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日記者一份內參稿的是與非
——我的新聞生涯片段之九

周瑞金

駐日記者一份內參稿的是與非
——我的新聞生涯片段之九

周瑞金

1999年4月 21日，人民日報社駐日本東京的記者于青，發回一份國際內參稿。稿件主要內容，是新當選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4 月20日接受《人民日報》和《北京日報》駐東京記者聯合采訪的談話紀要。不料想這份內參稿引起不同看法，當時我是報社分管國際部工作的副總編輯，參加了處理這份內參稿的全過程，值得一記。

記者發回采訪新任東京都知事的內參稿

石原慎太郎，1932年出生于日本兵庫縣神戶市，是獲得日本文學最高獎——芥川獎的日本小說家，也是畫家。1968年當選參議院議員，是日本著名右翼保守派代表，既反華也反美。1999年4月11日，他以高票當選東京都知事。他當作家、議員時，口無遮攔，經常發表極端的反華反美言論，這是人們所熟知的?，F在，他當選了東京都知事，身為政府官員，在處理中日關系上會發生什么變化呢？

《人民日報》駐日記者于青敏感地抓住這個新聞線索，與《北京日報》駐東京記者合作（因為北京與東京結為友好城市），主動于4月18日與石原事務所取得聯系，次日得到答復，同意20日中午12時半接受中國兩家報紙記者15分鐘的訪談。記者忠實記錄了與石原的訪談材料，及時發回《新當選東京都知事首次接受中國記者采訪（肩題）石原慎太郎談話紀要（主題）》的內參稿。

內參稿開頭突出石原談話七個要點：一、使用“支那”一詞，是我不知歷史經緯。日本文化來源于中國，我沒有輕視中國的意思。今后不再使用“支那”這個稱謂。二、決不反對東京和北京業已建立的友好合作關系，繼續發展友好合作，促進兩城市民的交流，不失為一件有意義的事情。三、通過相互交流與借鑒，東京和北京可在改善交通、治理污染等方面繼續進行卓有成效的交流與合作。四、臺灣問題完全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今后怎么辦，結局會怎樣，完全取決于中國人自己。但不歡迎中國以武力解決臺灣問題。五、從未講過當選知事后邀請李登輝訪日的話，日本媒體報道有失實之處。六、必要時，愿意接受訪華邀請，非常高興到北京和中國內地去看一看，但要師出有名，目的明確。七、東京和北京宜共同為兩城市民做些有新意、對雙方都有益的事情，表示對友城之間交換電視節目有興趣。石原最后還表示：當國會議員期間，接觸過中國記者。當選東京都知事后還是第一次。我并不想吵架，誤解歸誤解，加強交流有助于消除誤解。

于青內參稿的主要觀點是：石原是日本右翼勢力的代言人，短期內不會改變他對中國社會體制、南京大屠殺、西藏問題等的錯誤觀點。當選知事后，石原意識到日本一些媒體有意在與東京都知事無關、涉及中日關系的問題上做文章。因此，近日發表談話（包括對日本媒體），在北京和東京的友城關系，“支那”用語、臺灣問題等方面，態度略有變化。

沒有料到內參一發出就受到批評

1999年4月21日上午，報社國際部收到記者從東京發來的內參稿，部主任陳特安打電話給我，請示如何處理為好。我說內參稿按程序，部主任就可以簽發送中央和報社有關領導參考。但鑒于這份內參涉及石原慎太郎這樣敏感的政治人物，為慎重起見我建議可先送社長審閱。邵華澤社長收到國際部的這份內參稿后，很快作了批示：“請速傳關根同志、趙啟正同志?！备鶕玳L的意見，國際部即將內參稿原件于21日上午電傳給了中宣部和國務院外宣辦兩位領導同志。

21日當天下午，邵華澤社長接到中宣部分管媒體宣傳的副部長徐光春打來的電話，他說上頭領導要了解一下這份內參稿的采訪經過，為什么中國主流媒體正在公開批判石原反華言論的時候，發這么一份內參稿？有什么背景？希望報社送份報告來。徐副部長的話說得很平和，但透出的“上頭領導”批評的口氣，是一聽就心中有數的。

于是，邵社長當即召集我和國際部主任陳特安到他辦公室，研究落實報告的事。陳特安說，國際部沒有布置記者采訪石原，是記者自己決定的。于青這個記者政治比較敏感，新聞專業責任心比較強，很可能是在國內媒體集中批判石原反華言論時，要切實了解一下石原本人是如何反應的，所以就主動約《北京日報》駐東京記者一起去直接采訪石原。

我接過陳特安的話，也談了自己的看法。作為日本著名的右翼保守派力量代表石原慎太郎，在他當作家、畫家和國會議員時一貫肆無忌憚地發表極端反華、反美言論，這是大家所熟知的。而現在他當選東京都知事、跨進政界后，作為政府官員的他，對中日關系的真實看法（不是政治作秀）是不是有所變化？反華言行會不會有所收斂？這顯然是我國外交部門和宣傳部門十分關注的事。所以，記者能敏銳抓住這個新聞價值的節點，直接采訪石原本人發回內參稿，應當是值得肯定的事。

邵社長基本上同意我們的這些看法，但同時也說中央正部署主流媒體公開批石原反華言論，記者要采訪發內參，應當先請示報告才對。接著，他對國際部如何給報社編委會寫報告，提了幾點具體要求。然后說，他明天會直接寫信給中宣部長丁關根同志，把國際部的報告呈送給他，看他有什么反應再說。

4月22日上午，邵華澤社長親筆給丁關根部長寫了信，丁關根同志收到這份報告，于24日作了批示：“需要提高認識，認真對待。建議編委會作為一個‘案例’進行討論，總結教訓。如何處理，請編委會定?！?/p>

4月26日，邵華澤社長把丁關根部長的批件批給許中田總編輯和我閱，并指定我作準備，下次開編委會時討論丁部長的批示。當時，我就把丁部長的批示認真地看上幾遍，作深入領會。我明顯覺得丁部長對國際部的陳述性報告是不滿意的，所以，一開頭他就強調“需要提高認識，認真對待”。并進一步要報社編委會就這個“案例”進行討論，來幫助國際部提高認識、總結教訓，最后還提出編委會要對這次記者采訪石原事件“如何處理”，作出決定。

外交部《快報》對內參稿作出積極評價

就在我們發出于青內參稿的21日當天，我國外交部新聞司根據這份內參以最快速度編發了一期《快報》，提供給中央領導參考?！犊靾蟆窐祟}：《石原慎太郎就其言論向我作出澄清》，主要集中在石原的三方面態度：

一、對華認識及“支那”稱謂問題。石原稱， 自己已不再使用“支那”一詞，也并無輕視中國之意，并認為“與俄羅斯相比，中國是個有魅力的國家。在鄧小平的倡導下，進行改革開放，提出一國兩制，并且初見成效”。中國在“中國辛亥革命時使用過‘支那’，后來不再用。我本人看了有關報道后，我就不再用這一稱謂了，實際上我并沒有輕視中國之意”。

二、臺灣問題及邀請李登輝訪日事。石原稱，“這完全是中國人自身的事情，我們沒有資格說三道四。但如果發生戰爭，則是很不好辦，不僅日本，整個亞洲都會感到不安。我絕對不歡迎武力解決臺灣問題。但今后怎么辦，結局會如何，完全取決于中國人自己?！薄拔覐奈凑f過邀請李登輝訪日的話，這種擔心是多余的?，F在外界對我當選知事后猜測很多，有些是失實的?！?/p>

三、北京市與東京都交流問題。石原稱：“我決不反對發展友好合作關系，促進兩城市市民之間的相互交流不失為一件有意義的事情?！薄?我非常期待著訪問北京，愿意接受邀請。除北京外，還希望到內陸地區去看看。當然，訪問要師出有名，有明確的目的才行。東京和北京應該共同做些有新意、對雙方都有益的事情?！?/p>

《快報》還補充說：據悉，石原在接受采訪時還主動用中文作自我介紹，并強調，“我做事干脆，凡是發現錯了，就會馬上改正，自己認為正確的，就頑固堅持?！薄拔也⒉幌氤臣?，誤解歸誤解，加強交流有助于消除誤解?！?/p>

外交部新聞司這期《快報》，獨具新聞慧眼，從“向我作出澄清”的角度，概括出三個問題，簡潔明了，要義明確。從《快報》看出，我國外交部門對本報與《北京日報》駐日記者采訪石原慎太郎，發回內參稿，是給予積極肯定的。他們把石原對我記者的談話，判斷為是對其近期反華言論作出“澄清”性質的行為，反映了其對中日關系、臺灣問題、與北京合作交流等問題上的態度和認識的新變化，因此具有外交工作的參考價值。

外宣辦召開座談會研究有關石原的宣傳

在本報記者發出采訪石原的內參稿，以及外交部新聞司發出《快報》以后，國務院外宣辦緊接著向北京主流媒體發出通知，決定21日下午3時半，在外宣辦召開座談會，研究對石原慎太郎的報道與評論問題。

我與首都各大主流媒體負責國際報道的領導人等，參加了這次座談會，同時還邀請了《人民日報》、新華社、《光明日報》《經濟日報》《中國青年報》和《北京日報》等在京的駐日記者到會。座談會由外宣辦主任趙啟正主持。趙主任開宗明義就說，上午收到《人民日報》記者采訪石原慎太郎的內參，丁關根同志與我交換了一下看法，按照關根同志的意見，下午外宣辦緊急召開這么一個座談會，一起研究一下最近中央部署的批評石原的宣傳，根據實際情況應當作些什么調整，請諸位直言不諱地談談看法和建議。

會上最活躍的是各報在京的駐日記者，他們根據自己對日本情況的了解，都暢所欲言。大家認為前些時候，對石原在競選東京都知事過程中發表的反華言論進行比較集中的抨擊，是必要的。但資產階級政治家在競選前后的言論普遍存在反差，競選前往往是政治作秀，為了選票，競選后就變了?，F在石原當選了東京都知事，對他的報道和評論應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作適當調整比較好?！度嗣袢請蟆否v日老記者孫東民（于青是他的接任者），更直言不諱說，石原反華言論很可惡，批他一下是應該的。但他在日本政界算不上是個顯要人物，我們一部署批他，各大媒體齊出動，十八般武器都用上（指報道、評論、漫畫、政府發言人等），有這個必要嗎？不是太抬舉他了？過去批日本政界人物也存在這樣的問題，日本一些政界大佬和民眾反應都不大好，歸結說是“共產黨中國輿論壟斷”的現象。他建議目前不必急著批石原，待他就任東京都知事后，根據他的具體言行再做宣傳部署比較好。

上圖：1999年4月21日，外交部新聞司《快報》第47期專題刊登《石原慎太郎就其言論向我作出澄清》

下圖：1999年4月，邵華澤寫給丁關根的信，以及丁關根的批示

我在座談會上也講了三點意見：一、本報駐日記者采訪石原，發回內參稿，不是報社授意的，是記者的主動作為。他的政治敏感和職業責任心是值得肯定的。二、采訪準備得并不充分，采訪時間也有局限，所以對石原反華言論中如西藏問題、南京大屠殺問題等幾個要害問題沒有涉及，是個缺陷。三、內參稿對我國外事部門和宣傳部門的工作，是有參考價值的，至少可以供我們分析判斷作家石原與都知事石原，對中日關系等問題的認識和態度上的區別。

趙啟正主任最后對座談會做了總結，肯定了多數與會者的意見，對石原當選東京都知事后，不急于批評，先作耐心觀察，根據他就任后的實際表現，再作對外宣傳的部署。他強調在新世紀之交的新形勢下，要加強對外宣傳的政策、策略、方式方法和技巧上的調查研究，加以改進，以取得更好的宣傳效果。

報社編委會就內參稿的是非統一了認識

1999年4月28日，報社召開編委會，把討論丁關根同志對國際內參稿的批示列入議題。討論時，邵華澤社長和許中田總編一開始就帶頭作了自我批評。他們說，批判石原反華言論是中央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記者要采訪批判對象，必須事先請示報告，得到報社同意后進行，這是應該遵守的外宣外事紀律。這次關根同志要我們抓住這個“案例”總結教訓，提高認識，認真對待。我們一定要從組織紀律性高度，主動檢查我們在遵守外宣外事紀律上存在的問題，汲取教訓。過去，編委會向駐外記者進行外宣外事紀律教育不夠，主要責任在領導，我們要做自我批評。

我在兩位主要領導表態后，談了自己對這個“案例”的思考和看法。開頭我也先作自我批評，說這次記者采訪石原自行其是、違反紀律，具體責任應該首先落在我這個分管國際部的副總編輯身上。今后確實需要加強駐外記者的外宣外事紀律教育，這是這次應當總結教訓的重點所在，也是關根同志批示的主要精神所在。

接著，我把自己擺進去，說如果記者事先向我請示采訪石原寫內參，我一定會同意支持的，我不會想到要進一步向中宣部請示。因為，我考慮問題的出發點，是駐外記者的職責與重視內參作用的問題。我們的駐外記者不僅要做好黨和人民的喉舌，同時要做好黨和人民的耳目。就是說，在執行中央部署的宣傳任務同時，還要敏銳地收集各方情況以內參形式提供中央參考。所以我認為，發內參與公開執行中央宣傳任務是不矛盾、不沖突的，反而是相輔相成、并行不悖的兩面一體的職責。從這個角度來說，駐日記者于青主動采訪石原發回內參稿，應當給予肯定，不存在接受處理的問題。否則，以后駐外記者誰還愿意寫內參呢？關鍵在于我們把關者，掌握政策，判斷是非，如果不具內參價值，或觀點有錯、有礙我外交大局，我們不發就是了。而不是先作決定授不授予記者采訪權、寫作權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從實踐效果來判斷，這份內參稿當天便被外交部新聞司采用，編發《快報》發中央各部門參考。同時，關根同志也重視這份內參的作用，當天要求國務院外宣辦趙啟正主任召開座談會研究，聽取媒體領導人和記者的意見，及時調整了對石原的原有批判的宣傳安排。所以，從內參的實際效果來看，也證明記者的采訪活動是正確的，他的政治敏感性和新聞專業責任心是值得肯定的。

作為分管的副總編，我最后提議編委會對記者的這次采訪和內參，免予處理。他在外宣紀律上的瑕疵不足，由我負主要責任做檢討，并讓我代表編委會與他談一次話就了結了。

編委會其他成員發表意見，大都同意了我的意見和處理辦法。邵社長最后作了總結。這次編委會討論記錄上報后，領導上也沒有再追究了。這個“案例”的是與非就此統一了認識。

寫于2015年11月19日

（作者為《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

特約編輯 殷之俊/責任編輯 楊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