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訴交易在我國的冷遇與發展

摘 要：辯訴交易制度相比刑事和解制度在實務中的適用普及度并不高，造成眾多學者和司法實務工作人員對于辯訴交易制度的懷疑。本文將立足于辯訴交易與刑事和解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截然不同的際遇，比較辯訴交易與刑事和解在理論上的區別和聯系，并結合代表性國家的辯訴交易制度，尋求適合我國發展辯訴交易的路徑。

關鍵詞：辯訴交易；刑事和解；原因

在我國刑事司法實踐中，刑事和解制度已被《刑事訴訟法》及有關司法解釋所規定，并據此大量運用于實踐中，甚至有擴大運用的趨勢。然而辯訴交易制度則并未被法律明文規定，司法實踐中也不敢明確適用這一制度，即使早在2002年4月黑龍江省牡丹江鐵路運輸法院就率先適用辯訴交易制度審結了一起刑事案件。探究這種實踐中的區別性表現產生的原因如何，使得我們有必要對這兩種制度進行理論上細致的比較。

1理論上區分辯訴交易與刑事和解

辯訴交易是指在法院開庭審理之前，處于控訴一方的檢察官和被告人（通常由被告人的辯護律師代理）進行協商，以檢察官撤消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院從輕判處刑罰為條件，換取被告人有罪辯答的一種司法制度。刑事和解，又稱加害人與被害人的和解制度，一般是指在犯罪后，經由調停人的幫助，加害人和被害人直接相談、協商，解決糾紛或沖突的一種刑事司法制度。單純從概念上看，辯訴交易的主體是檢察官和被告人，而刑事和解的主體是被害人與被告人。

辯訴交易制度最早產生于19世紀30到40年代的美國，并且在美國發展的最完善，但其到20世紀前半葉一直處于不公開的地下交易狀態，直到1970年才確認了辯訴交易的合法性。辯訴交易制度的產生是為了滿足美國刑事司法效率性的要求，當出現判決不確定的局面時控辯雙方可采取的應變措施。鑒于辯訴交易在司法實踐的顯著效果，這一做法迅速傳播到了其他英美法系國家，甚至在大陸法系國家諸如德國、葡萄牙、西班牙也相應確立起來。刑事和解制度的產生存在爭議，通說認為最早產生于西方。樊崇義則主張其產生于中國，因為刑事和解符合中國傳統的和合文化的特質。刑事和解作為恢復性司法的重要舉措，用來修復犯罪帶來的損害，從而使犯罪人復歸社會，使被害人權利得以最大限度保護。由此可知，無論是辯訴交易還是刑事和解，都不局限于一種法系或一個國家，根據它們不同的功用，都可以被需要的國家運用的刑事司法實踐中。

在保護被害人利益方面，辯訴交易中的公訴人一般是根據所掌握的證據能否獲得勝訴而決定是否進行交易，并不征求被害人的意見，也不以賠償、道歉作為條件，這種以公訴方和被告人為主體的交易模式導致被害人被邊緣化，交易的結果很有可能違背被害人的意愿。而刑事和解則不存在這種缺陷。通過面對面的協商，加害人了解到自己行為的不利后果，而被害人也借此接受加害人的道歉、懺悔和賠償請求，從而降低犯罪行為給當事人、當事人家屬等利害關系人造成的痛苦，最終盡可能地達成賠償協議，以修復犯罪帶來的損害，從而使犯罪人復歸社會，使被害人權利得以最大限度保護，以實現刑事和解化解矛盾、全面恢復正義、提高司法效率的刑事政策價值。

然而，辯訴交易與刑事和解制度又具有諸多相似性：第一，其內在共通的理論基礎，體現了相同的價值理念，在維護法律權威的前提下，融入了更多的情理考慮和人文關懷，凸顯著現代法治的精神內涵；第二，都表現出對刑事訴訟中個體權益的關注，在國家本位的刑事訴訟中保護被告人、被害人利益，體現著尊重人權的人本觀念；第三，法律功能和法律效果的一致，使案件不再經過繁瑣的正式審判程序，有效地節約了司法資源，實現了現代司法對效率價值的追求，在兼顧各方權益與司法效率方面，二者具有異曲同工的功效。這種具有優勢特點的相似性，刑事和解和辯訴交易制度才可以同時被一個國家所接受，使得這兩種制度在同一國家的確立和適用成為可能。

2我國辯訴交易與刑事和解制度的現狀

雖然法律上沒有明文規定和確立辯訴交易制度，但通說認為我國是存在辯訴交易的。我國的刑事司法實踐中存在諸多辯訴交易的痕跡，只是迫于輿論的壓力從未正名，這些痕跡主要包括：第一，2002年4月黑龍江省牡丹江鐵路運輸法院審結了中國“辯訴交易”第一案，但所有的公開材料和報道均對辯訴交易加了引號來描述，說明實踐中存在辯訴交易的事實，但未經官方的明確認可；第二，根據刑事政策“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被告人可獲得量刑上的折扣，實質上就是通過被告人向公訴方妥協，坦白犯罪事實，以換取公訴方相對較輕的量刑建議；第三，共犯中由于取證較為困難，公安司法機關為有效打擊主犯，往往答應給予從犯一定的量刑上的好處而要求從犯檢舉揭發主犯，或者為證實主犯的犯罪事實而積極提供證據或者線索，這也是一種辯訴交易實質上體現。因此，辯訴交易在我國刑事司法實踐中實際上是存在的，只是在立法層面沒有確立一個明確的制度外觀，幾乎都表現為零散的、碎片化的司法實務操作，而沒有形成一種相對完善和明確的制度。

《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了公訴案件當事人和解的適用條件和案件范圍，刑事和解開始廣泛運用于輕微的刑事案件，作為恢復性司法的重要舉措，解決了以下兩個重要問題：第一，從被害人角度，犯罪分子受到的懲罰并不能補償被害人的損失。很多被害人無法在經濟上得到補償甚至沒有條件進行心理治療，最終影響他們今后的生存和生活；第二，從被告人角度，一旦受到刑事處罰就被打上了犯罪的烙印作為有前科的群體，對于出獄后的婚姻家庭和就業都會受到影響，并且容易滋生對社會的仇恨心理，形成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并且，由于現實中很大一部分的刑事案件并非罪大惡極的惡性犯罪，很多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都是在不經意間不小心犯罪，造成的損失也并非無法彌補，沒有必要必須通過刑事懲戒來處罰，這就為刑事和解的擴大運用提供了現實基礎，刑事和解在司法實踐中呈現出擴大化趨勢。

3辯訴交易在我國的發展路徑

在適用刑事和解形勢一片大好的情況下，很多人都在考慮，或許我國的司法實踐只需要刑事和解制度即可，辯訴交易已經沒有必要存在，如果確立辯訴交易制度，可能會造成司法制度的重復建設，使得兩種制度都不能很好的發揮作用。這種觀點或許過于固步自封和因循守舊，因為辯訴交易與刑事和解制度各具特點，二者并不能完全等同，二者所發揮的作用也不會完全相同，因此不能以其中一個去否定另一個，或者以其中一個去取代另一個。

辯訴交易制度在我國仍然存在刑事和解不能替代的必要。第一，辯訴交易符合現代訴訟的發展趨勢，被告人的訴訟主體地位應當得到普遍的承認。作為訴訟主體，被告人應當擁有訴訟程序上的基本人權，國家應當尊重和保障被告人的各項權利，并為這些權利的實現提供必要的條件。第二，我國的刑事訴訟是以國家為主體的訴訟模式，辯訴交易中通過公訴方與被告人的談判周旋，既能最效率地維護國家懲治犯罪、保護人民的功能，又不失刑事訴訟中國家的主體地位。第三，辯訴交易過程中辯護律師作為必須存在的因素，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我國刑事案件的辯護率，增強刑事審判中的對抗性，從程序上和實質上保障司法正義的實現。

因此在我國確立辯訴交易制度存在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又不是盲目地確立。美國的辯訴交易的適用最為開放，分為指控交易、罪名交易和刑罰交易三種模式，適用于所有被追訴的刑事案件。作為大陸法系的代表，德國也確立了辯訴交易制度，但它的辯訴交易僅適用于大的商業詐騙案件，對于嚴重的暴力犯罪則排除適用，并且辯訴交易本具體規定為審前交易和審判中交易兩種程序，被告人、犯罪嫌疑人需要在經濟上或罪刑上付出一定代價。英國的辯訴交易僅僅限定為指控交易。意大利的辯訴交易則并不以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辯為前提，檢察官和被告人之間不能就犯罪性質進行交易，即不能進行指控交易，限定法定最高減刑幅度為法定刑的三分之一，最終判刑不得超過二年有期徒刑；即使檢察官不同意，被告人也可以要求法官依法減刑三分之一?？梢?，域外的辯訴交易都結合了各國的國情對美國模式下的辯訴交易設計進行了有益且適當的改革和探索，以適應各國刑事司法實踐的需要。這種世界潮流式的法律移植，雖然都遇到了不同理由的質疑和討伐，但適用的效果不可否認是行之有效的。

通過借鑒國外的經驗，我國的辯訴交易也應該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出規范：第一，對他種規范調節不了或者適用不當的受案范圍允許辯訴交易程序的介入，通過合理限制辯訴交易的適用范圍，比如只適用于某些標的額的經濟類案件，在刑事和解尚未涉及的受案范圍引入辯訴交易。第二，規范適用的程序，比如作為辯訴交易參與者的公訴方與被告人所要遵守的程序、法院在其中如何發揮作用，以及被害人意見等都是需要規范的內容。第三，建立相應的責任追究制度，當適用辯訴交易制度涉嫌損害到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被害人、被告人的利益時，如何進行責任的追究和相應的救濟措施。第四，防止違法“以錢買刑”和權錢交易，以免某些不法分子通過金錢賠償達到逃避刑法處罰目的，使法律上的辯訴交易淪為地下交易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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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楊婷（1990～），女，漢族，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