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語境下成長的煩惱
——《冒險季節》主題初探

⊙王　濤［南京林業大學外國語學院， 南京　210037］

加勒比文學系列研究（二）

后殖民語境下成長的煩惱
——《冒險季節》主題初探

⊙王濤［南京林業大學外國語學院， 南京210037］

加勒比作家喬治·拉明喜把個人成長和民族成長融為一體，使得有關個人經歷的敘事演變為被殖民的加勒比弱小民族的歷史敘事。其第四部小說《冒險季節》中的主人公佛拉延續了《城堡》里的主人公G的成長經歷，她首先認同殖民文化，既而通過冒險尋求想象中的父親和憑借對本土文化的現實體驗及碎片化記憶實現了自己的歸屬，進而完成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認同之旅。主人公從認同殖民文化到追尋民族文化的轉變過程再現了錯綜復雜的后殖民狀態，反映了加勒比民族認同建構所涉及的權利斗爭問題。

加勒比文學殖民文化民族文化身份追尋

引言

喬治·拉明是當代加勒比文學作家之一，與沃爾科特、布拉斯維特、塞爾文·哈里斯、簡·里斯等同處一個年代，其作品在加勒比文學中占有一席之地。其中，《冒險季節》（以下簡稱《冒險》）是拉明的第四部小說，也是唯一一部以女性作為敘事主體的長篇小說，表現了作者對如何重塑民族文化的思考和設想。故事主要講述主人公在文化身份認同上從追隨殖民者文化價值觀逐步轉向尋求加勒比民族傳統文化的成長歷程。

《冒險》中的故事發生在圣·克里斯托波爾，一個拉明在《成年與無知》中虛構的組合島國，地名、文化元素和政治事件暗含了牙買加、特立尼達、多巴哥、圭亞那、巴巴多斯以及海地等國家。在圣·克里斯托波爾，拉明描述了一個典型的獨立后時期的西印度社群及第一共和國的失敗和滅亡。社會的矛盾因素在于統治階級新貴極力疏遠自己出生的農民階級并與生活在第一共和國政治邊緣的窮苦大眾水火不容。新的統治階級渴望殖民特權，對島上廣大無產階級日益向往的獨立自由意識充滿敵意。在《冒險》中，拉明描述了農民階級為推翻一個對他們物質精神追求都置之不理的統治階級并獲取自由而斗爭的高級階段。

一、文化身份與文化認同

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緊密相連，而文化研究中的身份與認同問題是后殖民文學所關注的主題之一。在當下的文化研究語境中，身份與認同雖源于同一個英語單詞，但前者是名詞，指個體或群體據以確認自己在某個特定社會里的地位的某些明確的具有顯著特征的依據或尺度，如階級、種族、性別等，是依據某種尺度和參照系來確定的某種共同特征與標志。因此，身份處于靜止狀態。認同在多數情況下是指個體或群體試圖追尋、確定自己在文化上的身份的行為過程，是對身份的追尋，所以它是動態變化的。

斯圖亞特·霍爾在《文化身份與族裔散居》一文中認為，文化身份首先是一種共有的文化，集體的一個真正的自我，藏身于許多其他的、更加膚淺或人為地強加的自我之中，共享一種歷史和祖先的人們也共享這種自我。也就是說，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歷史經驗和共有的文化符號。這里一個民族中的“一”是所有其他表面差異的基礎，是加勒比性、是黑人經驗的真實和本質。其次，文化身份既強調同，也承認異。正是這些重要明顯的差異構成了真正的過去的、現在的甚至將來的我們。我們不可能精確長久地談論一種經驗，一種身份，而不承認它的另一面——即構成加勒比人獨特性的那些斷裂和非連續性。

文化身份和文化認同是從承認差異開始的，其目的是尋求生存方式的同一性。正如韓震所說，人與他人相遇，才會思考自己是誰；一個群體與其他群體相遇，才會把這個群體想象成為共同體；一個民族只有遭遇另外不同的民族時，才會自覺到自己的民族特征。所以說文化身份是在異中求同，在與他者的互動中形成的。

二、靈魂儀式后的心理碰撞

《冒險》中的主人公佛拉是一名衣食無憂的中產階級女性。她的成長始于十八歲，一個邁向成熟的年齡，與《在我皮膚的城堡里》的主人公G的成長正好構成一場接力賽。故事在震耳欲聾的鐵鼓樂聲中拉開帷幕，女主人公一出場就親歷了一場生者與死者交流的靈魂儀式（the ceremony of souls）。這種靈魂儀式源于海地共和國，由祭祀主持，所有參與者都是死者的親屬，死者在這個時刻到來，說出他們生前與活人的關系。另一方面，活著的人需要會見死者以發現是否還有寬宥的需要。出于好奇和朋友的鼓動，佛拉走進祭祀舉行靈魂儀式的帳篷，很快從凈水壇里伸出一只左手指向她并叫喊著要見自己的女兒，場面驚心動魄。靈魂儀式在佛拉心里泛起了漣漪，使她不能再平靜地生活和工作下去?！拔腋赣H是誰？”佛拉自問道。于是乎，一場尋根/父歷險記就此展開了。

1.殖民文化認同

佛拉的生父一直是個解不開的謎，除了她母親無人知曉。靈魂儀式前，佛拉衣食無憂地生活在母親和繼父構筑的中產階級家庭里，繼父皮戈特對佛拉視如己出，一心想把她培養成舉止優雅，符合上層社會規范的淑女，供她讀大學，幫她找工作，旨在要求她認同殖民者文化價值觀，向上層社會甚至殖民中心——英國邁進。換言之，皮戈特對佛拉寄予了厚望和夢想?！八炎约旱睦硐氡ж撊耐性诜鹄砩?，他想佛拉出人頭地?！钡拇_，佛拉的過去被封在墻上的一幅幅肖像畫中：鄰居和朋友，都是圣克里斯托布爾標準的中產階級家庭，他們在委員會會議室閑聊時暢想未來或聚集在由鮮花裝飾的拱門下慶祝成功。其中最具有代表意義的是副總統雷蒙德慶祝六十歲誕辰的照片以及佛拉與雷蒙德女兒維羅尼卡的合照。雷蒙德容光煥發，是成功和權力的代言人；維羅尼卡是佛拉從小一起長大的閨蜜和事業的競爭對手。佛拉聰明伶俐，貌美如花，這對于膝下無子又努力往上爬的繼父皮戈特來說無疑是一張通向成功的王牌。對于佛拉，與上層階級認同成為一種必然。

2.斷絕殖民文化關系

然而，靈魂儀式改變了一切。首先她女扮男裝獨自前往森林保留地及靈魂儀式場所探險，了解生活在保留地的居民并深深地迷上了靈魂儀式上伴奏的鐵鼓樂。這些經歷喚起了佛拉的民族文化記憶，冥冥中，佛拉覺得自己屬于這片土地和生活在其中的勞動人民。于是她寫信和代表英帝國文化的白人男友夏洛特分手，寓意摒棄殖民者價值觀和身份認同。佛拉在痛苦中抉擇，但還是快刀斬亂麻，“親愛的夏洛特，我感到自由和毫無顧忌地和你說再見。幸好沒造成傷害。我會自尋出路的，在你眼里我和靈魂儀式場所托內勒向來都大同小異。你想要的是廳堂里的淑女，床上的蕩婦。祝你好運有朝一日能找到這樣的結婚對象！”以此了結了自己的初戀。

繼而將代表統治階級的副總統及其女兒的畫像丟進了垃圾堆，還公然在霓虹燈下戲弄巡警，這預示著她與統治階級斷絕關系的決心。長期生活在燈紅酒綠的上層社交場所，坦率的佛拉看透甚至厭倦了上層階級的逢場作戲和虛偽嘴臉。

再則，佛拉為尋找自己的文化之根時常夜不歸宿，各種反叛行為著實讓繼父勃然大怒，失望之極。結果可想而知，夢想破滅的繼父將佛拉痛打一頓，并絕情地把她踢出了家門。對于加勒比殖民地來說，占據統治地位的宗主國文化往往被當作“養父”，無形中，父親和女兒的相處方式和歷史上的宗主國與殖民地的較量如出一轍，父親寓意“父國”，父親的限制束縛則指涉英國殖民統治對圣克里斯托布爾的控制。歷史上，西印度群島各島國是英國的殖民地，不可避免地在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風俗上遭受殖民沖擊，只有少量的文化傳統得以保留。

在整部小說中，母親是個次要的角色，被排斥于民族敘事話語之外，呈現在讀者面前的多為肢體語言。佛拉和母親的關系自始至終都是疏離的。她們之間的劍拔弩張既有心理上的消耗，更有對空間的無聲征戰。在佛拉眼里，母親不喜歡自己，更愛副總統雷蒙德的女兒，還熱衷于各種社交活動，為人輕浮，和上層社會的男性關系曖昧，并對自己苦苦尋找的生父只字不提。加上周圍的流言蜚語，佛拉認為自己是個雜種，骯臟的私生女。西蒙斯·席爾瓦認為佛拉要發展成獨立的個體，成功建構民族認同就必須拋開私欲，與代表新殖民精英的母親決裂，以斷絕其背后所隱含的社會政治關系。

三、民族文化認同

如上所述，靈魂儀式后的佛拉已經覺醒，其民族認同意識開始變得清晰起來。她頻頻暗訪貧民窟森林保留地及靈魂儀式慶典場所托內勒，親眼看見其中居民的生活疾苦，出入鐵鼓樂隊成員常去的酒吧，觀看他們的即興表演，并深深地愛上了為靈魂儀式伴奏的鐵鼓樂。這些經歷喚起了佛拉的民族文化記憶，冥冥中，佛拉越來越覺得自己屬于這片土地和生活在其中的勞動人民。

除此之外，她還與民間畫家切克交往甚密，以打探生父的下落和人生軌跡。在佛拉看來，自己的生父很可能就是廣大農民階級中的一員，至于能否找到他卻已不再重要，他們才是她文化之根的所在。換言之，佛拉通過冒險尋求想象中的父親和憑借對本土文化的現實體驗及碎片化記憶實現了自己的歸屬，進而完成了自己的文化認同之旅。誓與過去決裂，佛拉給自己另取了一個名字，還模仿廣大農民階級的言行舉止，并積極參與民族獨立事業。的確，官逼民反，副總統雷蒙德被人暗殺，共和國出動全部警力捉拿疑犯，搞得森林保留地雞犬不寧，鐵鼓樂隊的男孩們無一幸免地將被帶走時，佛拉挺身而出制造謠言救了他們，并以一句“是我父親殺死了雷叔叔”驚愕了眾人，更讓作為警察署長的皮戈特難堪之極，下不了臺。佛拉的一語雙關立馬將矛頭指向皮戈特。當然，此父親非彼父親。佛拉指的是自己苦尋的生父，一個想象的父親殺死了雷蒙德，并有據為證，一塊雷蒙德的手絹和一張切克畫的父親的肖像畫。其實，這個想象的父親代表了廣大受苦受難的民眾，是他們不堪雷蒙德新政的統治，有殺死他的強烈意愿。對于保留地的普通民眾，鐵鼓樂和靈魂儀式是他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二者密不可分，有慶典必有鐵鼓樂。正如鐵鼓隊成員克里姆說的“我不在乎誰來制定本國的法律，只要他們允許我制作本國的音樂！”由此可見一斑。當統治階級決心摧毀這僅存的文化傳統時，佛拉立場明確，毅然選擇了站在人民大眾這一邊。因此，被統治階級禁而不絕的鐵鼓樂如信徒耳里的福音回聲嘹亮笑到了最后，完成了鐵鼓的反叛。

結語

從《城堡》到《冒險》，兩位主人公選擇了不同的方式去定義自我與族群、社會的關系，從中可以看出作者對民族認同的認識發生了變化。G的民族認同意識是懵懂模糊的，而佛拉對民族認同表達了積極肯定的態度，可以說他們是拉明成長過程中兩個不同階段的代言人。

拉明將個人和民族聯系起來，把個體經歷演變為民族寓言，以凸顯加勒比海島被邊緣化、被踐踏的歷史以及去殖民后殖民主義又在加勒比社會中變相存在的現實。經歷了移民英國的流亡生活，成年與無知的體驗，作者似乎已經意識到民族獨立事業離不開女性（特別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女性）的積極參與，需要兩性共謀，反對將女性排斥于民族建構主體之外的性別化民族主義。這與同時期的其他加勒比男作家作品相比是進步的。

［1］斯圖亞特霍爾.文化身份與族裔散居［J］.載羅剛，劉象愚主編.文化研究讀本［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2］韓震.論全球文化進程中的多重文化認同［J］.求是學刊，2005（9）：21-26.

［3］Lamming，George.Season of Adventure［M］.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9.

［4］芮小河.加勒比民族寓言的性別寓意——評《安妮·約翰》及《我的母親》［J］.外語教學，2013（1）：90-103.

［5］Silva，A.J.Simoes da.The Luxury of National Despair ［M］.Atlanta：Rodopi B.V.Amsterdam，2000.

作者：王濤，南京林業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研究方向：英美文學。

編輯：水涓E-mail:shuijuan3936@163.com

敘事學研究

本文系江蘇省教育廳高校哲社基金資助項目（2012SJB75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