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倫比亞送給世界的禮物

索洛莫·本·阿米

以色列前外長，現任托萊多國際和平中心副總裁。著有《戰爭的傷疤、和平的創口：以色列-阿拉伯悲劇》 一書

在古巴哈瓦那長達4年的會談結束后，哥倫比亞總統胡安·曼努埃爾·桑托斯與拉丁美洲實力最強的叛亂組織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FARC）的談判達成了結束哥倫比亞歷屆政府與該組織武裝沖突的協議。歷時60年的哥倫比亞內戰造成約 22萬人死亡及600萬人流離失所。結束這場戰爭是一項了不起的外交成就，桑托斯理應贏得全世界的掌聲。事實上，他在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的角逐中應當遙遙領先于其他競爭對手。

有三大關鍵因素最終導致了和平協議的簽訂：哥倫比亞政府軍效率提高并大批消滅叛軍;桑托斯之前打下的外交基礎修復了哥倫比亞與委內瑞拉、厄瓜多爾和玻利維亞等鄰國磕磕絆絆的關系，由這3個鄰國組成的軸心一直在為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提供后勤和政治方面的支持;最后，桑托斯巧妙地利用了古巴與美國最新的和解政策來實現哥倫比亞的國內和平。

隨著談判條件日臻成熟，桑托斯還必須化解沖突的根本原因。2011年6月他當著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的面簽署了被害人與土地賠償法。因為同時平定暴力地區、為成百上千萬破產農民伸張正義、極大改善生活水平并有效阻止游擊力量以土地改革為名行大規模屠殺之實，上述法律成為哥倫比亞和平的分水嶺。該法有關侵犯人權行為中婦女兒童幸存者和因性取向而遭襲者的特別規定，甚至得到了聯合國駐哥倫比亞高級人權專員的贊譽。

盡管并非無懈可擊，但被害人及土地賠償法顯然為哥倫比亞和平及民族和解鋪平了道路。事實上，在2011年承認這一點的恰恰是名為阿方索·卡諾（吉列爾莫·薩恩斯·巴爾加斯的化名）的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前領導人。

哥倫比亞政府過渡司法體制結束沖突并重新吸收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加入哥倫比亞政治進程，不可避免地有一些批評者，并在哥倫比亞選民中造成一定的分歧。前總統烏里韋現在是和平協議堅定反對力量的領導者，反對的理由是，這份協議沒有懲罰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的武裝分子。

即便如此，因為哈瓦那協議在直面真相的同時并未完全回避正義，我們也不能否認這份協議的簽署是一種歷史性的創新。該協議的重點不在于報復和復仇，而在于打破種族隔離制度后德斯蒙德·圖圖大主教曾借以形容南非向多數人統治過渡的“恢復性司法”原則。哥倫比亞過渡司法模式承認只有當毀于長期野蠻戰爭的民間社團得以振興和修復，實現民族和解才成為可能。

換言之，哥倫比亞的過渡司法強調受害者地位，并在這一點上遠遠超過近年來的任何和平進程。受害者代表團甚至參加了哈瓦那會談并會見了曾制造過去諸多屠殺行為的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領導人。

哥倫比亞政府如此開創性的做法似乎也離不開性別小組委員會的工作，該委員會負責審議提案，對代表女性及同性戀群體利益的非政府機構提案展開審議進程。政府還明智地成立了一個特別小組委員會調查流血事件的歷史，因為對過去的分歧往往會極大地阻礙和平與和解進程。

哥倫比亞國內政治現在應當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因為公眾輿論往往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和平進程。戰爭往往能讓國家團結在一起，而和平則因為不可避免地需要做出讓步和犧牲而起到分裂作用。和平的到來需要付出代價，而人們往往就由誰來買單產生爭執。對民主領袖而言，和平談判所涉及的風險往往不可思議地大于發動戰爭。

民選政府和不必承擔責任的非國家主體間的非對稱和平尤其如此，因為不必承擔責任的非國家主體不必擔心即將舉行的選舉、反對派政黨、媒體或持懷疑態度的公眾。盡管面臨這些艱苦的限制條件，桑托斯政府從未偏離正確的民主進程。它認真聽取了全國各地人民議會的提案，并在整個過程中成功地保持了透明。

桑托斯成功克服了艱巨的挑戰，接下來擺在面前的挑戰是即將到來的全民公決。我們希望哥倫比亞民眾能夠認識到，他們為充滿了沖突的世界提供了新的和平模型。國際社會應當對此做出充分的認識，并在未來協助哥倫比亞完成按照新協議施政的艱難的轉型。后沖突階段任務的艱巨性絲毫不亞于和平進程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