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變遷中的政務信息資源價值取向

羅賢春 龐進京

摘 要：傳統媒介、網絡媒介和自媒體媒介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和技術的應用發生著變遷，在變遷過程中對政務信息資源價值的生成、轉化和實現產生多維影響，并形成了不同的價值取向。在傳統媒介中形成了管理型價值取向，在網絡媒介中形成了服務型價值取向，在自媒體媒介中形成了治理型價值取向。

關鍵詞：政務信息資源；信息資源價值；價值取向；媒介變遷；電子政務

中圖分類號： G203；D035-39 文獻標識碼： 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6087

Abstract The media are changing with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 improvement and in the process multidimensional effects are produced on the generation， change， and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 the traditional media management value orientation is generated， and in on-line media， service orientation and governance orientation in the self-media.

Key word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formation resource value； value orientation； changes in media； e-government

政務信息資源作為社會發展的重要資源之一，其價值實現是政府及其他組織進行增值再利用等信息利用活動的重要目標，而價值取向的差異是影響價值實現的關鍵。政務信息資源的價值取向在不同發展時期會存在差異，影響因素很多，技術進步與理論創新始終是主要動力。因此，分析不同傳播媒介環境下的政務信息傳播規律，研究不同時期的管理理論思想，探討媒介變遷中的政務信息資源價值的不同價值取向，有利于政務信息資源優化配置、增值利用和價值拓展。

1 媒介變遷過程及對政務信息資源價值影響

傳播媒介是政務信息資源價值流動的中介載體，也構成了政務信息資源管理的社會場景，多樣的類型，多維的功能，極大豐富了政務信息資源傳播的方式。從其發展階段來看，包括傳統媒介、網絡媒介、自媒體媒介三種類型。傳統媒介指的是互聯網出現并應用于信息傳播以前的傳播媒介，包括報紙、雜志、戶外、廣播、電視等傳統意義上的大眾傳播媒介。傳統媒體環境下，政務信息傳播媒介比較少且形式比較固定，具有單向性、層級性和工具性等特點。網絡媒介，即計算機技術、信息技術與通訊技術融合的互聯網。發展到網絡媒介時代，政務信息傳播是以政府門戶網站為主要傳播媒體，與電子政務實施相互促進，其具有雙向性、平等性和服務性等顯著特點。自媒體媒介，即能夠促使一般大眾生產、創造并傳播有意義的內容信息的網絡媒介形式，這些媒介能夠將內容信息傳播給不確定的其他網絡受眾，并在傳播者與受眾、受眾與受眾之間形成強烈的互動[1]。自媒體不僅包括了微博、微信、博客和播客，更涵蓋了個人空間、網絡社區等新的網絡媒介形式。自媒體具有平民化、個性化、傳受一體化、交互性強等特點，以及靈活自主性本質，成為了目前政務信息傳播的主流媒介。

1.1 媒介變遷過程

媒介的變遷是一個動態進化的過程，它的每次創新，都增加了傳播媒介對受眾的影響力，都給人類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帶來了巨大影響。今天，媒介技術已經超越了社會機器和工具的純粹功能屬性，而被寄予民主、獨立和自由的期望[2]。政務信息資源管理的不斷創新要求傳播媒介的持續改善，從而也促進了媒介的變遷。

第一階段是媒介初始階段，對應的環境是傳統媒介。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爆發，帶來了廣播、收音機、電視機以及報紙的出現，為信息傳播提供了物質條件。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社會思潮引領下，我國逐漸學習外國先進技術并引進這些機械和電子產品，用于社會新聞的發布。到了民國時期，這些傳統大眾媒介才真正成為政務信息傳播的媒介。如廣播誕生于20世紀20年代，上海是中國廣播的發源地，當時的廣播電臺主要有官辦電臺、民營電臺、日偽電臺和外國人電臺；又如當時著名的報紙有《中報》《中央晚報》《中國時報》《進步日報》《救國日報》《正義報》等。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共中央加強了報紙、刊物、廣播電臺等大眾傳媒建設。直至互聯網出現以前，大眾傳媒一直是政府發布信息、傳達命令的主要渠道。

第二階段是媒介崛起階段，對應的環境是網絡媒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被稱為“第四媒體”的Internet誕生并迅速得到普及。計算機硬件與互聯網軟件開創了網絡虛擬世界，誕生了搜索引擎，如谷歌、雅虎、搜狐、新浪、網易、百度等，其是連接虛擬與現實世界的橋梁。進入數字化時代的21世紀初期，各類門戶網站發展逐步成熟，如中國四大門戶網站：新浪、搜狐、網易和騰訊。1999年至2001年，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也紛紛建立了門戶網站，開始了以政府門戶網站建設為主線的創新公共服務[3]。電子政務成為一種新的政府改革方式，政務上網提供在線服務，如“信息公開”“在線辦事”“政策解讀”等模塊提高服務質量；設置在線互動，如“互動交流”“政民互動”“網上信訪”“在線咨詢”等功能實現政民互動。

第三階段是媒介融合階段，對應的環境是自媒體媒介。在互聯網媒介發展的基礎上，為滿足用戶個性化需求，逐漸開發了自媒體平臺，包括：論壇/BBS、博客、微博、微信等網絡社區。媒體變得無處不在，一切皆“媒”[4]，各類自媒體平臺之間正進行著融合。在Web2.0世界里，自媒體借助于“小世界理論”和病毒式的傳播，極大提升了信息傳遞速度并無限放大了傳播規模。2007年，廣闊的市場與日漸凸顯的影響力，促使自媒體整體產業向縱深挺進。智能手機和移動設備的出現和普及，各種移動客戶端APP、個人微博微信以及其他自媒體，開創了移動互聯網時代的信息傳播全新的方式。而到了2009下半年，湖南桃源縣官方微博“桃源網”出爐，成為中國最早開通微博的政府部門。緊接著云南省委宣傳部的官方微博“微博云南”面世。隨后，以“平安肇慶”“平安北京”為代表的全國各地的公安微博，以及各級黨政機關領導的微博如雨后春筍般開通。2013年，政務微博方興未艾，政務微信已嶄露頭角，逐漸成為移動互聯網時代一種官民溝通的全新平臺。各種政務微博、政務微信公眾號，以及目前正在探索的政務APP，都是“互聯網+政務”行動的建設方式，為早日建設成“智慧政務”提供科學發展模式。

1.2 媒介變遷對政務信息資源價值的影響

政務信息資源傳播媒介的演變不僅是科技快速發展的產物，更是適應政務信息資源管理不斷創新要求的社會現象。傳播媒介是政務信息資源從信息價值源流經信息價值棧到信息價值宿整個“價值流”的動力因素，它的變遷改變了政務信息資源傳播的模式，還給政務信息資源的價值生成、轉化和實現帶來了影響。

1.2.1 對價值生成的影響

政務信息資源的價值生成離不開信息的采集和加工，而媒介的不同，會影響信息的價值含量。政務信息采集，會涉及信息價值源的選擇以及原始信息的獲取，權威性和可獲得性成為關鍵因素。傳統媒介下，媒介類型少且多為政府控制，政務信息的權威性得到保證，但這些媒介時空受控，嚴重影響了信息的流動，可獲得性較低；網絡媒介下，各級政府基本都建立了門戶網站，形成了基本數據庫和本地特色信息資源數據庫，信息源較權威，而信息公開和共享機制為政務信息的便利獲取提供了一定保障；自媒體媒介下，政務微博、政務微信和政務APP豐富了政務信息流通的渠道，信息獲取非常方便且能獲取最新信息，但海量信息充斥著整個網絡環境卻對信息的權威性帶來了沖擊。政務信息加工，以用戶信息訴求為基礎，運用信息技術對采集的信息進行分類整合，媒介環境會影響其加工程度。傳統媒介下，政府只需要通過公告欄、報紙、電視等公布一些基礎信息，如政府機構、領導信息、部門職能、政策法規等，而這些信息對價值含量要求不高，加工程度較低；網絡媒介下，政府通過門戶網站除了需要公開基礎信息，還增加了電子政務模塊，如網上辦公、在線問政、市長熱線、局長郵箱等，因此需要對這類信息進行深加工，形成相關信息目錄體系甚至數據庫；自媒體媒介下，政務信息除了在網站間流動，更多在微博、微信、移動客戶端等徜徉，信息互動加強了用戶的信息需求，也增加了信息的復雜性，各種信息的深層次分析和隱性信息的深度挖掘成為了高價值政務信息生成的必要環節。

1.2.2 對價值轉化的影響

政務信息資源的價值轉化主要通過政務信息在各信息價值棧間的流轉，而價值流轉需要各種媒介條件作為基礎。傳統媒介下，報紙、廣播、電視等大眾傳媒通常是政府的喉舌耳目，在這種封閉的“話語權體系”中，由上而下的單向硬推方式，內容、時空都受到嚴格控制，如報紙次日新聞、定時廣播和電視整點新聞等，方式簡單，受眾面有限，政務信息傳播效果不佳，因而信息價值轉化也很難得到充分實現；網絡媒介下，互聯網增進了政府與企業、公眾之間的聯系，政府通過門戶網站可以實現點對面的傳播信息，受眾面得到拓寬，時空限制減少，時效性增強，多媒體形式使信息展示方式多樣化，站上互動反饋也增強了信息價值轉化；自媒體媒介下，各類便捷媒介和移動設備為政務信息的高速流轉提供了技術支持，政府不僅可以通過政務微博、政務微信、政務APP等自媒體發布各類政務信息，而且用戶也可以通過同一渠道獲取信息和進行互動反饋，自媒體的靈活自主性更符合用戶的信息習慣，更能促進政務信息價值的快速高效轉化。

1.2.3 對價值實現的影響

政務信息資源的價值實現需要用戶結合自身現實情境，應用所獲取的信息作為決策依據和行動指南，滿足工作生活需求。信息媒介構成了政務信息價值實現的重要外部環境。傳統媒介下，受控嚴格的大眾傳媒壟斷了政務信息資源的傳播，硬推式傳播方式，使得用戶很難獲取高價值的信息，因此政務信息資源的客觀價值難以得到充分實現；網絡媒介下，門戶網站除了公開形式多樣的信息，而且應用功能強大的搜索引擎，可以實現用戶的按需檢索，服務式傳播方式，各種在線問政、網上辦公等形式，更好地滿足用戶信息需求；自媒體媒介下，微博、微信等各種自媒體的出現，為政府發布政務信息以及用戶獲取政務信息提供了一種全新模式，也即“7×24在線模式”，信息發布與獲取都可以實現全天候進行，移動客戶端更是克服了空間限制，真正實現隨時隨地進行信息活動。靈活自主的自媒體，體驗式傳播方式，為政府與用戶之間的互動反饋搭建了便利平臺，為政務信息資源的共建共享創造了有利條件，為進一步實現智慧政務提供了良好環境。

2 媒介變遷中的政務信息資源價值“三型”取向

不同媒介環境下，受信息技術限制和價值主體的信息意識影響，價值行為的主觀性促使在價值選擇中的定向功能和選擇功能的差異，帶來政務信息資源價值的多元性及其價值取向的復雜性。價值取向涉及人們的價值偏好或對事物的主觀趨向性，不同的學科領域， 對價值取向的理解各有側重。如胡象明[5]從公共管理理論的發展角度比較分析了政府政策行為的三種價值取向，即公共利益、團體利益和個人利益價值取向；劉笑霞[6]認為“維護和增進公眾利益”是政府績效評價的根本價值取向，而增長、公平、穩定、民主是對“維護和增進公眾利益”這一基本價值取向的具體化；侯衛真[7]從基本價值、追求的目標、信息化的方向、建設的原則等方面分析了政府信息化建設的價值取向；王協舟等[8]認為，所謂價值取向是指一定的主體以某種價值觀為指導，根據一定的價值標準，對價值目標進行價值選擇和價值決策的行為傾向，從政府和公眾的雙向視角來研究政府信息資源公共獲取的價值取向；米平治[9]提出，電子政務的價值取向是在電子政務的建設過程中應遵循和選擇動態的價值目標，包含理論層面的電子政務有目的的價值目標選擇以及實踐層面的電子政務發展的行為導向。

本研究基于媒介變遷的政務信息資源取向，強調價值主體在一定媒介環境下價值判定中的定向功能和選擇功能，突出用戶價值行為的主觀性。政務信息資源價值多樣化，按不同的標準劃分不同的價值取向。如劉強、吳江[10]將政府信息資源分為純公共信息、弱競爭信息和強競爭信息三類，即政府信息資源具有公益性價值取向和競爭性價值取向；夏義堃[11]從政治、經濟與社會三分法的角度，將政府信息資源劃分為政府行政性信息資源、政府公益性信息資源以及政府商業性信息資源，也即對應了行政性價值取向、公益性價值取向和商業性價值取向。因此，政務信息資源價值取向分為以下三種：（1）按性質和內容來分，可將政務信息資源價值取向分為工具性價值取向和目的性價值取向，工具性價值取向代表了政府信息工作得以正常、協調運行所需要的基本價值目標，包括公平性、規范性等基本價值；目的性價值取向則代表了政府信息資源開發利用的發展模式與發展方向，如準確性、便捷性等基本價值；（2）按作用方式來分，政務信息資源價值取向包括主導型價值取向、指導型價值取向與引導型價值取向，分別體現了政務信息資源開發利用主體由政府壟斷、政府主導用戶為輔到用戶政府共享的價值主體的變化。如唐興軍、齊衛平[12]提出治理現代化中的政府職能轉變：管控型政府、經濟發展型政府和治理型政府，鑒于此并結合政務信息資源傳播媒介的變遷特點；（3）按實現職能來分，將政務信息資源價值取向分為管理型價值取向、服務型價值取向和治理型價值取向。①管理型價值取向是指政務信息資源在滿足政府部門履行行政管理職能需求的過程中而表現出來的“自上而下”管理價值追求，對應的是傳統媒介環境下的價值取向；②服務型價值取向是指政府部門在履行社會職能過程中所產生的政務信息資源所要實現“以人為本”的服務目標，網絡環境下政務信息資源側重此價值取向；③ 治理型價值取向是指在新公共治理理論的指導下，政務信息資源在公共治理行動中所發揮的“用戶體驗”公共治理價值導向，符合自媒體環境發展要求的價值取向。

借鑒段堯清、宋霞[13]構建的“政府信息公開的多層性價值取向模型”，本研究提出了媒介變遷中的政務信息資源價值“三型”價值取向模型，包括媒介環境維、價值對象維和政務信息基本價值維（見圖1）。政務信息資源強調何種價值取向依賴于媒介發展，受管理原理作用，由政府部門職能驅動。

（1）媒介環境維，對政務信息資源的價值生成、轉化和實現產生多維影響，描述了政務信息資源傳播媒介的變遷過程，也即從傳統媒介、網絡媒介到自媒體媒介環境的演變。

（2）價值對象維，即政務信息資源價值發揮作用的對象主體，主要包括內部利用主體的政府部門和外部利用主體的公眾，其他社會組織、民間團體等利用主體不在本研究討論范圍。

（3）政務信息基本價值維，羅賢春與龐進京[14]提出，按政務信息資源的價值層次分為憑證性價值、知曉性價值和應用性價值。政務信息資源以其真實性和權威性而具有憑證性價值，是基礎層次的價值體現，作為事后查考的情境再現、業務關聯和法律證據，發揮備用功能；知曉性價值是連接憑證性價值和應用性價值的橋梁，通過信息公開和共享等方式實現，滿足價值對象的信息知情權，發揮受用功能；應用性價值是政務信息資源價值實現的高級層次，價值對象主體結合自身情境利用增值信息進行高效決策，提升社會競爭力，發揮實用功能。

2.1 傳統媒介下的管理型價值取向

首先是媒介環境維，媒介初始階段對應的是傳統大眾媒介。傳統媒介有種類少、審核嚴格、傳播時空受限等特點，使得政務信息資源傳播速度慢、效果不夠理想。傳統媒介扮演的角色是政府的喉舌耳目，嚴格控制政務信息的傳播和輿論的散布。在此媒介環境下，傳統行政管理理論占據著整個社會的理論思潮。傳統行政管理理論是以政治學、管理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為理論基礎，從威爾遜政治行政兩分法開始，以官僚制度為代表的傳統公共行政風靡全球，成為世界政務處理的標準范式[15]。傳統規制導向的官僚體制，強調嚴格按規章制度辦事，建立在“命令—服從”的層級制的組織管理體制基礎上，上下等級分明。

其次是價值對象維，包括對內的政府部門，對外的社會公眾。對于政府部門，其主要是履行行政職能，對內按規章制度完成部門的業務工作，對外依職權管理社會事務。作為控制和主導社會發展的政府部門，其管理過程所產生和所需要的大量信息直接體現政府的管理價值取向。一方面，政府部門是國家行政機構，負責政策法規的上傳下達、貫徹實施，實行的是層層領導、級級匯報的模式，強調上級對下級的管理。源于政府機構等級分明、職能條塊化的特點，再加上傳統媒介時空受限的傳播方式，政府層級之間、平級之間的政策法規文件信息傳達不順暢，時效性大打折扣，嚴重影響行政管理效率；另一方面，政府部門作為全社會的管理機構，需要向公眾發布各種政府規章制度，用以對社會環境穩定的維持；還需要收集社會經濟發展信息、社情民意動態，及時掌握社會發展動向，以便制定針對性措施用以解決社會經濟發展出現的問題以及解決好民眾最迫切、最關心的問題，防止社會突發事件的發生而造成社會動亂。對于社會公眾，長期受傳統思想的影響，對管理部門有著較強的依存和服從性，對政府部門發布的信息天然的認同和信仰，其獲取這類信息后，將自己的行為與政策法規進行匹配，提高行為合法合規性，其目的是不違規、不犯錯。

最后是政務信息基本價值維。對于政府部門，政務信息資產生于并且應用于其職能業務工作，主要體現的是憑證性價值。這類政府業務工作所產生的信息，一是作為政績考核的憑證，即“做了什么”，按規章制度要求完成了什么任務，取得了什么成就等；二是用于政府部門決策，即作出國家政策決策和制定修改法律法規的依據；三是“社會記憶”的傳承，即對社會發展歷程中的重大事件完整記錄和保存，需要時通過各種形式向社會公眾進行記憶再現。而對于社會公眾，其體現的主要是知曉性價值，即知道“是什么”，政府部門頒布了哪些政策措施，哪些法律法規需要遵守，哪些行為可為或不可為，違規了會受到哪些懲罰等，是純粹的被管理思維。

因此，傳統媒介環境下，受傳統行政管理理論的影響，政務信息資源的價值主要突出其管理型價值取向。其一，強調政府部門上級對下級的指導和管理，但受限于傳播媒介，行政管理效率極其低下；其二，強調政府部門對社會秩序的維持和管理，媒介嚴格控制著社會輿論，能暫時保證輿論導向的一致性，卻不符合民主社會發展的要求；其三，體現的是政府和社會公眾之間的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

2.2 網絡媒介下的服務型價值取向

首先是媒介環境維，媒介崛起階段對應的是傳統網絡媒介。隨著互聯網的興起和發展，政府上網和政務信息化逐漸得以實現，政府門戶網站成為了政務信息資源傳播的主要媒介。在政府門戶網站等網絡媒介環境下，電子政務的主要作用是發揮信息網絡技術在對社會管理信息的處理、分析、綜合方面的強大功能[16]，從而進一步加強政府對社會的管理及服務能力。隨著2004年“服務型政府”的提出，公眾不僅需要政府提供的信息資源，更注重政府的公共服務質量。公共服務，以合作為基礎，強調政府的服務性，突出公眾的權利，主要是提供公眾最關心、最迫切的服務。新公共服務理論[17]認為，公共管理者在其管理公共組織和執行公共政策時應該注意集中于承擔為公民服務和向公民放權的職責，工作重點既不應該是為政府航船掌舵，也不應該是為其劃槳，而應該是建立一些明顯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應力的公共機構。

其次是價值對象維，對于政府部門，通過互聯網可以更好地履行社會職能，其所產生的政務信息資源蘊藏著巨大的社會價值。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研究員李廣乾主張將政府職能中的“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統一放在“社會職能”中。社會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會組織對協調社會關系、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等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進行管理的過程。公共服務是政府部門實現“以人為本”服務目標的重要途徑，政府部門不僅是社會管理者，更是社會服務提供者，把公眾當做服務對象而不再是被管理對象。服務而非掌舵[18]，這是被登哈特認為是新公共服務理論七大原則中最突出的原則，體現政府角色和理念的轉換。而新公共服務，更強調政府服務、公民參與。新一代互聯網應用技術不斷發展，為新公共服務提供了實現平臺。通過政府門戶網站上的“信息公開”“在線辦事”“政策解讀”等模塊，政府部門為公眾提供優質服務。對于社會公眾，民主意識和信息意識逐漸蘇醒，注重公眾個人與政府部門的交互作用，公眾可以參與信息的生產與傳播，雙向信息傳遞模式出現，公民得以通過“互動交流”“政民互動”“網上信訪”“在線咨詢”等政府網站功能進行心聲表達、業務質疑和全程監督，實現參政議政、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權利。

最后是政務信息基本價值維，電子政務開始更加注重公共服務，政府部門履行社會職能過程中所產生的信息更明顯凸現的是其憑證性價值，即“做了什么”，提供了哪些公共服務，解決了哪些社會問題，以及公開了“什么”信息資源，逐步公開政務信息資源以更好提供高水平服務；而隨著公眾民主意識、信息意識的提升，公眾需要的不再局限于其知曉性價值，即“是什么”信息資源，而是其應用性價值，更加注重深入用戶的認知觀念，通過網絡媒介與政府部門平等對話，結合自己的現實情境主動提出信息需求，最終獲取所需政務信息資源并參與政務活動，解決最關心、最迫切的民生問題。

因此，網絡媒介環境下，在新公共服務理論的指導下，政務信息資源的價值取向突出其服務型價值取向。一方面，政府部門通過政府門戶網站為公眾提供便利在線服務實現其社會職能，行政效率得到很大提升；另一方面，公眾也可以利用政府門戶網站獲取信息，表達訴求，尋求最優服務，解決現實問題，增強其民主意識和信息意識。

2.3 自媒體媒介下的治理型價值取向

首先是媒介環境維，媒介融合階段對應的是自媒體網絡媒介。微博、微信等自媒體以及各種移動客戶端的迅速發展，為政務信息資源的傳播插上了翅膀，使得其價值的實現效果最大化。截至2015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6.68億，手機網民規模達5.94億，微博客用戶規模為2.04億，手機端微博客用戶數為1.62億[19]。截至2014年6月26日，新浪微博平臺認證的政務微博達到119169個[20]。截至2014年3月底，全國政務微信發展總量已達5043個[21]。中國正處在互聯網快速發展的歷史進程之中，網絡自媒體深度融入經濟社會發展、融入人民生活、融入政務治理。習近平主席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指出，“寬帶中國”戰略將打通網絡基礎設施“最后一公里”，讓更多人用上互聯網。靈活便捷的自媒體，帶來“公眾—公眾”、“公眾—大V”、“政府—大V—公眾”多種互動模式[22]的出現，政務信息資源得以充分流通和共享利用。

其次是價值對象維，自媒體環境下，政府與公眾的地位和角色發生了重大變化。對于政府部門，通過政務微博、政務微信、政務APP等自媒體可以更好地履行公共治理職能，其主導性作用減弱。公共治理是指為了達到集體的秩序和共同目標，公共、私人部門和非營利組織共同參與其中，相互之間形成伙伴關系，通過談判、協商和討價還價等政策手段來供給公共產品與服務、管理公共資源的過程[23]。李克強總理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互聯網+”行動的概念，“互聯網+政務”成為促進政府治理的歷史性變革的新模式。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認為，“互聯網+”的本質是一種新的經濟創新模式，是“互聯網2.0+創新2.0”[24]。政府治理在“互聯網+”的驅動下轉入提質增效的新常態?！盎ヂ摼W+”并不是為電子政務基礎建設做加法，而是對公共服務供給進行提質增效[25]。對于社會公眾，“互聯網+政務”對政務流程進行了重塑，強調融合性的互聯網精神，突出“用戶體驗”的互聯網思維，公眾作為政務信息傳播生態圈新的制衡力量之一，以主人身份參與政務信息的價值流全過程，發布信息、獲取信息、利用信息，為創新社會發展貢獻自己的智慧，與政府、大V等其他力量共同尋求整體性治理路徑。

最后是政務信息基本價值維，在靈活自主性強的自媒體環境下，“互聯網+政務”行動重點促使公共服務向公共治理轉型。正如全球治理委員會在《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中指出，治理是相互協調的過程，是一種持續的互動。因此，公共治理不再強求自上而下、等級分明的社會秩序，也不僅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務，而是重視網絡社會各種主體之間的平等對話的系統合作關系，即“政府—公眾融合治理”。一是政府部門間的平等協作，“互聯網+政務”使得各部門的信息地位平等成為可能，云計算技術使跨部門的信息共享變得容易[26]。在自媒體和云計算環境支撐下，采用統一的政務信息中心集中所有業務信息資源的做法嘗試為信息共建共享提供新的模式。政務信息資源的多重價值得以充分實現。首先是其憑證性價值，政府跨部門協作履行公共治理職能所產生的信息，不僅是對內管理職責的體現，是績效考核的有利依據，更是對外服務職責的展現，是社會記憶的完整保存；其次是其知曉性價值，自媒體環境下對政府數據開放的訴求，是公民信息權利的新主張形式[27]，知曉方能有效應用，信息共享工程為部門間的知曉打通了障礙，提高了協作和應急能力，為公共治理決策提供了科學依據；最后是其應用性價值，政務微博、政務微信、政務APP以及移動客戶端為政務信息資源價值流的順暢流通提供了渠道支持，各類高價值含量的信息資源得以有效整合，為信息應用做好準備，“互聯網+政務”更是政府流程重組的一種改革嘗試，各部門共用政務信息資源協同治理社會，如高效應對民族地區公共危機事件，“精準扶貧”工程建設經驗的共享等都是政務信息資源應用性價值的實現；二是政府與公眾間的融合，是政務信息資源與用戶情境關聯的二次開發應用。在這一切皆“媒”的自媒體時代，公眾可以通過各種靈活自主的自媒體平臺獲取政務信息，如查詢社會記憶性重大事件的詳細情況，查閱個人信用記錄和學歷信息等，實現政務信息資源的憑證性價值；另外，在平等對話的環境下，公眾以社會主人翁的身份與政府部門一起制定政策、完善規劃、創新發展等，這時期的政務信息資源為政府和公眾共建共享，其知曉性價值得以充分實現；“用戶體驗”互聯網思維更是增加了公眾對政務信息資源的個性化需求，公眾評價與反饋是檢驗公共治理成效的重要方式，與政府部門合作共同為公共治理、社會發展提供智力支持，突出其應用性價值?？梢?，無論是政府還是公眾，共用政務信息資源協同治理社會，共同實現政務信息資源的憑證性價值、知曉性價值與應用性價值。

因此，自媒體媒介環境下，在公共治理理論的指導下，政務信息資源的價值取向突出其治理型價值取向。一方面，政府部門通過信息共享完成跨部門間的協作，協同治理社會，提高行政能力和決策能力；另一方面，公眾也主動利用自媒體獲取政務信息，參與社會治理并形成持續互動，尋求最佳社會發展模式，促進智慧社會早日建成。

3 結語

在技術進步與理論創新的雙重推動下，政務信息資源在不同時期呈現不同的價值取向。傳統媒介環境下，大致對應的是傳統行政管理時期，政府部門主要是履行行政職能，而這時期產生的政務信息資源體現的是管理型價值取向，政府需要的是政務信息資源的憑證性價值，而公眾主要能實現的則是其知曉性價值；網絡媒介環境下，主要指的是電子政務新公共服務時期，政府部門轉型“服務型政府”，履行社會職能，因而這時期所產生的政務信息資源主要是為公共服務、社會管理所用，體現了政務信息資源的服務型價值取向，對于公眾而言，除了實現知曉性價值，還能更多的滿足其應用需求，而政府這時期主要是實現政務信息資源的憑證性價值；自媒體媒介環境下，對應的是我國政府正在探索的公共治理時期，在“互聯網+政務”行動中，創新融合性治理理念，運用互聯網思維——用戶體驗，實現整體性、融合性治理，建設智慧政務。政府與公眾共建共享信息，協同治理社會，共同實現政務信息資源的憑證性價值、知曉性價值和應用性價值。

參考文獻：

[1] 譚立立.自媒體環境中的危機信息傳播研究[J].新聞界，2009（1）：12-14.

[2] 施威.媒介技術變遷對人類信息傳播的影響[J].新聞傳播，2011（12）：200-201，204.

[3] 金江軍，潘懋.電子政務理論與方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4] 2015年新媒體發展趨勢報告：中國網絡媒體的未來[EB/OL].[2016-06-20].http：//www.199it.com/archives/404766.html.

[5] 胡象明.論政府政策行為的價值取向[J].政治學研究，2000（2）：38-45.

[6] 劉笑霞.論我國政府績效評價的價值取向[J].北京理工大學學報，2011，13（6）：9-14，30.

[7] 侯衛真.論政府信息化取向與信息能力構建[J].檔案學通訊，2008（6）：54-57.

[8] 王協舟，盛志喜.政府信息資源公共獲取的基本認知及價值取向——基于政府與公眾的雙向視角[J].圖書館學研究，2009（6）：57-61.

[9] 米平治.試論我國電子政務的價值取向[J].中國行政管理，2004（2）：27-29.

[10] 劉強、吳江.政府信息資源分類共享方式的研究[J].中國行政管理，2004（10）：77-83.

[11] 夏義堃.政府商業性信息資源獲取與利用的市場化模式探討[J].圖書情報工作，2009，53（7）：121-124.

[12] 唐興軍，齊衛平.治理現代化中的政府職能轉變：價值取向與現實路徑[J].社會主義研究，2014（3）：83-90.

[13] 段堯清，宋霞.政府信息公開的多層性價值取向模型研究[J].情報科學，2008，26（2）：179-182，187.

[14] 羅賢春，龐進京.政務信息資源價值流模型及功效研究[J].圖書情報工作，2016，60（13）：20-26.

[15] 羅賢春，余波，姚明.信息鏈視角的電子政務發展階段分析[J].圖書館學研究，2014（6）：35-40.

[16] 李廣乾.論電子政務的社會職能[J].電子政務，2012（5）：27-32.

[17] 辛靜.新公共服務理論評析——兼論對中國服務型政府建設的啟示[D].長春：吉林大學，2008.

[18] （美）Janet V.Denhardt，Robert B.Denhardt.丁煌，譯.新公共服務——服務，而不是掌舵[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19] 中國網信網.第36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EB/OL].[2016-06-23].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507/23/t20150723_6022843.shtml.

[20] 人民網.2014年上半年新浪政務微博報告[EB/OL].[2016-06-24].http：//news.sina.com.cn/c/2014-07-24/111830571953.shtml.

[21] 唐緒軍.新媒體藍皮書：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No.5（2014）[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22] 羅賢春，龐進京.基于自媒體的政務信息傳播“小世界”模式[J].情報理論與實踐，2016，39（6）：82-87.

[23] 余軍華，袁文藝.公共治理：概念與內涵[J].中國行政管理，2013（12）：52-55，115.

[24] 汪玉凱.“互聯網+”是“互聯網2.0+創新2.0”的新經濟創新模式[J].辦公自動化，2015（5）：6-8.

[25] 劉紅波，汪玉凱.互聯網+政務：驅動社會治理創新[N].光明日報，2015-08-24 （11）.

[26] Ali O，Soar J，Yong J.Impact of 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y on E-government[J].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and Software Technologies.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4（465）：272-290.

[27] Aikaterini Yannoukakoua，Iliana Arakab.Access to Government Information：Right to Information and Open Government Data Synergy[J].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2014（147）：332-340.

作者簡介：羅賢春（1970-），男，吉首大學法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研究方向：電子政務與信息資源管理；龐進京（1989-），男，廣西民族大學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信息資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