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的“權衡”史論方法

朱靈群

安慶師范大學招生就業處，安徽安慶，246011

?

王船山的“權衡”史論方法

朱靈群

安慶師范大學招生就業處，安徽安慶，246011

摘要：王船山把“權衡”運用于歷史評論中，對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他從辨正“權衡”內涵著手，廓清“權衡”在儒家文化中的本義；他通過分析和論證，強調“權衡”對于歷史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彰顯歷史主體的歷史見識、政治能力和道德素養；他在歷史評論中自覺地運用“權衡”方法，主張斟酌情理、因時制宜、不可執一。他的這些認識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方法論價值。

關鍵詞：王船山；《春秋》；“權衡”；史論方法

王船山畢生撰述宏富，思想博洽，尤其對經史之學極深研幾?！蹲x通鑒論》《宋論》“代表了中國古代歷史評論的最高成就”[1]，《春秋》乃王船山家傳之安身立命之學，其一生之撰述，除根植于《周易》之哲學外，則以淵源于《春秋》之史學為大宗[2]。本文試以“權衡”為切入點，探討《春秋》對王船山史學的影響。

1“權衡”內涵的界定

“權”作為一種價值判斷原則，在先秦時期被廣泛應用。在中國思想史上，孔子最早提出“權”的觀點。他在《論語·子罕》篇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盵3]167對此，孟子進一步加以明析，“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3]407?？梢钥闯?，孔子“權”的本意指通權達變而合于道，或者說道德原則在具體情景中可以作合理的變通[4]。正因為“權”有變的意味，后來學者對儒家經典的詮釋往往出現分歧，產生“權變”之論。對此，王船山多有詳細辨證，謂：“朱子之言權，與程子亦無大差別。其云‘于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與程子‘權輕重，使合義’，正同?！M其宜’一‘宜’字，即義也?！庇终f：“朱子曲權漢人‘反經合道’之說，則終與權變、權術相亂?！盵5]738-739故“權之義，自當以程子為正”[5]741。王船山認為：“所謂權者，亦非軼可否之兩端，以有其神變也。立者因道，權者因心。立者心合道，權者道從心?！盵6]204意思是：人們對事物的考量，不是隨心所欲，而是要合乎事物發展的規律，因地制宜，各得其所。其次，“衡”也有多重涵義，在王船山看來，主要是平衡的意思。王船山說：“《春秋》之教，懸其實以待人之求，功罪得失，咸取照于平衡?！盵6]233“衡”作為評價的準則，體現平衡的意義，而作為評價的方法，則有衡量、斟酌的意思。通過對“權”與“衡”的分析，王船山謂：“權衡者，無所激昂，恒平以待人之求也?！盵6]232總的來看，王船山認為“權衡”作為歷史評價的原則和方法，應權得其宜，至于平衡。其實，在王船山之前，北宋經學家劉敞在《春秋權衡序》中認為：“權，準也；衡，平也。物雖重必準于權，權雖移必平于衡。故權衡者天下之公器也，所以使輕重無隱也，所以使低昂適中也，察之者易知，執之者易從也。不準則無以知輕重，不平則輕重雖出不信。故權衡者，天下之至信也?！盵7]雖然劉氏是從經學評論的角度說的，但實質上與王船山的認識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權衡”與微言大義有密切關系。王船山說：“正大義者，其惟權乎。權，輕重之準也。移輕于重，則重者輕；委重于輕，則輕者代重而重者虛矣?！洞呵铩分?，不舍賊而求賊，弗移輕于重也；不許賊之治賊，無委重于輕也。曰：可與權者，其惟圣人乎！義正焉耳矣?！盵6]225正是圣人有“大義”，可以與權；同樣圣人有權，故能正大義。從某種程度上說，史家為了追求對某種理想的價值判斷，而行使“權”的職責，發揮“權”的功效。誠如向燕南先生所說：“孔子作《春秋》這種以史為法，發揮史之政治批判意義，‘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之史學思想的提出與實踐，可以說是把‘史’之制衡政治權力的政治批判價值，發揮得淋漓盡致?！盵8]因此研讀《春秋》不可以不領悟圣人“權”的深刻內涵。王船山進一步強調：“《春秋》無恒予奪，《六經》無恒進退，故學者不可以不知權?！盵6]198學者只有懂得“權”的真諦，才能對圣人“予奪”“進退”有辯證的認識，抓住其精髓，闡明其深意。

2“權衡”的重要性

在對《春秋》“權衡”精義和方法深刻認識的基礎上，王船山十分強調“權衡”對于歷史見識的重要性。他說：“漢王甫破項羽，還至定陶，即馳奪韓信軍，天下自此寧矣。大敵已平，信且擁強兵也何為？故無所挾以為名而抗不聽命，既奪之后，弗能怨也。如姑緩之，使四方卒有不虞之事，有名可據，信兵不可奪矣。奪之速而安，以奠宗社，以息父老子弟，以斂天地之殺機，而持征伐權于一王，乃以順天修命，而人得以生?！盵9]82又說：“或曰宋太祖之奪藩鎮也類此。而又非也。信者，非石守信、高懷德之儔匹也。割地而王，據屢勝之兵，非陳橋擁戴之臣主也。故宋祖懲羹吹齏而自弱，漢高拔本塞源以抑亂，審輕重者唯其權，不在形跡之間也?！盵9]82從表面上看，宋太祖削奪藩鎮兵權與漢高祖類似，但從藩鎮割據的具體情況而言，二者不同，表現在：宋初藩王多有擁戴之功，而漢初藩王多居功割地而王；宋太祖鑒于唐中葉以來的藩鎮割據、武將跋扈的沉重教訓，以“杯酒釋兵權”的形式削奪藩鎮兵權，而漢高祖則大力剪除異姓王。遂產生的效果截然不同，宋初大將無權，內重外虛，邊疆危機，致使有宋一代積貧積弱，所謂“懲羹吹齏而自弱”，而漢高祖則是“拔本塞源以抑亂”。故孰輕孰重，孰得孰失，唯有“權”者能深思熟慮，而不被行跡所泥。換句話說，“權衡”的評價方法要求透過復雜的歷史現象酌量輕重、得失，不被表象所迷惑。

同樣，唐高祖是個善于持“權”的人，故能平定天下，安定人心。王船山說：“制天下有權，權者，輕重適如其分之準也，非詭重為輕、詭輕為重，以欺世而行其私者也。重也，而予之以重，適如其數；輕也，而予之以輕，適如其數；持其平而不憂其忒，權之所審，物莫能越也?！盵9]736王船山突出強調“權”的用意，“權者，輕重適如其分之準也，非詭重為輕、詭輕為重，以欺世而行其私者也”，故對于輕重應適如其數，持平而不憂其變。對于李密降唐，唐高祖善于審權，授以光祿卿，致使其既無可怙之恩，也無可怨之言，順心而安位?！皺嗪狻敝钣?，只有大有為的人可以于此，如王船山所說“于是而知天下之至很者，無很也；至詐者，無詐也；量各有所止，機各有所息，以固然者待之而適如其分，則于道不失而險阻自消。天下定于一心之平，道本易也；而非大有為者，不足以與于斯”[9]737。雖然歷史現象錯綜復雜，而蘊育于其中的“道”則有“?！?，所謂萬變不離其綜，只要抓住這個“?！?，并作出適當的舉措，就不會違背歷史的法則，從而達到消除困難。這充分說明了人發揮主觀能動性的“心”所具有的巨大作用，只有“有為”和“有心”的人才能做到持“權”，而“道不遠人”即體現這樣的道理。

為進一步闡明“權衡”道德價值判斷方法，王船山認為“權衡”有精義，離義無所謂“權衡”。對于“義”，他從“正義”“大義”“通義”上加以辨析，言之鑿鑿，鞭辟入里。他說：“有一人之正義，有一時之大義，有古今之通義；輕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義，視一時之大義，而一人之義私矣；以一時之義，視古今之通義，而一時之義私矣；公者重，私者輕矣，權衡之所自定也。三者有時而合，合則亙千古、通天下、而協于一人之正，則以一人之義裁之，而古今天下不能越。有時而不能交全也，則不可以一時廢千古，不可以一人廢天下。執其一義以求伸，其義雖伸，而非萬世不易之公理，是非愈嚴，而義愈病?！盵9]535王船山細致地厘定了“義”的不同層次、內涵及其相互關系。對于“正義”與“大義”，他論道：“事是君而為是君死，食焉不避其難，義之正也。然有為其主者，非天下所共奉以宜為主者也，則一人之私也。子路死于衛輒，而不得為義，衛輒者，一時之亂人也。推此，則事偏方割據之主不足以為天下君者，守之以死，而抗大公至正之主，許以為義而義亂；去之以就有道，而譏其不義，而義愈亂。何也？君臣者，義之正者也，然而君非天下之君，一時之人心不屬焉，則義徙矣；此一人之義，不可廢天下之公也?！盵9]535-536對于“通義”“大義”，他說：“為天下所共奉之君，君令而臣共，義也；而夷夏者，義之尤嚴者也。五帝、三王，勞其神明，殫其智勇，為天分氣，為地分理，以絕夷于夏，即以絕禽于人，萬世守之而不可易，義之確乎不拔而無可徙者也。春秋者，精義以立極者也，諸侯不奉王命而擅興師則貶之；齊桓公次陘之師，晉文公城濮之戰，非奉王命，則序其績而予之；乃至楚子伐陸渾之戎，猶書爵以進之；鄭伯奉惠王之命撫以從楚，則書逃歸以賤之；不以一時之君臣，廢古今夷夏之通義也?！盵9]536三者之間，公私之辨，孰輕孰重，“權衡”至為重要，否則對歷史不能有比較客觀的認識。

相反，不知“權”，則造成人心亂、風俗壞。王船山說：“且夫事君之心，其可一者，忠而已矣；其他固有不容一者也……若逆天悖道之君，自非受托孤之寄，任心膂之重，義不可去，必死以自靖者，則亦引身以退，而必不可與同昏，惡有百君而皆可事者乎？則惡有一心以事君，而君可百者乎？游其心以逢君，無所往而不保其祿位，此心也，胡廣、孔光、馮道之心也。全軀保榮利，而亂臣賊子夷狄盜賊亦何不可事哉？心者，人之權衡也，故有可事有不可事，畫然若好色惡臭之不待圖惟也。茍其有心而不昧，則宋之諸王無一可事者，而百云乎哉？女而倚門也，賈而居肆也，皆一于利而無不可之心也。故曰：充岱之說，廉恥喪，忠孝亡，惑人心，壞風俗，至此極矣?！盵1]854-858他指出“心者，人之權衡也，故有可事有不可事，畫然若好色惡臭之不待圖惟也”，而張岱之心無“權衡”，不知君有別，有可事不可事之分，妄為邪說，意在貪位、保身、謀利，以致蠱惑人心，敗壞風俗。

3“權衡”的運用

王船山不僅十分重視歷史發展過程中“權衡”的重要作用，而且自覺地運用到歷史評論中。他對“權衡”的運用，主要體現在：衡量公私義利、得失利弊、本末輕重等方面；在具體要求上，斟酌情理，因時制宜，不可執一。

王船山對封建專制的批判突出地表現在公私之辨上，他認為朝代興亡只是一姓之私，而天下興亡則是天下之大公。對此，他多處加以辨明，如：“以天下論者，必循天下之公……而抑非一姓之私也?！盵9]1175“若夫國祚之不長，為一姓言也，非公義也。秦之所以獲罪于萬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孫以長存，又豈天下之大公哉！”[9]68“舍君天下之道而論一姓之興亡?！盵9]611“一姓之興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盵9]669“五帝、三王之明德，漢、唐、宋之混一，今其子孫僅存者不再興，而君天下者不一姓?！盵9]762“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盵10]王船山對中國古代歷史興衰成敗深刻認識的基礎，衡量歷史變故，朝代興亡，總結出“公義”與“私義”，嚴厲駁斥正統論，體現他對歷史進程和國家的認識逐漸深化。

綜上所論，王船山深受《春秋》“權衡”方法的影響，既得其精義，又能融會貫通，運用于歷史評論，做到“達時知權”，從而凸顯歷史主體的自覺意識。他的“權衡”史論方法，既豐富了中國古代史學理論，又為今天的史學評論提供了借鑒，值得認真總結。

參考文獻：

[1]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98

[2]許冠三.王船山的歷史學說[M].香港:活史學研究社,1978:1

[3]朱熹.四書集注[M].長沙:岳麓書社,1987

[4]楊國榮.儒家的經權學說及其內蘊[J].社會科,1991(12):31-34

[5]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M]//船山全書：6.長沙:岳麓書社,1996

[6]王夫之.春秋家說[G]//船山全書：5.長沙:岳麓書社,1996

[7]劉敞.春秋權衡序[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8]向燕南.道與勢：傳統史權與君權的緊張[J].文史哲，2009(4):95-101

[9]王夫之.讀通鑒論[M]//船山全書：10.長沙:岳麓書社,1996

[10]王夫之.黃書[M]//船山全書：12.長沙:岳麓書社,1996:519

[11]王夫之.四書訓義[M]//船山全書：7.長沙:岳麓書社,1996:382

[12]王夫之.周易內傳[M]//船山全書：1.長沙:岳麓書社,1996:75

(責任編輯：胡永近)

doi:10.3969/j.issn.1673-2006.2016.07.023

收稿日期：2016-03-15

作者簡介：朱靈群(1978-)，安徽靈璧人，碩士，講師，主要研究方向：文學、文藝學、古文字學。

中圖分類號：B24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006(2016)07-008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