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原告適格問題的經濟分析

本篇論文旨在從利益平衡角度入手，除卻刑事訴訟法慣常所擔當的社會角色，以經濟法的視角來解析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原告適格問題，是一次用經濟思維考量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初步嘗試，探索更加公平合理的解決方案。

在中國刑民不分的漫長歲月里，刑事訴訟法是種模糊的存在，它的依附性與后生性（是指只有刑事實體法上相關權利義務產生，才有可能產生相應的刑事訴訟程序的具體制度，此即后生性）似乎注定了它的工具地位與價值。因而，作為刑事實體法的實現工具，它自然有著與其相同的基本理念，尤其是在初期的很長一段歷史時間里甚至可以說是完全相同的，刑事程序法的存在意義就在于貫徹形式實體法的精神與原則，更具體地說，是依法打擊犯罪、懲罰犯罪的原則。

在清末的法律近代化浪潮中，刑法開始自立門戶。上述原則體現得更加淋漓盡致。而此時的刑事訴訟法也由于它所依附的主體地位提高而自身也獲得地位上的提高和價值上的獨立。

隨著刑事實體法學科研究深度不斷深入，學問日益精進，附屬其上的刑事訴訟法的重要意義也日益突現，程序法的工具價值地位不斷下降，而它的獨立價值逐步成為更能表征其自身理念的本質性價值。只有重視程序法的獨立性，才能以更具特色和針對性的研究態度和思維方法，在社會飛速發展變化中捕捉到程序法新生的獨具價值。這種獨具的價值表現為一種利益平衡的經濟價值。也就是說，在保障刑法順利實施、處罰犯罪分子過程中，不再以打擊和懲罰犯罪為唯一目標。而是將國家、社會、集體和公民個人的利益損害填補納入考慮范圍，以期達到利益平衡的目的，盡可能地恢復到犯罪實施前所涉各方的狀態。刑訴的這種價值突出地體現在罰金、沒收財產以及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選擇與適用過程中。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是指公安司法機關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在解決被告人刑事責任的同時，附帶解決被告人的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物質損失的賠償問題而進行的訴訟活動。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規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如果是國家財產、集體財產遭受損失的，人民檢察院在提起公訴的時候，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時候，可以查封或者扣押被告人的財產。

根據上述規定，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提起依據被害人的不同而區別對待。當被害人是自然人時，可由被害人本人、已死亡被害人的近親屬、或者無行為能力及限制行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依法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使被害人的經濟損失通過刑訴程序與民訴程序共同配合而得到賠償，恢復到犯罪行為實施前的利益平衡狀態。當被害人是被犯罪行為造成物質損害的國家和集體，那么問題就不像自然人的情況那樣簡單了。用于現代市場經濟成份多樣，在一個企業或組織中，可能包含有多種所有制經濟，其財產利益歸屬也自然各自不同。因此，當這些主體利益受到侵害而造成物質損失時，應當首先區分損失的所有權性質。因為這是進行利益平衡的首要前提，也是徹底解決糾紛的前置條件。

當這種物質損失屬于私有性質時，與自然人作為原告的情形相類似。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的審理，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來確定被告與原告之間的糾紛，恰當合理地解決賠償問題，這種利益平衡思路相較而言簡單清晰。因為這種情況的原告與物質損失之間都具有直接聯系或原告與被害人具有某種身份關系而成為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但當這種物質損失屬于國家和集體性質時，原告的適格問題成為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因為只有解決了原告適格問題，才能正確解決利益平衡問題?！缎淌略V訟法》第七十七條第二款規定：“如果是國家財產、集體財產遭受損失的，人民檢察院在提起訟訴的時候，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倍@里的“可以”應當同被害人是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的情況聯系起來理解，即當國家財產、集體財產遭受損失，而被害單位沒有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時，人民檢察院作為國家利益的維護者，有責任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當檢察機關一并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時，它既是公訴機關，又是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享有民事原告人的訴訟權利，但它無權同被告人就經濟賠償問題通過調解達成協議或自行和解。

這里提到兩種情況，先看第一種情況：即由被害單位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按被害單位物質損失的性質又可以細分為：集體財產遭受損失的被害單位和國家財產遭受損失的被害單位。集體財產歸屬單位集體所有，遭受物質損失時，由直接利益關系人——單位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也就是“誰受損害誰提出”，這是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設立的題中之義。

然而，當國家利益遭受損失時，國有單位的原告資格是否適格呢？現有制度中，由被害單位以原告身份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事實上可理解為將國有資產假定為被害單位所有財產，而此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任務只是對刑訴被告與被害單位之間的利益進行平衡。這實際上是原告身分的錯位及不適格。因為國有財產歸全民所有，上訴規定僅照顧到了被害單位對國有財產的占有和使用的利益，而犧牲了全國人民的所有和監督的權益。

如果被害單位能夠積極行使其訴訟權利和履行保護國有財產不受損害的職責，那么這種形式上的不正義尚未造成實質上的不正義。但是，當被害單位不能盡到履行保護國有財產不受損害的職責，怠于履行其訴訟權利，致使國有財產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不能得到合法合理地補償，那么，由被害單位擔任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原告身份的錯位及不適格問題，無論從形式上還是從實質上都突出地成為不可回避的問題。

首先，我們要正確理解國有財產的內涵和外延。我國《憲法》第七條明確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钡谑l：“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國家保護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禁止任何組織和個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壞國家的和集體的財產?！币簿褪钦f，國有財產是社會主義公共財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歸全體國民所有。那么，國有企業對國有財產到底享有什么性質的權利呢？根據《憲法》第十六條：“國有企業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有權自主經營?！苯Y合民法有關規定，完整的所有權應當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四項權能。綜上可知，國有企業可以對國有資產享有占有、使用權能，而收益歸國家所有，并且不能私自隨意處分國家財產。因此，國家才是國有財產的直接利害關系人，不能因國有單位是國有財產的占有和使用主體而將其作為國有財產受損害時享有訴權的主體。而且，由國有單位擔任原告也存在很多弊端。因為在訴訟實踐過程中，國有單位作為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所涉及的刑事案件有很多是國有單位內部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正是由于這種被告與原告的特殊關系，尤其是在中國特有的文化背景里，為了保證法律的公正性和國有財產不受損失，我認為當國家財產受到物質損失時，只有國家才有資格作為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這種訴權必須由一個適格機構或組織來代表國家行使。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是我國專門負責國有資產管理工作的機構。當國有財產受損害，國資委有責任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并承擔舉證責任。完成這項工作，要求國資委有一個龐大的組織體系，繁重的訟累也必然會影響到國資委其他重要職能的行使。從這個角度來看，國資委完全獨自承擔這一工作是不可行的。因此，在制度設計上，可以由國資委獨立搜集取證，在必要時也可要求被害單位給予配合參與訴訟，但原告依然是國資委。這種安排的合理性也在于前文我們曾提到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原告與被告之間的特殊關系，以及國有單位與國有資產之間的密切關系，國有單位對國有資產和案件情況更加熟悉和了解，有利于幫助國資委的舉證責任的實現。這種制度安排不僅解決了國有資產受損害的原告適格問題，使得此時的形式附帶民事訴訟原告“名正言順”，也解決了訴訟實際運行中的操作問題。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第二款的第二種情況是被害單位不提起，人民檢察院有責任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通過對上述第一種情況的分析，我認為合理的制度設計應該是國資委“應當”提起相關訴訟，否則應當追究其法律責任，當然這還需要其他相關配套法律制度的支持。

但是，現行制度對于檢察院的制度設計，我認為很值得推敲。檢察院提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集刑事訴訟控告人與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雙重身份于一身。在一并審理的訴訟程序中，檢察院的這種“一身兩面”的狀態是不利于實現實質正義的。在刑事訴訟中，檢察院作為國家機關擔任控告方，在訴訟過程中處于優勢地位，對被告人的罪行負舉證責任。盡管在法律上為保障刑事被告人的權益制訂了完善的制度，但是檢察院作為國家公權力行使機關以及為人民伸張正義的英雄形象，他對被告人的震懾是無法回避的，甚至對負責案件審理的法院來說，在現實的訴訟實踐中，也造成了公正天平的失衡。在這種背景下，法律賦予檢察院與刑訴被告人雙方在形式附帶民事訴訟中的平等主體身份與實際操作中的雙方地位實難相符。刑訴被告人除了要受到刑罰的懲罰，他的財產利益也將受到剝奪。這種剝奪本身作為因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為給被害人造成的物質損失的補償，是合理合法的。但由于檢察院的特殊身份，這種剝奪的合理性就受到一定的質疑?？梢哉f，檢察院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容易造成對國家集體利益傾斜性的保護，而以刑事被告人的合法利益為代價，是多數人的利益對少數人利益的暴政，是現行制度調整的弊端。

綜上所述，現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關于原告資格的制度安排有些地方值得商榷，在此情況下，需要采用一種多角度、綜合性的思維來解決問題，也許這就是將經濟思維引入的價值和意義吧。

作者簡介：

李虹樺，女，1985年3月，學歷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