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年代

進入2005年，隨著網絡興起、衛視坐大、唱片業垮掉，流行音樂加速地向著娛樂奔去。

2005年，《超級女聲》在湖南衛視舉辦第二屆。這場針對女性、不設門檻、比賽全程對觀眾直播的歌手選秀，2004年第一屆只獲得了地域性的成功。但第二屆火了，李宇春、周筆暢和張靚穎在萬眾矚目中拿下了前三甲。

隨之火了一個詞：粉絲。

粉絲即是英文fans，變成中文后有了一種食品暗示，更以其便宜、常見、細滑暗示其小、其依附性、其瑣細、其物化指向。由此，對音樂和音樂家的愛，在稱謂上由“音樂愛好者”（1980年代）、“樂迷”（1990年代）完成了向“粉絲”（新世紀）的速降。

粉絲更包含著一種專屬意味。李宇春的粉絲叫“玉米”、周筆暢的粉絲叫“筆親”、張靚穎的粉絲叫“涼粉”、何潔的粉絲叫“盒飯”。專屬粉絲以身為“玉米”“筆親”“涼粉”“盒飯”為榮，以護主為粉絲使命。由此，在聽眾與音樂的關系上，發生了一個深刻演化：開始有排他性。愛一個，即同時排斥其他；為一人效忠，即關閉了臣服于其他藝人的可能，尤其是在具有競爭性的語境中，甚至將其他藝人視為恨不得踩到腳下的仇恨對象。這種愛并不愛音樂本身，而是將所愛的音樂人對象化，將自己附屬化，暗構了一種與之死忠的主奴關系。從此，音樂美再不具有美學真知的意義，而加速變成專屬于個人的一種偏好，就像是口味之于食品。這種粉絲心態日益泛溢，不知不覺地、廣泛地、深刻地、加速度地改變了大眾對于審美的認識，比之前的價值顛覆更徹底，這進一步開通了相對主義的大道。

《超級女聲》幕落功成，讓電視大眾稍感意外的是，李宇春、周筆暢、張靚穎脫穎而出，之后卻并沒有如他們所預想的，成為歌壇一統天下的角色。離開了電視秀的光環，超女們淹沒在眾星中，成為2000年代星光并不燦爛的眾星中的幾個斑點。

娛樂狂熱的幻影，一再地破滅，卻并未能給人以任何教益。表演必須繼續；真人秀一幕幕地演下去；每一場秀，一樣地風行一時，一樣地顛倒眾生。及時行樂的人生觀念，“音樂即娛樂”的音樂觀念，不斷地在此過程中得以加固。這不是中國的孤立場景，遍觀整個世界，音樂景觀日益地聚攏到電視屏幕上。在新世紀的十五年間，如果音樂還有中心的話，這中心就是電視上的真人秀秀場。

與大陸的《超級女聲》同時，臺灣有《超級星光大道》。在英語世界，則有由新西蘭發軔、遍及五十多個國家的Pop Stars（1999至今），英國有Pop Idol（2001-2003），英、美、德、加、澳、荷、比、挪、南非和泛阿拉伯諸國還有World Idol（2003-2004），從這些電視真人秀節目中，涌現出Kurt Nilson、Kelly Clarkson、Will Young等明星。

這些標稱“草根”、誕生“民間英雄”的無門檻式大眾選秀，一般在舉辦兩三年內即失去魅力。內在原因，很清楚，是藝術的卓越性也即專業性、權威性，最終起到了從內部瓦解它的作用。在全球網絡的時代，在“世界是平的”氛圍中，否定權威、假冒民主、民眾狂歡的幻覺特別容易被激發。但在藝術的世界里，將“草根”與“權威”對立，雖然一時激動人心，卻不可能持久?！安莞比裟艹伞坝⑿邸?，必然依然是卓越性、專業性、權威性在起作用。將專業音樂人排除在電視之外，必須意味著自我降低電視秀場的藝術水平。

2012年，《中國好聲音》，劉歡、那英、庾澄慶、楊坤——專業音樂人以導師身份上場了。2013年，《我是歌手》，羽泉、林志炫、楊宗緯、黃綺珊——專業音樂人直接以選手身份登臺。2014年，《中國好歌曲》，導師選歌，歌手獻歌。獻歌者不少是老歌手，在音樂圈中打拼多年，有的甚至比導師的歌壇年齡還長。

這種專業音樂人匯入電視真人秀的景觀也在世界其他地方發生著，2010年從荷蘭發源的The Voice，蔓延到除阿拉伯和部分非洲以外的大半個地球。類似模式的The X Factor，作為Pop Idol的升級版，2011年從英國起源，也風行半個地球，與之分庭抗禮。

一時之間，除前面提到的，華語世界，羅大佑、齊秦、周華健、黃貫中、辛曉琪、陳奕迅、張宇、蔡健雅、彭佳慧、品冠、曹格、鄧紫棋、茜拉、韋唯、韓磊、鄭鈞、羅琦、周曉鷗（“零點”樂隊）、滿文軍、周筆暢、尚雯婕、張杰、章子怡；西方世界，Ricky Wilson （Kaiser Chiefs）、Kylie Minogue、Will.i.am（The Black-Eyed Peas）、Adam Levine （Maroon 5）、Blake Shelton、Usher、Shakira、Christina Aguilera、Tom Jones、Paula Abdul、Cheryl Cole、L.A. Reid、Nicole Scherzinger、Demi Lovato、Britney Spears、Kelly Rowland、Paulina Rubio ……都登上了真人秀的舞臺。搖滾樂界、民謠樂界、超級明星，都有人物登場。尤其在華語歌壇這邊，具有文化意義的宗師級人物，也披掛上場。與此同時，電視秀幕后，現場的演出制作團隊換成該專業領域的一流技術人才，比如，《中國好聲音》音響總監由金少剛出任，金少剛是中國資歷最深的錄音大家，他組建的團隊里，李軍是王菲、汪峰專輯的錄音師，張寅是電影《趙氏孤兒》的混錄工程師，三人都堪稱這個行業中的頂尖人物。

世界是平的。這場音樂事件至少有這樣三個特征：

第一，它是全球化的生動載體，世界大同，大同小異。

第二，它是全球資本主義的規?；寡?。各真人秀節目，是一種風行世界的產品：以產權交易為紐帶，以全球為市場，以商業化運作為要義，節目引進、版權費、制作費，動輒耗資千萬元，這是藝術節目，更是技術、資本和資源的商業競爭。

第三，它是電視真人秀。以電視為載體，觀眾超越地域甚至國界；以真人秀為內容，不只是做音樂表演，更以參與者的人生作為演出內容。

以中國大陸的情形為例，從《超級女聲》到《中國好聲音》《我是歌手》《中國好歌曲》，電視真人秀發生了“草根”弒主、主控“草根”、主返賽場和主為作品的演變，這內部則是反權威到權威歸位、權威世界重立和由歌手關注向作品關注的演化。

這是活生生的混亂、失序到重新建立秩序的演化，藝術規律明確起作用了，并清晰地展示出由美學暴亂到一步步回歸藝術本位的內在邏輯過程。但是，這是真人秀，有別于音樂會，其中音樂僅是載體，不管它呈現為導師、歌手還是歌曲，娛樂才是自始至終的主體和實質。人們并非是為了聽音樂而聚到電視機前，吸引他們的是真人秀場，是情節、戲劇性，是直接爆到眼球上的爭斗、顫抖、歡笑和眼淚。真人秀上的演唱，全像是體育比賽，比大嗓門、比飆高音、比更高更快更強?，F場的所有人，電視內的和電視外的，全都激動成那樣子，像是吃了藥，像是被下了咒，像是一場魔幻。

此時，音樂人在音樂的世界里，默默無聞，絕少為大眾所知，卻通過電視秀場，一戰成名。音樂人現場呈現他們的激動，他們的表情、情緒和肢體語言?？偠灾?，他們作為有個性的俗人的一面，而不是藝術家的藝術品。音樂默默無聞。即使一戰成名，可換來一時視頻被熱傳、歌曲被轉發，仍無法換回大眾對專輯、作品和創作的關注。這一場秀甫一落幕，觀眾已轉身投入下一場秀的追逐之中。

音樂成為陪襯，賺錢在娛樂，歌手、歌唱是名片，生意的主體是當評委、商演、代言廣告、拿片酬、拍影視劇，這成為音樂界的新的行業模式。

音樂真人秀并非唯一，各種電視真人秀橫行?！段鑴悠孥E》是舞蹈真人秀；《星跳水立方》是跳水真人秀；《非誠勿擾》是相親真人秀；《爸爸去哪兒》是父子真人秀；《超強大腦》是智力真人秀……由此延展開去，展開更大視野——從2000年代初，互聯網成勢；到2010年代初，社交網絡成型；再到2010年代中，手機終端使人隨時隨地可與社交網絡交互。每時每刻，網絡世界上都可觀看到關系更近、范圍更廣的真人秀在現場進行——娛樂，一種快意生活模式，填滿了人類時空的每一個縫隙。

這種情況下，豈止音樂變成娛樂，生活整個都溢滿了娛樂，全球像是進入到娛樂時段。為了看得更深、弄得更明白，我們還是專注到音樂中來吧：新世紀前十五年，通觀全球流行音樂，人類樂開了花，嗨翻了天，但人心不動。

年近八旬的作曲家谷建芬對“用錢、用權、用造勢的手段去做音樂”的局面，極為反感。2013年，她針對電視音樂真人秀一窩蜂的局面發出否定的聲音。她指出，電視節目依靠著大排場、大制作、大投入，做出的東西形式感一流，打動人心之處卻越來越少?，F在的歌手什么都做，就是不好好唱歌。

電視音樂真人秀，寬和來看，實際上也顯露了另一方面的實情，就是在唱片工業垮掉之后，在社交網絡、手機終端使一個碎片化的世界徹底定局之下，好音樂引得大眾聚焦的成本變得極為巨大。今天，這一任務的終究不可能完成，導致音樂明星的時代一去不返，大眾流行的夢徹底破碎。

在大眾流行音樂崩壞的廢墟上，則是這樣一些景觀：

昔日人文專輯，今天被小清新們取代。獨立音樂基本上變成了情愛世界。民謠音樂由于影響力有限，形成了一座座孤島。思想擱淺；批判失題；音樂詩人猶存，卻罕見富于洞察力的思想家和振聾發聵的現實批判者。

搖滾樂流于技術性，主要進步都在形式方面，而且，是在形式主義的細枝末節。有時候，抨擊似乎很出格，吶喊像是很大聲，卻如陷入無物之陣，蒙住眼睛的公牛，亂沖亂撞。

與半個世紀前比較起來，流行音樂的創新魅力已整體消失，完全失去了啟示意義。人們再不是在黑暗中看見光亮。先鋒主義再沒有為藝術破局的意義，而淪為趣味刁鉆的小道行者和有藝術潔癖的小圈子。

音樂整體上變得瑣碎化、口味化、私人化、圈子化、精致化。

在聽眾這邊，嚴肅者對音樂的欣賞，多流于對技藝和真情的贊嘆，對文體和修辭的細致品味。更多的大眾，對音樂的意義世界不理解也沒興趣，與嚴肅者一旦沖突，即直斥之為“裝逼犯”。音樂欣賞整體滑向消費主義，變成跟藝人相貌、個性、品德和影像密切聯系在一起的粉絲趣味。音樂世界全面平庸化。

赫胥黎在《美麗新世界》中預言和假想了一種處境：公元2532年，一個科技高度發達的新世界：沒有物質匱乏之憂慮，沒有衰老頹廢之煩惱，沒有性道德之約束，沒有政治高壓之窒息……然而，爸爸媽媽是令人羞辱的詞，性代替了愛，人類失去了痛苦、激情和經歷危險的感覺。最可怕的是，人們失去了思考的權利，失去了創造的能力……這假想就像是一個詛咒，在2000、2010年代，部分地、提前地和真實地發生了。

《美麗新世界》只是虛構作品。作為政治學、政治經濟學學者，弗蘭西斯·福山做出了“歷史終結”的判斷，他發現：二十世紀下半葉，人類在科技迅猛發展的條件下，社會意識形態、道德倫理觀念以及文明演進模式，都發生了相應變化，自由、民主的理念已作為社會進步的常識為世人普遍接受。不論人們所處的社會正處于何種形態，這一人類理論的實現進程是不可更改的?！叭蛐云帐酪惑w化國家”的共同認定，決定了歷史進程已經完結。

對當今人類文明的現狀，“歷史終結”的學說或許是最具代表性的。確實，在這新世紀的最初十五年，以下這些現象頗具“終結”的意味：

——人類獲得了平等的認可，不管什么人種，不管男人和女人。

——各國和平共處；意識形態之爭暫時隱伏。

——全球市場經濟，形成了經濟、貿易上的共識性平臺。

——科學被全人類普遍認可，被想象為宇宙未知問題全面解決的許諾。

旁置一時的利益紛爭，在政治上、經濟上、倫理上、宇宙認知上，人類均已獲得解決方案已穩操在手的印象，在全面的價值觀上，形成了普遍達成共識的印象。由是，人們感到無力——無聊，意義追求和進取心喪失；各種創造全面進入技術層面和細枝末節；人類面對的問題，全部變成了發展問題、環保問題、貧富分化問題、慈善問題、法律進步問題、反恐怖問題、文明禮貌問題等。盡管有資源沖突、民族利益沖突、各種利益沖突，但在最根本的方面，似乎一切都沒有問題，沒有沖突。

這些，是娛樂年代之下真正的決定性力量。但這一切不過是幻覺。所謂“歷史終結”的結論，只有在忘掉預設、抽取掉前提的條件下，才會勉強成立。今天，人類幾乎所有的基本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只是暫時隱伏起來。沖突一旦發生，問題一旦再現，娛樂的幻夢即告破滅；音樂的非凡意義，會重新立起，連接起大地與天空。關于這一點，和平年代與和平國家之外一再發生的動亂、戰亂，一再顯現的不同價值觀下矛盾的不可調和，血與火，愛與仇，已經屢屢對此做出了警示和注解。

李皖，樂評人，現居武漢。主要著作有《娛死記》《錦瑟無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