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詩》亡”說的整體之思

陳雪雁

[摘 要] 傳統經學詮釋中，孟子的“《詩》亡”說被分解成《詩》的某部分、《詩》流傳的某環節或《詩》的某方面功能的衰亡；而孟子本義則是作為文學樣式的《詩》與它所指引的政教文明方式的整體式微。注疏通過種種限定造成對孟子本義的割裂式理解。孟子“《詩》亡”包含了文章樣式的頹敗、經典地位的降格及政治、教化與文明樣式的衰微。在王道衰微霸道興起的政教文明格局中，為王道政治奠基的《詩》經衰亡，指引匡正霸道政治的《春秋》經興作。

[關鍵詞] 《詩》亡； 孟子； 《春秋》； 政教； 經典

[中圖分類號] I206.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8616（2016）02-0070-06

孟子在思想史上首次提出了“《詩》亡”說，由此引發種種詮釋。一方面，“《詩》亡”成了理解《詩經》經典地位的自明根基。另一方面注經者卻從骨子里無法認可作為經典的《詩》之沒落。因此，“《詩》亡”以各種方式被修飾、限定甚至割裂。具體來說，筆者將歷代注疏按解讀模式分為三類：其一是《詩》部分的式微。這是將“《詩》亡”按《詩》的篇章分類而轉換為“風”“雅”“頌”的一種或幾種的衰亡，“《詩》亡”便成為《詩》的某些部分的式微。然而，《詩》之稱經，乃是由風、雅、頌各盡其職構成的整體，部分的式微意味著整體職能的損毀，由此，《詩》的經典性與整體性將面臨質疑。其二是《詩》傳播過程的斷裂。這是將“《詩》亡”按《詩》的產生與傳布過程的階段區分轉化為作詩、采詩、陳詩中某一或幾個環節的崩潰。這是從《詩》的大用流行過程來看，其實質仍在于對《詩》亡的限制與轉化。作詩之亡在于新詩的無可廣布，采詩與陳詩之亡則意味著詩的傳布途徑的斷裂。其三是《詩》政教功能的敗壞。拋開文本問題，從《詩》社會功能的喪失及用《詩》的減少直至漸無來說“《詩》亡”，則《詩》雖在猶亡，這仍意味著對作為整體出現在政教生活中《詩》的割裂式理解。從這點看，《詩》亡表現為它在政治生活中的隱身。那么，孟子的“《詩》亡”是否僅僅指某部分、某環節、某方面的衰亡呢？

以《詩》與《春秋》對舉，那么，孟子所表達的只能是全體的《詩》與整體的《春秋》之間的相應關系，因此“詩亡”亦當是就整體言。孟子還明確了《詩》和《春秋》之間的承接關系，按照歷代注疏，這種承接當然可以表現為時間上的先后，無論持何種“詩亡”說，“詩亡”似乎都有個切入的近似時間點，比如平王東遷等。然而更為根本的是兩者之間邏輯上的承接。

歌詠既以衰亡，然后《春秋》褒貶之書于是乎作。[1 ]226

“然后”二字承接有序，所當涵泳而研究之。[2 ]

《詩》之亡者，先王道化之息也，夫子之作《春秋》所以繼周也。[3 ]

“于是乎”“然后”“所以”等詞呈現的是近乎因果意義上的連接關系，因《詩》亡而《春秋》不得不作。這是后者對前者的承接與取代，我們要問的是：在這種范式轉換的過程中，“詩亡”對孟子而言意味什么？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傳》云“《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雖系對言但應為互文，《詩》在周代政教中本有落實貫徹德義的職責，從而能感化熏染人之心，成就道德教化與禮樂生活。蔡卞云：“《詩》亡者，非《詩》亡也，禮義之澤熄焉而已矣?！冿L’、‘變雅’之作而知止乎禮義，當是時《詩》尚存也，惟其禮義之澤熄，然后《詩》之道亡矣?！?[4 ]“《詩》亡”就是“《詩》之道亡”，也就是《詩》不再是公認“禮義”的承載和依托者?！对姟分劳?，《詩》不再潤澤禮義，不再是義之府、德之則，從而再無教化風俗、成就禮樂之功。由此，《詩》政教正當性根基被消解，《詩》亡就是《詩》所承擔的王道政治的衰亡。徐復觀嘗言“我認為《詩》亡是指在政治上的‘詩教’之亡”，正是有見于此。[5 ]以《詩》為指引的政治衰亡，指向這種政治生活的《詩》之教化也喪失了根基，《詩》教衰亡。以《詩》為中心的政治和教化的衰亡也意味《詩》自身的衰亡。詩本當言“天子諸侯之政”，脫離了本當內在于詩中的政教旨歸與德義導向，失去了根基，詩的存在意義與價值也極大地被弱化。

孟子將“《詩》亡”與“王者之跡熄”聯系起來，“《詩》亡”成了“王者之跡”熄的結果，從而《詩》之興亡，系于王跡。從“王者之跡”看，《詩》亡的根本在其話語權正當基礎的淪喪。什么是“王者之跡熄”？趙歧注曰“太平道衰，王跡止熄”，這是從太平世進入據亂世、從圣王之治到王道崩壞的歷史演變，也是無人續接圣王之道，無人行圣王之事的政教現實；孫奭言“周之王者風化之跡熄滅”，還是直指《毛詩序》強調的文王之教與文王之化的不再可能； [1 ]226鄭玄曰“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明言周王室的衰微；陸德明云“幽王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直斥幽平之際周王室的政教之衰；朱熹言“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行于天下也”，同樣指周政不達于天下。[6 ]275以上諸種解讀都將“王者之跡熄”規定為王者政教的衰微。吳淇《六朝選詩定論·緣起》云“犧軒之使不出……朝聘之禮不行”；顧鎮解讀為“東遷而天子不省方，諸侯不入覲，慶讓不行，而陳詩之典廢” [7 ]574，則從具體的制度表現上論，而所有的制度、儀式等皆根于政教思想，是政教構想的載體與顯化。就解讀而言，前重解“王者”，后重言“跡熄”；前者泛論，后者詳言；前者重原本，后者明跡象。但他們都指明了《詩》亡與政教生活失序與失常的關聯?！佰E”從來都是其“所以跡”者的展現，按照孟子的致思路徑，王者之跡當是王者之政的緒余、“先王之道”的殘余?！佰E”一般指向外在表現，這些外在顯現并不互相抵牾，都是對當時歷史狀態的描繪。同時，“跡”也有各個層面的呈現。故此，有學者指出“……前者（王者之跡）可以說是后者（詩）產生、傳播、實現其功能的現實必要條件……反過來看，《詩》又是維護和鞏固其賴以存在的文化空間的重要手段?！?[8 ]首先，《詩》的興盛，當是王者之跡的一種表現，并以圣王政教之道為支點，當圣王政教衰亡，作為其產物與表現的《詩》也不得不衰亡，反言之，《詩》亡也成為圣王政道衰亡的表征。簡言之，《詩》亡指向的是王者政教的衰亡，也即禮樂文明的崩壞。

在“詩亡”過程中，《詩》所指向并承接的政治方式、教化樣式、文明樣態不斷衰敗?！对姟分詾榻浀浔臼且蛩鼮檫@種文明、政治、教化提供了正當性依據，隨著政教文明樣式的式微，作為其奠基之物與運作方式的《詩》的地位也受到了挑戰。

在孟子前后，諸子的表述都表明了當時六經是一個并行而各有其性又彼此參照、補充、豐盈的整體。這種并行結構和孟子對續接關系的凸顯顯然基于完全不同的思路?？v觀《孟子》全篇，其共引《詩》37處，其中包括7處對具體詩篇的討論；共引《書》19處，其中包括一處對于其中具體篇章《武成》的評論；共引《禮》2處。就引用情況看，《詩》《書》《禮》都是盛行于世的典籍，且《詩》《書》猶重。同時關于《樂》，涉及的討論有“與民同樂”“鄭聲亂樂”“禹之聲與文王之聲”“仁言不如仁聲”四處。趙岐注“仁聲”曰“樂聲、《雅》《頌》也。仁言之政雖明，不如《雅》《頌》感人心之深也”。加之“鄭聲”，“文王之聲”的提法，可見《樂》與《詩》關涉頗深，且孟子也未忽視樂教之端。一言以蔽之，在孟子當時，《詩》《書》《禮》《樂》仍在影響著社會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且是并行的整體。

事實上從經典并行與提法上將《詩》《春秋》提將出來且作為邏輯上的承接關系對待，這里顯然有微妙之處。其原因何在？

這種《詩》與《春秋》的關系設置首先根源于孟子獨特的經典觀?！睹献印けM心下》曰：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因“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的說法，孟子通常被作為疑經者的先驅，因為他破除了“信”這一經典存在的根基?！叭《摺?，“不如無書”，不可“盡信”，這些說法表明了孟子對經典的根本態度，即經典作為材料而非“政典”。章學誠言“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 [9 ]，典者，《說文》曰“五帝之書”，《爾雅·釋言》曰“經”，《廣韻》曰“法”，乃是政教生活的準則、法度與依據，“信”當是其合法性的先決條件。不可“信”的說法從基底處否定了《書》可奉為圭臬的政典功能，從而降格為一般性史料。史料當然不能指引政教生活，《書》的政治功能的消亡也意味著《書》政典品格的喪失，世間尚存的不過是“舊法世傳之史”。在一定意義上，孟子實際上判定了《書》的衰亡。在孟子，《詩》同樣面臨著《書》類似的信任困局：

《云漢》之詩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遺?！潘寡砸?，是周無遺民也。

不信《詩》之某些言辭，似乎昭示與不盡信《書》相類的不盡信《詩》的立場，那么，在這一邏輯基礎上直言“《詩》亡”看起來也是自然的事了。文化形式必然有其政教需求，它依托于一種政教生活，并為其指引、辯護、奠基。一旦《詩》所對應的王道政治衰亡，與其息息相關的《詩》便不能再作為政教運行的方式出現，不再是當下政教生活中的政典，它作為先王政教的余澤已經降格成為史料，《詩》由是而亡。經典隨現實政典功能的消失而成為史料，從此便不能再以“信”作為理解它的首要原則。孟子的《詩》《書》觀及對《詩》《書》之亡的判定皆根源于此。一種政教方式的衰亡伴隨著其相應文化方式的式微，與此同時，另一種新的政教方式興起也意味其相應文化方式的繁盛。由此，霸道對王道的取代帶來的便是《春秋》對《詩》的接續。在孟子這里，“信”的喪失既昭示了經典政典地位的喪失，也揭示了經典對應的政教生活的崩壞。

《詩》與《春秋》的邏輯承接關系也體現在文章樣式的變化上，當然文章樣式的轉換源于思維范式的轉變。

不信《書》的理由之一是《書》中有“血流漂杵”這樣的表述。對此，趙岐注曰“過辭則不取之也”，[1 ]382焦循曰“文之過實”，[7 ]960朱熹《集注》曰“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茍執于辭，則時或有害于義，不如無書之愈也’”。[1 ]341-342由此可見，在對《孟子》的注疏中，經學家們將問題轉化為“文”“辭”和“實”“義”之間本有的張力，也即《書》自身表述過度問題，推而言之，《書》有誤，孟子無錯。這種疏解方式與孟子本人的觀點顯然是有一致性的。他把“血流漂杵”作為不信書的理由，正是因為他認為這一表述不合實情。他所謂的事實源自他對武王品格的推斷，這也是他“知人論世”讀書法的應用案例，其推斷模式如下：因武王為仁君，按照“仁者無敵”的原則，仁者不可能陷身于不仁之境，所以很可能凸顯武王之不仁的“血流漂杵”當是虛辭。又因為文辭不符合“武王是仁君”的事實和“仁者無敵”的道義，所以不取。此處不信是因文辭反而成了理解事實和大義的障礙，這提示了文辭（經典表述）與事情和經典大義的間距。

然而，在《尚書》的注疏者們看來情況又有所不同。

孟子必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蓋深疑以至仁伐至不仁必無血流漂杵之事也，其意蓋恐學者傳之失真。以武王牧野之戰其殺人誠如是之多，后世嗜殺之主必將指武王以為口實，故為此撥本塞源之論。此孟子所以有功于武王也，要之，“血流漂杵”實是紂眾自相攻擊故流血至多。當時必有此理，未可以孟子之說而疑其無是事也。[10 ]

或問：“孟子言‘盡信《書》不如無《書》’，《書》其有不足信者乎？東陽馬氏曰：“六經經秦火，又漢儒私相傳授，誠難盡信。然‘血流漂杵’卻不用疑，蓋史官紀其成功，則為之辭以侈其事而已。安用致疑而立議論乎？”或曰：“然則孟子非乎？”曰：“孟子又幾曽錯。史官大而言之亦不妨。孟子疑之亦不妨?；奕C曰：“孟子之設是言，懼后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11 ]

則《書》不曾錯，確乎“血流漂杵”，但造成這一后果的原因是殷人的自相殘殺，于是武王自然還是未嘗血刃的仁人。孟子也不會錯，他的激烈言辭乃是因其心憂后來之王者有嗜殺的可能性?！翱謱W者傳之失真”，退一步說，就算血流漂杵是對武王行為的描述，這種描述也很可能是流傳過程中文辭的失真而非事實的認定?！把髌啤弊鳛槭饭佟盀橹o以侈其事”的結果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史官要彰顯事件的意義；孟子的懷疑也是對的，因為他對不仁之心的警惕。這種試圖將問題轉化的兩全立場正根源于注疏者對《孟子》和《尚書》發自內心的“信”。注者將問題轉為修辭的夸張和后人的錯傳，也顯現了他們在經典解讀中的基本立場——其義可信，其辭可解。雖然“為之辭以侈其事”的說法表面上有過辭之意，但其落腳點仍在“其事”上，對事實的夸大仍是基于事實本身存在的。

那么，二者對“盡信《書》不如無《書》”注疏的根本區別在于：在《孟子》注疏中，“血流漂杵”是文辭的夸張而非事實；在《尚書》注疏中，“血流漂杵”是無損武王之仁德的事實重現。在后者那里，信書與否的問題不再建立在文辭與事義的緊張之上，而是建立在事實和孟子的憂患意識、恐懼之情的張力之上?！笆隆迸c“情”的緊張源于事與情的間距，而這又與事實和情實之分相關。事實這一概念只關切事件或事物的狀況本身，而不涉及這種狀況中的情志問題，情實則既有事實之義又含情志因素。事實是在主客分離之后將事情對象化的呈現方式，情實是在未分之前將事情切身化的顯現方式。在先秦語境中，“血流漂杵”表述出的當是一種情實。那么，孟子將“血流漂杵”作為不信的理由，是否意味他當時有事實與情實的緊張？

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云漢》之詩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遺?！潘寡砸?，是周無遺民也。

在孟子，《詩》也存在“文”“辭”可能害“志”的問題，其面對的方式是“以意逆志”，趙岐注“意”為“學者之心意也”，以讀者之意推作者之意，不相合者則不信、不取。因讀者對“仁”的理解而否定了“血流漂杵”的事實，因知“詩者之志在于憂旱”而非“周無黎民”。這里，事實的表述與作者想要呈現之“志”有種微妙的割裂感。為何如此？孔穎達疏“周余黎民，靡有孑遺”曰：

言其恐怖之甚也。以此故周之民多死亡矣。其余不死之眾民，無有孑然得遺漏而不餓病者。言死亡之余，又皆饑困也。昊天上帝如此酷旱，則不于我民使有遺留。其意將欲盡殺我民也。[12 ]

“周余黎民，靡有孑遺”乃是憂懼的指向，而非事之實然。孟子仍如解《書》一樣，將此處看做不合事實的修辭方式。問題是《詩》《書》的表達方式是否僅限于對事實的呈現？孔子言“《詩》可以怨”，《毛詩序》言“發乎情，民之性也”?！把灾尽敝姳咎N情端，其所呈現的乃是情實而非事實。而孟子對《詩》《書》言辭的不信卻是對基于事實的呈現情況的判斷。在以事實為表述范式的《春秋》文化境域中，以情實為表達樣態的《詩》自然退出文學主流。也因此：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鬃釉唬骸淞x則丘竊取之矣?！?/p>

《詩》與《春秋》的接續關系具體展開在文學樣式的變換之中，《春秋》以事、文、義的結合承載政教之道，在孟子看來其中的事、文、義代替了《詩》的相應義項。朱熹以“時事”言事，尹焞以“當時之事”言之，此“事”皆就“事實”義而言；[6 ]295《毛詩序》言“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詩》中自有作者不得不發之情志，其“本事”中便內蘊情實之端?！洞呵铩菲湮南怠笆饭僬朴洝?，“史之文”也，是歷史事實的記錄； [6 ]295而《詩》之文則是“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 [1 ]382，更注重的是情志之抒發與共感之興起?！短饭孕颉费浴啊洞呵铩芬缘懒x，《詩》以達意”，明義之《春秋》對言志之《詩》的取代，乃是整個文章方式的轉換。

簡而言之，孟子將《詩》與《春秋》納入邏輯上的接續關系之中，提示的是這種接續中文章樣式、經典地位與政教格局的大變遷。傳統經學詮釋中，孟子的“《詩》亡”說被分解成《詩》的某部分、《詩》流傳的某環節或《詩》的某方面功能的衰亡；而孟子本義則是作為文學樣式的《詩》與它所指引的政教文明方式的整體式微。這種差異部分源于注疏者和孟子經典觀的差異。在“信”與“不信”的張力中，注疏通過種種限定造成對孟子本義的割裂式理解。孟子“《詩》亡”說包含了文章樣式的頹敗、經典地位的降格及政治、教化與文明樣式的衰微。他所要表達的是，在王道衰微霸道興起的政教文明格局中，為王道政治奠基的《詩》經自然衰亡與指引匡正霸道政治的《春秋》經油然興作。與孔子編次六經相類似，這其中有著孟子試圖通過對經典格局的重新建構擔當引導政教之任的深意。

參考文獻：

[1]趙岐，孫奭.孟子注疏[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2]王柏.魯齋集：卷十六[M]//文淵閣四庫全書：118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239.

[3]馬明衡.尚書疑義：卷一[M]//文淵閣四庫全書：6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21.

[4]蔡卞.毛詩名物解[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7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609.

[5]徐復觀.兩漢思想史[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155-156.

[6]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 中華書局，2011：275.

[7]焦循.孟子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1987：574.

[8]李春青.詩與意識形態—西周至兩漢詩歌功能的演變與中國詩學觀念的生成[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260.

[9]章學誠.文史通義[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1.

[10]林之奇.尚書全解[M]//文淵閣四庫全書：5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442.

[11]陳大猷.書集傳或問[M]//文淵閣四庫全書：6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247.

[12]鄭玄，孔穎達.毛詩正義[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1198.

[責任編輯：丁浩芮]

Mencius' Holistic Thought on The Book of Songs

Chen Xueyan

Abstract： In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s，Mencius's thought on the decline of The Book of Songs is always regarded as the partial disfunction， which is limited only in some parts of the all poems， some steps of the whole process or some functions of whole book. Mencius original meaning is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literary genre and the correlative polit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s seem to disserve Mencius' holistic and original meaning. For Mencius， the death of the Book of Songs points to the all changes of the literary form， the position of the classical text， the politics， the education and the civilization. The decline of The Book of Songs means the weakness of the kingly rules and the rise of the tyrannical rules in the realistic politics. As the result of it， The Spring and Autumn was created to correct the tyrannical way and lead it to the kingly way.

Key words： Decline of The Book of Songs； Mencius； The Spring and Autumn； Politics and Civilization； Classical 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