賄賂犯罪偵查模式轉型問題探究

鄭威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一系列司法訴訟改革舉措中，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處于關鍵地位，可以說牽一發而動全身?！耙詫徟袨橹行摹币髠刹?、起訴和辯護等各訴訟環節都須圍繞審判展開，做到事實證據調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辯論在法庭，判決結果形成在法庭。與其不相適應的制度設計和工作慣性，均需作出調整和改變。毫無疑問，貫徹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將對防范冤錯案件、推進司法公正起到根本保障作用。立案和偵查為刑事訴訟之開局，其收集運用證據之質量關系到從源頭上保證案件審判質量，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1]

一、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對賄賂犯罪偵查模式的影響

（1）偵查權地位的強勢減弱。長期以來，我國刑事訴訟的重心是偵查。由于偵查權過于強大，犯罪嫌疑人一旦被關押即與外界失去聯系，其合法權利在一定程度上得不到保障，審判實際上僅僅是對偵查階段認定的犯罪事實和收集的證據所進行的一種機械性的審查和確認。隨著《律師法》和《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偵查階段律師辯護人的身份得到確立，律師的辯護權、同步調查取證權、會見權等訴訟權利得到不斷強化，辯護權逐步具有約束偵查權的能力。

（2）口供中心主義模式將被顛覆?；趯徟兄行闹髁x。兩大法系國家都承認犯罪嫌疑人在偵查程序中的主體性，并賦予其沉默權或者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的權利，犯罪嫌疑人對官方為查明案件實施而進行的偵查活動在法律上不僅沒有協助義務，相反還有權獲得律師的幫助，以保護自己的權利，并為審判階段的辯護做好準備。傳統上，我國職務犯罪偵查多采用“由供到證”的偵查模式，也就是偵查人員以手機口供、證言等言詞證據作為偵查的出發點和主要突破口，以此帶動全案偵破。這種偵查模式在口供屬實、程序合法的情況下，辦案效率很高，但也存在明顯的弊端，難以有效應對犯罪嫌疑人翻供和庭審中的嚴苛質詢。隨著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的變革，檢察機關必須進一步轉變觀念，加快實現從由供到證向由證到供、以證促供、供證結合的模式的轉變，弱化口供對件偵查的決定性作用，更加注意在偵查活動中以客觀證據為核心。

二、大數據引導偵查模式轉型

（一）理念層面：塑造偵查人員大數據信息情報收集觀

從哲學上來分析，模式是一種類型化表述，模式的存在乃是為了對同類事務之解決提供整體上可資遵循的范本。故而，要確立大數據時代的職務犯罪信息情報收集模式，第一步即理念層面之塑造。倘若沒有形成一種與相關模式具體操作對應的思維理念，那該模式無疑就喪失了自己的靈魂。對大數據時代的職務犯罪信息情報收集模式而言，理念層面關鍵即塑造偵查人員大數據信息情報收集觀。因為只有在全新的大數據信息收集觀念指導下，方能同當下之大數據語境相對應，有效整合各類信息遏制犯罪。以往傳統職務犯罪偵查的信息情報收集觀念總是認為，刑事犯罪盡管會留下各種痕跡，但這些痕跡大多是看得見摸得著的，譬如指紋、腳印、體液等等。隨著互聯網和計算機的普及，數字化信息如網頁瀏覽、資金劃撥、聊天記錄等雖也大量出現且具備一定重要價值，可它們終究不能與發案領域現實痕跡等量齊觀。即便要收集，簡單取證匯總就足夠了。此等與舊有工業社會相匹配的傳統信息情報收集觀念顯然無的法應大數據時代需要，由于互聯網和計算機、手機 4G移動通訊平臺的廣泛運用，很多刑事犯罪特別是一對一秘密開展的職務犯罪往往更容易在被人們所忽略的網絡空間尋覓到蛛絲馬跡?！耙恍┐笠傅某晒善?，并非從現場勘察開始的，完全是從信息記載的犯罪分子可疑的行蹤中打開缺口。有的甚至事先連犯罪行為都沒有掌握，僅從嫌疑人的反常表現里找到犯罪事實?？梢哉f，沒有大數據意識，缺乏信息的掌握和研判，很多案件根本無法偵破?！盵2]故此，根據大數據時代需要與時俱進打造偵查人員大數據信息情報收集觀無疑非常重要。

（二）中樞層面：設置專門化的大數據時代職務犯罪信息情報控制平臺

所謂“蛇無頭不行”， 塑造偵查人員大數據信息情報收集觀僅僅是在理念上為我們構建符合時代需要的職務犯罪信息情報收集模式做了鋪墊，倘若沒有一個專門性的大數據時代相關犯罪信息情報控制平臺作為神經中樞統一管理，那即便偵查人員具備了大數據信息情報收集觀也只是一盤散沙。迄今為止，隨著公安部“天網工程”的全面推廣，山東濟南等城市“公安云計算中心”的啟用，國內大數據犯罪信息情報收集、控制系統已見雛形，但這還遠遠不夠。一則“天網工程”和“公安云計算中心”牽涉內容很廣，它們并不僅局限于職務犯罪偵查或者說并非專門針對職務犯罪偵查。而職務犯罪較普通犯罪又體現出了強烈的隱蔽性、長期性以及智能化之特點，簡單交由“天網工程”或“公安云計算中心”承擔職務犯罪信息情報控制平臺職責，未免力有不逮；二則大數據對相關技術提出了全新要求。大數據比一般網絡信息更零碎龐雜，且基于復雜浮點運算和分析的計算機高速模擬、基于事實與證據的案情預測與證據推理等無不大量興起。傳統信息獲取、存儲管理、檢索、人機交互如何順利過渡到大數據領域儼然成了情報學的一大挑戰。[3]偵查破案屬于純公共物品范疇，出自“秘密、全面、快捷”開展偵查工作的需要，我們理當與時俱進對此公共物品設置專門化的大數據時代職務犯罪信息情報控制平臺。在該平臺具體建構上，宜根據偵查機關級別劃分設縣（區）—市—省—國家（中央）四級，以現有的反貪等職務犯罪偵查信息中心為基本工作站，配備精通計算機技術的專業人員，借助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等偵查機關發達的互聯網設施，與紀檢、稅務、工商、金融等部門密切協作，打造一個立體化全方位的中樞管理機構。為了情報檢索、管理方便，在該控制平臺內還需著重設立三大資料庫：其一是案件線索資料庫。根據職務犯罪案件不同類別（貪污賄賂類、瀆職類、 侵權類和其他類）將舉報人、被舉報人、相關單位等信息資料逐一歸納到數據庫中去，便于偵查機關查詢個案線索；其二是已辦案件資料庫。 將國內外已經辦理的職務犯罪案件尤其是國內具備代表性的大案要案情況匯總，能方便各級偵查機關總結以往成敗得失經驗教訓；其三是社會公共信息資料庫。在互聯網異常發達的現代社會，很多情況下一些表面看似隱蔽的職務犯罪往往更容易不經意間暴露于各類公共信息中。

參考文獻：

[1]吳濤.推進以審判為中心改革的幾個問題[N].人民法院報，2015.1.21.

[2]構建大數據時代的職務犯罪偵查模式[EB/OL].http：//miaollyong.fyfz.cn/b/813775.

[3]賀德方.大數據環境下的情報學[J].數字圖書館論壇，2012，（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