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釗：“我只是為國家擔心啊”

陳鐵健

1966年8月29日，一群北京大學的紅衛兵闖入章士釗住宅，批斗、抄家兩個小時。當日，章士釗寫信向毛澤東報告挨斗情形。9月1日，毛澤東回信——

行嚴先生：來信收到，甚為系念，已請總理予以布置，勿念為盼。順祝健康。

同日，周恩來指示301醫院接受章士釗及程潛、傅作義、蔡廷鍇、李宗仁住院保護。三個月后，形勢稍緩，章士釗回家居住，讀書寫字，閑適度日。然而好景不長。1967年春，街頭出現反擊“二月逆流”和“打倒劉少奇”大字報，又引起章士釗不安。他認為，“文革”如此鬧下去，國家要完了。

3月初，章士釗致函毛澤東。章士釗在信中說，假若劉少奇有錯誤，望毛、劉能赤誠相待，好好談談，劉可檢討，但切不可打倒，等等。3月10日，毛澤東回信——

行嚴先生：惠書敬悉。為大局計，彼此同心。個別人情況復雜，一時尚難肯定，尊計似宜緩行。敬問安吉！

章士釗致毛澤東函同時，還寫信給劉少奇，勸劉少奇認錯，內中寫道：

姑不論是非虛實如何，而公應執持百鳥不噪空窩之確信，取法廉頗向藺相如肉袒負荊之誠意，親詣潤公之門，長跽謝罪，舉一切讕言毀語自矢。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而后在潤公統一指揮之下，共同施行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然而，事態的發展證明，章士釗確實太天真了。當有人送來劉少奇的“罪狀”材料給他看時，章士釗才醒悟地說，我老了，我的意見已無用，我只是為國家擔心啊。從此，章士釗專心整理《柳文指要》。書成，康生挑剔書中毛病，不擬出版，由于毛澤東全力支持，該書終得刊行。當時，有關古代文化學術著作只有少數準予出版，其中一部是郭沫若抑杜揚李的《李白和杜甫》，一部即章士釗的《柳文指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