼顧，并在維護法定海洋權利的基礎上，針對國家利益不斷外向拓展的現實，逐步由“維護海洋權利”向“持有海洋權力”邁進。

其三，創制中國特色利益邊疆理論。利益邊疆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蘇等大國為維護自身利益和確定戰略控制范圍而進行的理論創制。[13 ]利益邊疆理論創制的時代背景使其不僅在理論帶有濃重的殖民主義與零和對抗色彩，而且在實踐指向上具有強烈的帝國思維和霸權意味。[14 ]如果簡單地移植此種理論并以此解釋中國之客觀現實，不僅使中國利益邊疆研究陷入思維被殖民的理論陷阱，而且將會更進一步導致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戰略疑懼。倘若我們對中國利益邊疆理論主體性表達問題選擇性失明，單純依靠硬實力去建構利益邊疆安全又將會極大地增加國家政治成本和軍事成本，而且學術研究面對現實世界凸顯出來的重大問題不恰當的失語與缺席，也與學術研究的時代使命、現實關懷和道德擔當相違背。西方利益邊疆理論的解讀困境和中國利益邊疆凸顯的客觀現實，決定了我們必須用“中國理論回答中國問題，用中國話語解讀中國現實”，創制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利益邊疆理論。

當前中國學界正在醞釀和草創的利益邊疆理論，注重的是中華文明發展理論邏輯與中國和平發展實踐邏輯的辯證統一，迥異于西方國家為謀求全球霸權和劃分勢力范圍進行自我論證。首先，中國利益邊疆的理論建構和實踐追求，是對西方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的深層次去魅。中國利益邊疆維護以國家安全和國家權益為指向，以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和諧世界為原則，以軍事力量的建構和輻射為保障，不會也無意于尋求世界性霸權。中國在利益邊疆安全建構的過程中，追求的不是一種絕對性和排他性的權力，而是憑借有限性的權力投射和克制性的軍事力量，通過豐富而多元的手法，不斷建構國際社會對話協作的平臺，促成國際社會的集體安全和共享安全。

其次，中國利益邊疆的理論建構和實踐追求，還應貫注中華文化的傳統倫理，洋溢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念，懷抱協和萬邦，充滿貴和尚中的寬容品格，秉持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彰顯人心和善的道德理念。中國數千年綿延不絕的文化基因和價值傳統將為世界提供另一種完全有別于叢林法則的解讀范式，也成為中國利益邊疆理論本土性表達的最為重要的思想資源。在中華文化傳統價值現代轉換中創制的利益邊疆，自覺摒棄“霍布斯恐懼”和“修昔底德陷阱”，追求國際行動的相互協作和國家利益的共生雙贏。

最后，中國利益邊疆的理論建構與實踐追求，要致力于提升當前中國在世界規則制定的話語權力。長期以來，西方國家都壟斷了國際話語權，中國崛起尤其是軍事上的崛起在國際社會長期面臨合法性危機。面對當前中國崛起困境和利益邊疆維護難題，我們一方面要加強與其他國際成員的溝通，利用現行的國際規范和規則證明中國維護國家利益目標與手段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另一方面也要在當前國際社會規則的創制、修繕與重構中，更加注重中國精神、中國智慧和中國價值的注入，使之更加符合中國維護不斷凸顯利益邊疆安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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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浩芮]

On Security Dilemma and Safety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Interest Border

Zhu Bibo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world economic integr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the independence among nations has become closer. Under globalization coerced，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our country has achieved a significant change. Meanwhile， the ocean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vit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oceans， China's military strategy must be in transition. Howev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military strategy leads to the suspicion of other countries. Therefore， we must break through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constantly create the theory of Chinese interest border， 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Chinese interest border.

Key words： Interests of the Frontier； Rising Dilemma； Sea Power； Frontier Governance； Overseas Intere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