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必求真 事必求是 行必踏實：收藏中國近現代大學校長墨跡有感

程道德

歲月不居，流年似水。驀然回首，筆者收藏大學校長墨寶，不覺已逾35個春秋。其間，孜孜以求，鍥而不舍，為的是弘揚前賢崇高品德，展示先哲深厚學養。

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開拓者

清末民初，新舊交織，風云際會。孫家鼐、馬相伯、嚴復、蔡元培、唐文治、張伯苓、吳玉章、徐特立、陳垣、馬寅初、蔣夢麟、梅貽琦、竺可楨、胡適、成方吾、范文瀾等諸位校長，登高而招，引領風氣，蓽路襤褸，功勛卓著。我有幸收集到上述各位教育耆碩、士林翹楚之墨跡時，敬仰之情不禁油然而生。無論是他們開創近現代高等教育事業無畏的勇氣與敬業的精神，還是書法神韻所表現之功力，皆令我肅然起敬，不忍釋手。

清咸豐九年（1859年）己未科狀元、光緒帝師、京師大學堂首任管學大臣孫家鼐（圖1），創建近代中國第一所國立綜合性大學，居功至偉；第三任管學大臣、同治十三年（1874年）甲戌科翰林張百熙（圖2），主持制定《欽定學堂章程》，作為首部一整套自小學到大學之學堂規章頒行全國，具有劃時代意義；1917年蔡元培先生臨危受命，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力倡“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以博大胸懷、崇高境界銳意改革，僅用兩年時間，便使北大真正從中古教育內容中解脫出來，開創了北大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蔡先生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全國。他還強調，開創新文化運動，應以蔡先生居首。

江山代有人才出。1917年，胡適先生受蔡校長之聘而執教北大，他一到北大就躊躇滿志地準備干一番事業，提出要把北大發展成現代化大學。當時不過而立之年的胡適教授成為蔡元培、陳獨秀厲行改革的“最為倚重的軍師”。北大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中心，胡適先生（圖3）是新文化運動先驅之一。他參與《新青年》的編輯工作，提倡“文學革命”和個性解放，倡導科學精神，在新文化運動中有著振聾發聵的作用。1931年春，北大時任校長蔣夢麟先生（圖4）提出“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敝鲝?。因他任職時間最長，加之教育理念超前，又富行政管理才干，為北大教育事業之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曾擔任北大代理校長的傅斯年先生評價其“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學問比不上胡適之，但辦事比蔡先生胡先生高明”。

再看清華大學與南開大學。1931年，梅貽琦先生（圖5）以清華大學教務長接任校長，主持校務，實行“教授治?！焙汀巴ú沤逃?，將這一留美預備學校一舉變為多學科綜合性大學，并使之于20世紀30年代跨入世界先進大學行列。而有“南開之父”之譽的張伯苓先生，1919年至1948年擔任南開大學校長。他特別強調“德育為萬事之本”，德智體美四育并進，并制訂“公允公能，日新月異”之校訓，為國家培養愛國為公、服務社會之人才。如今南開大學得以發展成為全國著名高校，與張公數十年前所倡“日新月異”之南開精神密不可分?？梢哉f，無張伯苓先生，便無今日之南開。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北大、清華、南開南遷，三強聯合，于昆明組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梅貽琦、張伯苓、蔣夢麟擔任常務委員，主持校務。在八年抗戰之艱苦歲月里，三位常委尤其是梅先生，常駐昆明，帶領西南聯大8000余名師生，發揚“剛毅堅卓”之西南聯大精神，為我國培養出一批國內外知名學者和新中國建立后急需的優秀人才。以西南聯大理學院為例，該院共設算術、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地質地理學等五系，從1938～1946年9年間，畢業生共673人，有80人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其中楊振寧和李政道是外籍院士、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12人成為中國工程學院院士，其中鄭哲敏、朱光亞為雙院士。西南聯大理學院有90名畢業生成為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學院院士，這意味著每七到八位畢業生中就產生一名院士。翻開中國高等教育史，這是前所未有的，西南聯大創造出的這一奇跡，永遠被載入中國高等教育史冊。

崇高品德深厚學養

字如其人，文如心聲。我于收藏校長墨寶之過程中，不僅注重書法藝術之觀賞價值，更注重其內容。此次展出之校長遺墨，無論是對聯、條幅、斗方，抑或信札、文稿、題詞，透過書寫的文字，均深層次反映出先賢們之精神氣質、學術修養與思想境界。

1935年秋，北大蔣夢麟、胡適等諸君，代表北大數百名師生致函蔡元培先生，慶賀他七十華誕。賀禮是由北大數百名教師和校友集資建筑一所可以住家藏書的房屋。這所房屋在蔡公百年之后，將作為“一座公共紀念坊”，讓子子孫孫瞻仰這位為中華民族的教育事業公而忘私的學界泰斗。1936年元旦，蔡先生復函答謝（圖6）。一來一往的函件，拜讀之后感人至深，催人淚下。一方面，北大數百名師友知恩圖報，情意真切，念念不忘離開北大長達10年之久而上無片瓦的老校長，以獻壽禮之名，解決老校長“最缺少、最實用”之安身寓所；另一方面。蔡公謙謙君子之氣度，忠厚長者之胸懷，著實令人敬重。隨著抗戰爆發，籌建房屋工作被迫停頓。后來，蔡先生移居香港，他和他的后人終不曾見到這份賀禮。盡管如此，這份情真意切的師生情將永載北大史冊，尊師敬老、感恩圖報的中華美德，將被后人永世傳頌。

在我收藏的條幅中，值得介紹者甚多，限于篇幅，在此僅舉三例。一是季羨林先生于1994年贈予我的行書條幅，錄清人李惺箴言：“境遇休怨我不如人，不如我者尚眾；學問休言我勝于人，勝于我者還多”（圖7）。這既是季老勤奮為學的真實寫照，也是我們晚輩做人做學問只座右銘。另一幅，是在20世界30年代曾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的馮友蘭先生于197年贈金紫光之行書條幅：“靈龜飛蛇感逝川，豪雄猶自意惘然。但能一滴歸滄海，烈士不知有暮年?！边@是馮老讀曹操《龜雖壽》之抒懷作（圖8）。馮老晚年雙目失明，但筆耕不輟，以“但能一滴歸滄海，烈士不知有暮年”之詩句與人共勉，豪情壯志，溢于言表。85歲高齡之馮老，“不知有暮年”，下決心要完成《中國哲學史新編》巨著。經過10年辛勤耕耘，終于在臨終之前，實現了這一宏愿，創造了中國學術史的一個奇跡。再有一幅，是中華職業教育社創始人、東南大學校董黃炎培先生于1942年贈周公魯之行書題詞：“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行必踏實”（圖9）。這是黃老于1942年在中華復興講座上所倡導之三言。他強調：“欲修養身心，以救國危，必須踐行此三言?！鼻笳?、求是、求實，既是黃老一生的寫照，也是他留給后人的一筆精神財富。

收藏艱辛 苦中有樂

我收藏20世紀上半葉百余所中國高校200余名校長之翰墨，范圍之廣，幾乎涵蓋了全國重點高校。作為一項專題收藏，其過程既漫長又艱辛。搜集百年名校校長墨跡不易，要搜集北大早期“校長”之手跡無疑更難。如京師大學堂，從創辦到終止，歷時14年，共有11位“校長”、3位管學大臣，分別為孫家鼐、許景澄、張百熙；8位總監督：張亨嘉、曹廣權（代理）、李家駒、朱益藩、劉廷琛、柯劭忞、勞乃宣與嚴復。除曹廣權（任期極短，只代理10天總監督）之墨跡未曾覓得，其他10位“校長”之翰墨已如愿收藏。然而個中艱辛，一言難盡。其中尤以搜集第二任管學大臣許景澄與總監督柯劭志的手跡為甚。

1900年，許景澄接替孫家鼐出任管學大臣，在一次御前會議上，他反對慈禧太后利用義和團圍攻洋人，觸怒慈禧，遂以“賣國賊”為名被降罪，招來殺身之禍，故其存世手跡極少，我在京尋覓5年，未能如愿。然蒼天不負有心人，1995年，我赴香港講課期間的一個周日，在荷里活道的一個地攤上翻看一堆舊字畫，突然發現一幅署有許景澄3個字的破舊七言聯（圖10），我按捺住內心的激動，十分平靜地問老板娘要多少錢，她回答：“先生，你給錢就拿走?！庇谑俏姨统鲆粡?00元港幣遞給老板娘，問：“可以嗎？”她接過港幣，微笑示意，交易成功。踏破鐵靴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萬萬沒有想到，在北京花了5年時間苦尋未得之墨寶，竟然就如此廉價而輕易地獲得。我足足興奮了一個星期，即使回到北京仍無法平靜，遂請文物鑒定大家史樹青先生鑒賞，他說：“好東西，我們歷史博物館都沒有，加錢，轉讓給我們吧！”我說：“這是北大的寶貝，不是錢的問題，確實不能轉讓，請諒解?！?/p>

京師大學堂另一位“校長”柯劭忞總監督墨跡之覓得，卻未遇上好運氣，而是另一番情景。1996年，嘉德拍賣公司拍品中有兩通柯劭忞的書札，因為是京師大學堂“校長”的遺墨，我是志在必得。拍賣場上主要是前排、中排、后排（我在后排）三人競爭。這件拍品起拍價800元，我原先估計千元可以拍得，卻未想到，這件拍品最終以5000元落槌，加上傭金，成交價5500元，比起拍價高出近6倍。在拍賣場上，坐在中排的競拍者在拍賣師喊到3000元時主動退出，剩下我與前排競拍者相爭，當喊到4500元時，我不按一般競價常規，一下跳到5000元，以示我實力雄厚且篤定不移。此舉果然有效，前排競拍者退出，我如愿以償。

拍賣結束，坐在中排的那位具有文人氣質的老者向我打招呼。攀談間，才知道這位張先生原來是北大中文系校友，對北大校長的墨跡也頗有興趣。當我們走出拍賣場時，張先生突然以質疑的口氣問我：“一個教授哪有這么多錢收藏名人手跡？”面對這樣的疑問，我只是報以微微苦笑。他哪里知道，我交完拍品款之后，銀行存折中僅剩120元，這點錢不可再挪用，因為還有下半個月的日子要過。

無獨有偶，時隔6年后，我又遇到類似張先生提出的同樣質疑。2002年秋，應《收藏》雜志社約稿，我在該雜志11、12兩期連續發表了我的稿件——《二十四位國民黨將領的遺墨》。文章發表后，有位遼寧的收藏愛好者給《收藏》主編楊才玉先生去信，斷定這些國民黨將領的墨跡是贗品，理由之一為：“一個國內教授哪有錢收藏得起這些墨寶？！”楊先生給我來電話，征求如何答復讀者來信。我說：您可以轉告遼寧的藏友，這批墨寶是經過中國歷史博物館（現今中國國家博物館）5位專家和故宮博物院書畫鑒定家劉九庵先生鑒定的，是真跡，絕非贗品。遼寧的這位藏友用財力來斷定古玩真偽，未必可取。

搞收藏，應具備眼力、財力、毅力和一定程度上的機遇等四要素。1996年我一次性搜集到數百份祝壽賀詞斗方（其中有國民黨上將40余人、國民政府部長以上200余人所寫的賀詞，還有20余位大學校長和一批民國時期社會文化名流所寫的賀詞），可以說這是我收藏生涯中一次千載難逢的機遇。1996年，香港回歸臨近，在香港有一批富人移居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這批賀詞斗方是其中一位留下的。他委托香港一家畫廊的黃老板：“找個好人家，再出手?！蹦悄?，我去香港給研究生講專題課，照例要到這家畫廊走一趟。我是這家畫廊的?？?，和老板較熟，他也知道我的北大教授身份。這一次和以往不同，我剛跨進店門，黃老板就把我引進里屋，捧出這批墨寶。我逐一翻看，第一感覺是震驚和興奮，第二是不安，擔心啃不動。豈知事情完全出乎我的預料，黃老板要替朋友為這批民國時期軍政要員遺墨找個“好人家”，并且確定了我的誠意后，以令人意想不到的廉價售讓與我。返回北京后，我請史樹青等5位專家鑒賞。史老邊看邊說，重復了三遍：“這是一批難得的好東西?！逼渌?位字畫鑒定專家對這批遺墨也是贊不絕口。

“窮人”收藏，自有“窮辦法”。其一，進行專題收藏要有前瞻性。別人沒有想到的，我提前數年就進行籌劃，故廉價購取許多藏品，并逐漸形成系列。其二，節省每一分錢用于收藏。從1991～2000年，我每次赴港講學，為省錢，都從北京帶方便面；每次領取的講課費從未買過一件香港時尚的三大件（名牌電器、黃金首飾、意大利皮具）。2000年最后一次赴港講學，總覺得愧對家人，終于給老伴買了一條金項鏈和一塊手表。其三，有得有失。為成就專題系列收藏，要有點壯士解腕的勇氣，舍得割愛。1991年，我以一批珍稀的先秦幣和一批民國時期稀少的紙幣精品換取一批北大著名學者手跡。單純從經濟價值衡量，稀罕的古幣和紙幣要比名人墨跡昂貴，但北大的這批文化名人手跡卻為我實現中國近現代文化名人遺墨的系列收藏奠定了基礎。

卅載盼美夢能得圓

回顧我的收藏歷程，大致可分兩大階段：從1980～2000年，這20年是業余愛好階段，搞收藏屬于“副業”，只收藏，無暇顧及藏品的整理研究工作。從2000年至今，屬于“正業”階段，其特點是把收藏和研究當作一種文化事業來做。既然當作事業，就意味著對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文化負有一種使命感，對社會負有一份責任心，對自身要有一種知難而進的不懈追求?，F今我已擁有四大收藏系列：清代科舉制度文物系列、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文物系列、中國近現代文化名人遺墨以及民國時期軍政要員手跡系列。15年來，我在整理研究大量藏品的基礎上，主編出版大型圖書7部，發表文章近90篇，在北京、西安、徽州休寧和績溪舉辦過13次大型展覽。這一系列活動，曾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取得了可喜的社會效益。

收藏、研究、出版、展示和宣傳，這一切只為圓我和夫人湯蕉媛的一個夢——建立一座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博物館。我們希望建成后的高教博物館不僅可成為對青少年傳授科學知識的重要場所，也是對各階層，尤其是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思想教育的基地，更可以成為在海內外弘揚中華民族文化的寬廣平臺。對民間收藏界來說，這座博物館則是匯集民間高教文物的窗口與研究機構，為更多流散于民間之高教文物提供一個永久家園。但愿在我有生之年，能盼得美夢成真。

責編 楊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