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爾：無邊境的邊境之城

Louis+Hothothot

誰家的上帝？

雨點，像是從天上扔下來的，砸在車窗上，發出“嘭”、或是“嘭嘭嘭嘭”的聲音，用慢鏡頭看來，雨點一瞬間散開，隨后化成數瓣更小的雨珠，彈回空中，像是一朵朵雨花綻放，隨后一部分落在鐵軌上，一部分順著車窗玻璃流淌下來，車窗外的土地，就在雨珠和水流的折射下，變得像梵高的畫一樣——線條嫵媚起來！一百多年前，梵高也是從這條路上去巴黎的?；疖嚶愤^布魯塞爾，半空的車廂一下子涌進無數比利時人，身披國旗，頭戴紅黑黃相間的海怪帽子，用力揮舞著手臂，亢奮地高歌，熱情像氣流一樣瞬問充斥在整個車廂里，而火車，也隨著他們的歌聲“哐當哐當”地一起搖擺著前進。這是2016年7月1日下午6點，我從阿姆斯特丹出發，途經布魯塞爾，和這些比利時人一道到達里爾。

里爾，位于法國北部，距離布魯塞爾半個多小時的車程，歷史上長時期屬于比利時，直到今天，本地居民還多有弗萊芒民族的血統。邊境之城，自古紛爭不斷，西班牙、荷蘭、英國、德國、法國都爭奪過對它的統治權，于是在城市的歷史上深深烙刻下了拿破侖、路易十四和比利時貴胄們的暴行和事件。但是當晚9點，打仗的不是比利時軍隊，而是號稱“歐洲紅魔”的比利時足球隊。他們和威爾士爭奪歐洲杯四強的席位，5萬比利時人涌入這個常駐人口只有20萬的法國城市，紅黑黃旗幟遮天避日。里爾政府部署了600名國家安全隊隊員、480名警察和200名保安，要抵達球迷區人們需要經過長長的入口，依次通過四道安檢：過濾不合規物品、檢查包裹內容、全身觸摸檢查和金屬感應器檢查。最后在無數的跨國企業的廣告牌（老派有可口可樂，新貴有海信）圍起來的場地中，暴力轉化成了體育和資本競爭，在這里搶奪榮譽和資本。

走在里爾的街道上，感覺有點兒怪。建筑是文化的外延，也是權力的外化。里爾的面貌，無論居民區、還是公眾建筑，都被比利時的弗萊芒文化和法國的高盧文化所統治。幾百年的時間，兩種風格的建筑，抹去了孤立的社區邊界，完全是比鄰而居，像一排排牙齒，咬合的天衣無縫。弗萊芒風格的建筑多是紅磚加上白色色塊的裝飾，風格低調優雅。比利時人統治了上千年了，城市的雛形是安弗萊芒文化營建的。

法式的巴洛克風格建筑多是1667年后的產物，里爾在那時被太陽王路易十四所占領，他的夢想是占領7個比利時城市，1個荷蘭城市，再加上7個法國城市，建成一個“大北方”，里爾就是“北方之都”?？上А皦阎疚闯晟硐人馈?，縱然如此，路易十四還是將法國文化深深地滲透入里爾。巴洛克風格的建筑，多用白色、灰色和米色的石材，建筑的頂部和底部多有柱頭、雕塑和夸張的紋樣等裝飾，里面上也用弧線和水平線結合，總之風格上張揚又雄奇，和弗萊芒文化相反。就拿市中心的戴高樂廣場來說，兩種風格的建筑是窗連著窗、門挨著門，勢均力敵地膠著在一起。同時，路易十四的太陽王頭像還見縫插針地裝飾在建筑的外墻上。更有趣的是這家Eglise samint-Andre教堂，設計的是誰都不得罪，正面是法國的巴洛克風格，側面是比利時的弗萊芒風格。弱弱地找個茬：這是誰家的上帝？

文化“弒父”

中國傳統藝術家視師恩為父恩，一個“師”還不夠，硬生生加個“父”字。拜師，除了上茶，還要下跪，潛規則加明規則，一輩子的債呀！而西方藝術史，則是由那些“殺死父親”的“孽子們”書寫的，梵高臨摹米勒，憋著一口氣——我要干掉他！創造性地“拿來”，所以7年能有大成。在里爾美術館，也就是法國第二大美術館，收藏的就是歷代“反骨”們的名作。從古埃及雕刻到現代漫畫，一米的距離就是一個世紀的文明，每個時代都是以顛覆上個時代為己任。走過拉斐爾（Raffaello Sanzio）、倫勃朗（Remb 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戈雅（Francisco Goya）、庫爾貝（Gustave Courbet）之后，進入現代展廳，那是一個長長的粉色長廊，左一腳莫奈（Claude Monet）、右一腳羅丹（（Auguste Rodin）），一拐彎，畢加索（Pablo Ruiz Plcasso）、萊熱（Joseph Leger）已經在墻上恭候多時了；再多走兩步，杜尚（Marcel Duchamp）把畢加索又給顛覆了。

館藏有一件羅丹的雕塑“The Shade”，這件男性雕塑陽剛健美，頸部伸展的成一條水平線，這個極端的姿勢給人一種掙扎的痛感。羅丹學習過米開朗琪羅（Michelangelo），繼承了米開朗琪羅的雄健審美，但拋棄了優雅和端莊的特點，那是古典主義時代的美學。熱情、痛、絕望、被破壞的生命——這即是羅丹的主題。站在古典時代終結、現代主義開始的轉折點上，羅丹既創作了大量優雅溫柔的大理石女性裸體，又雕刻了許多引起巨大爭議的粗曠的青銅身軀。羅丹，最終以藝術先鋒的姿態，站在現代主義的入口。

先鋒，本來自軍事術語，指的是為大部隊探索方向的少數精兵強將。為時代美學開疆裂土的藝術先鋒們，顛覆了前輩，成就了自己。米歇爾?？拢∕iche[Foucautt）曾說：知識即權力！那么，文化沖突就是權力的爭斗。一代年輕的藝術家挑戰舊有的秩序，是通過藝術的變革；一批移民藝術家挑戰本土勢力，也要通過破壞既定的規則。羅丹跑到意大利，挑戰了米開朗琪羅：畢加索從西班牙趕到法國，挑戰了塞尚（Paul Cezanne）；本土的藝二代杜尚又顛覆了畢加索——對于那些走不出前輩陰影的孝子賢孫們，美術史匆匆而過，不帶走一片云彩！在里爾美術館，每跨一步，“弒父情結”就重了一層。

干一杯“戴高樂”紅酒

里爾的文化爭斗如此外化，自然而然地哺育了對復雜司題洞若觀火的智者們。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哲學家米歇爾?？?、科學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和政治家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

26歲的?？略诶餇柎髮W教書，他的早期的研究，諸如俄狄浦斯情結和弗洛伊德等研究都在這里形成。日后?？鲁闪?0世紀三大哲學家之一，里爾是他事業的起點。他的研究浩如煙海，最重要的思想總是圍繞著“權力和知識的關系”，里爾的文化現場應該給了最好的支持。1984年，同性戀的?？滤烙诎滩?。法國的葡萄酒暢銷全世界，怎么讓葡萄酒不變酸呢？這也成了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事，在政治和國際關系上風起云涌的1860年左右，路易巴斯德接到了里爾葡萄酒商人的求助。于是巴斯德首先研究了酒的發酵過程，他發現發酵是因為微生物（酵母菌）的增長造成的。酒變酸和發酵類似，不過是由不同的微生物引起的。巴斯德通過大量實驗提出：環境、溫度、pH值和基質的成分等因素的改變，以及有毒物質都以特有的方式影響著不同的微生物。經過多次實驗，他還證明煮沸的肉湯內，不會增長細菌；在1862年，他提出：“一切生物來自生物”。從此，人類對自然研究的歷史改寫了，釋迦摩尼所說的“一杯水里有十萬八干蟲”的預言成真了。

這些研究不僅是解決了儲備紅酒的難題，還應用于醫療衛生，為了紀念他，家鄉父老建立了巴斯德學院，并將里爾最好的中學命名為巴斯德中學。1895年，巴斯德病逝于巴黎，3個月后，電影誕生。2013年獲得戛納金棕櫚獎的的同性戀電影《阿黛爾的生活》，就是在巴斯德中學拍攝。來干一杯法國紅酒吧！紀念一下巴斯德！巴斯德的父親是拿破侖的騎兵。青年戴高樂則受訓于拿破侖創立的軍?！ノ鳡栜娦?。戴高樂出生在里爾的公主街。他的祖父做的紡織廠的生意，在他最富有的時候，他買下公主街小半條街來做工廠、工作室和住宅，但是在1880年左右，里爾的紡織生意競爭日益激烈，法國和比利時交惡，他的生意開始入不敷出，最后不得不關了工作室，賣了工廠只留下住宅，現在就是戴高樂故居博物館——公主街8號。

在進入戴高樂故居之前，我們先來看看Gillis van Tilborch的油畫。Gillis van Tilborch是17世紀弗萊芒繪畫大師，他的家庭系列向我們展示了傳統的里爾家庭生活。通常，那是由男性主導的家庭，而戴高樂的故居則不同于傳統的里爾家庭，這是一個女性主導的虔誠的天主教家庭。這個房子以綠色系為主?？蛷d很小，其實僅僅算是一個通道，餐廳很大，最多可以容納30人同時就餐，這里才是聚會的主要場合（家庭為主的家庭），戴高樂在這里度過愉快的童年，家人們通常在飯后討論政治和文化，比如埃菲爾鐵塔的興建、德雷福事件等。

少年戴高樂曾在寫作和從軍之間猶豫不決，他寫了不少作品，還獲得了出版的機會，但他并沒有像孩子時代那樣夸耀自己了。直到他母親在抽屜里發現了100本印刷品，才得知此事。也許正是同為作家和政治家，戴高樂和丘吉爾才志同道合，成為終生摯友。在戴高樂故居的紀念品商店，有上百種關于戴高樂的圖書和紀念品，包括他從童年到老年的照片。其中，一張照片記錄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時刻，那是于1940年6月18日，他在BBC廣播上發表演說，號召人們抗擊納粹。那時的戴高樂，名義上僅是一名準將，但是他拒絕承認納粹扶植的法國傀儡政府，并在海外領導“自由法國”運動，主張抗擊復國。這次BBc演講，就是流亡的戴高樂在國家危亡之時的臨危受命之舉。有意思的是，在法國，納粹切斷了電臺BBC，所以并不是很多人得知消息。而法國的一個小島，由于距離英國最近，廣播信號最好，所以島上的居民可能是唯一聽到直播的法國人，他們馬上響應戴高樂將軍的號召，來到倫敦和他相會；最后，島上只剩下了兩個人，一個牧師、一個面包師。法國光復之后，島上的居民們卸甲歸田，用本地的石頭，制作了一件戴高樂雕塑。對于患難之交，戴高樂格外珍惜，他沒有把這件雕塑置于巴黎的宮郾中，而是永存在公主街的故居，那是他心底最柔軟的地方。他曾給他的姐姐寫信道：“不論年齡怎樣增長，童年仍然占主導地位，如果我能夠成為今天的我，可能都要歸功于公主街，我出生的地方”。出生在復雜文化交織下的戴高樂，在日后處理復雜的國際政治矛盾中極具智慧。他提出了對法國歷史影響深遠的“戴高樂主義”，其中包括：“不論該國政治形態、宗教、領導人是否讓法國民眾喜歡，都要保持中立或友好態度，避免干預他國內政”。所以，縱然在冷戰期間，法國也能和蘇聯、中國等意識形態不同的國家保持“緩和、諒解、合作”。換句話說，“戴高樂主義”就是政治智慧中的法國紅酒。

遺憾的是，“戴高樂紅酒”在2011年薩科齊執政期間得到了變動，法國政府開始追隨美國，介入中東事務，甚至直接出兵利比亞和敘利亞，聲稱推翻當地政府。不料當地的革命軍獲得西方的支持后迅速崛起，從勢單力薄的恐怖組織壯大成伊斯蘭國。隨后的一系列發生在法國、比利時的復仇行為，讓人們見識了披著宗教外衣的當代法西斯的恐怖。如今，法國知識界將最近幾年的恐怖襲擊的罪責，指向薩科齊的政策，并且呼喚下一個領袖戴高樂的到來。

無邊界的大里爾和無邊界的人類共同體

里爾有兩項技術成為城市規劃的先鋒，一項是城市圈的設計，所謂的大里爾城市圈（Lilloise Metropole），里爾和周邊的85個城市連為一體，坐上地鐵、公交穿過以各個城市，沒有城市之間的大片農村，也感覺不到城市邊界存在?？瓷先?，路易十四的夢成真了！

為了發展周邊城市，朗斯（Lens）甚至建成了盧浮宮分館。這是一個煤炭為主的小城市，在能源衰弱之后，城市發展難以為繼。能不能依靠文化來增強吸引力呢？適逢2003年，法國文化部為了解決文化機構過度集中在巴黎的問題，設想建立盧浮宮分館的計劃，最后朗斯在6個城市的競爭中取勝。2012年，一個幾乎全部是純粹的、明亮的建筑材料建成的超現代的美術館，像是從天而降，開始坐落在這個灰黑黑的城市里。這是由妹島和世與西澤立衛設計的，他們是2010年普利茲克獎得主。

另一項技術就是無人駕駛地鐵VAL，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發明，一切都是電腦控制，坐在這些80年代的老地鐵的首節車廂上，假裝是自己是老司機了，一直可以到達比利時邊界。后來無人駕駛技術賣給了德國西門子，德國人經過一系列改進，又賣給了日本人，幾經轉手，無人駕駛技術跨越國境，在各個地區為人類溝通拓展著新的可能性。

不幸的是，今天的恐怖主義和無人駕駛一樣，也突破了國境。

上個世紀西方制止恐怖主義和移民涌入的策略是：以西歐為核心，設置層層關卡，建立三層保護圈：意大利和希臘是一層邊境的外緣：東歐、土耳其和利比亞，則是二層邊境的前線。如果您不熟悉歐洲地圖，沒關系，就請設想一下北京的二環、三環、四環，邏輯完全成立。這種關卡以與各地的獨裁者合作為條件：“歐洲支持你的政權，幫你組建軍隊，維持你的經濟，但是你要保證讓你的人留在你的地盤上”。而各地的獨裁者也愿意利用這樣的交易，并且在自己不能得償所愿的時候，給保護圈捅個窟窿來威脅他們的西歐金主們。半個世紀以來，“邊境危機”就在種種合作、暴力、妥協、交易中不斷上演著。穆阿邁爾·卡扎菲（Muammar al-Gaddafi）在最后一次電視講話中說：“你們（歐洲政府）親手拆掉了擋在恐怖分子和歐洲之間的墻，你們在轟炸一堵墻，一堵在非洲擋住基地組織通往歐洲的墻，也是非洲移民（難民）去歐洲的墻，這堵墻就是利比亞”。

如今，墻已破，關閉邊境也不能守衛歐洲，恐怖主義不斷在歐洲內部開花，中東的戰火能夠導致西歐的巨大犧牲，全球化下的危機在今天給了我們極為慘痛的教訓。法國和比利時，這對被恐怖襲擊的困擾不堪的難兄難弟，不僅要像里爾不同族群的住宅一樣，手拉著手站在一起，進行反恐聯盟；更要思考建立起一種沒有國界的人類共同體的視野，畢竟，互聯網已經超越了國界讓信息共享：跨國企業將資本從各個本土中抽出，納入到全球化的流動中：移民和恐怖分子已經突破邊境，將文化和危險同時星散在歐洲內部——“突破邊境，建立人類共同體”的左派理想，在今天變得比任何時候都迫切。（編輯：張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