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欣欣子序”系杭州書商魯重民所作

·葉桂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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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欣欣子序”系杭州書商魯重民所作

·葉桂桐·

摘要現存所謂“萬歷本”《新刻金瓶梅詞話》實刻于清初，它與日本內閣文庫藏本《新刻繡像批評原本金瓶梅》(第二代“崇禎本”《金瓶梅》)一樣，都是武林(杭州)輝山堂刻本，輝山堂的老板是魯重民(字孔式)，“廿公跋”的作者是魯重民，“欣欣子序”亦魯重民所為。

關鍵詞《金瓶梅》“欣欣子序”書商魯重民

引詩：“鈿頭云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污?！?/p>

一提起《金瓶梅》的作者，人們自然會想到“蘭陵笑笑生”，因為自從20世紀以來，《金瓶梅》的各種版本上都是這樣印著的，而各種文學史教科書上也都是這樣寫著的，各種類型考試的標準答案也是這樣規定的。但“蘭陵笑笑生”究竟是何許人也？《金瓶梅》作者到底是何方神圣？這卻已經成了千古之謎。

眾所周知，“蘭陵笑笑生”源于現存所謂“萬歷本”《新刻金瓶梅詞話》卷首的”欣欣子序”。

其實現存所謂“萬歷本”《新刻金瓶梅詞話》實刻于清初，它與日本內閣文庫藏本《新刻繡像批評原本金瓶梅》(第二代“崇禎本”《金瓶梅》)一樣，都是武林(杭州)輝山堂刻本，輝山堂的老板是魯重民(字孔式)，“廿公跋”與“欣欣子序”的作者都是魯重民。

一、明人眼中的《金瓶梅》

《金瓶梅》一問世，還在以抄本方式流傳的時候，就毀譽參半。目為淫書者有之，視作“稗官之上乘”者亦有之。但認為《金瓶梅》與政治有關則是比較普遍的看法，而其中尤以謝肇淛、沈德符最有代表性，而且他們也都是《金瓶梅》流傳過程中的知情人。

謝肇淛云：“書凡數百萬言，為卷二十，始末不過數年事耳。其中朝野之政務，官私之晉接，閨闥之媟語，市井之猥談，與夫勢交利合之態，心輸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語，駔之機械意智，粉黛之自媚爭妍，狎客之從臾逢迎，奴佁之稽唇淬語，窮極境象，意快心。譬之范公摶泥，妍媸老少，人鬼萬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傳之。信稗官之上乘，爐錘之妙手也?！?/p>

沈德符說：“聞此為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如蔡京父子則指分宜，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勔則指陸炳，其他各有所屬云?！?/p>

二、《金瓶梅》的政治歷史框架

眾所周知，《金瓶梅》是以《水滸傳》續書的面目出現的，它以《水滸傳》中的第23—26回的武松故事為基本框架?！端疂G傳》是講史與“小說”融合的產物，其整體框架是《大宋宣和遺事》?！洞笏涡瓦z事》屬于講史，講述北宋末年奸臣亂政，終于天下大亂，金人入侵中原，大宋亡，不得已朝廷南遷。而這正是《金瓶梅》作者反復強調的政治主題：

不因奸佞居臺鼎，那得中原血染衣？

官吏逃亡，城門晝閉，人民逃竄，父子流亡。但見煙塵四野，日蔽黃沙，男啼女哭，萬戶驚惶。正是得多少宮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

一日，不想大金人馬搶了東京汴梁，太上皇帝與靖康皇帝，都被虜上北地去了。中原無主，四下荒亂。兵戈匝地，人民逃竄。黎庶有涂炭之哭，百姓有倒懸之苦。大勢番兵已殺到山東地界，民間夫逃妻散，鬼哭神號，父子不相顧。(第100回)

北宋末年與明代末年形勢極為相似。奸臣誤國，導致滿人入侵乃至入主中原，北宋末之金人，與明末之滿清為同族，都屬于女真。

《金瓶梅》作者曾經不止一次地交代過其寫作《金瓶梅》的用心，那就是奸臣誤國，傾覆天下。比如在第70回《西門慶工完升級，群僚庭參朱太尉》的結尾時寫道：

正是：不因奸佞居臺鼎，那得中原血染衣？看官聽說：妾婦索家，小人亂國，自然之道。識者以為將來數賊必覆天下，果到宣和三年，徽、欽北狩，高宗南遷，而天下為虜，有可深痛哉！史官意不盡，有詩為證：權奸誤國禍機深，開國承家戒小人。六賊深誅何足道，奈何二圣遠蒙塵！

因此《金瓶梅》中的奸臣誤國以及北人南侵大肆殺戮便很容易引起人們的聯想，共鳴，激起民族感情，亡國之痛。

三、丁耀亢用寫《續金瓶梅》反清

大肆殺戮，亡國之痛，這大概也正是丁耀亢之所以要為《金瓶梅》寫續書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丁耀亢看來，明朝之所以亡了天下，主要原因正是由于明末乃至自明中后期以嚴嵩等為代表的權奸佞臣以及吳三桂等賣國賊造成的，這些人實在是萬惡不赦的大惡人，應該得到更大的報應。所以《續金瓶梅》第七回《大發放業鬼輪回，遭劫數奸臣伏法》便一定要讓童貫、蔡京等大奸臣下地獄，遭輪回之苦。

張邦昌做兒皇帝，自然要現世報應：“推上西市，釘上木樁，問了凌遲之罪。這百姓們恨邦昌受金人偽命，都來爭割他肉吃。這才是奸臣的結果?！?第21回)

對于那作金人內應陷了揚州的苗青和蔣竹山，則第56回“戒導品”《揚州城分剮苗員外，建康府箭射蔣竹山》用一回來專敘其下場，其結局之慘烈，我們從回目中即不難看出。

但這還不是最大的因果報應。丁耀亢把最大的因果報應用來指滿清統治者。一部《續金瓶梅》從開頭到結尾，一直穿插著金人的南侵，攻州拔城，殺人如麻，燒、殺、淫、擄，無惡不作。血洗揚州，“野村盡是蓬蒿，但聞鬼哭；空城全無雞犬，不見煙生”?！澳切┍狈巾^子……將我中國擄去的男女，買去做牲口使用，怕逃走了，俱用一根皮條穿透，拴在胸中琵琶骨上。白日替他喂狗打柴，到夜里鎖在屋內。買的婦人，用一根皮條，鐵釘穿透腳面，拖著一根木板，如人家養雞怕飛一樣?！?/p>

很顯然，《續金瓶梅》中的金人即指清人，大宋就是大明。但清人入關，其燒、殺、淫、擄的罪行遠遠超過了金人。那“揚州十日”遠遠超過了金人的血洗揚州。丁耀亢在《續金瓶梅》中對金人所犯罪行的憤怒譴責也就是對滿清統治者的譴責。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丁耀亢已經把矛頭直接指向了滿清的最高統治者——當今皇上?！独m金瓶梅》所引用的書目第一種就是《今上皇帝御序太上感應篇》，而且“十九以《感應篇》為歸屬”(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全書結束時又說道：“我今講一部《續金瓶梅》，也外不過此八個字，以憑世人參解，才了得今上圣明，頒行《感應篇》勸善錄的教化，才消了前部《金瓶梅》亂世的淫心?！钡?4回中南宮適所說的關于篡奪夏太康天下的羿和奡兩個大惡人的議論，以及全書中對于金統治者的代表人物金兀術的描寫，都可以使人聯想到滿清的最高統治者——當今皇上。

《續金瓶梅》“十九以《感應篇》為歸屬”，“這一部《續金瓶梅》替世人說法，做《太上感應篇》的注腳”(64回)。讀《續金瓶梅》，我總覺得丁耀亢其實是要感應“太上”，即感應“今上”，使其止殺，這就頗有點邱處機勸說成吉思汗止殺的意味了。當然這“太上”也可以是真正的“太上”，丁耀亢要借“太上”之力來掃蕩一切害人蟲，來滌蕩人世間的一切污泥濁水。

丁耀亢作《續金瓶梅》，正因為書中有這些太刺清人眼睛的詞兒，就坐了一百多天監獄，差一點丟了性命，卻瞎了一只眼；因此后來的刻印者不得不將《續金瓶梅》改為《金屋夢》《隔廉花影》，并去掉或者改換那些太刺清人眼睛的字眼。

用《金瓶梅》反清，張竹坡也這樣做過。

張竹坡《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劉輝先生認為，“此本系第一奇書之原本，刊刻于清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此時雖然距離清人入關已經半個世紀了，流血已經被時間所沖淡，但“第一奇書本”《金瓶梅》把《金瓶梅》中那些太刺清人眼睛的詞兒都做了修改，比如將“虜患”改為“邊患”，將“夷狄”改為“邊境”，將“匈奴”改為“陰山”，將“突厥”改為“河東”等等才得已流傳。但好景不長，第一奇書不久也就成了禁毀書。

四、《新刻金瓶梅詞話》新刻的用意也是反清

(一)《新刻金瓶梅詞話》的刻印者為杭州書商魯重民

《新刻金瓶梅詞話》是武林輝山堂刻本，輝山堂的老板是魯重民。魯重民刻印《新刻金瓶梅詞話》，也是上述這種反抗方式的演繹。

1.《廿公跋》是關鍵

要探討《新刻金瓶梅詞話》的版權，《廿公跋》是關鍵。

所謂“萬歷本”《新刻金瓶梅詞話》卷首有三篇序(跋)言，這就是“欣欣子”序、“廿公跋”、“東吳弄珠客”序。其中“廿公跋”最短，只有92個字(“廿公書”三字不計)。但這短短的跋語，無論對于理解“崇禎本”系統《金瓶梅》各版本之間的關系、“崇禎本”與“詞話本”之間的關系，還是對于《金瓶梅》作者研究等重大問題，都是關鍵之一。因此有必要加以認真研究。我在論《〈金瓶梅〉“廿公跋”的作者當為魯重民或其友人》一文中對于“廿公跋”曾經做過縝密的考證①。

眾所周知，“崇禎本”系統的《金瓶梅》又可以大別為兩個子系統：一是每半頁10行，每行22字，無“廿公跋”，這一系統本以通州王孝慈藏本最有代表性，但如今下落不明，只能以現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為代表；二是每半頁11行，每行28字，有“廿公跋”，這一系統以日本內閣文庫藏本為代表(另一存世者在日本京都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與內閣文庫藏本為同一版刻)?？梢?，“廿公跋”只見于第二種“崇禎本”系統的《金瓶梅》中。

日本學者荒木猛先生對內閣文庫本《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進行了認真考察，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②。

原來，這一刻本裝訂為20冊，其封面是用該書肆刻印的別的書的廢書頁折疊起來的，根據這些廢書頁，可以斷定該書肆為杭州魯重民的書肆。

內閣文庫本《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即為魯重民所刻印。那些用作封面的廢書頁，其中一種是該書肆刻印的《十三經類語》一書的，而《十三經類語》一書序言的署名落款時間是崇禎十三年(1640)?！缎驴汤C像批評金瓶梅》當然刻于其后。假定《十三經類語》刻于崇禎十三年，那么《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當刻于崇禎十四至十六年。因為崇禎十七年，也就是順治元年，而“廿公跋”云“《金瓶梅傳》，為世廟時一巨公寓言”，顯然是明人的口氣，因此《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內閣文庫本)當刻于崇禎十四至十六年(1641—1643)，“廿公跋”亦寫于此時。

“廿公跋”就出于魯重民之手。當然，也不應完全排除魯重民請其友人或者在其書坊刻印書籍的文人代寫“廿公跋”的可能性。

2.《新刻金瓶梅詞話》的刻印者也為杭州書商魯重民

《新刻金瓶梅詞話》刻于《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內閣文庫本)之后(詳下)，即刻于清初?！柏ス稀辈灰娪诘谝淮绲澅?，也不見于初刊本《金瓶梅詞話》，除了《新刻金瓶梅詞話》之外，僅見于《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內閣文庫本)?！缎驴探鹌棵吩~話》如果不是魯重民刻本，他完全沒有必要收錄“廿公跋”。因為“廿公跋”出現于崇禎末，《新刻金瓶梅詞話》要偽裝為“萬歷本”反而會露出作弊的馬腳。而《新刻金瓶梅詞話》為魯重民所刻，則收錄“廿公跋”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退一步說，如果《新刻金瓶梅詞話》不是魯重民所刻，刻印者即使收錄“廿公跋”，那么他對《金瓶梅》三個序、跋，也決不會采用現存《新刻金瓶梅詞話》的編排順序。

現存《新刻金瓶梅詞話》比較完整的本子共有三個，即臺灣故宮博物院藏本和日本日光輪王寺慈眼堂藏本、德山毛利氏棲息堂本，應該以臺灣故宮博物院藏本最為有代表性。

現存《新刻金瓶梅詞話》(臺灣故宮博物院藏本)對《金瓶梅》三個序、跋，采用了一種特殊的編排順序：欣欣子序、廿公跋、東吳弄珠客序。

這里首先應該對于現存《新刻金瓶梅詞話》(臺灣故宮博物院藏本)三個序、跋的編排順序，做一番認真的考證。

(1)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云：

“首欣欣子序。萬歷丁巳(四十五年)東吳弄珠客序。廿公跋?！雹?/p>

(2)韓南《〈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說：

序文：有三。

(一)署名欣欣子的《金瓶梅序》。

(二)僅識一《跋》，署名廿公。

(三)1617年(萬歷丁巳四十五年)東吳弄珠客的《金瓶梅序》。④

(3)鳥居久晴《金瓶梅版本考》：《新刻金瓶梅詞話》100回，民國22年(1933)3月北京古佚小說刊行會刊本，天理大學藏本曰：

卷首正文前有具名欣欣子的《金瓶梅詞話序》六頁(行格五行，行十二字)，廿公的跋一頁，題為東吳弄珠客與萬歷丁巳季冬作的《金瓶梅序》二頁(行格七行，行十四字)……⑤

按：鳥居久晴先生寫此文時沒有見過臺灣故宮博物院藏本，因此他說：“現在雖然不能見到它，但幸虧有下列影印本，故還能窺見其全豹?！?/p>

(4)梅節《金瓶梅詞話》校讀記中三序跋之關系：欣欣子序、東吳弄珠客序、跋。

校記說：“跋：廿公書：館本在弄珠客序前?！?/p>

按：梅節先生的所謂“館本”即指臺灣故宮博物院藏本《新刻金瓶梅詞話》。⑥

可見《新刻金瓶梅詞話》(臺灣故宮博物院藏本)三個序跋的順序是：欣欣子序、廿公跋、東吳弄珠客序。

眾所周知，“欣欣子序”既不見于初刻本《金瓶梅詞話》，也不見于兩代崇禎本《金瓶梅》，它顯然是《新刻金瓶梅詞話》刻印時加上去的，因此刻印者把“欣欣子序”放在第一的位置是可以理解的。東吳弄珠客序寫作的時間是萬歷丁巳，不僅見于第一代崇禎本《金瓶梅》，也出現于初刊本《金瓶梅詞話》的卷端，而“廿公跋”不僅晚出，而且僅見于第二代崇禎本《金瓶梅》，因此“廿公跋”很自然的應該排在“東吳弄珠客序”的后面。就是從序、跋之間的正常邏輯順序而言，“廿公跋”也應該排在“東吳弄珠客序”的后面。

如上所引，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云：“首欣欣子序。萬歷丁巳(四十五年)東吳弄珠客序。廿公跋?！边@很容易給人造成一種錯覺，即孫楷第先生似乎很不細心，居然把三個序跋的順序都搞錯了。其實不然，孫楷第先生與徐森玉、趙萬里先生是最早在北京琉璃廠文有堂發現，并替北平圖書館購買這部《新刻金瓶梅詞話》(即今臺灣故宮博物院藏本)的，他對這部《新刻金瓶梅詞話》非常熟悉(《重訂通俗小說書目序》，見《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頁)。但因為孫楷第先生是從邏輯的順序來記敘三個序跋的，“欣欣子序”、“東吳弄珠客序”，都是“序”，故連類一并敘述，而“廿公跋”是跋，故放在其后敘述。

我之所以說如果《新刻金瓶梅詞話》不是魯重民所刻，刻印者即使收錄“廿公跋”，那么他對《金瓶梅》三個序、跋，也決不會采用現存《新刻金瓶梅詞話》的編排順序，這也不是僅憑主觀的想象。香港梅節先生于《金瓶梅》研究、校對用功甚巨，而且非常清楚《新刻金瓶梅詞話》(臺灣故宮博物院藏本)之原貌，但其夢梅館《金瓶梅詞話》則將三個序跋的順序編排為：欣欣子序、東吳弄珠客序、廿公跋。

要而言之，“廿公跋”既出于魯重民之手，《新刻金瓶梅詞話》(臺灣故宮博物院藏本)將三個序跋的順序編排為：欣欣子序、廿公跋、東吳弄珠客序，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廿公跋”與“欣欣子序”都出自武林輝山堂老板魯重民的另一個明顯的證據就是關于《金瓶梅》一書的名稱問題。

眾所周知，從《金瓶梅》剛一問世，還在以抄本方式流傳時，直到明末，乃至清代，一提到《金瓶梅》，一般只有兩種說法：或簡稱《金瓶梅》(絕大多數人)，或稱為《金瓶梅詞話》(個別人)。其實還有第三種稱法，稱為《金瓶梅傳》。這第三種稱法，只存在于“廿公跋”與“欣欣子序”。這種獨特的稱法，正是“廿公跋”與“欣欣子序”出于同一個作者的最好的證據。

3.“欣欣子”序、“廿公跋”、“東吳弄珠客”序之間的內在關系

我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大騙局、大鬧劇、大悲劇——〈金瓶梅〉版本作者新論》中對于《新刻金瓶梅詞話》卷首的三篇序——“欣欣子”序、“廿公跋”、“東吳弄珠客”序之間的內在關系做過認真的探討。

“東吳弄珠客”序題寫于萬歷四十五年(1617)，“廿公跋”題寫于崇禎十四年到十六年之間。350多年過去了，卻很少有人認真去思考一下這兩個序言之間的關系。經過認真分析，我認為“廿公跋”的矛頭是直接指向“東吳弄珠客”序的，是對“東吳弄珠客”序的批判。

為了弄清這個問題，我們不能不先來看看這兩篇序言所表述的主要內容。

先看看“弄珠客”序的主要內容：

起：“《金瓶梅》，穢書也?！边@是該序的中心論點。

承：“袁石公亟稱之，亦自寄其牢騷耳，非有取于《金瓶梅》也?！敝背小胺x書”而來，不能因為袁中郎極口稱贊，就改變其“穢書”之性質。

轉：“然作者亦自有意，蓋為世戒，非為世勸也?！敝赋鲎髡唠m作此“穢書”，但目的是為了戒世。

合：“若有人識得此意，方許他讀《金瓶梅》也。不然，石公幾為導淫宣欲之尤矣。奉勸世人，勿為西門之后車可也?！比绻弧白R得此意”呢？那么，《金瓶梅》作者和袁中郎就無疑都成了“導淫宣欲之尤矣”。

我們不難看出，“弄珠客”序雖然提示人們，《金瓶梅》作者寫此書的目的是戒世的，但不可否認，《金瓶梅》是“穢書”。

如果我們把“弄珠客”序與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中關于《金瓶梅》的那段話對照起來看，會看得更為清楚。沈德符說：“吳友馮夢龍見之驚喜，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馬仲良時榷吳關，亦勸應梓人之求，可以療饑。予曰：‘此等書必有人板行，但一刻則家傳戶到，壞人心術，他日閻羅究詰始禍，何辭置對？吾豈以刀錐博泥犁哉！’仲良大以為然，遂固匣之。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p>

沈德符說《金瓶梅》是“穢書”，一旦板行，則壞人心術，罪不可赦?！芭榭汀毙虺錾虻路牡胤绞且詾椤督鹌棵贰纷髡邔懽鞔藭哪康脑谟诮涫?，但不否認《金瓶梅》是“穢書”。

我們再來看看“廿公跋”的觀點：

起：“《金瓶梅傳》，為世廟時一巨公寓言，蓋有所刺也?！边@是中心論點。

承：“然曲盡人間丑態，其亦先師不刪鄭衛之旨乎！”這是說《金瓶梅》中雖然有淫穢之處，但正如《詩經》中的“鄭衛”之風，連孔夫子都不刪。

轉：“中間處處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今后流行此書，功德無量矣?！边@是說《金瓶梅》作者、刻印者都功德無量。

合：“不知者竟目為淫書，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卻流行者之心矣。特為白之?！边@是說把《金瓶梅》看作“淫書”(“穢書”)，是無知，這是既不了解作者心意，也冤屈了刻印者。

把“廿公跋”與“弄珠客”序進行對比，我們不難看出，“廿公跋”的每一句話，都是針對“弄珠客”序言的：“不知者竟目為淫書”是針對“《金瓶梅》，穢書也”；“今后流行此書，功德無量”是針對“不然，石公幾為導淫宣欲之尤”；“蓋有所刺也”是針對“蓋為世戒，非為世勸也”；“然曲盡人間丑態，其亦先師不刪鄭衛之旨乎”是針對“蓋金蓮以奸死，瓶兒以孽死，春梅以淫死”；“中間處處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是針對“借西門慶以描畫世之大凈，應伯爵以描畫世之小丑，諸淫婦以描畫世之丑婆凈婆”。

應該承認，“弄珠客”序不僅已經認為《金瓶梅》作者是有意戒世的，而且已經看到了書中所描畫的以西門慶、應伯爵以及諸丑婦為代表的社會丑類，“令人讀之汗下”。但其著眼點或側重點則仍在書中的淫穢描寫，所以始終不能跳出《金瓶梅》是“穢書”的圈子，因此耽心此書流行可能會有“導淫宣欲”之結果。但“廿公”比他站得更高，強調《金瓶梅》不是穢書，強調《金瓶梅》是“有所刺”，認為《金瓶梅》之流行將功德無量。他所最為不滿意于“弄珠客”的就是“弄珠客”給《金瓶梅》所下的“穢書”的斷語，其立論之出發點或基礎也正在于此。

而分析一下“欣欣子序”的內容，我們不難看出：該序開始是緊承“廿公跋”而來，其“寄意于時俗，蓋有謂也”直承“廿公跋”之“蓋有所刺也”；其“《關雎》之作，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議論則直承“廿公跋”之“其亦先師不刪鄭衛之旨乎”。也就是說“欣欣子序”充分肯定了“廿公跋”的《金瓶梅》不是淫書的觀點。但“欣欣子”序并沒有停留在“廿公跋”的基點上，他又大大地加以發揮與升華，他把“欲”與“情”與“人生”連在了一起；不僅如此，他還把個人命運和家國之治，同“時運代謝”連在了一起；他還并不就停留在人生與政治的層面，而上升到哲學的高度：“故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歡離合，莫怪其然也。合天時者，遠則子孫悠久，近則安享終身；逆天時者，身名罹喪，禍不旋踵。人之處世，雖不出乎世運代謝，然不經兇禍，不蒙恥辱者，亦幸矣?！边@就不僅直承和呼應“廿公跋”，而且從更高的層次批評了“弄珠客”之序。

就風格而言，“弄珠客”序雖亦莊亦諧，但不免時露輕佻與油滑；“廿公跋”則充滿激情與義憤，其“特為白之”則近于吶喊；“欣欣子”序則放縱恣肆，而不失曠達。

而如果從上述沈德符的那段關于《金瓶梅》的議論開始，到“弄珠客”序，到“廿公跋”，再到“欣欣子序”，這中間認識進步的層次性與前后因果承襲的連續性昭然若揭。

(二)《新刻金瓶梅詞話》新刻的用意也是反清

魯重民在刻印《新刻金瓶梅詞話》時，除了加上“廿公跋”之外，還留下了其他一些足夠證明他刻印此書的證據。

1.四首引詞行香子

《新刻金瓶梅詞話》引了四首《行香子》詞放在卷端作為開篇。據徐朔方先生考證⑦，這些詞牌是《行香子》，《詞林紀事》中曾錄過三首。

《新刻金瓶梅詞話》：

閬苑瀛洲，金谷陵(瓊)樓。算不如茅舍清幽。野花繡地，莫也風流。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酒熟堪，客至須留。更無榮無辱無憂。退閑一步(是好)，著甚來由。但倦時眠，渴時飲，醉時謳。

短短橫墻，矮矮疏窗。乞查(一方)兒小小池塘。高低迭峰(嶂)，綠水邊傍，也有些風，有些月，有些涼(香)。日用家常，竹幾藤床?？?盡)眼前水色山光?？蛠頍o酒，清話何妨。但細烹(烘)茶)，熱烘(凈洗)盞，淺(滾)澆湯。

水竹之居，吾愛吾廬。石磷磷床(亂)砌階除。軒窗隨意，小巧規模。卻也清幽，也瀟灑，也寬(安)舒。懶散無拘，此等何如？倚闌干臨水觀魚。風花雪月，贏得工夫。好炷心香，說(圖)些話(畫)，讀些書。

凈掃塵埃，惜耳蒼苔，任門前紅葉鋪階。也堪圖畫，還也奇哉。有數株松，數竿竹，數枝梅?；驹耘?，取次教開。明朝事天自安排，知他富貴幾時來。且優游，且隨分，且銜杯。

《水滸傳》開首的引詞：

試看書林隱處，幾多俊逸儒流。虛名薄利不關愁。裁冰及翦雪，談笑看吳鉤。評議前王并后帝，分真偽占據中州，七雄擾擾亂春秋。興亡如脆柳，身世類虛舟。見成名無數，圖形無數，更有那逃名無數。煞時新月下長川，江湖變桑田古路。訝求魚緣木，擬窮猿擇木，恐傷弓遠之曲木。不如且覆掌中杯，再聽取新聲曲度。

《水滸傳》的引詞對于小說作家、編輯者及出版商本身的自我價值進行了充分的肯定，并自稱為“俊逸儒流”。

這一時期的這種小說作家、編輯者及出版商對于自我價值的肯定，在出版、編輯過《三國演義》《水滸傳》的通俗小說作家兼出版商的余象斗身上，可以說是達到了極致。余象斗曾多次把自己的圖像刻印在他所刻印的圖書上，對于其中的一幅圖像，王重民先生在《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錄》中《海篇正宗》提要中作過這樣的描述：

圖繪仰止(按：余象斗字仰止)高坐三臺館(按：三臺館是余象斗的書坊之一)中，文婢捧硯，婉童烹茶，憑幾論文，榜云：“一輪紅日展依際，萬里青云指顧間，固一世之雄也?！彼陌倌陙?，余氏短書遍天下，家傳而戶誦，誠一草莽英雄。今觀此圖，仰止固以王者自居矣。⑧

將《新刻金瓶梅詞話》的引詞與《水滸傳》的引詞，特別是同余象斗的以王者自居的態度相比，那么，“蘭陵笑笑生”借這四首《行香子》引詞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則未免過于消極。但這只是表面現象?！端疂G傳》引詞和余象斗都是大明朝嘉靖、萬歷年間的事情了，而“蘭陵笑笑生”所處的時代則是經歷了血與火的洗禮之后滿族人統治的時代。在正統的儒家知識分子的心目中，明清的易幟，不是一般的改朝換代，明人不僅是亡了國，而是亡了天下。在經歷了無數的反抗斗爭失敗之后，此時此刻，擺在漢族知識分子面前的其實只剩下了兩條可供選擇的路：降清事清，隱居山林。這兩條路都有人在走。而在這時，在大多數漢人知識分子的心目中，仍然以為前一條路是卑下的，走后一條路的人才是值得贊揚的?！疤m陵笑笑生”借四首引詞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就是要走后一條路，因此，從儒家的正統的或傳統觀念來看，也是值得贊揚的，在消極中寄寓著抗爭。

中國是詩的國度，現成的詩詞汗牛充棟，“蘭陵笑笑生”為什么偏偏要引用這四首《行香子》詞呢？因為這四首《行香子》詞中至少有三首在當時被認為是宋末元初由俗入僧的明本的作品(《詞林記事》)，而明本(天目中峰禪師，與趙孟為方外交)所處的時代與“蘭陵笑笑生”所處的時代太相似了，都是異族入主中原的時代。明乎此，則“蘭陵笑笑生”的用意也就十分清楚了。

2.四貪詩

《新刻金瓶梅詞話》在四首《行香子》之后，又增加了“酒、色、財、氣”等四首“四貪詩”?！八呢澰姟彪m然不能精確概括《金瓶梅》的主題，但卻至少在行文上可以起到一種過渡作用，與第一回“景陽岡武松打虎，潘金蓮嫌夫賣風月”的開頭相呼應。

詞曰：

丈夫只手把吳鉤，欲斬萬人頭。如何鐵石，打成心性，卻為花柔？請看項籍并劉季，一似使人愁。只因撞著，虞姬戚氏，豪杰都休。

此一只詞兒，單說著情色二字，乃一體一用。故色絢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視。亙古及今，仁人君子，弗合忘之。晉人云：情之所鐘，正在我輩。如磁石吸鐵，隔礙潛通。無情之物尚爾，何況為人終日在情色中做活計，一節須知?！罢煞蛑皇职褏倾^”，吳鉤乃古劍也，古有干將、莫、太阿、吳鉤、魚腸、躅之名。言丈夫心腸如鐵石，氣概貫虹蜺，不免屈志于女人。

題起當時西楚霸王，姓項名籍，單名羽字。因秦始皇無道，南修五嶺，北筑長城，東填大海，西建阿房，并吞六國，坑儒焚典。因與漢王劉邦，單名季字，時二人起兵，席卷三秦，滅了秦國，指鴻溝為界，平分天下。因用范增之謀，連敗漢王七十二陣。只因寵著一個婦人，名喚虞姬，有傾城之色，載于軍中，朝夕不離。一旦被韓信所敗，夜走陰陵，為追兵所逼。霸王敗向江東取救，因舍虞姬不得，又聞四面皆楚歌，事發，嘆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畢，淚下數行。

崇禎本《金瓶梅》將此話本第一回“景陽岡武松打虎，潘金蓮嫌夫賣風月”改為“西門慶熱結十兄弟武二郎冷遇親哥嫂”。從小說藝術的角度而言，這種改寫是有道理的；但從“講史”的角度而言，則詞話本顯然更為本色、深沉，更富于厚重的歷史感。

3.欣欣子序

當然，用刻印《新刻金瓶梅詞話》來反清的最明顯的證據就是加在該書卷首的”欣欣子序”。

(1)《新刻金瓶梅詞話》的刻印年代是要害

眾所周知，最早的《新刻金瓶梅詞話》現在存世的共有三種全本(個別缺頁不計)和一種殘本。這些藏本除一種全本現存中國臺灣故宮博物院之外，其余幾種均在日本。目前中外學術界普遍認為上述幾種早期《新刻金瓶梅詞話》為同版，只是印刷時間不同。對于這幾種藏本的刻印年代，學者們曾作過版本鑒定：鄭振鐸先生以為臺灣故宮博物院藏本是“萬歷間的北方刻本，白綿紙印”；日本學者長澤規矩也氏據字樣推定日本慈眼堂藏本為崇禎年間刻本。大多數學者以為上述這幾種早期藏本是“萬歷本”，個別學者以為可能是天啟年間的刻本，而沒有一個人不認為它們是明代刻本的。但我卻認為《新刻金瓶梅詞話》當刻于清初的順治年間或康熙初年。對此，我們不能不作認真的考證。

《新刻金瓶梅詞話》刻印年代的上限是明萬歷四十五年(1617)，因為該書卷端的東吳弄珠客序題署的時間就是這一年；其下限不會晚于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因為日本德山毛利氏藏本就在這一年被著錄于書目之中了。這一時段跨度較大，要考證其具體年代，我以為應該從《新刻金瓶梅詞話》與“崇禎本”《金瓶梅》之間的關系入手。

(2)《新刻金瓶梅詞話》當刻印于清初

A.“欣欣子序”寫于崇禎十四至十六年之后

如上所述，日本內閣文庫藏本《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刻于《十三經類語》之后，那么其刻印時間已經到了崇禎末年(從崇禎十三年到十七年崇禎帝自縊于煤山，只有三年多一點的時間，而崇禎十七年也就是順治元年)?！缎驴探鹌棵吩~話》收入了“廿公跋”，證明它又晚于日本內閣文庫本《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則其刻印時間最早只能是順治年間?！毙佬雷有颉闭恰缎驴探鹌棵吩~話》刻印時加上去的。

B.《新刻金瓶梅詞話》刻印時無任何避諱

如上所述，《新刻金瓶梅詞話》的刻印時間的上限不會早于明萬歷四十五年(1617)，其下限不會晚于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從明萬歷到清康熙這一時期中，刻書很重避諱的是天啟、崇禎、康熙，不十分講究避諱的是萬歷與順治(康熙初年也不特嚴)?！缎驴探鹌棵吩~話》無任何避諱，證明它只可能刻于萬歷或順治(或康熙初年)。

C.“欣欣子”已經透露了自己寫作序言的時間

“欣欣子”序言中說：

吾嘗觀前代騷人，如盧景輝之《剪燈新話》，元微之之《鶯鶯傳》，趙君弼之《效顰集》，羅貫中之《水滸傳》，丘瓊山之《鐘情麗集》，盧梅湖之《懷春雅集》，周靜軒之《秉燭清談》，其后《如意傳》《于湖記》，其間語句文確，讀者往往不能暢懷，不至終篇而掩棄之矣。

眼光敏銳的鄭振鐸先生已經發現了“欣欣子”序言中這段文字的矛盾，所以他對這段文字加了如下的按語：

按《效顰集》、《懷春集》、《秉燭清談》等書，皆著錄于《百川書志》，都只是成、弘之間作。丘瓊山卒于弘治八年。插入周靜軒詩的《三國志演義》，萬歷間方才流行，嘉靖本里尚未收入。稱成、弘間的人物為“前代騷人”而和元微之同類并舉，嘉靖間人，當不會是如此的。蓋嘉靖離弘治不過二十多年，離成化不過五十多年，欣欣子何得以“前代騷人”稱丘浚、周禮(靜軒)輩！如果把欣欣子、笑笑生的時代，放在萬歷間(假定《金瓶梅》是作于萬歷三十年左右的罷)，則丘浚輩離開他們已有一百多年，確是很遼遠的夠得上稱為“前代騷人”的了。又序中所引《如意傳》，當即《如意君傳》；《于湖記》當即《張于湖誤宿女貞觀記》，蓋都是在萬歷間而始盛傳于世的。⑨

但由于鄭振鐸先生拘于《新刻金瓶梅詞話》當刻于萬歷中期的成見，所以他雖然發現了“欣欣子”序言中這段話的矛盾，卻并沒有真正予以解決，而自己又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萬歷年間的人把萬歷年間的人稱為“前代騷人”。

我以為：第一，從上下文的語氣來看，“欣欣子”的這段話里的“前代騷人”是包括《如意君傳》和《于湖記》的作者在內的。第二，這些“前代騷人”中，《鶯鶯傳》的作者元微之是唐朝人，《水滸傳》的作者羅貫中是宋元人(那時人們認為羅貫中是宋元人，至少是元人)，其余的作者則是明代人。第三，如果我們把“前代騷人”中的“代”字解為“朝”字，而把“欣欣子”寫序的時間放在清代，那么這些“前代騷人”中有唐人，有宋元人，有明代人，這就豁然貫通了。

又，“欣欣子序”說：

故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歡離合，莫怪其然也。合天時者，遠則子孫悠久，近則安享終身；逆天時者，身名罹喪，禍不旋踵。人之處世，雖不出乎世運代謝，然不經兇禍，不蒙恥辱者，亦幸矣。

這里的所謂“世運代謝”“兇禍”“蒙恥辱”正是指清人之入關殺戮，明清易幟、改朝換代。

4.《新刻金瓶梅詞話》與《經史子集合纂類語》

《新刻金瓶梅詞話》與《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均為輝山堂刻本(《經史子集合纂類語》與金陵汪復初同梓)，魯重民的學生馬士斐在《類語后序》中說：“是書之裨學業，翼政治，鏡古今而勒理亂……”

當代版本學家王善民在《中國善本書提要》中加按語說：

按此書自序及輝山堂《告白》，重民原有《十三經類語》及《子史類語》，未纂集部，因再纂出，與經、子、史《類語》匯成一編，芟繁就約，題為今名，重民及馬士斐序題甲申桂月，時崇禎既死，福王即位于南京，士斐猶冀是書能助成中興之業，不思著書如此，焉能挽狂瀾于既倒也?、?/p>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魯重民等人在明清易幟之際，其刻書之目的乃為政治；而崇禎既死，魯重民及馬士斐序題甲申桂月，由此不難看出，他們對清人的仇恨可謂是不共戴天。而如上所述，《新刻金瓶梅詞話》卷端的“欣欣子序”之反清傾向也非常明顯?！靶佬雷有颉币婚_頭就說：“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意于時俗，蓋有謂也?！苯Y尾又云：“吾故曰：蘭陵笑笑生作此傳者，蓋有謂也?！彼^“時俗”，即“時政”也，“有謂”即“有為”也。

無獨有偶。這里值得指出的是，用寫《續金瓶梅》反清的丁耀亢的《續金瓶梅》也是在杭州創作的，可見當時杭州彌漫著濃厚的反清氛圍?！独m金瓶梅》完稿于順治末年，他似乎沒有見到輝山堂刻印的《新刻金瓶梅詞話》，否則，他不會對“蘭陵笑笑生”不置一詞，而只是說有位君子作《金瓶梅》?！缎驴探鹌棵吩~話》或許在《續金瓶梅》完稿之后才出現，那就已經到了康熙年間了?！斎灰膊慌懦缎驴探鹌棵吩~話》已經刻印，但丁耀亢沒有見到。

五、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已經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結論：

現存所謂“萬歷本”《新刻金瓶梅詞話》實刻于清初，它與日本內閣文庫藏本《新刻繡像批評原本金瓶梅》(第二代“崇禎本”《金瓶梅》)一樣，都是武林(杭州)輝山堂刻本，輝山堂的老板是魯重民(字孔式)，“廿公跋”與“欣欣子序”都是魯重民所為。近年來大陸出版的四庫禁毀書(含補編)中有兩種也出自輝山堂：《經史子集合纂類語三十二卷》(子部21冊)，《子史》20卷(補編42冊)。輝山堂刻印的圖書現存世者還有多種，這里不一一列舉。

對于這些版本的用紙、用墨以及字跡(當時各書坊寫工不同)等等，我們完全可以采用現代化科技手段進行鑒別，《金瓶梅》版本與作者研究已經進入到可以科學操作的階段了。

準此，則“蘭陵笑笑生”之謎可以接近揭開了。

注：

① 《煙臺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4期。

② 荒木猛《關于〈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內閣文庫藏本)的出版書肆》，黃霖、王安國編譯《日本研究〈金瓶梅〉論文集》，齊魯書社1989年版，第130-138頁。

③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31頁。

④ 胡文彬《金瓶梅的世界》，北方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頁。

⑤ 黃霖、王安國《日本研究金瓶梅論文集》，齊魯書社1989年版，第16-17頁。

⑥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版，第3頁。

⑦ 徐朔方《關于〈金瓶梅〉卷首“詞曰”四首》，收入《論金瓶梅的成書及其他》，齊魯書社1988年版，第182-184頁。

⑧⑩ 王善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86頁。

⑨ 鄭振鐸《論〈金瓶梅詞話〉》，原載《文學》第1卷第1期，1933年7月，轉引自《論金瓶梅》，文化藝術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頁。

作者單位：山東外事翻譯職業學院

責任編輯：魏文哲

補正材料一則：

關于《〈聊齋志異·鴝鵒〉故事主題源流與文言小說故事問題思考》論文中原文：

“三是明朝董得鏞、孔昭甫所撰的寓言集《可如之》中‘秦吉了崇節’的故事(出自《可如之》卷一《崇節》)?！?/p>

——出自《〈聊齋志異·鴝鵒〉故事主題源流與文言小說故事問題思考》(《明清小說研究》2015年第2期)

原參考材料：

朱一玄編：《〈聊齋志異〉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頁。

考證后修正為：

明代董德鏞，所著寓言集《可如》中“秦吉了崇節”的故事(出自《可如》卷一《崇節》)。

佐證材料：

1.《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中華書局1997年版，原著者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等，整理者四庫全書研究所)

見“可如”條目([總]雜家存九 3-8151749頁)：

可如六卷浙江巡撫采進本

明董德鏞撰，德鏞字孔昭，鄞縣人。其書取禽獸魚蟲之事合于忠孝節義者，分類摘錄，共六十三門。每門又各為標目，皆冠以“可如”二字。如云“可如鴨”、“可如鵝”之類，頗為近俚，自序謂：“諸書所載，散見而不聚，隱而義未顯，故特表以出之。其名禽獸魚蟲，其事則人也。其曰可如者，蓋心存乎勸戒也?！敝饤l之下，附以評語，大抵憤世嫉俗之詞，有所激而然也。昔開封阮漢聞嫉明末將帥之怯懦，因輯古來婦人行兵制勝之事，編為二卷，題曰《女云臺》，以深愧之。德鏞此編，其用意與之相類。蓋明之末造，人心世道無不極敝，故士大夫發憤著書，往往如是云。

2.《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四九》(齊魯書社1995年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見“[明]董德鏞撰 可如六卷(存卷一至卷三)浙江圖書館藏清鈔本”條目：第193-250頁

見“[明]董德鏞 孔昭甫著名可如之卷一·秦吉了·崇節”篇：第194-195頁

3.《古代漢語詞典(縮印本)》(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古代漢語詞典編寫組)

見“甫”字釋義(第428-429頁)：

古代對男子的美稱?！秲x禮·士冠禮》：“曰伯某~，仲、叔、季，唯其所當?！?鄭玄注：“甫，是丈夫之美稱?？鬃訛槟岣?，周大夫有嘉甫，宋大夫有孔甫，是其類?！?

總結：

明代董德鏞，字孔昭，其所著寓言集名為《可如》?！俺绻潯逼娪凇犊扇纭肪硪恢扒丶恕薄胞W鵡”系列故事之首篇。原論文中以其作為“鸚鵡人性化”故事主題源流之一，并無訛誤。

論文原參考資料，即朱一玄先生的《〈聊齋志異〉資料匯編》，轉引聶石樵先生的《聊齋志異本事旁證》，將篇名標為“可如之”，將作者標為“董得鏞、孔昭甫”，屬于訛誤。實則四庫全書存目有“董德鏞 孔昭甫著”之字樣，經考證，“孔昭”為其字，“甫”為敬稱，亦符合古人語法習慣。

特此補證。

(李苗苗楊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