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觀在百年文學史書寫中的變遷

張再林

(廣西師范學院 宣傳部，廣西 南寧 53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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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觀在百年文學史書寫中的變遷

張再林*

(廣西師范學院 宣傳部，廣西 南寧 530001)

秦觀在百余年來的文學史書寫進程中經歷了一個比較明顯的變遷過程。建國以前的文學史主要集中于對秦觀詞的文學意義的探討和發掘，建國初期的文學史多受當時流行的機械階級分析法的影響，未能全面揭示秦觀在宋詞發展史上的獨特貢獻和地位。改革開放之后的文學史對秦觀詞內容的評價雖仍然帶有建國初期以來思想影響的痕跡，但在對秦觀詞藝術特征和審美意義的分析和描述方面明顯有所改進和加強，且將秦觀的詩文納入了書寫范圍，呈現出全方位、立體化的發展趨勢。而新世紀以來，在倡導文學本位以及以人性的發展作為文學演變的基本線索等書寫理念下，文學史對秦觀的書寫呈現出深層次、多元化的格局，秦觀在文學史中的地位也因此而得到顯著提升。

秦觀；文學史；書寫；變遷

自上世紀初第一部《中國文學史》*林傳甲《中國文學史》，上?？茖W書局1904年發行。問世以來，中國文學史的書寫已經走過了百余年的發展歷程。而作為有宋一代的著名文學家，秦觀歷來都是文學史不能回避的重要書寫對象。為了對秦觀的研究歷史和現狀有一個全面而又清晰的了解和把握，本文擬選取百余年來一些富有代表性的文學史為參照，梳理不同時期、不同理念以及不同體例的文學史關于秦觀書寫的主要內容及其發展脈絡，進而探究秦觀在百余年來文學史書寫中的變遷軌跡和內在動因。順便交代一下，本文所說的文學史，包括文學通史和分體史、斷代史。而為了便于比較起見，本文對不同時期文學史的介紹按照先通史、后分體史、斷代史的次序進行。

一 建國以前文學史對秦觀的評價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新舊文化更新交替，諸多思想激蕩交融，涌現出一批學殖豐厚、視野開闊的文學史家。他們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基礎，吸收融匯國外的理論和研究方法，撰寫了許多富有新見、啟人深思的文學史研究著作。中國文學史的敘事格局和書寫范式，也大體形成于這一時期?？傮w而言，建國以前的文學史對秦觀的書寫主要集中于對其詞的文學意義的探討和發掘，而對秦觀的詩文幾乎沒有涉及。

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初版于1932年，新中國成立后，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當代世界出版社等多家出版單位先后重印，累計印數已超過20萬部。一部文學史著作的銷量能達到這個數字，充分說明了它受讀者歡迎的程度。

作為五四新文化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文學史家，鄭振鐸的文學史書寫明顯受到中西方史學精神的影響，力圖用充足的文獻指示讀者以中國文學的整個發展過程和真實面目。鄭著在第三十五章“北宋詞人”中，設有專節介紹“蘇門四學士”的詞。鄭著認為，秦觀與黃庭堅、晁補之、張耒等人雖為蘇軾的門生，“然在詞一方面，他們四個人，差不多都可以說不曾受過東坡什么影響”。秦觀詞的特點是“雜受《花間》、柳七之流風而融冶之于一爐”。書中以秦觀的《憶仙姿》(遙夜沉沉如水)為例，認為秦觀受《花間》詞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小令方面，“確有許多不可磨滅的名言雋語，足以令人諷吟不已”。[1](P490)又以《滿庭芳》(山抹微云)為例，說明秦觀受柳永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慢詞方面，但又指出：“他的慢詞畢竟不是柳永的；他自有一種婉約清圓的作風，為(柳)永所不能及?！盵1](P492)

在中國文學史的書寫歷史上，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意義。劉著上卷成書于1939年，1941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下卷于1943年完成，但由于出版方的原因一直拖到1949年1月才正式出版。建國后，劉先生又對其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修訂。劉先生的主觀愿望是隨著時代的前進而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不斷進步，但事與愿違，在當時特殊的政治環境下，為了在政治思想尺度上與當時的評判標準保持一致，劉先生刪去了很多富有個性和才情的議論。因此，很多學者都認為，劉著初版“最具個性，最見真誠，也最有才華”，[2](P629)“是閱讀《中國文學發展史》最好的文本”。[3](封面語)正如陳尚君先生在1998年為劉著初版重印而寫的紀念文章中所言：“博大深沉的劉著，正好為民國時期的文學史撰寫，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也為發軔于世紀初的中國文學史學的走向成熟，建立了重要的里程碑?！盵2](P618)因此，本文將劉著作為建國以前的文學史、依據其初版來考察它對秦觀的評價。

劉大杰文學史將秦觀放在全書的下卷、第十八章“北宋的詞”的第五部分“格律詞派的形成”中加以論述，認為“建立格律詞派的，是由秦觀、賀鑄開始，而由周邦彥集其大成”。而在具體談到秦觀詞的藝術特點時，書中舉《南歌子·贈陶心兒》、《江城子》(南來飛燕北歸鴻)、《滿庭芳》(山抹微云)以及《踏莎行》(霧失樓臺)等詞為例，分析認為秦觀的長處，“在于以歐陽、小晏婉約含蓄的情調來挽回柳詞的俗淺之病。同時他又能以蘇軾的飄逸沉郁，來補救柔弱之弊”。不過，“柳蘇的詞有創造建設的精神，有開拓發展的力量，給予后人很大的影響。秦詞卻缺少這種創造性?！眲⒅詈罂偨Y認為，“若只就藝術的觀點上立論，無疑的他是一個最成功的作家?！盵3](P340—341)

王易的《詞曲史》最初由神州國光社于1932年出版，實際上是一部將史實和格律相結合的詞曲通論。王著比較注重詞曲發展的體制源流，書中的“具體”、“衍流”和“析派”三個部分，分別探討唐五代、兩宋詞的發展概況。王著將秦觀放在“析派第五”的第一部分“北宋諸家詞”中進行介紹。認為秦詞的風格在總體上“婉麗處似柳，而益以爽朗之氣，沉郁之懷”，而從體裁上來說，則“小令似《花間》；慢詞略似柳而究自成一格?！蓖踔€特別注意到了秦觀的貶謫詞，稱其“屢遭徙放，苦悶牢騷，時得警句”，如“便做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之類抒寫貶謫情懷的詞句，“皆極深刻”。[4](P155—156)

吳梅的《詞學通論》最初由商務印書館于1932年出版，全書共分九章，前五章分別討論詞之體制、聲韻以及作法，屬于詞論；后四章名為“概論”，實為詞史，梳理了唐五代至明清詞史的發展脈絡。吳著旨在溯源探流，通論詞史，勾勒出詞學淵源影響以及各家風格特征。吳著認為秦觀是“開婉約之風者”，將秦觀與晏殊、歐陽修、柳永、張先、蘇軾、賀鑄、周邦彥并列為北宋八大家之一。而在具體論述過程中，吳著主要將秦觀與蘇軾和柳永進行比較，以凸顯其特色。吳著認為，蘇軾“胸襟大，故隨筆所之，如怒瀾飛空，不可狎視”，而秦觀“格律細，故運思所及，如幽花媚春，自成馨逸”。[5](P64)秦觀的遷謫詞雖“用心不逮東坡之忠厚，而寄情之遠，措語之工，則各有千古”，“思路沉著，極刻畫之工，非如蘇詞之縱筆直書也”。至于柳永，吳著認為“今人以秦柳并稱，柳詞何足相比哉？”秦詞雖亦有俚俗處，但“尚不足為盛名之累”。[5](P74)

二 建國初期文學史對秦觀的評價

從新中國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不久的這段時間(1949—1979)，是文學史書寫史上較為沉寂的一個時期。受當時政治氣氛的影響，這一時期的文學史著作幾乎都強調要用階級分析的方法研究文學，而對秦觀的評價也不可避免地帶上了這樣的色彩。

游國恩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在建國初期風靡一時，當時國內幾乎所有高校的中文系都將其作為文學史課程教材，影響之大，可見一斑。游國恩文學史將秦觀與周邦彥及其他詞人放在一起作為一節，列入全書第五編第四章“北宋后期的詩詞”，以秦觀的《鵲橋仙》(纖云弄巧)、《千秋歲》(水邊沙外)、《踏莎行》(霧失樓臺)為例，分析認為秦觀詞的藝術特征在于“善于通過凄迷的景色、宛轉的語調表達感傷的情緒”，“因此他向來被認為婉約派的代表作家，對后來詞家，從周邦彥、李清照直到清代的納蘭容若等，都有顯著的影響?！边@一評價雖然大體上可以成立，但畢竟語焉不詳，沒能全面揭示秦觀在宋詞發展史上的獨特貢獻和地位，顯得有些單薄。同時，游國恩文學史又認為秦觀的一些作品“在引起人們對于不幸婦女的同情和暗示人們以統治集團內部的分裂這兩方面說，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其感傷情調“容易引起封建社會一些懷才不遇的文士的共鳴”。[6](P81)不難看出，這樣的評論明顯帶有建國初期的時代烙印，不免有些局限。

陸侃如、馮沅君合著的《中國詩史》最初由大江書鋪于1931年出版，建國以后，作者又作了進一步修訂，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于1956年重版。因此本文將該著作為建國初期的文學史來考察其對秦觀的評價。

《中國詩史》為中國詩歌之通史著作，共分三卷，上卷為古代詩史，中卷為中代詩史，下卷為近代詩史，而將秦觀與晏幾道、賀鑄、李清照三位詞人放在一起，作為下卷第二篇“北宋詞”的第五章。陸著認為，秦觀“雖是蘇軾的門客，但他的詞卻與蘇大異”，“秦詞很近柳永和李煜”。書中舉秦觀的《滿園花》(一向沉吟久)以及《望海潮》(星分斗牛)為例，認為秦詞“近柳處有二：一、喜用俗語；二、鋪敘詳贍”。又舉秦觀的《踏莎行》(霧失樓臺)、《虞美人》(碧桃天上栽和露)以及《畫堂春》(落紅鋪徑水平池》、《浣溪沙》(漠漠輕寒上小樓)為例，認為“秦觀類李煜的地方也有二：一、凄絕；二、婉約”。秦詞的凄絕處在于“能寫出作者那種觸目腸斷的情懷，故與李煜降宋后的作品頗近”。而其婉約詞“都是所謂‘如花初胎’、‘用力者終不能到’的作品，故似李煜的《采桑子》與《臨江仙》”?！翱傊?，就大體上看，秦觀實南唐詞的承繼者”?；谝陨戏治?，書中進而認為，不能將秦詞估計得過高，因為“它只因襲而不創造”。秦觀的幾十首詞“雖能言所欲言，極深刻地表現作者的身世，但他的辭句和意境，終不出前代或并世的作者的范圍。這便是秦觀不及柳永、蘇軾、周邦彥諸人的地方?！盵7](P551-552)較之以前的文學史，《中國詩史》不僅注意到了秦觀與蘇軾、柳永的異同，而且還在秦觀與李煜的比較中進一步凸顯其特點和地位，體現出秦觀在文學史書寫中不斷深化的變遷過程。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不久，為適應教育事業發展的需要，加強文科教材建設，教育部組織江西師范學院、南京師范學院等十三所高等院校于1977年6月開始，協作編寫了一部《中國文學史》，作為高校通用的教材。是著強調要“對我國古代文學的發展過程和作家作品，給以恰當的闡述和評價，肅清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在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研究領域中的流毒和影響”。但因當時“文革”剛剛結束，書中仍不免存在重思想內容、輕藝術表現的傾向，這在對秦觀的評價中也有所體現。

該著將秦觀與周邦彥、李清照放在一起，作為全書第六編“宋和遼金文學”中第二章“蘇軾及北宋詞人”的第四節，其對秦觀的總體評價是：“秦觀生當柳永詞風彌漫之后，雖和蘇軾有非常密切的關系，但蘇軾的雄放聲音似乎對他沒有什么影響，他仍沿著溫、韋、馮、李、大小晏、歐的路子走，又從柳詞汲取了一些表現技巧，把婉約詞發展到新階段，被稱為婉約詞派的‘正宗’?！倍诰唧w論述過程中，該著認為秦詞的內容，“不外相思、相戀、離愁、別苦一類的東西，情調大都是低沉傷感的”，他著名的《滿庭芳》(山抹微云)等詞，“表現的并不是純真的愛情而是失意無聊、寄意男女的感情”，“秦詞中除了一縷無名愁絲以外， 什么也沒有”，故認為秦觀“受到了過高的不適當的評價”。此外，該著還用了不少篇幅專論秦觀的貶謫詞，認為秦觀在貶謫以后所寫的“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踏莎行》)、“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千秋歲》)等詞句，“都是非常凄厲的聲音”，并評述道：“平生遭到那么慘重的打擊，在詞里卻很難找到一句激憤語，不平話，哪怕是個人的一點牢騷也難以找到。有的只是‘愁’，只是‘恨’，只是‘淚’，把詞凈化到純而又純的溫柔敦厚的境地，他卻沒有想到‘哀而傷’也是‘圣教’所不允許的?！睂τ谶@樣的評述，今天年輕一代的讀者恐怕已感到不好理解，它應該是編者聯系到自身在“文革”時期經歷的不幸遭遇的一種心情流露。該著最后特別提到了秦觀的《鵲橋仙》(纖云弄巧)，高度評價此詞“自辟途徑”，“最后兩句贊美了純真的愛情，格高意新，在他的詞里是少有的，也是同類作品中罕見的”。[8](P470—472)

三 八、九十年代文學史對秦觀的評價

改革開放以來，各種新思潮、新觀念不斷涌現，還曾一度出現了“重寫文學史”的熱潮，各種理念和體例的文學史著作也因此而層出不窮。而這一時期的文學史中關于秦觀的書寫也開始呈現出全方位、立體化的發展趨勢。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現的眾多通史類文學史中，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以及馬積高、黃鈞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史》是其中兩部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

社科院文學史在“宋代文學”的第五章“北宋后期文學”中，將“秦觀的詩和張耒的詞”作為一節加以介紹，認為秦觀“詩、文都沒有出色的作品，可是，他卻是一個杰出的詞人”，“他的詞所反映的現實面是很狹窄的，他的詞筆從來沒有接觸到國計民生，他只是抒寫他自己的生活。他用抒情詩表現了一個封建社會中有才華有感情但在流放生涯里追憶著舊歡殘夢、并向往著美好生活的知識分子的心境。通過它們，可以認識到封建社會的某些方面”。在此基礎上，社科院文學史進而對秦觀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進行了定位，認為他屬于“思想上并沒有特別過人的地方而藝術上卻有很高的成就”的作家，他的詞是“藝術性超過思想性”。這種評價是用機械的階級分析法來研究文學所得出的必然結論，仍然帶有建國初期以來思想影響的痕跡。不過，社科院文學史畢竟編寫于改革開放之后，在對文學藝術性的分析和描述方面明顯有所改進和加強。

社科院文學史將秦觀的詞分為愛情詞與貶謫詞兩大主題進行介紹。在愛情詞方面，例舉了秦觀的《鵲橋仙》(纖云弄巧)、《浣溪沙》(漠漠輕寒上小樓)以及《鷓鴣天》(枝上流鶯和淚聞)，分析認為秦觀“是以平等和同情的態度去對待這些被損害、被賤視的歌妓舞女，因而發現了她們靈魂中可貴的東西。這是秦觀比一般詞人在思想上高出一籌的地方，也是他的許多抒寫愛情的作品之所以會閃耀著一些光彩的根本原因”。而在貶謫詞方面，例舉了秦觀的《千秋歲》(水邊沙外)、《踏莎行》(霧失樓臺)以及《好事近》(春露花添雨)，認為秦觀“雖然也有愁恨，也向往著避世的‘桃源’，卻沒有一點反抗的意志，只敢在夢中幻想出一個詩意的境界作為逃避現實的處所”，最后總結認為秦觀詞的藝術特點，“在于他能夠銳敏地感受他所描寫的對象，捉住它們最突出的特征，構成鮮明的形象，并以強烈的主觀感情注入這些形象，使它們具有充分的感染力量，能夠吸引讀者”。該著對秦觀詞的語言藝術作了高度評價，認為秦觀是“婉約派詞人中語言的大師”。[9](P608-611)這些評價都是比較客觀和中肯的。

馬積高文學史是湖南師范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教研室集體編寫的。雖然只是國內一所普通高校教研室編寫的文學史，但由于其完全摒棄了建國以來的機械階級分析方法，重視對文學本身的藝術特征和審美意義的挖掘和提煉，因而給讀者帶來了全新的文學史閱讀體驗和印象，在當時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馬積高文學史將秦觀與賀鑄并為一節，放在全書第五編“宋遼金文學”中的第二章“北宋詞”中加以介紹，通過例舉秦觀的《浣溪沙》(漠漠輕寒上小樓)、《滿庭芳》(山抹微云)、《鵲橋仙》(纖云弄巧)、《踏莎行》(霧失樓臺)以及《江城子》(西城楊柳弄春柔)等作品，總結認為秦觀詞有四個方面的審美特色：一是注重畫面，富有畫意；二是音韻和諧，旋律優美；三是詞心細膩，聯想豐富；四是長于抒情，化景物為情思，熔人事入風景，顯得空靈蕩漾而富有韻味。[10](P356—359)不難看出，這種概括與建國以來文學史評價的角度和眼光已有明顯的不同，預示著秦觀在文學史的書寫中將會迎來一個嶄新的局面。

上世紀九十年代出版的兩部斷代文學史——《兩宋文學史》與《宋代文學史》，開始對秦觀的文學成就進行全方位和立體化的觀照。

程千帆、吳新雷的《兩宋文學史》在第五章“北宋后期的文壇風貌”中設有“詞人秦觀與賀鑄”一節，標題中雖只講“詞人秦觀”，但實際上也涉及到了對秦觀詩歌的評價。書中以《春日》等詩為例，分析認為秦觀前期“詩風優美，清新婉麗”。而在被削職流徙、遠投南荒之后，秦觀的詩風“起了很大的變化”，如《雷陽書事》三首及《?？禃隆肥椎仍?，“感慨深沉，風格古樸，充滿了郁憤不平之氣，詩風與前期確實不同”。

而對于秦觀的詞，《兩宋文學史》基本上是按照令詞、慢詞以及貶謫詞的次序進行評述的。書中認為秦觀的令詞“仍走晏、歐的傳統路子，但風格不同”，如《鵲橋仙》(纖云弄巧)，“則自出機杼，獨具匠心，非晏、歐諸公所能范圍”。而秦觀的長調，“學柳永能去其庸俗猥褻的情趣而得其宛轉鋪敘的手法”，其代表作《滿庭芳》(山抹微云)，“將身世之感和艷情交織起來寫，明顯地是受了柳永的影響，其情調與柳詞《雨霖鈴》、《八聲甘州》等篇確是相近的”。秦觀的詞風與其詩風一樣，在流徙南方以后，“就顯得十分凄婉，帶有濃厚的感傷情調”。如其謫居郴州之后的《踏莎行》(霧失樓臺)、《阮郎歸》(湘天風雨破寒歸)，“在風格上，給人的感覺，也不僅僅是凄婉，而是凄厲了”！這說明“秦觀晚年的作品，由于環境、心緒的變化，已經能夠擺脫柳永那種綺羅香澤的影響，更深刻地表現人生，達到了難以企及的成就”。而從詞史發展上看，“《淮海詞》凄婉感傷的情調，是與李后主、晏幾道一脈相承的”?；谝陨系姆治?，該著最后總結認為，秦觀“雖然沒有直接繼承蘇詞的豪放風格，但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他一些影響，所以才能雖學柳詞而又抗拒其庸猥的一面。他博取婉約派各家之長，達到‘情詞相稱’的獨特成就，直接影響了稍后的周邦彥和李清照”。[11](P192—197)

孫望、常國武主編的《宋代文學史》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總纂的“中國文學通史系列”(十種)之一，也是迄今為止篇幅最大的一部宋代文學史。該著將秦觀單列一章(第十七章)，分別從其生平、詞、詩文等三節進行介紹。

《宋代文學史》大體上按照先題材內容、后藝術特色的思路，對秦觀的詞進行了比較全面的評析。書中認為，秦觀詞的題材較為廣泛，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傳統的相思戀情之作，這類題材的詞作，“約占全部詞作的半數左右”。雖“有的寫得過分冶艷”，“有個別的品格不高”，“但就大部分詞作來說，卻寫得真摯纏綿，絕少鄙俗之辭”。二是書寫襟懷、感慨身世之作，這類詞“常常溢散出濃重的感傷情調”，“抒寫了士大夫文人的壓抑憂傷情懷，曲折透露出當時特殊的政治氣氛”。三是紀游寫景之作，“如《望海潮》(星分斗牛)寫揚州街市繁華，《望海潮》(秦峰蒼翠)寫會稽山川秀色等”。另外，還有一些詞作“充滿游仙色彩”，而《調笑令》十首，“明顯受到汴京民間樂曲《調笑轉踏》的影響，這一題材內容，為秦觀詞中別開生面之作”。

而對于秦觀詞的藝術特色，該著概括為四個方面：一是以情韻深長感人，“他的詞大都抒寫自己的真情實感，在男女戀情的詞作中，也絕少纖佻浮薄之語，而多出以深摯的情意”。二是多側重追求意象的精致幽美，“色彩上講究艷麗鮮明，并注重它們之間的對比”。三是多用柔婉之筆，這不僅體現在秦觀“追求細弱的藝術趣味”，也體現在他的慢詞長調，“多用意象畫面，表現和反映情感的流動”，“重在意脈的連貫，情意的流動，以物象畫面的推移、變換，透露內在感情的回旋婉轉，局度安詳從容，絕少明顯的轉折跳蕩，充分顯露了秦觀詞結構上的柔婉特色”。四是深諳音律，“舒徐柔婉筆調和纏綿悱惻之情妙相配合，辭情聲態融合為一”。書中最后對秦觀在詞史上的地位作了總結，認為秦觀“遠得花間、南唐遺韻，近取柳、蘇之長，而又自出清新”，秦觀在詞壇上的主要貢獻，“不是進一步的改革和創新，而是在當時詞的發展水平上，做了比較、汰選和融合的工作，使詞在保持抒情、諧律、婉約傳統的基礎上，更加柔婉妍雅”。

對于秦觀的文，該著評價不高，認為其“善于模擬前人，雖盡刻寫之工，但終覺缺少自己的個性色彩”。

對于秦觀的詩，該著認為其“題材內容較詞廣泛”，其中反映農村生活、欽仰愛國將帥以及關切西部少數民族侵擾戰事的內容，“是秦觀詩中頗足珍視的一部分”。而秦觀詩中“數量最多的題材是詠寫山水景物和朋輩之間的酬贈唱和”。秦觀的詩風既有“與其詞風相近的妍秀清麗的特色”，也有“樸質蒼勁，嚴重高古”的一面，“非‘女郎詩’所能概言”。[12](P312—314)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兩部分體斷代文學史——《唐宋詞史》與《宋詩史》，分別對秦觀的詞和詩作了詳細的分析和評述。

楊海明的《唐宋詞史》，打破了傳統文學史(詞史)的書寫框架，注重整體把握唐宋詞的發展歷程，變作家個體為時代群體的研究，史論兼容，新意迭出，被譽為“新中國成立以后第一部新型詞史，代表著詞學‘將來時’的開端”，[13](P370)“盡管此后也有數種詞史類著述問世，但它至今仍難以超越，不可替代”。[14](P338)是著曾獲首屆“夏承燾詞學獎”一等獎，并被譯成韓文在韓國出版。上世紀末，天津古籍出版社又將其列入“著名學者與中國傳統文化叢書”中予以重版發行。

《唐宋詞史》將秦觀單列一節，將其放在第八章“北宋后期的詞壇”中加以介紹。書中首先提出，“秦觀的詞，不僅數量不如柳、蘇之多，究其‘質量’，也并無‘石破天驚’式的突破。但它卻備受著當時人的熱烈歡迎”，而這其中的奧秘在于，“它融合了前代婉約詞之短、長兩派的各自長處，創造了一種雅俗共賞、既含蓄又明暢的‘情韻兼勝’的新型詞風?！苯酉聛?，楊著分別從“情勝”和“韻勝”兩個方面對秦觀詞的特點和貢獻進行了詳盡的論析。書中認為，秦觀詞的“情勝”，不僅體現于其純寫艷情的作品，更體現于其“在婉約的詞境和艷詞的軀殼之中，傾注了有關于政治境遇、有關于身世遭逢的人生感觸”，“在傳統的風格模式中，注入了新的感情內容，”這實際上是“秦詞在內容方面的拓展”。而秦觀詞的“韻勝”，不僅體現在其小令“祖述晚唐五代詞風，寫得含蓄優美、風韻標致”，“尤為突出的是，它能把令詞的韻味，帶入到慢詞長調中去”，用小令的文雅和含蓄來彌補柳永慢詞的俚俗和發露，從而“使自己的長調之作顯出一種中正和婉、雅俗共賞的風格和美感”。由此，秦觀就成為了讀者在唐宋詞史上“所遇到的第一位短長皆擅、情韻兼勝而又雅俗共賞的婉約詞人”。不過，秦觀詞也還存在著“格力失之弱”的缺點。相比于柳永婉約詞的“俗”、蘇軾婉約詞的“雅”，“秦觀的婉約詞，則顯得較‘嫩’”。而后來周邦彥的婉約詞，又“由少游詞的‘嫩’而發展到了‘老辣’、‘渾成’的境地”。[15](P376—385)

在近百年來的文學史書寫進程中，可以說，楊著第一次將秦觀詞的特點、貢獻、得失以及在詞史上的地位分析得如此全面、透徹和深入，這對后來文學史對于秦觀詞的書寫也產生了廣泛影響。

許總的《宋詩史》是百余年來第一部專論宋代詩歌的分體斷代文學史。是書將秦觀單列一節，放在第三編“奇峰突起——北宋后期”的第三章“蘇轍及蘇門詩人”中加以介紹，認為秦觀“與宋代大多文人一樣”，“也是詩、文、詞兼工”，“也正由于其詞名大噪，使后世文學史家在重視秦觀詞的同時，相對地忽略了其詩的成就與價值的存在”。秦觀“雖然對詞的藝術有一定程度的深入，但就詞的傳統表現的總體看并無超越或開拓，其詩的表現范圍則遠為開闊，雖然一定程度地受到其詞的纖弱風調的影響，但仍能使人感受到宋詩精神的涌動”，其接下來的論述即圍繞這一觀點而展開。

書中認為，秦觀引起后人爭議的所謂“女郎詩”，其實“正是詩人由細膩的心理感受表現出的婉曲的風致，也就是秦觀近似自己詞風的詩的特色，而秦觀在詩的藝術方面的深入與創造最主要的就表現在這一方面”。同時，秦觀的詩“包容了多樣的題材與豐富的內容”，“除寫景、抒情、詠物、酬唱之外，由其親身經歷的民間現實生活以及殊方奇風異俗也在詩中有所反映”。書中指出，“長途遷謫與潦倒生涯，不僅擴大了秦觀詩的表現范圍，更重要的改變了其前期清新婉麗的情調風格”，并引用南宋呂本中之言云：“少游過嶺后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與舊作不同”，認為“嚴重高古”之作，“代表著秦觀詩風的又一重要方面”。許著最后對秦觀詩的地位作了總結：“秦觀也正是以其既不同于蘇軾詩的主導風格又處處體現出宋詩基本屬性的創作實際，作為宋詩藝術高峰期以蘇軾為標志的宋詩主流的重要輔翼而存在于隆宋詩壇之上?！盵16](P379—390)

四 新世紀以來文學史對秦觀的評價

新世紀以來，文學史的書寫呈現出明顯的多樣化、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在文學通史方面，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第二版)以及章培恒、駱玉明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新著》(增訂本)是兩部影響較大的著作。

袁行霈文學史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紀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改革計劃”的成果，它倡導文學本位，力圖將文學置于廣闊的文化背景之中，翔實地描述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歷程。由于該著是由國內在文學史各個領域的頂級專家學者集體編撰而成，所以堪稱是文學史最新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不僅體例規范，結構嚴謹，而且信息量大，創新性強，故一經出版，便引起各方矚目，好評如潮，先后獲得國家圖書獎、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特等獎、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等多項重要獎項。

在倡導文學本位的指導思想下，秦觀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得以大幅提升，這從章節的安排上即可看出。在百余年來的文學通史書寫史上，袁行霈文學史首次將秦觀單獨列為一節，重點介紹了秦觀在宋詞發展過程中承前啟后的重要意義。書中認為，在秦觀之前，慢詞雖篇幅容量大，又長于鋪敘，但有些結構單一疏散，語言俚俗，過于直露，而缺乏深長的韻味；五代以來的小令，語言含蓄，結構縝密，意境深婉。但體制短小，韻味有余而容量不足，而秦觀“則以小令作法的長處彌補慢詞創作中存在的不足，從而達到情韻兼勝的審美效果”。此外，袁行霈文學史還將秦觀與蘇軾作了比較，認為秦觀“不像蘇軾那樣直接傾吐內心的苦水，而是另辟一途，把深沉的辛酸苦悶融注在類型化的離情別恨之中”，“從而給傳統的艷情詞注入了新的情感內涵”。故而秦觀詞總體上顯得“氣格纖弱，缺乏蘇詞那種超然自適的氣度?！边@些看法充分吸納了當代著名詞學家楊海明《唐宋詞史》一書中有關秦觀的研究成果，體現了學界對秦觀研究的不斷深化?；谝陨险J識，該著最后認為秦觀“在詞史上具有獨特的地位。其詞卓然一家，和婉醇正，典型地體現出婉約詞的藝術特征”。[17](P92—94)這一評價是恰如其分和符合實際的，貫徹了其所倡導的文學本位思想。

相比于袁行霈文學史的倡導文學本位，章培恒文學史更注重文學所表現的人性美，強調“以人性的發展作為文學演變的基本線索”，力圖“通過對一系列作品的新的解讀和若干長期被忽視的重要作家、作品以及其他文學現象的重新發現，以探尋和抉發中國古代文學本身的演化和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的內在聯系，從而揭示出中國現代文學乃是中國古代文學的合乎邏輯的發展”。[18](內容提要)在這樣的理念下，關于秦觀的書寫也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的變化。

章培恒文學史將“秦觀、周邦彥及北宋晚期的詞”作為一節，放在全書第四編“中世文學”的第五章“詞在北宋的繁榮”中進行論述。書中通過秦觀《滿庭芳》(山抹微云)與柳永《雨霖鈴》(寒蟬凄切)的詳細比較，認為同樣是表現感情，“秦觀擅長將情描繪得更為復雜細膩，但同時卻達不到柳永那般的強度”，“這其實反映了北宋后期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受到了現實政治的愈來愈多的壓抑”。這種評價的視角獨到而又新穎，與以往的文學史完全不同。書中對秦觀其他詞作的解讀也持這一視角，如認為秦觀的《鵲橋仙》(纖云弄巧》“以優美而簡潔的文辭，傳寫了這對天仙與人無異的完整的人性”，《踏莎行》(霧失樓臺)“最后以對郴江水無情地流入瀟湘的描繪為結束，意在言外地傳達了一種個人無法把握一己命運的無盡哀感”。此外，章著還認為秦觀在詞的創作方面另有一功，“那就是他比較有意識地探索詩與詞兩者的區分與融合，嘗試將詩轉換成真正適合于詞的形態的作品，而不是如前輩那樣，只是簡單地將某些詩語引入詞中”。這一點其他的文學史都未涉及。對于秦觀在詞史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和貢獻，章著認為，“秦觀在表達個人情感時，時有壓抑或消解感情的企圖”，這種趨向，“到稍晚一些的周邦彥那里，就轉變成以更為精致的形式，曲折地抒寫更為壓抑的自我情感，北宋詞因此也變得更為復雜，旨意更為晦澀”。[18](中卷，P199—203)若從其一再強調的“以人性的發展作為文學演變的基本線索”的書寫理念來看，則對這種評價也就感到不難理解了。

而在分體斷代文學史方面，陶爾夫、諸葛憶兵的《北宋詞史》和肖鵬的《宋詞通史》各具特色，充分體現了新世紀以來文學史對于秦觀書寫的深層次、多元化發展格局。

陶爾夫分別與諸葛憶兵和劉敬圻合著的《北宋詞史》和《南宋詞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構成了一部完整的宋代詞史。而對詞史的建構和詞藝的開掘以及對點的深化和面的拓展，是二著共同的顯著特點。

陶著將秦觀作為繼柳永之后的慢詞大家，放在全書第二章“柳永詞風與慢詞的興盛”的第三節中加以介紹，標題為“‘婉約之宗’——秦觀”。書中提出，“在委婉隱約之詞境開拓方面，他的創作藝術技巧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并由此而成為婉約派集大成的詞人”，而“秦觀留存的慢詞的數量雖然遠遠不能與柳永相比，但是，在委婉言情、鋪敘展衍方面還是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討論秦觀的詞，就需要將其慢詞與小令的成就綜合起來”。書中以秦觀的遭貶為界，將其詞作分為前后兩期，雖然“感傷的情緒貫串始終”，但是“這種抑郁悲傷的格調在前后期詞的表現中畢竟還是有程度上的差別”，“被貶前的作品寫得比較纏綿婉轉，還保留著一種朝氣和對生活的追求，語意婉麗而不失清新。抒離別之情也只是一種淡淡的哀傷，一種可以隨時擺脫得了的愁苦，可以隨時另覓新歡以取代的情感”。而“紹圣年間一經貶謫之后，心境就完全不一樣了。一方面年事已高，不可能再有太多的時間與機會供其選擇；另一方面也看夠了仕途的風風雨雨，對自己的前景完全失去信心，因此陷入一種絕望的悲傷之中。他對外界有了一種莫名的恐懼感”。如秦觀前期寫離愁的名篇《滿庭芳》(山抹微云)，“作者激情澎湃，而氣度卻沉著安詳，從容不迫；遣詞造句，意新語工，但又寓工麗于自然，婉轉而又含蓄，與柳永詞風有明顯差別”?！栋肆印?倚危亭)“傷別之中又有歡娛的回憶，情感上波瀾泛起，給人留下一絲期待和渴望”。而后期的詞“與‘艷情’的聯系更加疏遠，‘身世之感’被凸顯出來，詞中更多反映的是謫宦中的生活和心態，詞人也因此走向痛苦的深淵”。如其《踏莎行》(霧失樓臺)，“上片寫孤獨的處境”，“下片寫被貶謫的憤懣”，“兩方面的描寫，把‘閉’在‘孤館’中的自我與廣大現實世界聯系了起來，抒發了穿越時、空拘限的怨恨之情”?！度鐗袅睢?遙夜沉沉如水)，“寫旅途中夜宿驛亭的凄苦情境”，“沒有經過多次貶謫、沒有遍嘗旅途中各種況味的人，是無論如何也寫不出這樣的詞作來的”。

對于秦詞的創作，陶著認為，“首先有兩方面值得注意之特色”，一是“感情的真摯投入”，二是“深得歌詞之特質美”。而從寫作角度觀察，秦詞在藝術上有三個值得注意的特點，“第一是成功地運用我國詩歌傳統的情景交融的藝術手法”，第二是“結構的富于變化”，第三是“清麗婉轉的語言特色”。

對于秦詞的地位和影響，陶著認為，“由于身世的影響與性格的軟弱，秦觀既不可能像蘇軾那樣對詞的內容和風格進行大膽的革新，也沒有像柳永那樣在詞的形式或藝術技巧方面進行大膽的探討和新的嘗試”，所以，“他只能成為有特色與有影響的詞人，卻不能成為第一流的大家”?！扒赜^直接影響到后來的周邦彥、李清照和南宋雅詞作家”。[19](P261—282)

肖鵬的《宋詞通史》將近一百萬字，是迄今為止篇幅最大的一部斷(宋)代詞史。它采用全新的體例、方法和話語系統，突破了文學史書寫的傳統范式，“標志著文學史書寫新范式的誕生，是文學史書寫方法的重大轉型和突破”，[20](P1)它對秦觀的書寫也與以往的文學史有很大的不同。

在體例上，《宋詞通史》采用傳統正史體例：本紀敘述各斷代詞壇大事編年，世家敘述重要詞人，列傳敘述代表性詞人，專志敘述詞史演變專題，列表敘述統計對照情況。書中將秦觀視為元祐時期的代表性詞人，在第七章“天籟般的元祐宋音”中為其設有列傳。

在方法上，《宋詞通史》采用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多元交叉的方法，力圖實現對詞壇生態的立體掃描和全景呈現。書中運用心理學、精神病理學、人格類型測量學等中西醫學理論方法來研究詞人的人格和性格類型，認為秦觀“屬于典型的自尊穩定性差的人格類型”，“極端的狂放自尊，和極端的脆弱自卑，就這么倒霉地同時落在他身上”，從精神病理學角度看，秦觀“大概還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意志薄弱型人格障礙，或者說，有著明顯的意志薄弱型人格的傾向”。這種類型的人，“大多意志薄弱，所有的愛好、興趣、計劃和決定都特別容易改變?！菀自诙虝r間內，突然從一種情緒變臉為另一種情緒”，“這類人暗示性高，特別容易受外界各種不同刺激的影響”。這些特點與秦觀前期狂放自負，后期愁苦沮喪、極度悲觀的表現狀態相當吻合，書中也由此將秦觀列入“宋代部分性情逆轉詞人”榜。

在語言上，《宋詞通史》采用近年來頗為流行的歷史文化散文語言，追求學理性與文學性的統一，有意放棄以往文學史中諸如意境、意象、情景交融以及豪放、婉約之類慣用的學術概念，也很少原文引用古代的詞話，建立起一套個性化的敘述和分析話語系統。這在對秦觀的評述中亦有充分體現。如在第六章“任性的元祐”中，作者這樣評價秦觀：“要論作詞，只有秦觀和晁補之，可以算得上蘇軾的入門弟子。秦觀甚至還可以與恩師一比高低。但是其他人就差遠了”，秦觀的詞是“野性風流的大俗”。而在“秦觀列傳”中，作者從秦觀的相貌、性情寫起，認為秦觀前半生最突出的人格特征，是“狂放不羈，又才華橫溢，加上行為不檢點，揮霍成性”，“在風流沉淪，口孽深重、主流嫌棄、四處飄零、干謁無成、喜好俚俗等多個對比點上”，“都與當年的柳永有驚人的相似”。秦觀早期的俚俗、艷情之作與柳詞也很相似，但其《滿庭芳》(山抹微云)“突然之間變得如此蒼涼高遠，男女戀情寫得這樣舒緩從容，不帶猥褻”，“不再是艷遇的紀錄片”。在遭到流放之后，秦觀“在命運的打擊下，掙扎著，哭泣著，一步步走向人生的萬丈深淵，愁苦百般的情感全部傾注到自己的筆下，寫著寫著，便寫出了真正大師級的婉約詞、傷心詞、人生嘆息詞。紹圣詞壇的第一小提琴手不再是蘇軾，而是這位被命運擊垮的傷心人”，憑著《千秋歲》(水邊沙外)、《踏莎行》(霧失樓臺)、《阮郎歸》(湘天風雨破寒初)等流放詞，秦觀“是有實力問鼎宋詞世家的”。書中最后以散文詩般的語言對秦觀的不幸寄寓了深切的同情：“他是一個真正的亡國之君，只不過，這個‘國’是他的理想國、富貴國。對于一個生長在江淮邵伯湖邊的多情才子來說，命運確實太殘酷了?！盵20](P203—242)

綜上可見，秦觀研究在百余年來的文學史書寫進程中經歷了一個比較明顯的變遷過程。建國以前的文學史主要集中于對秦觀詞的文學意義的探討和發掘，建國初期的文學史多受當時流行的機械階級分析法的影響，未能全面揭示秦觀在宋詞發展史上的獨特貢獻和地位。改革開放之后的文學史對秦觀詞內容的評價雖仍然帶有建國初期以來思想影響的痕跡，但在對秦觀詞藝術特征和審美意義的分析和描述方面明顯有所改進和加強，且將秦觀的詩文納入了書寫范圍，呈現出全方位、立體化的發展趨勢。而新世紀以來，在倡導文學本位以及以人性的發展作為文學演變的基本線索等書寫理念下，文學史對秦觀的書寫呈現出深層次、多元化的格局，秦觀在文學史中的地位也因此而得到顯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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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劉慶云

張再林(1973— )，男，湖南永州人，文學博士，教授。研究方向為唐宋文學、詩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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