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魏晉南北朝詩歌的漢代書寫及“漢代情結”的凝成

雷炳鋒

(渭南師范學院 人文與社會發展學院，陜西 渭南 7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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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魏晉南北朝詩歌的漢代書寫及“漢代情結”的凝成

雷炳鋒*

(渭南師范學院 人文與社會發展學院，陜西 渭南 714000)

“漢代情結”在唐詩中極為常見，以漢代唐成為慣例。但這種現象并非唐代始有，而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便已肇始并形成?？贾T魏晉南北朝詩歌就能發現其中的漢代書寫越來越頻繁，且由最初的直寫漢事逐漸過渡到融復雜的內涵于其中，經過魏晉南北朝的長期積淀，漢代及與漢代有關的事象越來越具有符號化、意象化的特質，最終在標示與少數民族相區別的漢民族屬性這個層面上凝成。南北朝后期，庾信等詩人又將漢代書寫與“鄉關之思”交織起來，“漢代”又具有指代承載作者家國的漢政權的意義。作為“漢代情結”的兩個方面，無論是民族意義還是家國意義，都是作家民族認同、身份認同心理的體現。

魏晉南北朝；詩歌；漢代；書寫；情結；庾信；鄉關之思

“漢代情結”表面上指的是作家們偏愛漢朝，在作品中廣泛書寫漢代歷史、人物、名物的傳統，并在這些事象中寄寓深廣而復雜的情感內涵，但經過長期累積沉淀之后，漢代事象逐漸濃縮成為具有了文化象征的符號性質。概而言之，約有二義：一是作為與少數民族相對立、相區別的民族意義，能喚起漢人的民族認同心理；二是作為漢政權載體的家國意義，可以將漢代與當下加以勾連。尤其是國破家亡的漢族文人從中找尋身份認同和心靈歸宿。唐詩中的以漢代唐傳統就是唐人“漢代情結”鮮明體現，不過“漢代情結”作為一種集體性的文化心理，其形成需要一個長久的積淀過程才能為群體所接受，這個過程顯然就在唐前的中古時期。學界對于唐詩中的“漢代情結”及“以漢代唐”等問題已經作了深入的研究，而對于唐前“漢代情結”的醞釀、累積以至肇始的過程著力甚少，本文擬就此作一番粗淺的考察。

一 “己意”的滲入：魏晉詩歌的漢代書寫

曹魏代漢之后，詩歌中極少提及漢代人事，建安時期僅有杜摯《贈毋丘儉詩》提到了韓信、朱買臣、張釋之、袁盎數人，曹植《精微篇》提到了緹縈救父與漢文帝廢除肉刑之事。然前者作為沉淪下僚的例證與伊尹、呂望、管仲、寧戚諸人并提，后者則是舉以贊揚曹丕的“刑措民無枉”，皆無特殊的意義。建安詩人對漢朝的記憶似乎停留在漢末喪亂的慘象上，如曹操《蒿里行》曰：“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盵1](P347)王粲《七哀詩》曰：“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1](P355)等，“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現實造就了“建安風骨”的一代詩風。正始詩歌中的漢代書寫依然稀少，嵇康《六言詩》歌詠了東方朔，阮籍的詩歌中出現了張良、召平、李廣等人，此外絕少見到漢代情事，究其原因無非在于恐怖的政治局勢與玄學清談的流行使得詩人竭力回避現實，詩歌中對史事的處理也極為謹慎，李善對阮籍《詠懷詩》的評論很好地說明了這點：“嗣宗身仕亂朝，?？诸局r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 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盵2](P322)

兩晉詩歌的漢代書寫開始增多，主要表現在詠史詩與樂府詩中。張載《七哀詩》其一通過對漢代帝王陵墓荒涼景象的描寫表達盛衰之感，袁宏《詠史詩》其一歌詠了周昌、汲黯、陸賈等漢代名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左思的《詠史詩》，八首有三首專詠漢代史事，其二借“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抨擊當時的門閥制度；其四借獨守寂寞卻留名后世的揚雄表達對王侯的蔑視，顯然是以揚雄自比；其七詠主父偃、朱買臣、陳平、司馬相如這“四賢”迍邅不遇的處境，傳達出寒士的不平。左思詠史以詠懷，“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證之?；蛳仁鍪肥?，而以己意斷之?；蛑故黾阂?，而史事暗合?；蛑故鍪肥?，而己意寓焉?！盵3](P251)“己意”的滲入將左思與漢代人物、漢代社會與西晉門閥制度都聯系了起來。樂府詩中也有不少與漢代有關，傅玄《惟漢行》歌頌了樊噲在鴻門宴中力保劉邦的英勇事跡，而劉琨的《扶風歌》則與左思《詠史詩》一樣滲入了“己意”，劉琨忠貞為國抗擊匈奴，在資糧乏盡、前途未卜時詠道：“惟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盵4](P1179)《扶風歌》在抒發英雄失路之悲的過程中突然插入這一典故，自然就在忠信獲罪、君主不明的層面上融入了“己意”。

晉代樂府詩中的漢代書寫還有另一種情況，如石崇的《王明君辭》以王昭君自敘的口吻再現其遭際，起首二句為“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漢家”既指漢朝同時也具有與“單于”“匈奴”相對照的意義。石崇代王昭君抒懷，進入到漢匈對立的歷史情境之中，因此詩歌中對漢匈屬性的強調、昭君哀怨情感的抒發都不可避免地滲入作者的主體情感和民族意識。 據《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曰：“《明君》歌舞者，晉太康中季倫所作也。王明君本名昭君，以觸文帝諱，故晉人謂之明君。匈奴盛，請婚于漢，元帝以后宮良家子明君配焉。初，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嫁烏孫王昆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送明君亦然也。其新造之曲，多哀怨之聲?！盵4](P425)可知石崇在繼承昭君題材哀怨情調的基礎上，突出“漢”字之漢朝與漢族雙重意義，基本確立了此類主題的創作范式。

“己意”開始滲入是晉詩漢代書寫的新趨向，擴充了漢代書寫的義域。這主要是由于晉代與漢代在社會與民族關系方面具有相似性，晉代世家大族淵源于漢代強宗豪族；晉代也同樣面臨著匈奴等少數民族侵擾的憂患，江統《徙戎論》曰：“今五部之眾，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于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盵5](P1534)因而“華夷之別”轉嚴。這些相似性是連接晉代與漢代的紐帶，也是“己意”得以生發的基礎。不過，“己意”滲入漢代書寫在晉代只有上述為數不多的幾例，基本上都是作為典故的需要，局限于就事論事。到了玄風籠罩的東晉詩壇，詩歌關注的是“柱下旨歸”“漆園義疏”，漢代書寫又趨冷落。

二 “漢代情結”的孕育：劉宋詩歌的漢代書寫

南朝詩壇，作家們的“漢代情結”日益顯露，經過從劉宋到齊梁陳的積累，最終凝固為一種普遍的文化心理?！皾h代情結”孕育于劉宋時期，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很多作家都創作出書寫漢代的作品，除“元嘉三大家”的謝靈運、顏延之、鮑照外，尚有很多詩人有此類作品，如王韶之、謝惠連、何承天、袁淑、吳邁遠等；第二，已經不再局限于具體的人事，而是以“漢世”“漢朝”“漢帝”“漢道”“漢境”“漢使”等詞概稱。這表明漢代書寫的內容開始走向凝練化、概括化，最后歸結為兩點：1.流露出肯定、贊嘆的情感，如鮑照《白馬篇》：

白馬骍角弓，鳴鞭乘北風。

要途問邊急，雜虜入云中。

閉壁自往夏，清野逐還冬。

僑裝多闕絕，旅服少裁縫。

埋身守漢境，沉命對胡封。

薄暮塞云起，飛沙被遠松。

含悲望兩都，楚歌登四墉。

丈夫設計誤，懷恨逐邊戎。

棄別中國愛，要冀胡馬功。

去來今何道，卑賤生所鐘。

但令塞上兒，知我獨為雄。[4](P915)

雖邊地寒苦，但衛國立功、身死如歸的豪情與曹植《白馬篇》同?！稏|武吟》雖為表達“昔如韝上鷹，今似檻中猿”的不平，然其追述早年行跡云：“仆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召募到河源。后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密途亙萬里，寧歲猶七奔”[4](P608)，亦是語調豪壯。顏延之《從軍行》有“秦初略揚越，漢世爭陰山?！}烽指荊吳，胡埃屬幽燕。橫海咸飛驪，絕漠皆控弦。馳檄發章表，軍書交塞邊。接鏑赴陣首，卷甲起行前。羽驛馳無絕，旌旗晝夜懸。臥伺金柝響，起候亭燧燃”[4](P477—478)等句，雖兼言秦漢戰事，基調卻是昂揚奮發。尤其是作家筆下“皇漢”一詞的出現，如王僧達《和瑯琊王依古詩》曰：“皇漢成山樊”，鮑照《蜀四賢詠》曰：“皇漢方盛明”，更是體現出對漢代的推崇與鐘愛。2.描寫漢代情事強調漢、胡的區別與對立。如鮑照“埋身守漢境，沈命對胡封”(《代陳思王白馬篇》)、“漢虜方未和，邊城屢翻覆”(《擬古詩》其三)等詩句即是如此，其《出自薊北門行》曰：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

徵師屯廣武，分兵救朔方。

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強。

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

雁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

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

疾風沖塞起，沙礫自飄揚。

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

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

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4](P891)

作者顯然站在漢族的立場上對外族表示敵對和蔑視之情，吳邁遠《棹歌行》起首曰：“十三為漢使，孤劍出皋蘭?！敝娬{的是“漢使”身份，其《胡笳曲》曰：“輕命重意氣，古來豈但今。緩頰獻一說，揚眉受千金。邊風落寒草，鳴笳墜飛禽。越情結楚思，漢耳聽胡音。既懷離俗傷，復悲朝光侵。日當故鄉沒，遙見浮云陰?！边@些作品延續了石崇《王明君辭》等樂府詩傳統，寫漢事的同時又強調“漢”的民族屬性。

劉宋詩壇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劉宋皇帝自認為具有漢高祖劉邦的血統，《宋書·武帝紀》載劉裕乃“漢高帝弟楚元王交之后也”[6](P1)，因而在心理上認為劉宋政權與漢代一脈相承，顏延之所造《宋南郊雅樂登歌三篇》之《天地郊夕牲歌》曰：“夤威寶命，嚴恭帝祖。表海炳岳，系唐胄楚”[6](P568)，李善注云：“《東京賦》曰：系唐統，接漢緒”[2](P388)。王韶之所作《大會行禮歌》亦曰：“大哉皇宋，長發其祥。纂系在漢，統源伊唐?！盵6](P568)其次，劉裕北伐成功，使宋初疆域達到南朝時期的頂點，正如趙翼所曰：“晉室南渡，南北分裂，南朝之地，惟晉末宋初最大，至陳則極小矣。劉裕相晉，滅慕容超而復青、齊，降姚洸而復洛陽，滅姚泓而復關中?！盵7](P259)其后劉宋雖有與北魏的瓜步之敗，但總體而言，劉裕收復失地、討滅少數民族的功績，在永嘉喪亂之后依然能夠引起震動。作家們很容易聯系到漢武帝出征匈奴、漢宣帝使匈奴入朝等史跡，所以詩歌中特多書寫漢匈戰事的內容，且情調高昂。第三，與其時詩歌創作大量用典也有密切關系，詩歌進入南朝，對形式技巧的華美更為講求，典故的密集使用就是一個重要表現，正如鐘嶸《詩品》所指出的：“顏延、謝莊，尤為繁密，于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盵8](P180)兩漢四百余年間涌現出那么多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必然也會成為典故的主要來源。至此，“漢代情結”已發其端。

三 “漢代情結”的凝成：齊梁陳詩歌的漢代書寫

齊梁陳詩壇的漢代書寫較之劉宋時期又有進一步發展，首先是隨著宮體詩的盛行，漢代女性如陳皇后、卓文君、趙飛燕、班昭、蔡文姬成為書寫的熱點，其中不少作品意在描摹女性，并無太大意義。而有些則在人物原本所處的漢代背景上加以書寫，如蕭綱《明君詞》、蕭衍《代蘇屬國婦詩》等詩中的漢匈對立的背景，既符合題目要求，也能使哀怨的基調帶上歷史的沉重感。

其次，即使一般的相思之作，齊梁作家也大都將其置于漢代邊塞征戰的情境之中，如蕭繹《燕歌行》：

燕趙佳人本自多，遼東少婦學春歌。

黃龍戍北花如錦，玄菟城前月似蛾。

如何此時別夫婿，金羈翠眊往交河。

不聞入漢去燕營，怨妾愁心百恨生。

漫漫悠悠天未曉，遙遙夜夜聽寒更。

自從異縣同心別，偏恨同時成異節。

橫波滿臉萬行啼，翠眉暫斂千里結。

并海連天合不開，那堪春日上春臺。

乍見遠舟如落葉，復看遙舸似行杯。

沙汀夜鶴嘯羈雌，妾心無趣坐傷離。

翻嗟漢使音塵斷，空傷賤妾燕南垂。[4](P471)

《燕歌行》乃樂府古題，“言時序遷換，行役不歸，婦人怨曠無所訴也?！币徽f“燕，地名也，言良人從役于燕，而為此曲?！盵4](P469)以征人思婦為描寫對象，自曹丕后，魏明帝、陸機還是謝靈運、謝惠連都有同題之作，但是都沒有具體點明時代背景，而蕭繹此作通過兩個“漢”字便將背景加以限定，其后王褒《燕歌行》“無復漢地長安月，唯有漠北薊城云”也是同樣的路數。釋寶月《行路難》同樣將“備言世路艱難及離別傷悲之意”[4](P997)的內容安放在異族絕域的時空之下，末二句“夜聞南城漢使度，使我流淚憶長安”令人讀之傷心。劉孝威《冬曉》曰“妾家邊洛城，慣識曉鐘聲。鐘聲猶未盡，漢使報應行。天寒硯冰凍，心悲書不成”，《獨不見》首二句曰“夫婿結纓簪，偏蒙漢寵深”，等等，無不如此。甚至連詠物詩也都蒙上漢代色彩，如蕭綱《賦得隴坻雁初飛詩》：“高翔憚闊海，下去怯虞機。霧暗早相失，沙明還共飛。隴狹朝聲聚，風急暮行稀。雖弭輪臺援，未解龍城圍。相思不得返，且寄別書歸?！盵1](P1950)以雁為線索帶出邊情緊急、相思不得見之意。

第三，梁陳邊塞詩也形成了以漢代為背景的書寫范式。詩中與漢代邊塞有關的意象密集出現，包括：李廣、衛青、霍去病、李廣利、班超、竇憲等漢代將領，或者直接用“校尉”“都尉”“將軍”“材官”“漢將”等詞概稱；匈奴(單于、左賢)、疏勒、樓蘭、月氏、大宛、羌、條支、烏孫、康居等與漢代交戰的少數民族；燕然、祁連、云中、輪臺、雁門、隴頭(隴西、隴右)、右地、上郡、甘泉、長樂、幽并、薊北、蒲坂、交河、龍城等地理名詞，或以“漢地”“漢境”“漢墉”“漢鼓”“漢草”“漢月”“胡地”“胡塞”“胡關”“胡庭”等詞概稱；關山月、嚴霜、隴水、黃塵(胡塵)、飛蓬、黃沙(寒沙)、塞草、胡騎、黃云(塞云)以及胡笳、羌笛、羽檄、烽火等邊塞風物。作者驅遣如此密集的帶有漢代特征的意象，主觀目的在于重現漢代與少數民族交戰的情境，以增強邊塞征戰的歷史感和真實感。甚至有些邊塞詩的總體抒情背景模糊難辨，作者也還是有意通過一些意象暗示出與漢代有關。盡管作者的這些主觀努力沒能成功、其作品依然給人以虛設情境之感，正如論者所指出的：南朝邊塞詩人“利用樂府舊題，憑借自己對邊塞的理解，模仿漢魏邊塞樂府詩作，運用富有邊塞特色的名物意象，虛設邊地自然環境，作為人物征戍活動，抒發征戰的各種感懷，形成一種固定的寫作模式?！盵9]61但是這種努力本身還是有意義的，它能使作者和讀者在想象中再次進入到漢代邊塞征戰的歷史情境之中，重新體驗戰勝異族、立功邊塞、勒銘燕然的氛圍，這在與北朝交戰頻繁、領土日蹙的南朝后期詩壇上所形成的“固定的寫作模式”無疑是作家們“漢代情結”真實而具體的流露。

齊梁陳時期，無論是描寫女性、抒發相思的詩歌，還是邊塞之作，作者都有意識地將抒情背景設置為漢代。不僅如此，在這些詩歌中，在密集而具體的漢代意象基礎上，作者普遍表現出不厭其煩地通過“漢家”“漢地”“漢境”“漢將”“漢使”等詞加以反復強調的意圖，漢代書寫實質上已經超越了具體的歷史情事，在民族屬性這個意義上最終濃縮而凝定?！皾h代”或“漢”等字眼的歷史屬性逐漸淡化，已經積淀成為標志漢族民族屬性的符號和意象。當作者和讀者使用或接觸這些意象時就能喚起內心的民族認同感，此即“漢代情結”產生的心理機制。

四 漢代書寫與“鄉關之思”：庾信的“漢代情結”

南北朝后期，由于政治環境和戰爭形勢等原因，不少南方作家被迫流入北朝，突出代表是庾信、王褒等。他們在經歷了國破家亡、背井離鄉、屈仕異朝等坎坷遭遇后，形成了獨特的內心世界，發而為詩，其漢代書寫便具有了別樣的內涵：“漢代情結”與“鄉關之思”交織互滲。

庾信、王褒入北后頗受禮遇，然“鄉關之思”總是縈繞心間，庾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10](P734)，張溥評王褒亦曰：“外縻周爵，而情切土風，流離寄嘆，亦徐孝穆之報尹義尚，庾子山之哀江南也?！盵11](P293)王褒入北之前即作有《燕歌行》，《周書·王褒傳》曰：“妙盡關塞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和之，競為凄切之詞。至此方驗焉?！盵10](P731)此詩以漢代邊塞征戰為背景抒發思婦的哀怨，“無復漢地關山月，唯有漠北薊城云”“遙聞陌頭采桑曲，猶勝邊地胡笳聲”等句處處以漢、胡對比，梁元帝南朝作家競相和之，可見“漢代情結”已成為普遍心理。王褒類似的作品還有很多，如《昭君詞》等，這些樂府詩的寫作年代不能確知，因而其中是否含有王褒的“鄉關之思”不得而知。但王褒《贈周處士詩》首六句曰：“我行無歲月，征馬屢盤桓。崤曲三危岨，關重九折難。猶持漢使節，尚服楚臣冠?！盵1](P2336)“漢使節”與“楚臣冠”結合起來，明確道出了其內心的鄉關之思。

相較于王褒，庾信的“鄉關之思”更為沉痛而?？?，“漢代情結”與“鄉關之思”緊密交織就成了庾信漢代書寫的重要特征。庾信早年曾出使東魏，梁元帝承圣三年又出使西魏，使命未完成而江陵陷落，從此滯留北地。庾信對自己的漢使身份念念不忘，這種遭遇本與出使匈奴被扣留的蘇武類似，但蘇武堅貞不屈的氣節又使庾信深感羞慚，如《別張洗馬樞》：

別席慘無言，離悲兩相顧。

君登蘇武橋，我見楊朱路。

關山負雪行，河水乘冰渡。

愿子著朱鳶，知余在玄菟。[12](P323)

朋友回歸故國，因而以蘇武許之，自己卻身留絕域，如楊朱之泣歧路。名節的虧損使庾信無法直面蘇武，只好以同樣屈節的李陵自比，如《擬詠懷》其十：“悲歌度遼水，弭節出陽關。李陵后此去，荊卿不復還。故人形影滅，音書兩俱絕。遙看塞北云，懸想關山雪。游子河梁上，應將蘇武別?！盵12](P236)倪璠云：“傷己持節使魏，不復歸也?！盵12](P236)沈德潛評曰：“如聞羽聲”[13](P350)。其二十六亦有“秋風別蘇武”之句，不僅不能復歸，聯系到李陵接受匈奴的右校王，不難體會庾信內心的屈辱感。庾信的這種痛苦來源于傳統的民族意識與民族觀念，南朝詩壇的“漢代情結”本已強調漢、胡的對立，由于南北對峙，作家們在想象中掃平異族。尤為不幸的是，庾信非但不能如班超討平異族、立功封侯，反而如倡家遭強聘一樣，老于北地，《擬詠懷》其三曰：“俎豆非所習，帷幄復無謀。不言班定遠，應為萬里侯。燕客思遼水，秦人望隴頭。倡家遭強聘，質子值仍留。自憐才智盡，空傷年鬢秋?！盵12](P230)飽含無盡的悲哀。這種經歷不僅使庾信飽受譏評，如四庫館臣所言：“信為梁元帝守朱雀航，望敵先奔。厥后歷仕諸朝，如更傳舍，其立身本不足重?！盵14](P1275)其內心也是倍感煎熬。因此，庾信反復用蘇武的經歷自我反省和自我折磨，深層原因在于內心深處仍不放棄對民族認同感的追尋與自我救贖。

庾信“漢代情結”的第二個方面體現為家國意識與身份認同。承圣三年，西魏陷江陵，執梁元帝而戕之，庾信國破家亡，即《哀江南賦序》所曰：“中興道銷，窮于甲戌”。其后的陳朝雖在梁朝的故土上建立，從對陳霸先的態度可以見出庾信是不認同陳朝為故國的，《哀江南賦序》中“頭會箕斂者，合縱締交；鋤耰棘荊者，因利乘便”所指的就是陳霸先等人，語氣頗為輕視，倪璠曰：“侯景之亂，梁祚漸衰，陳氏日盛。陳霸先其本甚微，卒受梁禪?！盵12](P102)如此以來，故國淪亡而不可復，故土尚在而不得歸，庾信找不到心理歸宿，只好從“漢代情結”求得身份認同與自我安慰。這可從下引兩詩加以論證：

玉關道路遠，金陵信使疏。

獨下千行淚，開君萬里書。[12](P368)

(《寄王琳》)

榆關斷音信，漢使絕經過。

胡笳落淚曲，羌笛斷腸歌。

纖腰減束素，別淚損橫波。

恨心終不歇，紅顏無復多。

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斷河。[12](P233)

(《擬詠懷》其七)

前詩所作時，梁朝并未滅亡，仍有王琳抵抗陳霸先力圖雪恥，故以金陵代稱故國。后詩則作于故國滅亡之后，則以“漢使”指稱，漢使斷絕，耳聞胡笳、羌笛，不禁淚落腸斷、容顏毀損，卻依然保留一絲重回故土的幻想。漢使不來，恨心不歇，說明漢使成為庾信家國之感的寄托及身份認同希望所在。從這個意義上說，“漢”就是庾信故國梁朝的代稱，其后以漢朝指代本朝的書寫模式便由此生發。不同的是庾信的以漢代梁其內涵是悲苦的家國之悲，而唐代的以漢代唐則是對這種書寫傳統的有意識地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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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吳道勤

2013年國家社會科學規劃基金西部項目“北朝文學思想史”(項目編號：13XZW006)；渭南師范學院人才基金項目“地域文化與秦東古代文學研究”(項目編號：15SKRC02)階段性成果。

雷炳鋒(1983— )，男，河南信陽人，文學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為先唐文學與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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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2491(2016)03-0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