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師井岡：軍政領導制度的碰撞與融合

湯家玉

南昌起義雖然最后失敗，但起義開創的黨領導軍隊的原則在井岡山斗爭時期得到了堅持和發展。

三灣改編，支部建在連上

1927年9月9日，毛澤東發動了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中共湖南省委成立了前敵委員會，由毛澤東任書記，領導起義。在起義受挫后，毛澤東根據部隊的實際情況，采取了不同于南昌起義部隊的措施。

9月29日，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來到江西省永新縣三灣村，把部隊整編為一個團。規定將黨支部設在連一級，改變了原來國民革命軍中國民黨黨部及南昌起義部隊中中共黨支部設在團一級的做法。以此為基礎，在排或班建立黨小組，在營、團建立黨委。

在黨代表制度上，也采取了不同于南昌起義部隊的做法，把團、營、連政治指導員制度改為團、營、連黨代表制。由黨代表擔任黨委和黨支部書記，凡屬部隊的一切重大問題，均須由黨組織集體討論決定。這些規定，構建了中國共產黨軍隊黨組織的新模式，從組織上確保了黨對軍隊的領導。

特別是將支部建在連上，有利于把基層官兵團結在黨的周圍。毛澤東后來向中央報告說：“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兩年前，我們在政府軍的組織，完全沒有抓住士兵，即在葉挺部也還是每團一個支部，故經不起考驗?！蓖瑫r，在士兵中大力發展黨員。毛澤東向中央報告說：“最近決定在戰斗兵中發展黨員數量，達到黨員非黨員各半的目的?！?/p>

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部隊來到井岡山腳下的湖南酃縣（現炎陵縣）水口鎮葉家祠，親自為陳士榘、歐陽健、李恒、賴毅、鄢輝、劉炎等6名新黨員舉行入黨宣誓儀式，建立了我軍第一個連隊黨支部，標志著“支部建在連上”的建軍原則真正付諸實踐。支部建在連上，在士兵中大力發展黨員，成為黨在軍隊中的基本制度，一直延續至今，是黨對軍隊領導制度的基礎。秋收起義部隊離開水口鎮后，走上了井岡山。

兩師會聚，朱毛的碰撞

南昌起義軍南下廣東失敗后，朱德率領起義軍余部轉戰湘、粵、贛邊境。1927年10月下旬部隊進入贛南后，先后在安遠縣天心圩進行整紀，在大余縣進行整軍，在崇義縣上堡、文英、古亭一帶進行整訓，史稱“贛南三整”。朱德后來回憶說：“首先，整頓黨、團組織，成立黨支部?！彼谠；貞浾f：“實行了把一部分黨團員分配到連隊去，從而加強了黨在基層的工作，這是對于這支部隊建設有重大意義的一個措施?！?/p>

1928年4月，朱德率領南昌起義軍余部到達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部隊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6月改稱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陳毅任政治部主任。黨代表制度在紅四軍得到執行。

隨后，紅四軍制定了《黨代表工作大綱》，這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人民軍隊歷史上第一個關于軍隊政治工作的大綱，對黨代表的職責、任務、工作方法等各個方面都作了詳細的規定?！豆ぷ鞔缶V》明確規定：“黨代表是代表黨在軍中工作”，“黨代表一切行動和言論，均須站在黨的觀點上，去施行黨的主義政策”，“黨代表在軍隊中在民眾中，均在黨的指揮之下積極發展黨和團的組織，并使黨與團為群眾核心”。紅軍黨代表，是為了保證黨對紅軍的領導設立的領導職位，由黨委派，對黨負責，主要負責部隊政治工作，同時也配合軍事首長開展軍事工作。

如何處理黨代表與軍事首長的關系，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委考慮了四種方式：一是夫妻平等式，軍政首長地位平等，如果處理不好，兩位首長互爭權力，猶如一個家庭，夫妻經常吵架，矛盾難以調和；二是丈夫姨太太式，以軍事首長為主，政治干部只負責政治訓練，容易導致軍事首長專權；三是父子式，以政治首長為主，軍事首長服從政治首長，可能削弱軍事指揮，不利于作戰；四是夫妻分工合作式，軍政首長地位平等，由黨委（黨支部）書記總其成，一切工作歸黨委（黨支部）。前委認為，第四種方式最有利于鞏固黨的領導和提高部隊戰斗力。后來，這種方式得到采用，逐步發展完備，形成了延續至今的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軍政首長分工負責制。

無論是三灣改編，還是贛南三整，都是強調黨對軍隊的領導，但具體做法有所不同。南昌起義與秋收起義部隊合編為紅四軍后，兩支部隊原有的領導制度與政策發生了矛盾和碰撞，這是當時朱毛之爭的一個重要原因。

毛澤東的一些正確做法，與當時的中央不一致，加劇了紅四軍黨內的矛盾。中央片面強調學習蘇聯紅軍經驗，要求把黨代表制度改為政治委員制度。俄國十月革命后，蘇俄紅軍的軍事長官基本上都是由舊軍人擔任的，為了加強對舊軍官的監督，1918年建立政治委員制度，規定：“政治委員是蘇維埃政權在軍隊中的直接政治代表。他的職位具有特殊意義?！碧K聯紅軍政治委員制度不是一貫的，僅在1918—1924年、1937—1940年以及1941—1942年等時期存在。不設政委的其他時段，蘇聯紅軍實行軍事首長一長制，各級部隊設立政治工作副職。

1928年5月，中共中央明確提出：“紅軍應由蘇維埃派政治委員監督軍官，并負責進行政治工作?！?月，中共中央致信朱德和毛澤東，要求取消黨代表，設政治部。1928年7月，中共六大制定的《軍事工作決議案（草案）》中提出，我軍應“采用蘇聯紅軍組織的經驗，實行政治委員與政治部制度”。

而毛澤東沒有機械執行中央的這一指示。1928年11月，毛澤東致信中央說：“黨代表制度，經驗證明不能廢除?！乙滓幻Q，于制度的本質無關，故我們決定不改?！敝钡焦盘飼h之前，在到處張貼的紅四軍布告中，毛澤東仍以軍黨代表名義署名。

1929年3月，紅四軍轉戰贛南、閩西，對部隊進行整編，將原來團的建制改為縱隊，將原有的軍工農運動委員會改為政治部，并在每個縱隊設立政治部，由軍、縱隊黨代表兼任政治部主任；在支隊、大隊兩級則不設政治部，只設黨代表。這些做法，不符合中央的要求。

對于毛澤東從實際出發的正確做法，許多人并不理解。毛澤東擔任紅四軍黨的前委書記、軍黨代表、軍政治部主任，有人批評毛澤東不服從中央，權力太大，搞家長制。還有人不贊成由前委指揮部隊，認為“黨太管事了”，“黨代表權力太大”，主張“司令部‘對外’，政治部只能‘對內’，對軍隊只能指導，不能領導”，不贊成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制度，主張實行蘇軍的一長制，等等。

碰撞爭論的另一個焦點問題是政治機關制。1929年1月，紅四軍設立了政治部，政治部下設宣傳科、組織科、秘書處、士兵委員會和宣傳隊。隨后，紅四軍所屬各縱隊也都設立了政治部。然而，有些同志認為，“軍事好，政治自然會好”，“軍事不好，政治也不會好”，“政治機關應隸屬于軍事機關”，政治工作是“找麻煩”和“賣假膏藥”，政治工作干部是“閑雜人”。由于對政治機關的認識不足，政治部不能發揮政治工作的強大威力。

這場爭論的主角是朱德與毛澤東。朱德是一個黨性原則特別強的領導，他堅決執行黨的紀律，服從前委的領導，大力支持毛澤東的工作，但對毛澤東的一些觀點和做法持有不同看法。

朱德認為，黨對軍隊的領導并不是“黨管理一切”，更不是書記“管理一切”，這在“共產主義中實在找不出來”，“共產主義所提出的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為他們的參謀部”，“經過無產階級組織的各種機關（蘇維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如果真要實行此口號（黨管理一切），必然使黨脫離群眾，使黨孤立”。

他提出，在黨的指導下，軍事機關應起核心作用，“軍事行政路線是受黨的政策指導的，他的行政路線是有處理的責任，黨員在此機關內起核心作用時也是黨給許的行政責任，絕非機械式的去執行”，“使此機關不起作用是黨的損失?！敝斓逻€批評說：目前紅四軍中甚至黨還沒有管理一切，而是書記“管理一切”。

毛澤東針鋒相對，提出：“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這是四軍黨的主要問題?！彼麑⒅斓轮鲝埖耐ㄟ^軍事機構直接領導軍隊的觀點批為“分權主義”，將朱德在軍隊中的威望指責為“個人龐大的領導權”，“游民、農民與小資產階級成分中產生出來的個人主義”。

毛澤東主張“絕對的黨領導”，認為黨所過問的范圍是不能受限制的，“一切問題都要在各級黨的會議上議決之后，才允許黨員個人依照決議去執行”。

1929年6月，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信中贊揚江西紅軍獨立第二、第四團說：“至于二、四團，四軍的同志見了他們真是慚愧萬分，他們是指導員支配軍官的，前五冊上軍官的名字列在指導員的后面，一個子彈不問過黨不能支配，他們是絕對的黨領導?！?/p>

朱、毛之爭，不是原則之爭，而是工作方式之爭，其實質就是如何處理軍事領導與政治領導的關系，絕不是個人的權力之爭。但兩人沒有私下結黨營私，而是公開亮出自己的觀點，并且都服從大局，維護黨的領導，表現出他們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風亮節。

為了統一黨內思想，1929年6月，紅四軍在福建龍巖召開第七次黨的代表大會，在選舉前委書記時，由于多數人不支持毛澤東的主張，毛澤東落選，陳毅當選。1929年7月下旬，陳毅赴上海參加中央召開的軍事會議，向中央詳細匯報了紅四軍的情況，并根據中央的指示，代表中央起草了給紅四軍的指示，即九月來信。九月來信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做法，肯定了黨對軍隊領導的制度，再次要求用政治委員制度取代黨代表制度，指示紅四軍前委書記仍由毛澤東擔任。

古田會議，軍政領導制度初步融合

1929年12月底，在福建古田召開了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全面貫徹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會議選舉毛澤東為紅四軍黨的前敵委員會書記。會議通過的決議明確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指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這個軍隊必須服從于無產階級思想領導，服務于人民革命斗爭和根據地建設。這個規定從根本上劃清了新型人民軍隊同一切舊式軍隊的界限。決議闡明了軍隊同黨的關系，指出軍隊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必須全心全意地為著黨的綱領、路線和政策而奮斗，提出：“一切工作在黨的討論和決議之后，再經過群眾去執行；在軍隊中要建立黨的領導中樞，重大問題經黨委會討論，一旦形成決議就須堅決執行?！敝厣?，營、團以上各級建立黨委，“每連建設一個支部，每班建設一個小組”。決議規定，紅四軍實行政治委員制，政治委員與軍事首長“在前委指導之下，平行地執行工作”，“軍事機關的一切命令”“政治委員須副署”。古田會議以決議形式將政治機關地位作用確立下來，指出政治機關與司令機關是平行關系，確立了政治機關在紅四軍中的地位。這些規定，使黨對軍隊的領導形成了一套完備的制度，并陸續推廣到紅軍的所有部隊。

古田會議之后，紅軍中的各級黨代表陸續改稱政治委員。1930年起，營一級的政治委員改稱政治教導員或政治協理員，連一級的政治委員改稱政治指導員。

由上可知，黨對軍隊領導制度確立和實行并不是一帆風順的，有一個認識、摸索過程；尤其是如何正確看待和處理軍、政領導關系，在沒有經驗可鑒的情況下，必然會有矛盾、會有爭論，只能是在實踐中不斷磨合。畢竟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隊是中國歷史上的新事物。古田會議后，黨對軍隊領導制度不斷完善和成熟。?

（作者系中國人民解放軍裝備學院副教授，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軍事學博士，著作《追求崇高》被中組部、國家新聞出版署、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黨員教育創新教材）

責任編輯 / 冷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