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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多樣性”國際機制支撐“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2016-12-03 22:06彭健
經濟師 2016年10期
關鍵詞:文化多樣性議程設置文化認同

摘 要:國際機制包括國際制度與國際機構,影響國際社會的利益分配,是和平時代國家競合的平臺,我國正在從以美國為主導的現行國際機制的被動參與者到主動構建國際機制。我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重塑世界秩序,構建國際機制的新理念。構建國際機制從議程設置到政治動員聯盟,需要聚合其他國家的利益需求。文化多樣性成為多數國家的利益需求,并與我國的歷史文化傳統、政治價值觀相一致。設置文化多樣性議程,并由此發起國際機制,發揮國際組織的積極作用,是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凝聚國際共識的路徑選擇。

關鍵詞:人類命運共同體 國際機制 議程設置 文化多樣性 文化認同 軟實力

中圖分類號:F06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6)10-024-02

一、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構建國際新機制

國際機制包括國際制度和國際機構。國際制度是國際關系的行為體在相互交往過程中形成的用來規范與組織彼此關系的原則、程序以及規則。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就是我國創制的國際制度規則。國際機構是三個或以上國家(或其他國際法主體)為實現共同目的,依據其締結的條約或其他正式法律文件建立的有一定規章制度的常設性組織。上海合作組織就是我國創立的國際機構。

參與構建國際機制是外交質量與國家實力的體現。在和平主題下,國與國的競爭就是圍繞國際機制的設計、安排與執行,以符合國際制度(合法)的方式展開競爭與合作。

美國現實主義大師漢斯·摩根索認為民族性格、國民士氣、外交質量和政府質量等無形權力決定著國家的實力。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的三個來源:文化(在能對他國產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價值觀(當在國內外都能真正實踐這些價值時)、外交政策(當政策被視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時)在國際機制的構建上,文化、政治價值觀、外交政策是共同發揮作用的。一國能否將某種政治主張轉化為國際機制?能否將某種文化理念、政治價值觀設置為國際機制的議程,并擁有影響力和號召力?在國際機制中是否擁有政治動員能力與建立國際機構的聯盟能力?這些變量與一國的軟實力正相關,反映并影響該國的軟實力。

當今的國際機制是由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主導的。過去我國對“國際機制主要處于被動回應狀態”,遵照國際制度的基本規范,適應國際社會。隨著我國硬實力及國際地位的提升,正在從過去反應型外交轉向主動型外交,在國際機制設計、建設、改進中發揮更大的作用。近年來,我國積極地通過多邊手段倡導、發起國際機制,如上海合作組織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等。前者是政治安全組織,以中國提出的新安全觀為基礎,后者是經濟合作組織,以30年來中國經濟改革的成果與自由貿易為基礎。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并不斷充實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先進理念,占據了世界秩序重塑的制高點。形成了自己主張的、具有全球性的、以中國文化為基礎的國際議程與規則,并以此提出了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主導發起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嘗試構建新的國際機制。

二、以議程設置與建立議題聯盟為基礎構建國際機制

一國構建國際機制的起點是全球議程設置。議程設置指一國選擇與界定自己關注的或與自身利益相關的議題,并“影響其他國家對該議題關切的排序及對國際環境的認知,使之對自己提出的議題形成共識”;通過國際社會動員,與志同道合的國家建立議題聯盟,把議程設置為全球治理的議程。

在全球議程設置中,存在著政治經濟學家奧爾森所說的“潛在集團與特權集團”。特權集團積極行動、通過議程的調整與設置,推動制度的設計與安排。潛在集團隨之“搭便車”。特權集團對選中的議題強化、放大,增加其顯要性,與其他潛在集團的關聯性,凝集潛在集團對議題的政治共識和政策預期。約瑟夫·奈將其稱為“制造情勢”,“這種情勢的引導要使得別國也認為是正當合理的,從而一呼百應,形成集體意志?!?/p>

這種政治動員能力的本質是“需求的聚合”,議程的設置者為使議程獲得廣泛性支持,不能完全以自我利益為中心,要發現至少是引發其他國家的利益需求。議程的表述至少看起來符合區域或者全球共同利益需求。政治動員的目的是聯盟,美國在全球反恐戰爭中就組建了非正式的“意愿聯盟”(coalition of willing)。聯盟可以將共享價值觀在聯盟成員中產生內化,形成制度規范,并可以對違背制度規范的成員制造國際壓力,甚至對不認同制度規范的成員行為進行制裁。

近年來,我國在議程設置上越來越主動,比如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倡導國際關系民主化,以民主原則改革、補充、完善現有多邊國際制度。

為了更好地進行后續的政治動員,并建立議題聯盟,從而構建國際機制,需要更加精細地框定議程,議程的標準應包括三個維度:一是體現我國文化與政治價值觀,二是符合我國的國際關系訴求,三是代表多數國家與多數利益,能夠獲得廣泛支持。在這樣的標準下應該選擇怎樣的議程支撐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爭取更多的國家的認同?

三、以文化多樣性議程推動議程共識

世界深度全球化,經濟全球化推動文化全球化,國與國之間文化融合本質是以資本文化取代一切文化個性的融合。

美國憑借經濟、軍事、文化優勢推行其價值理念,構建美國理念的單極世界。這一方面是美國人認定自己承擔著向全世界傳播文明的使命,有責任把自己優秀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等傳播給其他國家。另一方面更是美國國家戰略使然。前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在《1999,不戰而勝》一書中指出:“在下一個世紀,采取侵略的代價將會更高,而經濟力量和意識形態的號召力將成為決定性因素?!鼻懊绹偨y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布熱津斯基在《失去控制》一書中也言明:增強美國的文化作為世界各國的榜樣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力量,是美國維持霸權地位必須實施的戰略。

與此相似的是認為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優于其他文化的思想,如湯因比指出的“文明間唯一有意義的結果是帶來西方統治下的和平?!蔽幕蹏髁x論認為全球化的最終結果是文化同質化。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認為:“文化必將造成一個全球同質的、西方化的社會?!?/p>

但是,美國政治學大師亨廷頓(Huntington)提出與此相反的文明沖突論:今后全球性政治沖突將主要發生在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之間,人類沖突的主導因素將是文化方面的差異,文明的沖突將主宰政治。

文化是將走向同質,還是走向沖突?意大利的巴蒂斯塔·維柯和德國的約翰·戈特弗雷德·赫爾德提出了新的路徑——現代多元文化主義。

加拿大是世界上第一個奉行多元文化主義的國家。1988年頒布實施的《多元文化法》,推動了英裔、法裔、土著之間的文化平等與對話。無獨有偶,同樣作為移民國家的澳大利亞,在構建國家認同中也經歷了走向文化多元的過程。澳大利亞曾試圖以不列顛血統為基礎構建種族認同,以英美生活方式構建文化認同,建立“普遍的、一色的澳大利亞?!钡切Ч患?,“直到澳大利亞開始推行多元文化政策,承認與贊同文化多樣性,才確立起澳大利亞新的國家認同?!?/p>

“認同是人類從自身出發,經過與他者的參照比較,最終觀照自身的認知過程和方式,是一種自我定義的A與非A的結構?!蓖ㄋ椎卣f,認同是回答我是誰以及我不是誰?!皣艺J同中的文化認同比政治認同對國家的合法性更起作用?!?/p>

不僅像澳大利亞這樣的移民國家需要解決國民文化認同的問題,很多國家在文化全球化下,也需要面對國家文化認同的問題?!皣椅幕J同給予國家的存在以合法性,給國家的發展以驅動力,文化是一個國家的靈魂和精神維系,是一個國家的象征和生命基因?!备鲊訌妼Ρ緡幕恼J同,而認同是內部相似性與外部差別性的統一,其結果必然是各國保持文化差異性。

我國一直以來強調保持各國文化差異性與世界的文化多樣性。江澤民同志指出:“世界是豐富多彩的。如同宇宙間不能只有一種色彩一樣,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種文明、一種社會制度、一種發展模式、一種價值觀念。各個國家、各個民族都為人類文明的發展做出了貢獻。應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的多樣性。世界發展的活力恰恰在于這種多樣性的共存?!?/p>

“文化全球化并不會實現世界文化一體化或單純的趨同化,而是一個包含統一性與多樣性、民族性與世界性、個性與共性的統一的過程。在平等交流中,不同文化接近、融合;這種融合是各民族的文化走出本土,走向世界的過程,是各民族文化形成觀念共識與成果共享。在融合與碰撞中,文化仍然保持自己一定的獨立性和多樣性?!?/p>

文化多樣性表達了近代以來全人類追求民族平等與實現社會公正的理想信念,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多樣性宣言》的思想基礎。世界文化多樣性與多元文化主義成為世界潮流,法國、加拿大、日本、韓國等國都在積極倡導,眾多國家都是熱心支持者。我國在世界文化多樣性的議程設置上也積極呼應了這一世界潮流。胡錦濤同志在2005年雅加達的亞非峰會上首次明確指出:“要倡導開放包容精神,尊重文明、宗教、價值觀的多樣性,……推動不同文明友好相處、平等對話、發展繁榮,共同構建一個和諧世界?!?007年,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進一步強調了“文化上相互借鑒、求同存異,尊重世界多樣性,共同促進人類文明繁榮進步”。習近平總書記對人類命運共同體“五位一體”總布局——“倡導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伙伴關系;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構筑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蓖瑯訌娬{了保持與發展文化多樣性。

四、構建保護文化多樣性的國際機制

我國要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大國,應積極地參與和構建國際機制。保持與發展世界文化多樣性能夠達成對世界多數國家的文化共識,作為全球治理議程將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文化支撐;既與我國的歷史文化傳承自洽,體現我國的政治價值觀;又代表世界上多數國家的文化認同的需求。同時,以文化多樣性反對文化霸權,以“文化多元主義”反對“文化單邊主義”,形成話語主導權。

我國發起、設計、推動保護文化多樣性的國際機制,包括樹立該理念為國際規則;積極傳播這一規則和理念,使大多數國際成員接受并支持;加強政治動員與聯盟,適時發起成立以文化多樣性保護與發展為主旨的國際組織,構筑以文化多樣性為基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正如2002年約瑟夫·奈在《美國霸權的困惑》(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一書中對軟實力做出的簡明定義:通過合作而非強迫讓他人做你想做的事的能力。依托文化多樣性議程,我國可以與其他國家合作,成立世界文化多樣性保護與發展組織。上海合作組織是以安全為主的國際機制,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是以經濟為主的國際機制,世界文化多樣性保護與發展組織應該成為中國發起的以文化為主的國際機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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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漢斯·摩根索著.盧明華譯.國際縱橫策論[M].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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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張殿軍.和平發展論域中的中國文化外交研究.南開大學博士論文,2011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發展研究院 北京 100024)

(作者簡介:彭健,博士,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發展研究院碩士生導師,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對外經濟合作辦公室兼職研究員,中以英飛創業投資基金投資決策委員會委員,研究方向:文化產業、創業投資、文化軟實力、商業模式。)

(責編:賈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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