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最嚴禁娼令越禁越“娼”盛

清代最嚴禁娼令越禁越“娼”盛

清代是中國歷史上娼妓最為繁盛的時期，也是禁娼法律規定最為嚴厲的一個時代。當時的禁娼令已嚴到了“斬決”與株連的地步，但整個社會卻依舊“娼”盛。最嚴禁令為何壓不住盛行的“娼”風？

晚清妓女舊照

各類娼妓風行，恬不為怪

清代除了普通意義上的妓院青樓外，也有一些有特殊的娼妓：

官妓：官妓與禮樂制度有關。清初從京城到各地均曾有官妓存在，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卷9：“國初官妓，謂之樂戶……郡中城內，重城妓館，每夕燃燈數萬，粉黛綺羅甲天下?！钡娇滴鯐r，基本廢除。

船妓：船妓既有以船為家，并以船為其營業場所的，也有坊院娼妓在船上娛樂客人，形成一種地方特色的娼妓種類的。清代此類船妓極盛，沿海地區如廣東、福建等地皆有之，內地如南京、揚州等地，也極負盛名，為清代妓女之一大宗。

家妓：多半是藝妓之屬，是大戶人家養來用于娛樂的，如招待客人時唱戲陪酒，節慶時，自家人唱戲娛樂等。一些地方民間的“趕店”之俗，從性質上來看，應該是屬于私妓的一種，但又比較特殊，它不同于一般妓院、青樓，實際只是交通要道之地，以家中年輕婦女招待過往行人的一種作法。

梨園色藝：梨園，為人們對戲班的一種通稱，但在清代，其與娼妓業也有一定關聯。清代戲曲頗盛，唱戲的女伶，也容易成為富豪權貴們追逐的對象，有一些本身也兼事淫業，成為娼妓中的一種。不過其間風流浪漫的內容又多于一般青樓妓館。乾隆帝南巡時曾與梨園名角有過交往，傳為風流佳話。

“近代商埠與租界的“洋娼”：近代通商開埠以后，一些商埠地方及租界中，也有許多外國來的娼妓，成為中國娼妓的一個種類，既適應了在華外國人的需要，也成為中國士大夫醉生夢死的一個新去處。洋娼以上海最盛，各口岸租界中所在多有。

與之相對應，各口岸還出現了專門接待洋人的妓女，稱之為“咸水妹”，又有稱之“咸酸梅者”，則謂其別有風味，能領略于酸咸之外也?！跋趟谩币陨虾?、廣州、漢口等口岸最盛，京師亦有見于記載者。

康熙以來，雖然政府對娼妓例有嚴禁，但人們對各類娼妓的風行，恬不為怪，狎妓宿娼亦為人們所習見。乾隆末年，一次京城正陽門外失火，有娼妓避火，一群人站在巷子口，粉白黛綠的大約數十人，一位王公率人救火時，見此景頗感奇怪，曰：“這家女子為何這么多？”引來一陣笑聲。人們對于不了解社會實際情況的王爺感到好笑，亦可見京畿之地青樓之普及。

到了嘉慶、道光年間，“京師妓館分三級，一等即小班，二等謂之茶室，三等謂之下處”。這是營業等級的區別，還有南幫、北幫之稱，是地理上的關系。在各地方，自康熙以來，時際升平，四方安樂，所以士大夫們都追求豪華，喜歡閑游、江寧秦淮河上，蘇州虎丘山塘、揚州天寧門外之平山堂等都是文人士大夫的常留之地。而當時的一些娼妓從小就學得一身技藝，琵琶、鼓板、昆曲、小調，無所不會，而能琴棋詩畫的人也不在少數。

嘉慶年間，江南的一些地方，一些官員、文人士大夫多樂于與名妓們詩酒互答，品評妓女中的“狀元”、“榜眼”、“探花”之類風流佳話，各通都大邑，所在多有，并未因政府的禁令而稍有忌諱。法律上雖然嚴厲禁娼，但官場交際中狎妓飲酒為普遍情況。私人開辦娼館罪至死刑，但民間以此為業者比比皆是，窮困的小京官也有以此為業的，甚至在邊遠的西藏，蒙古等地也有所謂“名妓”。

最嚴禁娼令：“斬決”到株連

清代禁娼法令，始于順治時期。順治八年、十六年，兩次裁革京城教坊“女樂”?？滴跏?，重申禁令。此后，官妓成為非法。雍正7年（1729年），改教坊司為和聲署，各地的“樂戶”人等除籍為民?？滴踔械角r期，清廷逐漸建立健全了一套禁娼法律。禁娼及禁狎妓行為首先從官員做起，“凡文武官吏宿娼者杖六十，若官員子孫宿娼者，罪亦如之”。對于旗下官兵及子弟宿娼及賣良為娼亦有嚴厲處罰，如“八旗有賣良為娼或將家下婦女故縱為娼者，娼婦入官，其主系官，革職一月，鞭一百，不準折贖。常人革職三月，鞭一百。族長系官罰俸一年，常人鞭一百?！北O生、生員等知識階層，如有狎妓、賭博等行為，“問發為民，各治以應得之罪，得贓者，計贓從重論?！?/p>

概而言之，清代禁娼的法律，是分別官民兵丁和旗民，分別初犯與再犯等情況，分別治以從革職、杖責、杖流等罪。并且規定，旗下官員兵丁，宿娼及賣良為娼者從重治罪，鞭一百，不準折贖。清代旗、民不同刑，旗人有罪一般都可從輕折贖，但這里不準折贖，說明對宿娼從嚴治罪的情況。對于開辦娼妓業者更是從重處理，康熙十九年定：“伙眾開窯，誘取婦人子女，為首者立斬決，為從者發黑龍江等處為奴?！?/p>

從理論上講，清代對娼妓的此種禁令，到了“斬決”這一程度，嘉慶時更嚴厲地進行株連，也是歷史上最嚴厲的禁娼令之一。

但在實際社會生活中，禁令往往走向其反面。如“官妓”的革除，就曾產生了兩個方面的結果：一方面是官妓明里暗里繼續存在，以民間船妓應官場交往，成為官妓的另一種存在形式；另一方面，官妓革除也推動了私妓進一步泛濫。

有時候，禁令也會成為官場斗爭的利器。嫖妓這類事，大家都可以做，甚至是公開地做，但是法律上卻不允許，因此這種行為也可能成為政敵攻擊的把柄。一個出京主持科舉考試的侍郎，甚至也會因嫖妓懼怕一個縣令。以嫖妓彈劾某官員，成為當時一個很好的由頭。

但總體上看，康、雍時期，禁娼法令漸趨嚴密，乾隆時形成完整的制度。實際社會生活中，至乾隆時期，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禁娼令已經徒法不行，成為一紙“具文”，造成了事實上的馳禁。至嘉慶時進一步重申并加重了處罰力度，再度嚴禁，但積重難返，禁娼法仍未得到認真貫徹實施。

禁令難推：從文化制度上找原因

那么，清朝如此嚴厲的禁娼法令為何難以執行，娼妓依舊盛行呢？這當然也要從文化和制度上找原因：

清政府禁娼的出發點，很大程度上就是表明自己是正統觀念的維護者。至于執行層面上的事情，政策的制訂者往往鮮有慮及。典型的如乾隆帝，頒布禁令時將賭博和娼妓視為社會風俗的四大惡習之一，痛加譴責。而在實際社會生活中，娼妓作為傳統時期社會生活的一部分，綿延數千年，歷來文人騷客多有狎邪之游，亦多有風流佳話，在觀念上不以為非，認為至多不過是生活小節問題。

總體上，士大夫階層從來也不認為聲色之好是品德不端的表現，通常還認為將縱情于聲色與人品牽連是一種迂腐的表現?！敖疵恕爆F象便產生于這種傳統思想文化的土壤之中。妓之所以成為名妓，主要是由于她們脫離了某些羈絆，能夠與文人們詩詞互答、琴棋同樂，通過文人們的口傳筆誦而成名。此種氛圍中，禁令沒有具體操作性，其流于形式也就在為必然了。

清政府的禁娼法令在與傳統觀念沖突的情況下，不僅難以完全執行，甚至遇到了公然抵制。乾隆35年（1770年）年任廣州知府的趙翼就曾對禁令進行抵制，理由：“此風由來已久。每船十余人恃以衣食，一旦絕其生計，令此七、八萬人何處得食？”趙翼反對禁娼的這個理由，是當時人們的一個普遍認識，把保持市面繁榮與娼、賭、戲曲等聯系起來，作為開貧民就業之道的方式。另一個典型事例是：近代理學名臣曾國藩在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后進入江寧，以行動來支持秦淮河上娼妓業的恢復。曾氏的用意，亦與趙翼等人相類，無非是地方繁榮，小民謀生，不宜禁止而已。

雍正時的著名封疆大吏李衛不禁娼妓則另有一番道理：“娼妓乃抓盜線人，絕之，則盜跡難尋?！倍诠俜轿募袄钚l給雍正帝的報告中，李衛卻是一個積極禁賭禁娼的干將。這種官方文件與地方文人的私家記錄形成的巨大反差，從另一個角度，給禁令難以落實作了一個注解。事實上，當朝廷反復重申禁令時，官員也許會應景的抓一下，一陣風過后，則又繁盛如初。

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開征花捐，將娼妓變成一種合法收稅的行業。此后所要打擊的，只是未向當局注冊、偷漏國家稅款的所謂“私娼”了。至此，清代的禁娼法律，已經走向了它的反面。

（《歷史月刊》潘洪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