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析兩《蟋蟀》之比較研究
——清華簡《耆夜》所引《蟋蟀》與《毛詩正義》本《唐風·蟋蟀》

○秦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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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析兩《蟋蟀》之比較研究
——清華簡《耆夜》所引《蟋蟀》與《毛詩正義》本《唐風·蟋蟀》

○秦云霞

摘 要：清華簡《耆夜》所引《蟋蟀》和《唐風·蟋蟀》關系密切：從詩歌文本內容來看，詩歌用字相似度高，難以排除兩者的“血緣關系”；詩歌創作時間、地點方面，清華簡《蟋蟀》產生于武王克商前期的先周國，《唐風·蟋蟀》作于西周后期的諸侯國；詩旨方面，清華簡本《蟋蟀》有戒懼、互相勸勉之意，《唐風·蟋蟀》則注重詩歌的樂音節奏，思想主題模糊化。

關鍵詞：清華簡 《耆夜》 《毛詩正義》 《蟋蟀》

清華簡《耆夜》所引《蟋蟀》和《唐風·蟋蟀》關系密切。目前，學者爭論的主要問題包括簡文《蟋蟀》與《唐風·蟋蟀》究竟誰先產生，二者是不是同一首詩歌，主題有何不同等方面。筆者將從詩歌文本語言及用韻、創作背景與詩旨方面著手分析，對兩詩進行比較研究，以就教于方家。

一、文本語言及用韻

從語言來看，詩歌文字的重合率高。簡文《蟋蟀》可識別字共117個（包括根據上下文補入者），有15字因斷簡殘缺?！睹娬x》本《唐風·蟋蟀》96字，其中有57字與簡文《蟋蟀》完全相同或者可以通讀為同一字，如“毋”與“無”?！短骑L·蟋蟀》有近2/3的文字、近1/2的語句與簡文《蟋蟀》相同或相近。如此之高的重合率，是兩者淵源關系的直接表現，也是學者比較分析兩首詩歌關系的重要依據。

文本結構方面，《唐詩·蟋蟀》是整齊的四言句式；清華簡《耆夜》所引《蟋蟀》句式較為松散，包括四言句式、五言句式、七言句式。簡文《蟋蟀》共三章，每章十句；《唐風·蟋蟀》共三章，每章八句。按照處于每章中的位置對應比較，兩者詩句幾乎一一對應，有固定句式的固定位置，或只更改了個別字，如“蟋蟀在堂”位于《唐風·蟋蟀》三章中的每章首句，在簡本亦是如此，只第二、三章“堂”字分別作“席”“舍”?？椎铝柘壬治龅檬仲N切，他認為：“兩者的語句存在三種情況：完全相同、基本一致、演化新變?！保?］完全相同的有：“蟋蟀在堂”“無（毋）以大康”“日月其邁”；基本一致的有：“歲聿其莫”“ 良士瞿瞿”“ 歲聿其逝”“好樂無荒”；演化新變的有：“今夫君子，不喜不樂”與“今我不樂”。

從用韻方面看，《詩經》由周代的采詩之官從民間收集反映人民歡樂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給太師譜曲，演唱給周天子聽，作為施政的參考。緣此，《詩經·唐風·蟋蟀》的音樂性毋庸置疑。李學勤先生認為：“兩篇用韻很不一樣。簡文《蟋蟀》，第一章押陽部韻，第二、三章押魚、鐸部韻（魚鐸平入對轉）?！短骑L·蟋蟀》第一部押魚、鐸部韻，第二章押月部韻，第三章押幽部韻?！保?］《詩經·唐風·蟋蟀》在簡文《蟋蟀》基礎上的雕琢是顯而易見的。

二、創作背景與詩旨

由政治時代背景來看，“從武王即位伐黎，到兵渡孟津，八百諸侯會師克商，歷時前后整四年。由此可知武王戡伐黎是克商的整個軍事部署中的第一步，先伐黎，獲勝后，再直逼商紂王朝都邑……所以說，歷史上的武王戡黎與武王克商，應視為伐商的兩個組成部分?！保?］該“飲至”典禮的舉辦當在武王伐紂大勝，建立西周王朝之前。武王伐紂的時間，即從周幽王最后一年（前771年）上溯257年，便是前1027年。簡文《蟋蟀》當作于公元前1027年之前。

從宴會情景來看，伐黎的勝利，既打開了戰斗局面，又振奮人心。滿懷斗志的武王在文王太室舉行“飲至”典禮，又有告慰先輩之意。宴會誦詩始于武王爵酬畢公《樂樂旨酒》，爵酬周公《輶乘》，盛贊畢、周二公功勛，勸其暢飲，盡享勝利之喜悅。接著周公夜爵畢公《赑赑》，又夜爵酬武王《明明上帝》，乃相互激勵之辭，是宴會的高潮。至此，慶功宴會已然盡興。但周公言而未盡，“秉爵未飲”，有感于蟋蟀驟降于堂，又誦一首《蟋蟀》，且《蟋蟀》一詩與周公酬畢公的“贔贔戎服，臧武赳赳”、酬武王的“作茲祝誦，萬壽亡疆”詩旨明顯不同，由“毋以大樂，則終以康”，流露出周公不求此刻的“大樂”，而求天下安“康”的思想。且詩歌兩次出現“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恩恩”，顯現出周公作為統治者，有感于時間的流逝，提醒大家不要懈怠，要時刻常備戒懼，這樣才能齊聚良士，共商克紂大計的思想。蟋蟀又有“百日蟲”之稱，生命短暫，“在歡樂至極之時，周公有感于蟋蟀的鳴叫，借由誦詩，提醒大家時光在流逝，未竟之事尚多，要掌握好尺度，不能縱樂過甚，這無疑是富有哲理的完美結局”［5］。

關于《唐風·蟋蟀》的成篇背景，《毛詩序》云：“《蟋蟀》，刺晉僖公。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保?］晉僖公，《左傳》桓公六年作僖侯，《史記·晉世家》作釐侯，其在位西周共和二年至宣王五年，即公元前840年至823年。據此，可初步判斷《唐風·蟋蟀》最早作于公元前840年，比簡文《蟋蟀》晚了約一百八十七年。詩歌創作時間上一前一后，文字重合率如此之高，后者借用、模仿前者的可能性難以排除。

李學勤先生認為：“晉僖公絕不是儉嗇的人，而是耽于逸樂，愛好田游和美味的豪奢貴族?！对娦颉匪v恐怕不是史實?！保?］錢鐘書先生認為：“雖每章皆申‘好樂無荒’之戒，而宗旨歸于及時行樂?！保?］筆者認為，古人的“及時行樂”或直接受到《毛詩序》的影響所致，今人的“戒懼”說有受到清華簡詩旨的影響，實質上，經周太師譜曲，孔子編訂的《唐風·蟋蟀》主題思想并不突出，內容十分單薄，只是語句更加整齊，音樂性更強。

詩旨之變化，社會背景當為主要原因。由上文可知，簡文《蟋蟀》創作之時，正值時代變遷，社會動蕩，而武王克商的軍事第一步告捷，王室大宴，一片歡歌，素有“慎戒”情懷的周公在宴享之時，由蟋蟀入室而發之情，必定是謹慎地提醒諸位須加戒懼?！短骑L·蟋蟀》創作于西周后期相對和平的年代，且《詩經》中的十五國風出自各地的民歌，常用復沓的手法，一首詩中往往只有幾個字不同，是詩、樂、舞融為一體的典型代表。重于詩歌的樂律，詩旨逐漸模糊化。

三、結語

通過對簡文《蟋蟀》與《唐風·蟋蟀》的對比，可以看出，兩詩在文本內容上文字重合率高，難以排除兩者的“血緣關系”；文本結構大體相同，但又有新的變化；用韻差別較大；創作背景迥異；詩旨有明顯變化。探索從簡文《蟋蟀》到《唐風·蟋蟀》的演變，能夠追本溯源，進而推知《詩經》的形成過程，具有獨特的文獻價值和文學價值。

注釋：

［1］孔德凌：《清華簡〈蟋蟀〉與〈唐風·蟋蟀〉異同考論》，北方論叢，2015年，第1期，第28頁。

［2］李學勤：《論清華簡〈耆夜〉的〈蟋蟀〉詩》，中國文化，2011年，第1期，第7頁。

［3］沈建華：《“武王八年伐耆”芻議》，光明日報，2009年8月24日。

［4］毛亨傳,鄭玄注,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六）》（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0年版。

［5］李均明：《〈蟋蟀〉詩主旨辨》，紹興文理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第5頁。

［6］李學勤：《論清華〈耆夜〉的〈蟋蟀〉詩》，中國文化，2011年，第1期。

［7］錢鐘書：《管錐篇》，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34頁。

參考文獻：

［1］李學勤.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M］.中西書局，2010：150.

（秦云霞 江蘇南通 南通大學文學院 226019；南通大學管子文化研究所 226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