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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畢業生就業焦慮狀況及影響因素分析

2016-09-01 04:01趙紫暄吳雨濛汪希雁趙曉春
文教資料 2016年14期
關鍵詞:河海大學畢業生情緒

趙紫暄 吳雨濛 汪希雁 趙曉春 孫 菁

(河海大學企業管理學院,江蘇 常州 213022)

大學畢業生就業焦慮狀況及影響因素分析

趙紫暄 吳雨濛 汪希雁 趙曉春 孫 菁

(河海大學企業管理學院,江蘇 常州 213022)

為了解大學畢業生焦慮狀況及影響因素。采用整群抽樣方式隨機抽取382名河海大學的本科畢業生,用自制的就業焦慮問卷及焦慮自評量表進行調查,采用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焦慮發生的影響因素。發現大學畢業生焦慮情緒的檢出率為27.2%;大學畢業生的生源地、所學專業、調查時是否簽訂就業協議、是否有社會工作經歷等是焦慮發生的影響因素。因此大學畢業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就業焦慮,高校應進一步加強大學畢業生就業指導方面的工作,關注大學畢業生的心理健康。

焦慮情緒 Logistic回歸分析 大學畢業生

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社會對人才需求結構的變革,高等教育的大眾化,高校招生規模的迅速擴張及大學生自身素質的局限性,致使大學畢業生面臨就業困難,對他們的心理產生壓力,而心理壓力會引起生理的不良反應,以及焦慮、抑郁等負性情緒,甚至會引發心理障礙[1-2],影響其身心健康。為了解大學畢業生就業焦慮狀況及產生就業焦慮的具體影響因素,課題組成員對河海大學應屆畢業生進行了抽樣調查,為發展和完善高校就業指導提供了理論依據。

1.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對河海大學的應屆畢業生以宿舍為單位,采用整群抽樣方式抽取90個宿舍的成員,共382人。發放問卷382份,回收373份,剔除無效問卷,獲得有效問卷353份,有效率為92.4

1.2 方法。采用課題組自行設計的調查表,課題組成員作為調查員,采取上門調查方式,由調查員上門發放調查表、被調查者根據自己情況自愿填寫,問卷完成后由調查員當場回收。調查表內容主要包括調查對象基本情況與焦慮情況。

1.2.1 一般情況。主要包括調查對象的專業、性別、家庭所在地、家庭經濟狀況、有無社會工作經歷及是否簽訂就業協議等內容。

1.2.2 焦慮自評量表(SAS)[3],SAS是美國杜克大學醫學院Zung于1971年編制而成的,該表由20個題目組成,采用4級評分,“1”為沒有或很少時間有,“2”為小部分時間有,“3”為相當多時間有,“4”為絕大部分或全部時間有,其中15項為負性詞陳述,按1~4順序評分,5項(5,9,13,17,19)為正性詞陳述,按4~1順序反向計分。自評結束后將20個題目的各個得分相加即粗分 (raw score),粗分乘以1.25即得到標準分(index score),按照中國常模,標準分50~59為輕度焦慮,60~69為中度,>69為重度。

1.3 統計學處理。采用EPIData3.10雙人份獨立錄入,經邏輯檢查核對無誤后建立數據庫。用SPSS16.0軟件分析數據,單因素分析采用檢驗,多因素采用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檢驗水準。

2.結果

2.1 基本情況。本次調查的353名大學畢業生中,男性222人(62.9%),女性131人(37.1%);城市學生104人(29.5%),城鎮學生106人 (30.0%),農村學生143人 (40.5%);獨生子女199人(56.4%),非獨生子女154人(43.6%);經管類專業113人(32.0%),工科類136(38.5%),計算機類104(29.5%);有社會工作經歷者236人(66.9%),無社會工作經歷者117人(33.1%);簽訂就業協議者198人(56.0%),未簽訂就業協議者155人(44.0%)。檢出有焦慮情緒者96人,檢出率為27.2%,其中輕度焦慮者51人(14.5%),中度焦慮者23人(6.5%),重度焦慮者22人(6.2%)。

2.2 焦慮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分析。對可能影響大學畢業生就業焦慮的因素進行檢驗,結果顯示生源地、所學專業、是否已簽訂就業協議、是否有社會工作經歷、是否有科學的職業規劃等因素對大學畢業生焦慮的影響具有統計學意義,具體見表1。

表1 大學畢業生焦慮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分析

2.3 焦慮影響因素的多因素分析。以調查對象是否有焦慮情緒為因變量,以在單因素分析中有統計學意義的影響因素為自變量進行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各變量的賦值見表2。Logistic回歸分析時采用基于偏最大似然估計的后退法(Backward:LR),剔除變量標準為0.05。結果顯示:來自農村的大學生出現焦慮情緒的幾率是城市大學生的1.85倍;工科類大學生出現焦慮情緒的幾率比經管類低,是他們的0.749倍;調查時還未簽訂就業協議的大學生出現焦慮情緒的幾率是已簽訂就業協議大學生的1.758倍;大學期間無社會工作經歷的大學生出現焦慮情緒的幾率是有社會工作經歷的大學生的1.483倍;而有無職業規劃沒有統計學意義。具體見表3。

表2 各變量的賦值表

表3 大學畢業生焦慮影響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3.討論

調查結果表明,27.2%的大學畢業生有不同程度的焦慮情緒,影響因素主要為生源地、所學專業、是否已簽訂就業協議、是否有社會工作經歷等。大學畢業生的焦慮問題的有關研究,對焦慮情緒檢出率的報道高低不一,這可能與不同研究的調查對象及調查時間不同有關[4-6]。

調查顯示,來自農村是大學畢業生焦慮情緒的危險因素,這與劉穎[4]的研究結果一致。與來自城市的大學畢業生相比,來自農村的大學畢業生缺乏優越的家庭背景,擁有的社會資源較少,進入競爭激烈的就業市場時,收到的來自家庭及社會的支持較少,面對就業壓力時感受到更多不自信。

經管類專業大學畢業生的焦慮情緒檢出率高于工科類專業的大學畢業生。與開設經管類專業的高校較多,每年畢業生的基數相對較大,相應此類專業的就業競爭激烈有關。而已簽訂就業協議的大學畢業生沒有就業壓力的困擾,焦慮情緒的檢出率較未簽訂就業協議的大學畢業生低,也就不難理解。

有社會工作經歷的大學畢業生焦慮情緒的發生較無社會工作經歷的大學畢業生少,這與用人單位對大學畢業生的招聘要求有關。用人單位選擇畢業生是為了讓他們為組織創造更多價值,不僅看大學畢業生的專業知識和學歷,還看他們的實踐操作、人際交往、應變和快速學習等能力,用人單位考察的是畢業生的綜合素質。有社會工作經歷的大學畢業生在實際操作、人際交往等素質上較強,有較好的就業能力。

研究中性別、有無科學的職業規劃等因素未能進入回歸方程,與白文龍等[4][7]的研究不一致,可能與調查對象的不同有關。

總之,在當前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下,結合本研究結論,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降低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焦慮水平。首先,高校對大學畢業生就業焦慮的指導對策應當有的放矢,采取針對性措施降低畢業生的就業壓力,尤其對來自于農村的畢業生和一些就業困難專業的畢業生高度關注,定期對這些學生進行團體心理輔導和心理疏導,防止嚴重焦慮情緒發生,提高大學畢業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其次,高校應當為應屆畢業生提供及時有效的就業信息和就業指導,減少畢業生由于生源地不同,家庭及社會資源的差距而在求職就業時可能造成的障礙,使他們主動調整自我心態,提高自我認可和自信心水平,從而降低就業焦慮水平。再次,高校教師作為大學生教育的主導者,對大學生實踐等能力培養有直接影響,應在教學教研中不斷學習,改進教學內容和方法,提高教學素養[8]。最后,高校應針對就業市場的實際需求,調整大學生的專業培養方案。通過增加反轉課堂、認識實習或社會實踐等課程的分量,增加實驗室、機房及模擬場地的實際利用率,提高大學生的實踐操作能力、人際交往能力、應變能力和快速學習能力,使畢業生能夠在就業市場中擁有出眾的競爭力和自信心,從而緩解就業焦慮問題的嚴峻形勢,提高大學畢業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1]Peng Minning,Hu Guoqing,Dong Jing,etal.Employment-relate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Senior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J].Zhongnandaxuexuebao.Yixueban,2010,35(3):194-202.

[2]王小桃,羅貴明.大學生就業壓力對自殺態度及意念影響[J].中國公共衛生,2011,27(11):1418-1419.

[3]汪向東,王希林,馬弘,等.心理衛生評定量表手冊[M].北京:中國心理衛生雜志社,1999:238.

[4]劉穎.河南省大學畢業生就業焦慮狀況調查[J].中國健康教育,2012,28(7):558-560.

[5]張斌,邱致燕,謝輝,等.長沙市某高校貧困大學生就業焦慮現狀分析[J].中國健康教育,2014,30(7):602-604.

[6]曹紹平.女大學生就業焦慮現狀調查及教育對策[J].中國大學生就業,2012,(16):25-29.

[7]白文龍.畢業年級大學生就業焦慮特點變化及改善對策[J].中國市場,2015,(32):203-206.

[8]李曉華,蘭青.何文靜工商管理類大學生就業意向與一般自我效能感研究[J].對外經貿,2014(3):152-154.

2015年度河海大學大學生創新訓練計劃(2015102941169)。

趙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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