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民族犯罪控制研究——以我國西南地區為例

董浩洋

(西南政法大學　法學院,重慶　4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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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民族犯罪控制研究
——以我國西南地區為例

董浩洋

(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重慶401120)

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各種社會矛盾突出使得我國的社會治安形勢較為嚴峻,犯罪率居高不下。其中,以少數民族成員為犯罪嫌疑人主體的各類型犯罪較為突出,主要表現為暴力恐怖犯罪為代表的三股勢力。這些案件的發生給我國的國家安全、民族團結、社會秩序和各民族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造成了嚴重破壞。同時,在內地省份部分少數民族的流動群體的違法犯罪活動日益增多,但又受限于民族保護政策,無法得到有效的解決,已成為影響社會治安秩序的社會問題。文章以研究少數民族犯罪刑事政策的制定不對象,以我國西南地區為例,通過行為研究和列舉數據的方式對西南少數民族的犯罪控制進行分析,以期可以對我國少數民族犯罪政策的研究有所借鑒。

少數民族犯罪；刑事政策；犯罪預防；寬嚴相濟

1　我國少數民族犯罪率上升的刑事政策背景

近年來,從少數民族犯罪的情況來看,既有與其民族習慣和習性相關聯的特殊性案件,也有與此特征無關聯的一般性案件。既有情節輕微、社會危害性不大的一般違法案件,也有同“疆獨”“藏獨”相關的危害國家安全與領土完整的恐怖暴力性犯罪案件。從犯罪趨勢來說,目前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的犯罪率整體上呈上升趨勢；從犯罪類型上看,犯罪的主體呈現出年輕化、有組織化以及同境外反華勢力相勾結等特性。由于我國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經濟普遍較之于內地漢族居住區域落后,生活的壓力和對于外部世界的好奇使得大量少數民族裔居民以有組織的方式來到內地謀生。因為受制于自身的文化層次、語言和受教育背景等因素的影響,大部分人無法獲得其所期待的生活狀態,使得其極易滋生違法犯罪。

針對少數民族的特點,我國現在制定的政策主要以1984年中共中央第5號文件提出的“兩少一寬”為代表,即：“對少數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堅持少捕少殺,在處理上一般要從寬?！盵1]但是,在刑事司法上對于少數民族犯罪主體從寬,包括刑事訴訟程序上的從寬和定罪、量刑、刑罰執行上的從寬,有違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之嫌。從此政策實施之后的現狀觀察,“兩少一寬”政策的制定在立法層面造成了漢族和其他民族之間公民司法地位的不平等,使得對于少數民族的刑事犯罪難以處理；同時,對于少數民族中守法分子的逆向淘汰客觀上助長了少數民族中具有犯罪特征性格的部分主體的犯罪性傾向。少數民族群體犯罪之后,沒有依照我國《刑事訴訟法》法定的程序對于違法犯罪行為進行懲處,又促使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的隔閡擴大化,不利于漢族同各少數民族之間和諧關系的建立和鞏固。按照“兩少一寬”的基本精神,從寬包括立法上的從寬和司法上的從寬,具有三個特征,即：變通性、補充性和民族性。其中,變通性是指只能就少數民族不能適用的刑法典部分規范作出非原則性的靈活規定,而不能作出原則性的變通；補充性是指只能對不完全切合少數民族實際情況的某些刑法規范在刑法原有規定的基礎之上增加一部分規定,不能自行制定刑法典；民族性是指刑法典不便規定與少數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特點有關聯的犯罪和刑罰問題,只適應于少數民族的犯罪分子。由此可見,我國立法機關在制定該政策之初,對于立法上從寬的界定并不寬泛,僅僅限于對刑法典的有關部分所作出一定的變通或者補充性規定,而非實務中大面積地對于少數民族犯罪群體予以寬泛處理。因此,對于此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刑事政策是否違反法律奉行的最為核心的理念即公平；是否違反憲法規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內核？是我們在此政策實施數十年之后所需要思考的。

任何一項政策根據法律的位階原則都不能超出憲法和法律規定的范圍,無論是針對漢族的刑事法律政策，還是對于少數民族的刑事法律政策,都不能因為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差異就可以違背司法獨立權這一基本的法治理念。漢族作為我國的主體民族,應當同其他少數民族一樣,在刑法層面享有同樣的權利和義務。維護國家的穩定固然重要,然而這一局面的保持是應當建立在對少數民族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方面的輔助和政策傾斜之上,而非在刑法層面進行民族性的差異立法。對于刑法這一規范公民行為最為嚴厲也是最低底線的公法,無論如何不應當做出差異性的對待。因為刑法作為公法涉及對于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一旦作出對于公民個人的影響力是其他部門法所不能比擬的,因此必須慎重。

2　我國少數民族犯罪類型及其影響因素——以西南地區為例

哲學家康德曾言：“一切知識都有一個概念,即使這個概念是不完備的?！盵2]對于任何類型的犯罪,都應當首先明確其概念,少數民族的犯罪類型也不例外。就犯罪而言,正確地界定和把握少數民族犯罪的概念是研究其犯罪現象論的核心內容,也是探討其蘊藏于犯罪學與刑事司法學科以內特殊類型化的問題。我國少數民族數量眾多、分布廣泛,在地理環境、人口結構、風俗習慣、語言文化、宗教信仰、價值觀念、民族心理等層面各不相同,有著很大的差異性。而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犯罪現象對于少數民族同樣有別于漢族的特征。因此,以犯罪主體的民族身份為標準進行劃分,進而對少數民族的犯罪進行分類是必要的。西南政法大學吳大華教授曾經指出：“中國的少數民族犯罪是一種全新類型的犯罪類型。它是基于犯罪行為人的民族身份對于其行為類型進行的類型化研究?！盵3]吳大華教授還指出,少數民族的犯罪不僅僅是從少數民族的身份角度進行的分類,也是對于一個地區犯罪進行的數據分析。所謂的少數民族犯罪,是指一個國家國境內的少數民族中的公民,對于國家刑法規范的違反或者對于其所在國的社會秩序的破壞,這種破壞是體現在少數民族的個體層面而非整體上的反國家性特征。

在我國,由于民族問題長期被視為敏感性議題,使得國家對于少數民族刑事案件的統計數字視作保密性信息,導致了學界對于少數民族刑事司法問題的研究難以獲取相對準確的數據資料。目前一些學者對于此問題的數據調查搜集主要還局限于刑事案件個案的累積統計以及從網絡渠道獲取的碎片化信息。我國疆域廣泛,倘若同時對于我國境內所有的少數民族進行犯罪問題研究會耗費巨大的精力。因此,筆者以所求學的西南政法大學所在的西南地區為例,以云、貴、川、渝三省一市四年內的200余個刑事案例作為樣本進行分析,期待可以對于我國少數民族刑事犯罪的防控政策調整提出一定的建議。

2.1對于我國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刑事犯罪的整體特征的總結

(1)盜竊罪、搶奪罪、搶劫罪和尋釁滋事罪分別占刑事案件總數的比例為13%、4%、2%；

(2)搶劫罪、強奸罪以及毒品類犯罪分別所占刑事案件總數的比例為46%、4%、3.8%；

(3)故意傷害罪和故意殺人罪分別所占刑事案件總數的比例為18%和7%。

上述案件基本上覆蓋了幾類較為主要的多發性刑事案件,其實施犯罪的主體所涉及的民族包括：土家族、彝族、白族、壯族、傣族、納西族、哈尼族等近30個分布于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群體。在對上述民族刑事案件走訪調研的過程中,筆者發現，雖然少數民族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主體與漢族一樣,普遍文化層次較低,犯罪嫌疑人的學歷仍舊是以小學和初中為主(大專以上的學歷僅占所有犯罪嫌疑人比例的0.2%、初中學歷占55%、小學學歷的占34%),并且有違法犯罪記錄者也居多,占所有犯罪嫌疑人比例的23.5%。

2.2對于我國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刑事犯罪的幾大影響因子

通過對西南地區四省一市的走訪,可以得出：宗教信仰、文化層次以及亞文化構成是影響少數民族犯罪率的幾大主要影響因子。通過對所搜集的樣本進行測評,筆者發現上述因素對于少數民族刑事案件的影響所占的比例分布如下。

(1)對于刑事案件影響占最大比例的影響因素為宗教信仰。少數民族因為長期受到本族宗教或者外部宗教的影響,其行為模式受到宗教因素的干擾較為明顯,因而對于國家制定法律規范的理解和認識較之于漢族公民有著明顯的不同。同樣的行為,在漢族群體看來是違法或者犯罪的行為,在少數民族群體行為規范的認識中未必是違反刑法的行為。例如,受宗教教義的影響,一些民族的教義允許教民結婚的時間較早,并且規定女性一方無選擇權。此種宗教規則對于教民的默許和縱容就可能導致強奸行為的發生,但卻不會受到本民族內其他公民的道德譴責和法律的制裁。因此,宗教教義和世俗法之間的規則沖突能夠對少數民族犯罪主體的主觀心理客觀上造成縱容的作用,使得其對于很多違法行為和犯罪現象的主觀認識程度不足以阻止其實施違法和犯罪的行為。當然,宗教信仰對于少數民族的影響并非僅僅體現在消極層面,很多宗教的教條對于其個體所起到的作用仍然是積極的,這里需要指出,以免引起讀者對于少數民族群體宗教信仰對于個人行為模式導向的誤解。

(2)對于刑事案件影響占其次比例的影響因素為風俗習慣。風俗習慣作為少數民族長期形成的固定于日常生活和生產勞動中的行為習慣，僅次于宗教信仰對于少數民族的影響。少數民族由于其自身居住環境的因素影響和生產力水平的落后導致其對于自身需求的滿足度普遍不高。而外部世界對于少數民族內部青壯年群體的影響和誘惑力,又使得這一部分群體在同漢族所獲得的生產和生活資料進行對比之后,容易產生一種心理和生理的需求不平衡性。而由于少數民族自身的風俗習慣對于其個體性格的塑造、人生價值的引導、道德觀念的形成以及法律意識的淡薄等影響其犯罪發生因素的消極層面,促使了少數民族成員在犯罪心理上的易發性因素較之于漢族群體內的成員易于偏高。

(3)文化層次對于少數民族刑事案件發生率的影響。西南地區30余個少數民族群體中,農業人口的比例占到全部人口的72.3%。較高的農業人口比重意味著在人口比例中,受教育水平高的群體所占的比例不會太高,而文化層次對于犯罪主體主觀方面的影響在所有影響犯罪的因子中所占的比重有著相當的份額。一個人所受教育水平的高低會影響到其對于社會資源獲取的渠道和成本的大小,正常情況下,公民犯罪的可能性會隨著自身學歷的提升而下降(當然,不排除一些高智商犯罪和激情犯罪的主體類型涉及到高學歷犯罪主體),學歷較低的群體中隱藏的具有犯罪潛質的人,其數量遠遠超出學歷較高的群體。西南地區少數民族所居住的地區普遍經濟水平落后,區域內教育資源的分布同中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相比呈現出不平衡的特征。教育資源的缺失以及少數民族人口對于自身受教育程度的不夠重視,導致本地區內青壯年勞動力的受教育水平長期處于較低的水平線上。而教育水平的落后間接上又催生了影響犯罪行為發生的潛在因素的誕生,從而提升了少數民族刑事犯罪案件的發生率。

(4)亞文化結構對于少數民族刑事案件發生率的影響。亞文化又稱作“集體文化”或“副文化”,是指與主流文化相對應的非主流性的、局部的文化現象,即在主文化起主導地位的背景之下,屬于某一區域的或者某個集體所特有的觀念和生活方式,其概念最早是由美國人類學學家A.W林德提出的。[4]一種亞文化不僅包含與主流文化相通的價值與觀念,而且有著屬于自己的獨特的特征。研究少數民族的亞文化構成,可以讓我們從更為細膩的方向探究少數民族成員內犯罪主體的心理性特征。對于越軌行為的研究,也就是對于違反刑事法規定的行為人的行為進行的研究中,亞文化對于犯罪主體的影響所波及的主體更多的是以青壯年群體為主。在少數民族內的青壯年人群中,因為受到本民族自身文化的影響,對于使用非談判性的暴力方式解決問題的推崇,以及大部分少數民族允許男性隨身攜帶管制刀具的諸如此類的傳統民族習慣,使得很多本可能通過和平方式解決的民族內部矛盾在一系列消極作用力的催化之下升級為刑事案件,導致少數民族居住區的人身傷害案件的發生率高于漢族居住區。

3　對我國少數民族刑事犯罪預防與控制措施的幾點建議

當前,我國仍舊是在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框架下針對少數民族實施相應的刑事政策。與懲辦和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不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從表述上側重于“寬”。根據我國刑事法學界的解釋,寬嚴相濟之“寬”的含義為：“指刑罰的輕緩,即該輕則輕,該重則重?！盵5]其基本的價值為“以寬濟嚴”。具體到實際的內容就是強調犯罪的非罪化、輕刑化和非監禁化。雖然寬嚴相濟這一刑事政策的提出,表明我國的社會治理者認識到對于犯罪僅僅采取一味壓制的方法不能解決刑事犯罪高發的問題,意味著從一定程度上對于壓制性統治方式的摒棄。但是不同類型的犯罪需要對應不同的刑事預防和解決的方法,倘若因為民族的不同而一味地對嚴重的暴力性犯罪采取區分化的政策,則難免會在一定范圍內縱容此類犯罪案件的發生,并且制造出少數民族和漢族之間對于刑法適用上的鴻溝,反而會進一步引發民族問題和民族矛盾,背離該政策的制定者當初對于寬嚴相濟這一刑事政策適用的初衷。因此,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針對少數民族的刑法犯罪預防與控制提出自己的建議。

3.1嚴格限定針對少數民族犯罪主體的刑法輕刑化和非罪化的范圍

在適用寬嚴相濟的少數民族刑事政策時,法律的適用者與執行者應當嚴格限定出刑法輕刑化和非罪化的適用案件類型和適用范圍。既不能以偏概全地認為寬嚴相濟的少數民族刑事政策就是無差別地對于所有的少數民族成員所實施的違法犯罪案件采取輕罪化和非罪化處理,也不能不考慮少數民族自身客觀存在的特點而采取和漢族一樣的刑事政策。對于我國少數民族的習慣法和國家的制定法中有關犯罪和刑罰的關系,認為應當一分為二地看待：一種是和《刑法》在作用和方向上基本不沖突的,表現為《刑法》的法律條文明確規定是犯罪的行為，在少數民族的習慣法中也認為達到了犯罪的惡劣程度；另一種是和國家的制定法在作用和方向力上不一致的習慣法,即《刑法》認為是犯罪而習慣法不認為是犯罪,出現的領域主要集中于：婚姻家庭、精神信仰、生產生活領域等有別于傳統的故意殺人、過失致人死亡、打架斗毆行為、盜竊、搶劫等傳統型犯罪。對于第一種類型的犯罪,國家暴力機構在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追訴時,不應當考慮因其民族身份的不同而“網開一面”,縱容其嚴重違法犯罪現象的發生；而對于第二種類型的犯罪,涉及到少數民族自身長久以來形成的習慣法所養成的本民族風俗習性,則可以根據具體案件的不同和犯罪主體主觀方面的差異,結合本民族內對于上述案件所造成的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的大小,而適當地作出從輕或者減輕的處罰。

3.2以謙抑理念為基礎,探究一條符合少數民族犯罪特點的寬嚴相宜的社會控制之路

謙抑是指在犯罪控制上,刑法是緊縮的,只有當其他犯罪不能控制犯罪行為時,才可以使用刑法。文章之前的分析得出宗教、風俗習慣、文化層次以及亞文化結構是影響少數民族成員犯罪的幾大主要因素。因此,在制定刑事政策時,需要結合以上這些影響因素,在以謙抑理念為基礎的前提下,制定出一部符合我國少數民族特征的刑事犯罪控制政策。當下,我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諧社會的構建要求刑法只是控制犯罪的諸多手段之一,而針對少數民族群體的犯罪現象所實施的犯罪預防控制又是在這一大背景下開展的,因此也就需要在防范少數民族犯罪和維護民族團結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具體可以表現為以下幾點。

(1)改革刑事制定法。將少數民族的宗教和風俗習慣同《刑法》的有關內容有機結合,制定出一部適合少數民族特點的、能夠規制少數民族成員違法犯罪現象的發生的變通性特別法。但必須要指出,此處所指的變通性刑法并非一味地對于少數民族成員所犯之罪進行輕罪化或者無罪化處理,而是在認真分析少數民族違法行為是否可以在不違反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刑法》的前提下,具體討論其行為具有的民族習慣性或者宗教性特征,可以適用于將其犯罪行為的嚴重性程度同比于漢族犯罪主體實施的相同行為有所降低。

(2)挖掘少數民族宗教和民族習慣內同《刑法》相契合之處。在針對少數民族犯罪預防控制的研究中,之前學界的眼光多集中于國家制定法和少數民族習慣法以及宗教教義之間的差異性,而忽略了少數民族習慣法和所信仰的宗教中蘊含的可能與國家成文法之間不沖突甚至一致性的理念。宗教作為人類歷史上長期以來形成的具有特殊性的行為規范,對于法律的產生起到至關重要的影響作用,宗教教義的規范往往并非一定與人類世俗社會的制定法相沖突。例如在基督教的《摩西十誡》中,對于人類社會成員行為準則的規范就有很多世俗法所借鑒之處。我國少數民族所信奉的宗教不外乎也屬于其他國家的民族群體信奉的幾類(除了極少數人口稀少的少數民族的信仰較為獨特以外),因此深入發掘和理解其所信仰的宗教中蘊含的能夠和國家制定法相互融通的思想,是立法者在立法過程中需要注意和思考的。

(3)提升少數民族文化素質,降低其成員對于犯罪的主觀認識不足。少數民族因為自身對于教育問題的不重視和客觀的經濟水平,使得族群內的青年群體的文盲率和低學歷較為普遍。因此,提升少數民族的受教育程度是在短時間降低少數民族成員犯罪率的有效手段之一。根據犯罪學長期的研究,已經得出了是否從事犯罪行為和犯罪主體的受教育程度與其所實施的犯罪數量的多少都呈現出一定的反比例關系,一個人所受教育水平越高,從事犯罪行為的可能性就越低。因此,中央以及地方政府必須繼續加大對于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性財政投入,提高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資源,提升受教育水平和學歷水平。

(4)重視亞文化對于少數民族犯罪現象出現的影響,在不破壞其民族獨特性的基礎上促進其成員融入主流價值觀。自新中國建立以來,少數民族聚居區對于漢族的文化傳播和輸入的抵觸性情緒就一直客觀存在。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差異以及少數民族同漢族之間的文化差異,使得多民族在融合的過程中難以避免會出現矛盾,而矛盾的解決是不能依靠強制力的控制所徹底解決的。在對于少數民族亞文化結構的改造中,應當注意少數民族自身文化的特殊性和獨特性,既不能一味地對于少數民族自身獨有的價值觀進行強制性的改變也不能放棄漢族文化中現代化的部分對于少數民族文化的非破壞性改造。而法律文化作為各種文化中獨有的一個部分在進行輸出時,在對于少數民族自身習慣法和宗教法進行融會變通的過程中,應當注意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不違反普世性的基本法律價值的前提下,循序漸進地對于少數民族中落后的法律思想進行改造,將先進的法律文化按照程序逐漸地普及到少數民族成員的思想當中,避免因為急功近利而引起少數民族對于主流法律價值的排斥。

好的刑事政策可以降低一個國家犯罪率的發生,引導公民自覺遵守法律和同違法犯罪現象作斗爭。而作為一個國家內公民組成的一部分,好的少數民族刑事政策又可以促進各民族之間和漢族矛盾的緩和,降低犯罪現象的發生,維護民族團結的局面。因此,在今后完善少數民族刑事政策時,希望立法機關可以避免“一刀切”式的區分性刑事政策,能夠在進行實地調查之后,在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基礎之上制定出一部符合我國少數民族自身特征的具有中國社會特色的刑事政策,以期更好地對于少數民族進行犯罪預防控制。

[1]陳興良.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研究[J].法學雜志,2006(4).

[2]康德.純粹理性批判[M].2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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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侯慶奇.犯罪亞文化與青少年犯罪[J].當代法學論壇,2006(1).

[5]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在檢查工作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見[EB/OL].[2008-06-21].http://www.spp.gov.cn/site2006/2008-06-21/0002419100.html.

10.13939/j.cnki.zgsc.2016.35.239

董浩洋,男,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訴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