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華北平原易澇地區的農業生產

摘要：清代，華北平原水災多發，洪水不僅摧毀村落、淹沒田地，造成土壤沙化和鹽堿化等嚴重后果，在許多地勢低洼之地，還易形成長期積澇之區。面對易澇的生產環境，鄉村百姓在長期生產實踐中不斷積累經驗，創新應對措施，通過作物品種的選擇、種植布局的調整、改進生產技術以及因地制宜從事鄉村特色產業等方式來發展生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這些措施體現了人與自然共處過程中的互動，對今天的農業發展亦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關鍵詞：水災；農業發展；衛河流域；華北平原；清代

中圖分類號：K24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0751（2016）08-0127-05

華北平原地勢平坦，自古以來河湖眾多，有關河流及其沿岸城鎮變遷以及河流災害史的研究較多，①其中河流災害史方面的研究多注重國家和社會的救濟層面，很少深入社會自救措施，②華北平原自古即為我國的重要農業區，而一些地區易澇的生產環境對農業生產的影響與制約顯而易見，故百姓在易澇環境下對農業生產作何調整及其影響是值得探討的問題。本文擬以清代的衛河流域為中心，從作物品種的選擇、農作制度的改變、農業技術的創新與發展以及當地百姓因地制宜發展鄉村特色產業等方面，探討清代華北平原易澇區域百姓面對積潦的自然環境，對農業生產作出的選擇與調整。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華北平原易澇區的自然環境

水災的發生是多種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清代華北平原澇災多發，即與其所處位置、地形、地勢、氣候、降水量等因素及人類行為直接關聯。

1.華北平原易澇的自然環境

本文討論的華北平原主要包括清代之衛輝府、彰德府、大名府、東昌府及臨清州等全部或部分州縣。在此區域內，淇河、湯河、洹河、漳河等支流匯合入衛，自西南徂東北，貫穿于華北平原腹地。該區域南黃（河）北漳（河）、衛河貫中，東有運河阻隔，三面被河流包圍，這種“北漳南黃時虞潰溢，而衛河貫中可泛舟”③的地理環境以及華北平原地勢相對較低，坡洼地形十分普遍的特點，使得該區域一旦雨量增多，河不能容，即會泛濫決口，造成洼地積水無法及時排出而形成水災。④

雖然地勢低洼之地易積水而發生澇災，但其與氣候變化的關系也非常密切，據相關研究，明末至清康熙以前，由于明清小冰期的影響，我國北方出現大面積旱災，而此后的18、19世紀，我國澇災多發，⑤整個華北平原亦呈頻發態勢⑥，此即清代華北平原水災多發的氣候大背景。

華北平原水災頻繁，除與自然因素相關外，更與人類的行為密不可分。如堤防被人為破壞，河流灘地被居民墾種，不合理的堤防工程，太行山區的過度開墾，河道管理上的條塊分割以及政府官員的瀆職、腐敗等，都對水災的發生產生較大的影響，可以這么說，人類的不當行為加重了華北平原水災的發生，即所謂“人事”重于“金穰木饑”。⑦

2.清代華北平原水災多發

在自然及社會因素的綜合影響下，清代華北平原水災頻發。從全國范圍來看，占華北平原主體的河北、山東、河南所屬各縣在清代發生水災的次數排名前列，其中河北水災次數最多，達1945次，占全國水災總縣次的十分之一以上。山東、河南分列第二、第四，分別達到1848和1419次，占全國水災總數亦接近百分之十。⑧若以本文研究中心的衛輝府、彰德府、大名府、東昌府、臨清州等所屬21個州縣為對象進行統計，則在有清一代至民國初期這二百八十四年（1644—1927）中，共發生水災1117次，平均每年約有4個州縣發生水災。⑨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水災發生的頻率亦顯著增加，尤其是嘉道以后更為明顯，水災日益嚴重，幾乎無年不災，這與清朝前期政府重視漕運與河道治理，而后期社會由盛轉衰無暇整治有一定的關聯。⑩

華北平原水災具有以下明顯的特征：一是具有集中性，水災的發生多集中在五至七月份的夏季，尤以六七月份為最。二是具有突發性，因衛河流域支流多自太行山中流出，流域面積大，而衛河干流彎曲，河槽窄深，是一條蜿蜒型河道，所以當大雨時行，洪流驟集，河道宣泄不及，就會突發洪水。三是以滑縣、臨清等州縣為水災高發區。

華北平原嚴重的水災，雖然對傳統農業生產有所影響，但面對易澇的生產環境，當地百姓發明或總結出了許多避害增收的措施與方法。這些措施和方法在今天依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二、農作物的選擇及農作制度的改變

眾所周知，作物的種植離不開土壤和水等自然條件，土壤有酸堿或中性之分，水有干旱與易澇之別，故不同的土壤、水分等條件，適宜的作物也當然不同，因而農業生產必須因地制宜，才能在不同的生產條件下發展農業。面對易澇多水的生產環境，華北平原的百姓總結實施了一些有益的做法，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1.作物品種的選擇

其一，種植耐澇作物。對于夏季易澇的地方，當地百姓并非全部棄之不種，而是種植一些耐澇的夏播作物，比如高粱。高粱在出穗后的耐水性極好，據《農政全書》所載：“北方地不宜麥禾者，乃種此，尤宜下地。立秋后五日，雖水澇至一丈深，不能壞之?！闭蚋吡痪哂羞@種特性，故在經歷水災之后，它的收成基本不受影響，如嘉慶十三年（1808），安陽、湯陰、內黃三縣遭受水災，但一些受災地區的災情并不嚴重，“現查早秋高粱等項業已刈獲，晚秋豆谷各雜糧，亦約有六分收成，均不成災”。嘉慶十二年（1807），根據河南巡撫馬慧裕八月二十四日所奏，安陽縣、湯陰縣、內黃縣等被水村落，“其低洼之處，間有積水深六七寸至尺余，寬十余丈至里許不等。內中種植高糧者居其大半，業已將次成熟，尚無妨礙。惟谷豆等禾被淹受傷，收成歉薄”?？梢姼吡幌鄬榷沟鹊投捵魑镌谝诐抄h境中的優勢，故當地百姓為避免水患造成糧食減產絕收，在易受水患的低洼之地，多種高粱應對。

但是，高粱在出穗前亦怕積水淹浸，出穗前若被水淹，則會枯死絕收，所以如果立秋前發生水災，當地百姓就會“筑堤二三尺以御暴水，但求堤防數日，即客水大至亦無害也”?？傊?，在易澇的地方，相對于種植其他作物，高粱有著明顯的優勢，故在華北平原一些沿河低洼之地被大面積種植，許多地方流傳著這樣的諺語就是明證：“洼地種黑柳，保險沒有走（黑柳指高粱）”“洼地種高粱，家里多修倉”“洼地種高的，有吃有燒的”。正因為如此，此時期華北地區高粱種植量大增，在糧食作物中與小麥、粟相提并論，成為華北平原百姓的主要口糧，如乾隆三年，河南巡撫尹會一奏稱：“豫民食用，以麥為主，高粱、蕎麥、菽黍次之?！鼻r，汲縣民亦“膳食以小米為主，鄉人率以高粱蕎麥黃豆之屬雜制以炊”。高粱產量的快速提高，固然與人口增加而產生的糧食供給壓力等原因有關，在一定程度上更與華北地區水災多發的背景下，耐澇作物高粱的種植面積擴大有直接關系。

對于一些長期或經年積水不消之地，當地百姓就選用喜水作物水稻來發展生產，汲縣“多不種稻，惟北鄉水屯種之”。大名縣亦為常遭水患之地，尤其是濱河低洼處更是頻遭水患，當地居民亦改種水稻，利用濱河低洼處水多的條件發展生產。

其二，根據農時選擇作物品種。除了夏季種植高稈作物外，災區百姓在與易澇環境的長期斗爭中還總結了豐富的抗災經驗，倘若不誤農時，則種植原本應正常播種之作物。如已誤農時，則視誤農時之時間長短確定播種的作物品種。

首先，洪水過后，如果已誤播種大秋作物農時，當地百姓則會先行在涸出的地方及時補種蕎麥、晚禾或雜糧。如乾隆二年，河南巡撫尹會一奏：“此番水勢多系驟長驟落，連日又復晴朗，水俱消退。田禾大率無礙，即間有損傷者尚可補種蕎麥晚禾?！奔螒c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河南巡撫吳璥奏：“安陽、湯陰、內黃三縣，因漳衛兩河漫溢，間有低洼被水村莊?！薄爸饾u涸復，多已補種蕎麥雜糧?！币话愣?，補種蕎麥居多，雖然蕎麥“面不美，食之難消”，人們多“不肯種”，但蕎麥生長期短，只有60—80天，一般立秋前后播種，到八九月份收獲。更為重要的是蕎麥喜在雨澇環境中生長，農諺有云：“蕎麥豆子水布袋?！薄笆w麥豆子是水罐，耐澇不耐旱?！彼?，補種的蕎麥可以有一定的收成，“現積水均已消退，其早經補種蕎麥之處，俱已結實有收”。

其次，倘若洪水過后已至秋冬之季，補種作物均已誤農時，有的地方就在來年春天補種春小麥，如大名等地在乾隆二十二年因漳河決口漫溢，“漫水猝至，淹及民田村舍”，“其已消宜種之地，貧民須借麥種，及期趕種已逾大半，立冬前可以種全，其未消處所，即使遲期，仍可補種春麥”。雖然春小麥比冬小麥產量低，品質差，“其面味短而粘，不及尋常小麥面甜美香甘、爽利適口”。但三月種五六月收的生長期，使得那些澇水及冬而涸的地方尤其適合種植。

2.農作制度的改變

一般而言，一個地區的農作制度在一段時間內是相對穩定的，但這并非一成不變，在一定條件下會隨著比如生態適應性、社會需要、市場價格等的變化而變化，而其中自然災害就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水災對局部地表地貌的改變肯定會對農作物的種植產生一定影響，對于易澇地區而言，就是適時對作物種植作出調整，確保有一定的糧食收成。如此一來，在總體農作制度與種植格局保持相對穩定的前提下，局部地區就會發生一些改變。

明代之前，華北地區的農作制度并不穩定，直到明末清初，華北地區才漸次形成二年三熟制，但由于華北平原水災多發生在夏秋之季，一些沿河低洼之區，積水往往要到初秋才能涸出田地，這種情況導致夏收作物很難保收，于是當地百姓靈活變通，改變不合時宜的農作制度，采用更適合水澇環境的農作制度，即充分利用條件種植冬小麥。如臨漳縣“近漳之地宜于種麥”，大名縣濱臨河干的前普安等三十八村亦是如此，“向來僅植二麥，不種秋禾，間或播種雜糧，亦屬無幾”，在衛河附近的南樂一帶，“沿河多系一水一麥之地，均止一隅輕災”。因為冬麥一般九十月播種，次年五六月收割，恰好可避開季節性水災的侵害。此種植方法，在明末時徐光啟建議實施，可能至清代才得到廣泛的實行。徐光啟曾言：“北土最下地，極易苦澇?！薄坝嘟讨嘀阐?，當不懼澇。澇必于伏秋間，弗及麥也。澇后能疏水，及秋而涸，則植秋麥?！鼻迦岁惗嗽谄洹吨握暮硬摺分芯椭鲝埍３忠荒暌皇斓霓r作制度，他說：“至若臨河之田，勢不能兩季俱收而頗得種麥，數年來以沿河沖決太多，冰凍后水漲泛濫，故不能麥。若于八九月后，河勢殺緩，遍示沿河鄉民，將沖決水口盡行補塞，地主不能阻攔。又令被水鄉村助之，責其成功，不作故套，如此則河工不勞而麥可種，庶幾國課可完，衣食可給，以待河勢少定再作區處，公私無擾，上下各得，所謂萬全無害者也，所謂以不治治之者也?！?/p>

可見，在一些地區，為適應水澇環境，作物的農作制度發生了些許改變，如在一水一麥之區或種植水稻的地方，由傳統的二年三作制變為一年一作制。當然，無論是作物品種的選擇還是局部農作制的改變，均體現了華北平原易澇之區的百姓因地制宜，向水災作斗爭的積極態度和人們對不同生產環境的適應性。

三、播種工具的改進與肥田技術的發展

在易澇的環境中采用合適的工具播種，會使播種效率提高，因此在華北平原一些易澇地區出現了犁耬。

耬是我國古代農業播種的重要工具，一般前由牲畜牽引，后有人把扶，可以同時完成開溝和下種兩項工作，但這種播種工具適宜疏松的土壤，在泥水環境里很難完成播種。而犁耬則是當地百姓因地制宜改進的一種播種工具，即將原旱地使用的耬之扁平狀耬鏵改裝如刀式之耬鏵，以便于在泥水中順利前進。民國年間，一些易澇地區依然在使用這一技術。1925年夏，洪水蔓延至?？h城西之三皇廟。往來需靠舟楫，交通極為困難。坡內村莊擔心貽誤種麥時機，即利用犁耬淌水踩泥播種。此刀式耬鏵因其形似公雞嘴，當地人稱之為“公雞頭”，由鐵匠打制而成，外形似刀，下端向下彎曲，可以把泥水劃開成溝，使種子播入溝中。雖因此播種方法粗放，收成并不十分理想，但在當時普遍畝產不高的情況下，相比因積水而撂荒，亦不失為一種增加糧食產量的途徑與方法。同時，這種改造惡劣自然環境的努力亦充分展現了當地百姓向自然災害斗爭的積極態度。

此外，易澇地區的百姓還利用河水泛濫后留下的淤泥進行肥田。洪水泛濫后留下的淤泥會有肥田的效果，如安陽“縣東夾洹水者，田皆填淤，宜麥宜藍”，“民賴饒裕，田多者至三千畝或四千”?？梢婁『友匕队俜实奶锏孛娣e之大。

當然，這種肥田方式是洪水泛濫后的自然現象，并非百姓主動利用自然條件發展生產。華北平原易澇區百姓主動利用河中淤泥肥田的時間并不長，這種在江南水鄉采用的方法，直到萬歷十六年（1588）浙江嘉善人袁黃上任寶坻知縣后才逐漸推廣開來。其方法就是“于溝港內乘船以竹夾取青泥，杴撥岸上，凝定裁成塊子，擔去同大糞和用，比常糞得力甚多?！薄氨狈胶觾榷嗄?，取之尤便，或和糞內用，或和草皆妙?！痹谛姓α亢酮勝p刺激的雙重作用下，他的這種技術取得了良好的推廣效果，史載“民尊信其說，踴躍相勸”，是故至清代衛河流域有些地方出現以此方法肥田的記載，他們除了疏浚河道使“涂泥且變為膏腴矣”之外，還利用此法，于河中取淤積污泥肥田，當地百姓稱之為“泥糞”。

總之，當地居民在由被動到積極主動利用洪水過后留下的淤泥，達到肥田之效外，還采用原流行于江南地區的方法取河泥肥田，在治理河道減少水患的同時，亦促進當地農業得到發展，這是百姓學習南方技術并因地制宜加以運用的結果。

四、鄉村特色產業

華北平原易澇地區百姓除了因地制宜發展農業以外，為貼補家用，他們還根據不同的土壤類型積極種植適宜的植物或經濟作物。如修武縣“正東路，地多斥鹵，宜麥宜豆而不宜谷，每年支廉號草甚難”。大名縣衛河以東黃河故道，百姓種植果木和白臘條，“縣境內御河以東黃河故道，土質多沙，栽楮桃，栽杞柳，栽白臘條以備作器之用，而野無棄地，人有余財，且可阻止風沙”。在進行經濟創收的同時也治理了風沙，改善了當地的生態環境。而大名縣境內有面積較大的沙荒地，具有發展畜牧業的優越條件，“地雜斥鹵，宜于畜牧”。又如輝縣，官府則提倡在山上種橡槲以放養山蠶，橡槲“可以燒炭，其利更可無窮”，“愿爾等百姓一旦奮發竟不留余力以植之，則今日之童山亦異日之牛山也”。

在農業生產無法得到有效保證的情況下，易澇地區百姓亦有經營商業的習俗。他們利用當地的有利條件，因地制宜，發展各種手工業和工商業。

南樂一帶的草帽編織業非常發達。乾隆年間，南樂縣草辨生產廣泛而普遍?！安豢兘z棉不繡花，草莛包里有生涯。金絳萬掛龍鱗細，都出尋常百姓家?！毙←溓o是草編原料，南樂縣舉人牛光斗曾有竹枝詞描寫繁忙的采麥莖景象：“鄉村四月麥登場，曉起人聲逐早涼。小婦也隨大婦出，家家都為麥莖忙?！辈菥幰蛉〔姆奖?，簡單易學，成為人們補充家庭收入的較好形式。乾隆年間南樂知縣茹敦和有詩對此有真實描繪：“麥莖入夜添，盤絳葺成笠，獨憐茆檐中，辛苦換升合?！痹摽h還因為遍地鹽堿，百姓便積極發展熬鹽業，以此來增加家庭收入，有民謠云：“鹽堿地，苦水窩，全靠熬鹽過生活。遍地一片堿土堆，萬畝土地變白陂?！痹谂R清縣，“白塔灣東北沿沙河一帶，綿亙數十里彌望皆柳，居民或剪枝作叉或蓄叢條以資編造”。南樂縣潴龍河流經之地，經常泛濫，生長有茂盛的檉柳，“秋霖未十日，蕩潏亦已多，兼之水所過，斥鹵盈頃畝，鹽花白如雪，芃芃出檉柳”，當地人利用河邊抗堿耐澇的檉柳編造蘿筐，發展手工業。直到今天，草帽編織、木叉制作依然是當地知名的手工業。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面對長期積澇的生產環境，當地百姓在與水災長期的斗爭中積累了豐富的農業生產經驗。他們從作物品種的選擇、農作制度、生產技術以及因地制宜發展鄉村特色產業等方面努力做出調整，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這是人與自然共處過程中的互動，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當然，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些因地制宜的做法，也由水災之后的生態環境條件所決定和制約，“各種農業技術都與環境條件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內在統一性”。人們只有在現有生態條件的基礎上進行生產而不能超脫這種環境條件，這恰好反映了水災對于人類的嚴酷和人類對于大自然的依賴性。

注釋

①譚其驤：《海河水系的形成和發展》，《歷史地理》第4輯。張修桂：《海河流域平原水系演變的歷史過程》，《歷史地理》第11輯。鈕仲勛：《百泉水的歷史研究—兼論衛河的水源》，《歷史地理》創刊號。胡惠芳：《民國時期海河流域的生態環境與水患》，《海河水利》2005年第2期。石超藝：《明以來海河南系水環境變遷研究》，（博士論文），復旦大學，2005年。劉紅升：《唐宋以來海河流域水災頻繁原因分析》，《河北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鄧亦兵：《清代漕運述論》，《中州學刊》1985年5期；王婧：《明清時期衛河漕運治理與灌溉水利開發》，《河南師范大學學報》2012年1期。②鄧拓：《中國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河南省水利廳水旱水災專著編輯委員會編：《河南水旱災害》，黃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王邨：《中原地區歷史旱澇氣候研究和預測》，氣象出版社，1985年；魏丕信著、徐建青譯：《18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李向軍：《清代荒政研究》，中國農業出版社，1995年；李文海、周源著：《災荒與饑饉（1840—1919）》，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葉依能：《清代荒政述論》，《中國農史》1998年第4期；楊明：《清朝荒政述評》，《四川師范大學學報》1988年第3期；谷文峰、郭文佳：《清代荒政弊端初探》，《黃淮學刊》1992年第4期；馬雪芹：《明清河南自然災害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年1期；王加華：《清季至民國華北的水旱災害與作物選擇》，《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3年1期。③《清朝續文獻通考》，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第10505頁。④國家科委全國重大自然災害綜合研究組編：《中國重大自然災害及減災對策》（分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120—121頁。⑤馮賢亮：《太湖平原的環境刻畫與城鄉變遷（1368—191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9頁。⑥竺可楨：《直隸地理的環境與水災》，《科學》第12卷12期，1927年，收入《竺可楨全集》第1卷，上?？萍冀逃霭嫔?，2004年，第580頁。⑧⑦孟祥曉：《清至民初衛河流域水災及其社會原因》，《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⑧張琨佳、劉璐、蘇筠：《中國清代歷史水災時空特征研究》，《自然災害學報》2015年第8期。⑨孟祥曉：《清至民初衛河流域水災與人地關系研究》，天津師范大學，2011年，第254—260頁。⑩孟祥曉：《清至民初衛河流域水災時空分布特征研究》，《蘭州學刊》2014年第11期。劉筠謙：《按照客觀規律全面發展農業生產——談談因地制宜發展農業生產的問題》，《華農科技》，1979年第2期。徐光啟著，石漢生校注：《農政全書校注》卷二五《樹藝·谷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30、631頁。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編：《清代海河灤河洪澇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81年，第303、298、67、341、223、422、108頁。吳邦慶輯：《畿輔河道水利叢書·畿輔水利輯覽》，《澤農要錄》卷三引，道光四年益津吳氏刻本，第6頁。農業出版社編輯部：《中國農諺》，農業出版社，1980年，第369頁?！肚甯咦趯嶄洝肪戆艘?，中華書局，1986年，第285頁。（乾?。都晨h志》卷六《食貨》，乾隆二十年刻本，第8頁。李秋芳：《明清華北平原高粱種植的崛起及其原因》，《北方論叢》2014年第2期。（乾?。都晨h志》卷六《風土·種植》，乾隆二十年刻本，第8頁。（光緒）《臨朐縣志》卷八《風土》，光緒十年刻本，第7頁。李竟雄等：《作物栽培學》，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第257頁。淇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淇縣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949頁?！毒然暮喴讜肪硪弧毒然脑铝睢ひ辉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影印本，第976冊，第6頁。王加華：《清季至民國華北的水旱災害與作物選擇》，《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3年第1期。李令福：《論華北平原二年三熟輪作制的形成時間及其作物組合》，《陜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4期。（光緒）《臨漳縣志》卷十六《藝文·雜志》，光緒三十年刻本，第51、21頁。政協河南省?？h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h文史資料》，劉式武：《疏浚長豐渠之呼吁》1988年第2輯。（順治）《彰德府志》卷二《地理志·第一之二》，順治十五年刻本，《清代孤本方志選》第一輯第七冊，線裝書局，第35頁。吳邦慶輯：《畿輔河道水利叢書·畿輔水利輯覽》，《澤農要錄》卷四，道光四年益津吳氏刻本，第22頁。鄭守森等校注：《寶坻勸農書·渠陽水利·山居瑣言》，中國農業出版社，2000年，第27頁。吳邦慶輯：《畿輔河道水利叢書·畿輔水利輯覽》，《袁黃勸農書摘語》，道光四年益津吳氏刻本，第41頁。（乾?。缎尬淇h志》卷一八《藝文上·記》，乾隆三十一年增補本，第82頁。（民國）《修武縣志》卷五《職官》，成文出版社，民國二十年鉛印本，第380頁。大名縣志編纂委員會：《大名縣志》第二編《經濟·林業》，北京新華出版社，1994年，第146頁。大名縣志編纂委員會：《大名縣志》第二編《經濟·畜牧》，北京新華出版社，1994年，第158頁。（道光）《輝縣志》卷一八《藝文·雜著》，光緒十四年郭藻、二十一年易釗兩次補刻本，第37頁。史國強校注：《南樂縣志校注》（以光緒本為底本），山東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411頁。（光緒）《南樂縣志》卷八《藝文上》，光緒二十九年刻本，第35、34頁。史國強主編《南樂縣志》第四編《水利·除澇治堿》，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54頁。（民國）《臨清縣志》卷七《建置志》，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第26頁。蕭正洪：《環境與技術選擇：清代中國西部地區農業技術地理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207頁。

責任編輯：王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