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文化設施驅動城市增長發展：一種新的范式和關聯政策

特里·N·克拉克+理查德·勞埃德

摘 要：傳統的城市研究預設了一個城市經濟與文化的區隔，在解釋城市增長發展效力上往往把文化放置在從屬地位來對待。然而，后工業與全球化的趨勢正在顯著提升文化的重要性。文化設施活動對城市經濟效力的作用日益凸顯。工業時代以來城市增長模型已經過時。重工業的衰退消弱了城市增長的動力，同時，越來越凸顯城市作為消費空間與符號或表達“生產”場所的重要意義。有些人已經看到了全球化、有線城市（the wired city）與電子通信在消弱城市作為空間距離據點的重要性意義。就某些生產問題而言，這或許正確。但這反過來提出了一些問題，如關于消費vs生產決策如何影響城市增長動力。甚至在諸如芝加哥這樣的一個早前的工業重鎮，現在最大產業已經蛻變成了娛樂業，涉及旅游業、會議、餐飲、酒店及相關的經濟活動。在后工業城市里的市民對“生活質量”的訴求，就好像旅游者一樣，對于他們所生活的地方格外重視美學的意義。這些實踐變化推動著我們仔細考慮，后工業城市里的生活文化設施（amenities）的本質。城市正在加速演變成“娛樂機器”（entertainment machine），文化在不斷增強城市經濟社會福利。城市的娛樂組成要素正在通過積極地、戰略性的政治與經濟過程被生產出來。娛樂變成了城市政策制定者的主要工作內容，在一般意義上揭示這一主題的基礎上，并用個案案例材料來說明這一動力，涉及到芝加哥城市個案，以及一項涉及全美城市人口超過2.5萬人的市長調查資料。

關鍵詞：文化生活設施；城市增長；娛樂機器；新范式；文化動力；政策

Abstract：Studies of the city traditionally posit a division between a citys economy and its culture， with culture subordinate in explanatory power to “work.” However， post-industrial and globalizing trends are dramatically elevating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e. Cultural activities are increasingly crucial to urban economic vitality. Models to explain the growth of cities from the era of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are outmoded. Loss of heavy industry impacts the dynamics of urban growth， increasing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 city both as a space of consumption and as a site for “production” which is distinctly symbolic/expressive. Some have seen globalization， the wired city， and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as destroying cities as proximity should decline in importance. This may be correct for some production concerns， but this in turn raises questions about consumption versus production decisions affecting urban growth and dynamics. Even in a former industrial power like Chicago， the number one industry has become entertainment， which city officials define to include tourism， conventions， restaurants， hotels， and related economic activities. Citizens in the postindustrial city increasingly make “quality of life” demands， treating their own urban location as if tourists， emphasizing aesthetic concerns. These practices impact considerations about the proper nature of amenities that post-industrial cities can sustain. The city increasingly becomes an Entertainment Machine， leveraging culture to enhance its economic well being. The entertainment components of cities are actively and strategically produced throug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cesses. Entertainment becomes the work of many urban participants. We elaborate this theme in general and illustrate its force with case study materials from Chicago and a national study of U.S. mayors in cities over 25，000 in population.

Key words：amenities； urban growth ； the entertainment machine ； a new paradigm ； cultural dynamics ； policy linkages

中圖分類號：C9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144（2016）-12-04（16）

1 范式革命

我們的經典城市理論已經過時，并非所有都舍棄，但是多數需要大幅更新。為什么呢？因為全球化，這個最強大的力量在全球范圍內正重構我們的城市。我們可以忽視這個過程，但它的力量會使我們陷入巨大的困境。市長、開發者、政黨領導，乃至社會科學家都需要重新思考他們關于城市的范式。這讓所有人都感到痛苦。

本文簡要描述了全球化帶來的廣泛變化，也重點描述了文化生活設施（amenities）①這一關鍵角色與城市對這些設施的政治選擇，重點是它們能夠在哪里并如何引人注目并轉換成為城市發展動力。

數據來源于我們的“財政緊縮和城市更新研究項目”。這份計劃對35個國家，超過10000個城市進行了長期調查，并深度跟蹤研究了其中一個城市：芝加哥。為什么是芝加哥？因為對于許多城市進程來說，芝加哥是一個典型。那里天主教傳統色彩濃厚，并長期保持著鄉村傳統，如緊密的鄰里關系和依附政治（clientelist politics）；同時，與大多數美國城市相比，芝加哥還更具全球性特征。它濃厚的科層制政黨傳統明顯區別于新英格蘭托克維爾式的民主政治或帕特南的北意大利模式（1993）。

然而Markusen等人最近研究（2001）表明，在美國，高科技工作人才的絕對數量，芝加哥排名領先于硅谷。然而，十年前甚至更早的時候，許多觀察者曾預測，芝加哥作為衰退區域的一部分，會像底特律那樣出現投資螺旋式下降、投資者間種族沖突、勞動力向郊區和美國南部轉移的現象。為什么悲觀者會做出這樣的錯誤預測呢？因為他們預測的理論模式已經過時了。類似的趨勢在美國許多老舊城市也已經出現，因此這需要重新構建我們的城市發展理論，而生活文化設施（amenities）就是這一議題的關鍵。

2 新政治文化已經通過全球化過程傳遍世界

20世紀的最后20年，世界政治體系已經發生了巨大轉型。我們了解的城市，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的歐洲、歐盟的城市，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包括：

1989年冷戰末期，和從此之后的世界普遍和平；

主要關稅和貿易壁壘的減少，新的區域貿易和全球貿易的增加；

通過全新的交流模式快速增加的聯系：傳真、因特網、光纖通信（fiber-optic cables）， 數字化信息的數量迅速增長，諸如此類的變化，首先是在關鍵的精英領域傳播，隨后在大眾中迅速普及；

教育在世界大部分范圍內迅速普及，因此使更多市民有能力對主要公共事務形成自己的觀點和自我價值意識；

工農業生產工作機會減少，而更專業化、定制化的服務，以及基于更高技術的工作不斷增加，電腦和機器替代人類完成基礎性工作。

3 全球化：它是什么？它如何運作？

過去的許多研究認為，全球化意味著簡單的“資本主義”或者經濟決定論。全球化的含義還有很多，它包括能夠重新定義經濟規則的文化和生活文化設施。它有三種明確的含義。第一是城市作為全球市場的參與者。這是財政（經濟或生產）的含義，強調的是資本和勞動力的全球市場化。一個關鍵點是全球市場增加，國家壟斷和強權政府監管衰落。這主要出現在私人部門過程，但是對于當地政府而言卻很重要，因為他們通常會試圖鼓勵當地經濟發展和產品生產。

全球化第二個含義是城市作為娛樂機器。這里強調的是消費，而不是生產。CNN、MTV、好萊塢電影都可以看作是全球市場的典型，這可能會激發更多的全球化的同類消費。它能夠通過重構消費需求來增加和重新聚焦經濟愿景。但大多數消費是依靠地方特色帶動的：咖啡、藝術走廊、地理景觀、建筑布局，以及一個城市的美學想象增加獨特的吸引力。旅游業是世界第一或第三大產業（依據測量標準），對當地官員來說，吸引游客來旅游已經成為他們的重要工作，他們興建新型的體育館、公園、博物館和會議中心，或者類似的設施來吸引遠近的游客。

全球化的第三層含義是城市成為全球化民主。全球領導者和非政府組織的民主化影響迫使城市落后地區開展開始重視諸如人權與民主等議題，包括婦女兒童、無法接觸的印第安人、流浪者、非法移民以及能夠被假定為人權的客觀實體，以及包括樹木、海灘和瀕危動物。例如波士頓非盈利組織為身體殘疾者提供了國際化遠行服務。在哥斯達黎加，他們會問，你們的人行道上是否有專門為坐輪椅的殘疾人提供的捷徑拐角？如果沒有，我們設立一個。這在全球范圍內擴大了托克維爾（帕特南）的公民（志愿）組織。市民權利發展成組織團體，專業人員成為新主題，發展他們的專長。反過來這給當地政局增加了新的問題，政黨要么接受他們，要么就會受到來自捍衛這些新政治文化關注點的新政黨挑戰。

全球化在這三個層次中闡述了：

更多可選擇的信息；

當市民看到新的選擇時會重振雄心；

更多潛在的和實際的聯系；

更多的人被合并在一起或“予以授權”，這就解釋了亞當斯密所謂的“市場范圍內”的增長。這反過來鼓勵我們：

之前領域更多的競爭是由階級或傳統因素決定的，而不是市場。

比技術或議會的合法體制更重要的，是人們生活和政策實施的實際游戲規則。政府多重部門共擔權力的聯邦體系取代了集權的國家政府。政治規則正在改變，但不僅僅是技術上和法律上的改變。新的政治觀念在全球蔓延。我們把它定義為新政治文化，因為它不僅僅是民主，它還為政治提供了更多特殊的規則。這得到了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英國前首相安東尼布萊爾和德國高級官員格哈德施羅德的認可。新政治文化與依附主義和階級政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依附主義在今天很多欠發達國家依然普遍存在，并持續多年。在農業經濟時期依附主義就自然而然的存在，那時的社會關系、組織形式與土地交織在一起。階級政治與工業化聯系在一起，使公會和社會團體反對工業化管理的科層制。圖1顯示的是傳統模式。

對公共行政人員來說，全球化正在轉變地方進程，為城市分析尋求模式。許多全球化進程都可以總結為一個簡單的方格表或者矢量圖，強調全球化不是單一或者唯一的原因，而是和其他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如教育和收入等因素會增加其影響效果。

因此，可以說，依附主義和階級政治被打破。全球因素，如網絡和旅行，使得以上簡單的過程復雜化，正在削弱地方（和國家）經濟社會基礎。

4 超越增長機器

Harvey Molotch比喻說，城市是一臺機器，它驅動了創新性的增長，緩慢的增長被定義為土地利用的集約化和更高租金的收取，相關專業費用和地方性利潤（1976）。許多城市經濟學家、計劃制定者和政治科學家也有相同的觀點（例如Bradbury， Downs & Small， 1982； Mollenkopf， 1983；Stone，1989.）。但是，25年以后，在美國城市之中，增長機器模式經歷了短暫的競爭后，已經失去了大部分動力。更多研究非常清楚的表明，簡單的增長機器模式通常會缺少支持?！靶陆洕辈⒎且馕吨吓f中心城區的消亡，而是改變了城市經濟生存的基礎。在教育和勞動力流動的模式中，傳統的資本形式讓位于具有領先性的人力資本（Clark & Gaile， 1998；Florida，2002）。通過土地實現集約化（intensi cation），意識形態不惜一切代價的增長，這是不可取的。在很多地區，“精明的”（smart）或者“管理化的”增長策略已經替代了增長機器。因此，許多地區發現，知識工人（科技人才）在競爭中相當成功，甚至有些地區，如俄勒岡州實行“財政處罰項目的設置阻礙了像因特爾這種員工較多的企業的過度增長”（Florida， 2000）。這種政策違背了政治策略，制造業的規定和資本集約化的相應模式都可看作是半自動化的需要。這些例子都強有力的說明了從經濟學課程101中得出的經驗，人們追求實用最大化，而不是收入，實用相當于收入和生活文化設施的總和。哈佛大學城市經濟學家Edward Glaeser（2000b）甚至認為，在解釋城市增長和下降中，非市場的交易，尤其是便利設施，已經比市場交易更重要。

什么是生活文化設施？這個概念來源于經濟學。首席評論員寫到：“真正的生活文化設施是非生產性的公共產品，就像天氣質量那樣，沒有明確的價格。實際上，之前的經驗研究包含一些政府服務，例如教育和公共安全?！?/p>

上世紀后半葉，世界發生了很多變化。在典型的工業化城市如芝加哥，我們看到制造業在持續下滑，服務業在增長，接下來是更精細的高科技和全球化進程。這個現象眾所周知；但是，是什么原因引起了這些變化？哪些地方吸引新的高科技產業，而其他的地方卻沒有？制造業從城市中心轉移出來，使大城市的階層結構隨著政治文化的結果而變化。社會地位迫使工人難以適應結構的改變，他們要么忍受長期失業，要么在服務部門尋找維持生計的職業（Wilson，1987）；他們居住在大城市中破舊不堪的地方（Zukin，1991）。在美國，可怕的貧困場景是前工業城市的特征，并且在民族志和地方人口志中有大量研究。

但同時在這些城市出現了新的經濟精英，以及在金融、生產性服務業、信息技術和媒體生產中受過教育的的技術工人。Catells（1989）將其稱為“信息化”。他們受過教育并且能夠流利的操作符號，Robert Reich稱他們為符號分析師（1991）。同理，Joseph Schumpeter， Jane Jacobs 和 Paul Romer的經濟學改革理論強調新的觀點驅動就業和經濟增長（見Glaeser，2000a）。目前，正如Castells和Reich強調后工業產品的飛躍，他們或者大多數一直呼吁基于產品的解釋來說明一般城市進程的理論家，始終都沒有明確包含娛樂或者消費。因此我們強調下一個概念在認識論上的批判：信息城市強調的是休閑城市。一些人已經描述過，但是很少有人解釋消費轉變的意義。例如，Costas 和Bennett（2003）描述了新消費導向策略對美國一些城市的重要性，但是卻沒有在概念框架上定位它們。Judd 和 Fainstein（1999）在書中寫到，旅游業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作用，但顯然仍難以解釋它。我們發現Glaeser等人（2000）的解釋最接近我們的思路。

在城市增長動力中，為使這些改變系統化，我們假設了一些變化的新組合：

（1）在解釋力中，個體的市民（消費者）增加，源于市民收入、教育和政治賦權的增長。這可以看作是需求更加個體化和波動性，形成了更多數不勝數、復雜的“盈利市場”。富人的增長形成了新的階層，但他們與城市中大量的結構上的弱勢群體共存。并且，娛樂機器的發展結構是不均勻的，它向富人的方向傾斜，雖然有個別例外。

（2）與此相反，我們注意到在公共和私人領域部門，官僚決策者大幅下降。過去，他們生產了大量廉價的基礎性產品。但是作為需求和有利可圖的市場來說，他們不如小公司和個人能夠敏銳的適應快速的變化。

（3）影響經濟基礎的傳統變量的解釋力相對下降，如距離、運輸花費、當地勞動成本，和自然資源與市場的接近度。飛機、傳真、英特網，以及與之相關聯的、促進人們在全球范圍內的空間上的聯系方式，變化極大。這改變了家庭和公司位置的混合投入，在人的品味、對生活品質的關心及相關的考慮上，增加了更多細微的差別。

（4）相比于工作，出現了對休閑的追求，增加了新的或者更多重新定義的相對重要的職業，如導游、美食評論員，并使個人服務提供者之間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差別。

（5）在人們的生活和城市動態模式中，除傳統考慮之余，也增加了對藝術和美學的考量。

（6）這些新的體驗為政府和公共行政人員增添了新的角色，他們尋求滿足市民新需求的方式，相比于原來的私人產品（如工作、合同、透露著個人和公司區別的稅收），現在通常傾向于公共產品（新鮮空氣、有吸引力的觀點、行人的響應）。公園（zoning）、新公共空間結構、以及多種形式對公共藝術的支持增加，使一系列新的考量引入到城市政治決策中，盡管對公共產品競爭需求的判斷比私人產品復雜的多。這些最新的因素需要詳細描述，要與其他城市的數據進行對比和測試（Clark & Hoffmann-Martinot，1998）；我們聚焦于城市增長（和下降）的動態細節，并闡釋后工業城市的概況。這些改變對于重工業城市意義更加深遠，但事實上，這說明了它們的普遍性和權威性。全球化加強了這些進程，國際標準和消費者的需求通過旅游者越來越多的影響到了地方。

5 下降和更新：美國城市的后工業趨勢

20世紀70年代期間，在美國大城市，投資下降和財政危機導致了關于城市衰落的慘淡預知。許多人把信息技術和全球化視作破壞經濟活動的限定場所，這意味著，在城市中心已經不再適合大量、聚集的資本投資。新信息對技術空間組織產生了極大的潛在影響：“它們代表著創造更多遠程經濟交易的機會——從在家的雇員到中心辦公室，從消費者到商店，從一個公司到另一個?！保ˋtkinson，1998）經濟活動的技術支持上的改變對空間組織意義重大。我們的理論需要對此做出回應和更新。中心區域理論解釋了城市人口的增長和城市形態，正如Loesch和Burgess斷言，制造業呈區域集中的趨勢；這已經不再適應新信息技術的增長（Gottdiener，1985）城市邊緣化和分散性取代了更新的潮流。在老舊中心城市，工會組織的制造業工作已經減少，在工人和職業間出現結構不協調，并且在建立環境和新經濟活動中出現了極端貧困和衰弱的模式。

但是這些理論大多是基于20世紀的情況，不再適用于最近的變化。最激動人心的是，經驗主義結果已經反駁了中心城市敗落的預言。相反，20世紀80和90年代，大多數理論預期和政策探討普遍認為，在許多世紀中心貿易區域的經濟活動密度一直增加，這與全球化和遠程信息技術一樣重要。這與“有線城市”的未來學家的已經預測的正好相反。然而，很少有城市研究者說明這些過程的要素，甚至沒有理論家認真的探索中心城市從下降到增長的主要的城市循環模式，以及更深層的解釋。Saskia Sassen做出過部分闡釋，在那十年，對于位于中心城市市區的許多企業來說，這次爆發反對的是基于強調土地分散模型的預期；這非?，F實的考慮到了中心城區的高額花費（Sassen，1994）。Sassern指出，中心城市已經享有了后工業產品網絡的全新活力（1991，2001）。但是她主要關注的全球城市的解釋，為什么基于生產而不是消費？

一個類似的觀點是，在信息經濟時代，城市是重要的創新環境。在關鍵領域，后工業生產不同于工業生產。尤其是，相比于傳統工業產品的后期耐用配置，后工業產品的設計密集且具有較高靈活性（Lash和Urry，1994）。媒體的發展滿足了后工業活動。因為在城市焦點中，媒體宣傳的產品同金融和精英生產者服務一樣，都是重要的相關活動。Reich，Castells，Lash ，Urry以及其他人都強調這些活動的象征性和表現內容，強調大多數有價值的工人能力的區別。為什么大多數活動一直聚集在以工業為基礎的地區，這個問題是當代城市最主要的關鍵謎題。娛樂機器為這個謎題提供了一個解釋，并非來源于理論家的研究。

現代性消費活動延伸到了地區消費。社會參與者生活方式的關注點越來越重要，尤其是在為城市定義社會過程的理論的時候，反過來，這些理論也會推動城市社會過程。生活質量不僅僅是產品的生產，它還定義和促進了大多數產品新的生產過程。它解釋了人口從冰凍帶到美國南部和西部轉移（的原因）。Castells質疑這種因果關系的順序，他認為正好相反，更多傳統的觀點是；“高科技地區的生活質量是工業的結果（高學歷勞動力），而不是由地方模式決定的?！保?989）他的解釋反映了早期的現實情況。重要的是，在許多城市中，居民，特別是后工業增長部門的精英群體，他們的遷移模式都是受到新的生活需求質量驅使的。我們是怎么知道的？

在“城市財富”（City Money）（1983）中，我們已經看到Clark 和Ferguson一開始就闡述了消費的含義，他們認為城市工作的增長越來越取決于市民的消費模式和需求，而不是產品，而且過去的移民和職業增長研究在這些術語中能夠重新做出有成果的解釋。職業和人口增長的聯立方程研究測量了彼此的相對影響；影響很大，在一些估計上大致相等。這表明對所有美國移民來說，一個城市或者一份職業對于遷移是同等重要的。這些模式的跡象在隨后十五年都已成事實。

旅游業和休閑娛樂業對中心城市的財政越來越重要，在公共和私人部門，生活方式上的風險都有所增加。有天賦的技術工人能夠定居在他們選擇的、并驅使他們與生活文化設施匹配的城市。這是一個逆轉的“低水平制造業的追逐”，這主導了美國幾十年來的城市政策：相比于地方競爭，私營企業獲得更大的激勵。對于城市和他們的納稅人來說，這種私營產品競爭相比于公共娛樂設施產品更加昂貴。

20世紀80年代以來，居住模式在一些老舊的工業城市已經打破慘淡的預期。Wilson（1987）記錄了貧民區的現狀，回應一些之前的黑人、褐色人種和白種居民所在的貧民窟去工業化。中產趨勢表明，富裕的工人，特別是年輕人，他們尋求的城市，目標不僅僅只是為了工作，更重要的是一個讓人滿意的居住和娛樂的地方。在城市街鄰的居住環境中，這些改變都可以被看作是后現代消費趨勢的象征（Harvey，1990）；但是許多像Harvey這種后現代主義者一直依賴于財政或職業，比如，Smith（1996）說過：“系統化的中產，是對一系列全球變化的同期回應和貢獻：20世紀80年代全球經濟擴張：國家和城市經濟的重構，促進資本主義國家向服務、娛樂和消費方向轉變：并且世界、國家和區域城市都出現了等級制度”。

我們認為，應該更直接地聚焦于市民和工人選擇的改變上，他們平均3.5年就重新選擇住所，換一份工作（數據來自2001年美國勞工局人均勞動力統計，Florida，2002，P104）。城市社區鄰里關系修復突出特點明顯不同于甘斯的“城市村民”（The Urban Villagers）（1962）或者羅伯特帕特南在“獨自打保齡球”（2000）中描述的那種過去傳統城市社會的鄰里關系研究。地方重要的生活娛樂場所不再是學校、教堂、鄰里關系，以及坐落在城市中的古老的芝加哥學校。一群受過更多教育和有更少孩子的年輕專業人士在這里定居，關注娛樂和消費成為一種社會常態。這些定居者通過其他定居空間形式來評價城市，因為它符合美學關注的寬泛組合，并成為文化中心，這些是其他地方沒有的、多樣的、精致的全球性娛樂。

在娛樂新經濟空間，像西雅圖和波特蘭這種城市成為信息技術發展的中心區域。關于企業選址的討論中，像微軟這種地方企業一般的解釋常常會出現意料中的不滿嘆氣或嘲笑，像比爾蓋茨說的：“高層管理者的個人選擇”。這個概念上的謬論說明高層管理者并非是古怪的，而是簡單的錯誤，或者個人自私，因為他們沒有選擇更低成本或者更高產的地方。但是這也許僅僅是觀察者概念上的狹隘視角。背后隱藏的關鍵的解釋是：高層管理者明白，不僅是因為他們處于吸引人的地方，而是他們更想吸引全球高新技術人才為其工作。生活文化設施的供應已經成為城市發展的關鍵因素，我們要從概念上承認這一點；在領導者制定“明智的、引人注目的增長”策略方面，這兩種城市是極端的（反?，F象）。比如，雅皮士很少關注地方學校和教堂等相關設施。然而，他們熱衷于娛樂休閑，像芝加哥北部海濱湖畔沿岸的興起，自行車道、沙灘、壘球場；以及與之俱來的消費機會，如周邊餐廳、酒吧、商店和城市居民改裝的大量飾品店。

四位經濟學家和政策分析師在近期的研究中，有一個令人興奮的發現（Florida，2002；），即同性戀者多的城市比其他城市有更多的生活文化設施，反過來，在其他一系列因素相同的情況下，生活文化設施和同性戀者是高技術工作的最強有力的象征。沒有更多直接的證據明確表明，關于包容多樣性的相關解釋力一般與智力探索相聯系，比爾蓋茨和熊彼特可能假設，這種有利的生產環境，相比于生活文化設施（消費）充裕的區域，吸引人們的首先是工作而不是地區的選擇，有多少是重合的呢？我們認為，許多因素都存在，但是有多少不同的次級因素呢？之前很多工作都可認定為支配性工作，我們不得不利用有限的證據去求證和整理這些競爭替代品。一些好的研究是同時期的職業和人口增長的研究討論，而不是他們改變具體的“工具”或提出控制的具體結果（Clark和Ferguson，1983）。Florida（2002）回顧了其他研究，不同人口結構的增長動態是如何變化的？這方面的研究涉及的很少，應該增加。

6 新政治文化市長在國家中出現

以上大部分分析是基于私人部門動態情況，包括職業、工作、生活方式等。但是城市也受公共政策的影響，政策滲透出的是個人決策。領導關系（意圖）是如何、在哪進入的？公共領導者意識到生活文化設施重要的關鍵是什么？如何利用這些設施與活動去吸引居民，為什么要這么做？

在財政緊縮和城市更新計劃中，這是一個關鍵問題。我們采訪了人口超過25000人的美國城市、在1984-1996年期間任職的市長們。結果表明，我們所謂的新政治文化的領導關系模式顯然回應的是消費而非生產?？梢园l現，盡管許多城市盛行新政治文化，但還有一些城市和鄉村依然保持依附主義和階級政治。新政治文化包括以下幾點：

（1）傳統的左右派別已經改變。雖然人們一直在說左派右派，但含義已經改變了，左派越來越多的含義是社會問題（主要是消費），很少涉及傳統政治問題（如職業）。

（2）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有明顯的區別。政治問題主要定位在像婦女流產、婦女角色、環境，市民、領導者和政黨無法僅從從經濟角度來看待發展問題。

（3）社會問題及經濟問題聯系密切。

（4）市場利己主義和社會個人主義增長。新政治文化將市場自由主義（過去勉強定義為右派）和“社會先進性”（通?？醋髯笈桑┙Y合。這種新的政策結合傾向導致新政治文化支持新的方針，并遵守新的游戲規則。

（5）福利國家的問題。一些新政治文化的市民和領導者認為，從國家中心計劃的意義上說，為了更多的服務而實行“統治”是不切實際的。新政治文化福利滯后問題的關鍵，不是設法減少福利，而是設法提高效率。中央政府的重要性下降，地方政府越來越重要。

（6）政治問題的出現和市民參與度提高，等級政黨組織減少。新政治文化反對傳統官僚主義、官僚政黨和官僚領導者?！靶律鐣\動”和“政治問題”是政治過程中必要的附屬品。相比之下，傳統的科層政黨、政府機構和工會已經不合時宜。

（7）這些新政治文化的觀點正在滲透到更多年輕人群體之中，包括更多高學歷人群、富人和社會科學家。

具有響應意識的公共領導者用以上新觀點回應市民。新政治文化的出現使得城市更加充實和有說服力，等級減少，市民有更多資源、更多教育機會、更高收入、更多職業選擇和高技術服務產業。

在其他國家和地區，階級政黨，特別是還在起作用的工會和社會學家政黨堅持第二種觀點。盡管在城市中，社會經濟學動搖了陳舊的、還在起作用的階級基礎，盡管市民改變了他們的傾向，但是強大的政黨還會繼續實行這些項目和政策。用這種方式，政黨對政策領導者有多大程度的緩沖是一個批判性中介變量。市民選舉政黨候選人的機構，即美國基本選舉機構，通常是一個疲軟的、市民獨立于美國政黨系統的地方，同時也是尖銳問題出現的根源地。因此城市革命，特別是新政治文化模式在哪、何時發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黨。傳統階級分裂聚焦于職業，而不是生活文化設施、娛樂，及其他市民越來越敏感的新問題，這些助長了有更多需求的全球市民的響應力。

為了說明新政治文化模式在城市發展政策中的作用，我們簡要描述一下利用這種模式治理的幾個美國城市市長們：克利夫蘭的Michael White，天使城--菲律賓的Richard Riordan，紐約的Rudolph Guiliani，費城的Edward Rendell，印第安納波利斯的Stephen Goldsmith和下面我要講的芝加哥的Richard M. Daley。他們多數任職于20世紀90年代，是國家政策領導的定調者。這幾個市長都是城市有效管理的范例，特別是通過外包制度（contracting-out）（Miranda，1992），他們關注生活質量問題，意圖吸引中產階級和商人來到城市（Wong，1992），而不是力量強大的政黨聯盟；同時他們致力于公共教育消費（見Wong等，1997）。這些市長經常開會，更改在非正式網絡（an informal network）中的觀點。五位市長也在繼選中獲得廣泛支持，究竟他們的管理政策是什么呢？

Michael White來自克利夫蘭，是一個黑人民主黨人，他的兒子是委員會的積極分子，他提交了關于垃圾回收、道路維修和其他城市服務的法案。使得城市工作者和私營企業競爭。White市長使城市走向更加有效的管理，例如，城市公路修建單位出價高于私營企業。同時他非常支持共和黨管理者Voinovich為克利夫蘭介紹學校，為教區和私人學校付款。White也支持減少稅收。

在天使城底特律，共和黨市長Richard Riordan推出了幾項城市服務政策。他要求城市每個區的領導每年都要制定一定數量的目標，以及下一個三年的戰略優先順序，將薪酬與政績掛鉤。他在私人部門提交的法人報告后面又附加了一個簡要的預算圖，他也強烈支持積極合法的活動、同性戀權利和民主黨參議員Dianne Feinstein。

在紐約，共和黨市長Rudolph Guiliani在大多數城市代理處削減了預算，也制定了幾項城市服務政策。并關于這些決定與有權力的委員會斗爭。他支持民主黨管理者Mario Cuomo連任，并為非法移民的福利權利辯護， Guiliani社會政黨的努力（破窗項目）關注生活質量問題，如好斗之士、公共醉酒漢和故意破壞公物的行為，和一般情況下的破壞行為。他處理了2001年911恐怖事件。

這些市長都將新政治文化模式賦予人格化。他們打破了新格局左右派原有的城市政策，使得職業和工作成為主導。為了提高敏銳性，考慮到芝加哥新政治文化日益顯露的優勢，傳統上被定義為憂郁的民主色彩濃厚的城市，也被其市長Daley改造的更加人性化。

7 芝加哥如何闡釋這些過程，對其他城市提供了什么經驗？

2000年，芝加哥主要的產業為娛樂業，市長做了一個關于植樹、綠植景觀美化建筑屋頂的演講，為在芝加哥河上唱歌的威尼斯船工辯護，這些船工與責備貢多拉船阻礙交通的搬運工斗爭。市長強調他要讓芝加哥河變成像巴黎塞納河一樣可愛活潑。

在Daley市長第一期和第二期任職期間，芝加哥經歷了劃時代的巨變。為什么呢？答案對于芝加哥和全球其他城市政府都很重要，因為很少有政府像芝加哥這樣，沒有經歷明顯的、暴力的革命，就實現了如此深刻又快速的改變。然而在這些年，芝加哥的經濟基礎、文化和政策已經徹底變革，在許多方面的改革類似于東歐、拉美和亞洲，政府可以從這個改變力度中學到很多重要的經驗。

芝加哥的改變被這個城市陳舊的印象自相矛盾地偽裝起來。芝加哥的市民，尤其是領導者是保守的。什么改變了呢？在Daley第一期任職期間，卡爾沙堡的“巨大肩膀的城市（City of the Big Shoulders）”維持原狀。城市生命的根源是它的重工業、生產力和經濟增長。大多數市民都是藍領，如今芝加哥是一個后工業化城市，主要集中于消費和娛樂業。政治生活取決于客戶、贊助和職業。與此相反，競爭就是戰爭。在“零和博弈”中，一個人的獲得就代表另一個人的失去。因為職業是零和博弈，與此相反個人產品僅僅是參與性消費。如果市議員X得到一份工作，那么Y議員就失去了這份工作。在芝加哥，這些焦點都有明顯的遺漏?？傆幸恍┧饺水a品，但消息是：政策越來越包括更多的公共產品，例如任何游客都可以享用的湖邊娛樂。這個觀點并非說一個人可以把消費當做是一種職業。其他新的焦點是多元文化論和有效的服務遞送，這些都廣泛影響了芝加哥人，不僅僅是一些勝利者。因此在今天，聯盟普遍存在，并且有更多參與者和勝利者，因為每個人都可以消費一個公共產品，但是只有精選出的一小部分才能得到贊助的工作。除了零和博弈，我們有更多的正和博弈的贏家。在小組織中，政策不再有斗爭的必要。

一個普通的市民不再僅僅作為一個大機器底端的零部件，他會根據選取領導的指示投票，市民成為根本的焦點，在市政廳和芝加哥貿易中，市民的傾向會成為政策評估和推舉或者撤銷領導的關鍵標準。這個理念在市長與高級官員的介紹以及芝加哥政策變化中反復出現。顯然這影響了芝加哥的深刻變革，這些在我最近查找的關于22個國家7000多個城市的數據中可追溯到（Clark & Hoffmann-Martinot，1998）。為了調查芝加哥的這些變化，我采訪了有17年領導經歷的人們的口述史料（書稿：Trees and Real Violins： Building Postindustrial Chicago）。

三個原因促成了這次的改革（1）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的過渡。（2）從當地自我管理社會關系到更多全球模式的轉變，教育和通訊交流的增加。這是首要的兩個條件。（3）政治領導力非集權化、市民和消費者的增多。這些動態都是新政治文化的核心內容。

這些改變在很多城市都普遍出現了，但是每個城市有自己的著重點。特定的社會、文化和政策環境造就了各自特殊的變化，每個城市包括芝加哥，一般因素的不同結合都會使其獨一無二。我們可以通過辨別這個普遍性進程的獨特性，剖析如何并為何在芝加哥起更多的作用。

對于后工業社會來說，在減少獨裁主義社會關系、贊成聯合執政和平等主義方面，新職業和新技術同等重要。這使得人們接受更好的教育，完成更專業化的工作。每個階層的工人都期待自己表現的像專家一樣（專業）。后工業市場比舊工業車間更抽象和全球，有更多的承包工作和遠距離的供應品，可以把商品銷售到世界各地，電腦、傳真、廉價的空運、因特網等可幫你完成一切。技術為有線辦公提供了支撐。在這方面，美國100個最大公司的轉型就是證據（Clark & Hoffmann-Martinot ，1998）。

工業組織一旦建立在這種絕對特權的實踐上，工業成果、內部提升等就不會有太多不同。后工業主義率先改變了這種狀況。國內國際競爭的增加和密切的交流使任務和產品承包給全球的小企業成為了可能。抽象、冷漠的關系替代了地方熱情的個人關系。對大多數天主教徒來說，這種轉變比新教更深刻。懺悔、教區學校和傳統的教區生活教給人們更多的社會技能和對個人權威的尊重。但這些是生產的焦點。事實上，城市里最具革命性的變化是遠非工作生產等內容。

城市中最重要的產業已經成為娛樂業，城市官員明確規定娛樂業包括旅游業、約會場所、餐廳、旅館和一切相關的經濟活動，旅客從1993年32萬上升到1997年429萬，平均每位旅客每天消費242美元。表明芝加哥經濟地區從1997年的1億6千萬美元上升到2億9千萬美元（Shifet，1997）。

在美國大多數可參觀的公園都在芝加哥湖畔，盡管很多人來自附近，這里要比科羅拉多大峽谷更吸引游客。雖然這里的地平線不及密歇根湖的1/4—多虧伯納姆計劃，游客仍然對城市的美景贊不絕口。20世紀90年代大多數設施全部重建完成，包括新的游艇碼頭，人行道，戶外噴泉和放滿游艇的海港，及周圍的沙灘，包圍城市的環湖路線，路上有自行車運動者、慢跑的人、滑冰的人，周圍還有野餐的人。

Daley市長驕傲的聲稱，將種植更多樹，（植樹的數量）超過世界歷史上任何一位市長，大約100萬棵，以此作為對環境的認知和對美學的感受。20世紀90年代，城市近千個地方將種植鮮花和灌木，建新的人行道，路燈，沙灘，公共藝術，精細的鐵柵欄和相關的景觀美化（Clark & Foss， 1999）。

這座城市在美國所有城市中起到了帶頭作用，發明了一種方式將環境污染地區轉化為可利用的資源，使新工業和廠房能夠有發展成果（表1和表2）。

我們的分析包括政治文化的五個關鍵部分，這些部分轉變了領導關系模式（leadership model）。我們通過評估六位市長在職期間的表現，總結出芝加哥在20世紀中期的變化情況。最深刻的變化動力來源于新政治文化。圖2數據概括了要點。這五個要點的定義隨時間改變，成為了新政治文化的五個核心要素。

更多綜合的觀點在四本書中有所體現，表述了新政治文化的出現（Clark，1996；Clark & Hoffmann-Martinot，1998；Clark & Rempel，1997；Hoggart & Clark，2000）。

商業和公民領袖呢？在美國很多城市商業領導者都被廣泛報道，商業導向的“管理體制” 直接或者間接影響了決策（Stone，1989）。通常的解釋強調：（1）卡爾馬克思之前的經濟和唯物論的政治基礎（2）商業領導者的特殊重要性，這兩者均已過時。第一點表明，對一個市長或者餐廳管理者來說，試圖通過利用消費和娛樂，來擴大城市或者個人參觀的收入是相當有可能的。這可能是一個直接短暫的過程，也可能是一個間接長久的過程，通過試圖限制人口密度和增長，希望人煙稀少的地區會因其生活文化設施充裕，而更有價值。對于第二點，地區和企業導致商業特定的角色呈現多樣性。對于一些問題，大多數市民和組織很少有興趣或者參與其中，有效的商業利益可能左右政策，就像合約公司拿到合約一樣。過去，在芝加哥直接金錢交易會被市議員和其他人公開討論。但是自1971年以來，已經有26名市議員和官員因為受賄入獄（Simpson 等， 2002），如此直接有效的方法越來越罕見。與此相比，只要他們不再從中獲利，公司就可以合法的得益于領導者的競爭。如果公司無法確定誰贏，公司會依賴于許多條件，至少希望有更多途徑，這種通過法律和將錢存入銀行的公司在1990年代的芝加哥迅速增加。

第三點，商人、市民和政治領導者應得到更多關注，這也是伴隨新政治文化出現的。所有的領導者都會遇到同樣的問題，也會得到相似或相反的結論，要么是非個人的，要么是公開討論，直接或通過媒體和不同的會議報道的。這種方法一直沿用，因為城市也在反思他們的政策。大眾傳媒的發展反映了各種參與者的觀點。如果編輯記者認為人們不會注意到他們，他們就不會擔心他們發表的言論。改變“爭論的氛圍”、“框定問題”、“將新的議題加入到公共計劃中”，相比與越來越過時的強調控制和回應意像的“影響力”或“權力運用”，這些標簽與公共演講中持續多元嚴密的形式更一致。當基本要素被包含其中，特別是在表3中芝加哥依據五條基本要素對新政治文化實現的轉變時，這種開放多元的觀點尤為重要。通過問題，商業“利益”（interests）可以有不同的定義，會依據城市不同而多種多樣。因此像Taboe湖這種地方，商業領導者同意限制增長，相反在勞倫斯堪薩斯州，商業領導者和市民都支持持續增長（Clark & Goetz，1994；Logan et al.，1997； Reese & Rosenfeld，2002這些關于商業利益的觀點大部分來源于美國和加拿大的城市數據）。

對于政治家，市民和商業領導者來說，什么才是更深刻的變革？從一個承諾到自由市場的增長？低稅收支持芝加哥發展娛樂事業？聽聽芝加哥核心商業領導者怎么說：

Nuveen主席和CEO Timothy Schwerfeger說，我們城市的未來生機取決于藝術。人們幾乎能夠在任何地方工作和生活，交流的技術支持增加了聯系的空間，居住的地方不再取決于公司總部（的地點）。因此，生活的質量和提高人們生活和工作的環境質量，促進家庭的發展是一個城市吸引市民的關鍵競爭因素。（Abarabanel，2000）

8 新政治文化塑造城市機構：芝加哥的故事

如何讓生活文化設施和公民響應代替贊助性職業和庇護合同？世界范圍內的嘗試大多都失敗了。對于國際標準來說，芝加哥是完美的，因為它不是一個順利的、有效的加利福尼亞郊區。它過去的贊助產品使其更像世界各地的政府。

生活文化設施和消費的主要領域是學校和公園（早于Gottlieb，1994對過去便利設施研究的總結）。在全球范圍內他們的轉換說明其他政府也在嘗試的模式。隨著城市在世界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歐洲人已經將芝加哥作為一個強大的、自主的市長可以塑造的典范，來參觀和撰寫。那教訓呢？

市長Richard M. Daley完全打破芝加哥的過去。自1989成為市長，任職期超過十年的他開始慢慢變得越來越雄心勃勃。他在公園區和芝加哥公立學校的改革中，將生活文化設施和生活質量問題明確的聯系在一起，包括清潔和安全街道。

幾十年來，學校和公園由各地方政府部門掌控，而且市長們遵循Rakove（1975）總結的游戲經典規則，用于創新，敢于實踐”。操作上，這意味著市長在多數情況下不會對主要的政策公開表態，但焦點僅僅放在工作和合同的涵義上。每次全國測評，全美主要城市最差的學校都在芝加哥。

Daley在第二期任職期間試圖通過深刻改變學校的政策和管理扭轉這種局面——即改變學校對學生的反應。他比過去的市長更直接并且聚焦政策：“我們國家的公立學校形勢緊迫，校長必須接受這一挑戰。我們城市的未來正處于危險中。所有來自種族集團和金融背景的家族都將離開城市，因為他們對城市公共教育失去了信心。在美國許多城市這是一個事實，包括我們的國家資本。但是也可不必這樣，我想為我們孩子的未來，給管理者，學校董事會官員、企業和全國各地的家長提供更多的希望。我可以想象有一天，人們會因為優質的公共學校系統而選擇定居在這個城市。我可以看到城市學校有足夠的教學空間，現代化的設備和安全的走廊。

作為我國第三大城市的市長，我相信我國公立學校的未來。在這個國家，改善學校是快速改變的唯一方法。正是這唯一的辦法，使人們脫離貧困，減少犯罪，并創造了更加繁榮的經濟。作為市長，如果我們放棄了學校，我做什么都是失敗的。（Richard M. Daley， June 5th， 1997）。

學校是形成穩定的鄰里關系和良好管理的城市服務的關鍵之一，以此來吸引中產階級居民和新企業（Daley，January8th，1996；April 25th，1996）.）。

9 管理結構

Daley于1993年獲得了公園區的控制，于1995年控制了芝加哥公立學校。由于他們之前獨立于城市，Daley要求州立法機關擴大他的權力，他們批準了。在這兩家機構的第一個主要變化是創建一個團體類型的管理結構，包含董事會和行政長官。Daley任命了一些他手下最好的管理者領導這兩家機構。Forrest Claypool---公園的區總監和首席執行官，Paul Vallas---芝加哥公立學校的首席執行官，兩位都是總經理，并且在各自的機構都有相關的經驗；Claypool是市長的前首席參謀，Vallas是市政廳的前預算主任。然而，他們并不是從芝加哥以外的地區招聘來的，他們有牢固、可靠的個人履歷，這使得他們贏得了市長的充分信任和理解，市長的支持對于他們做出引人注目的改變至關重要。這使他們完全不同于那些從外部聘請、曾經在私人企業或在較小的城市擔任管理任職的“優秀的管理者”。芝加哥更像是一家日本公司，擁有強大的本土文化和深厚的個人承諾。這種“特殊主義”被愛爾蘭天主教強大的地方主義和粉飾芝加哥領導方式的事實所束縛（Clark，1975），即使這種主義正在削弱。

兩名高級官員的任命遵從了兩個機構最高管理層100%的支持。他們雇傭了他們熟識的高層員工，或者是絕對忠誠他們的個人，與公民服務的理念形成鮮明對比。管理兩個機構的結構是兩個層次的，將功能結構從核心服務機構中分離出來。功能層包括財務、人力資源、溝通，和其他一般業務活動，而核心業務部門致力于芝加哥公共學校的教育與娛樂和園林綠化園區。這種委任管理者到學校系統的分開管理模式十分常見。在新管理政策下，芝加哥公立學校非核心服務的新任命的管理人員大多數（約91%）來自非CPS機構。其中，55%直接從芝加哥市的機構招募。相比之下，所有的新核心部門的管理者（100%）都是從學校系統中招募的（Wong等，1997）。

巨大的管理變化是由可信任的全才實現的，但部門交付的細節仍建立在機構經驗上。工會和種族問題潛伏在表面之下，在學校里，性別問題：公立學校中黑人婦女成為關鍵領導者，教師主要也是黑人婦女。Ferman（1996）曾論述，相比于大多數城市，芝加哥悠久的民族政治傳統，會使其將種族和族裔問題納入更多的政策考量中。

包含這些問題的機構相比于過去有重大轉變，部分原因是由兩家機構的危機引起的。Claypool和Valla最初的焦點是保持他們的財政償付能力并消除赤字。這個園區自1993年起，每年面臨著1000萬美元的虧損，已接近其法律債務上限。同樣，在1995年，公立學校面臨4年的預算赤字，共12億美元。Claypool和 Valla迅速平衡預算，并把財政責任帶到這兩家機構。

下一個削減成本的辦法是通過精簡、高效的管理和外包制度。公園區將其員工總數從1993年的約4938人減少到 1997年的3577人 （27%）。芝加哥公立學校將中心辦公室員工從1995的3456人減少到1997年的2740人（21%），教職員工幾乎沒有減少，約25000人。公園的中央行政和公立學校也減少了其經營費用，比例分別為44%和10%。

兩個機構的外包大多在非核心服務領域。兩家機構是由有經驗的市政府管理者掌權，他們熟悉外包和成本差異，并迅速實施相似政策。外包包括打印店，員工的健康服務，工人的津貼，以及學生記錄存儲（Daley，June 5th，1997）。

Claypool和 Valla與其主要工會成功談判，雖然也會與其他小工會產生沖突。他們的成功依賴于市長、議會和積極公民團體的絕對支持。

10 基于成果的問責制

Claypool和 Valla都定義了在可衡量成果中的表現。公園區的標準是植樹的數量，綠化面積的增加的數量，花園的數量，和公園的整體安全性和清潔度。學校使用分數進行標準化測試、出席率、學校質量評估、監測學校改善計劃，使其符合國家學校的規則。Valla根據測試分數，將管理重點放在改善績效差的學校。1996年1月，Valla上任六個月，和他的管理部門在109所學校查驗，包含了這個地區20%小學和中學。之前，政府只在六個學校進行矯正。這是查驗的一個階段。在這個國家使用一些最嚴格的措施，1997年芝加哥公立學校的重組了七所高中，學?；旧现匦聠⒂昧嗽S多新員工。

11 政治控制的成效

Claypool和 Valla都是具有絕對領導力的領導者，這激勵著機構的員工，這使他們產生了極大的熱情（Chicago Tribune Magazine，February 4th， 1996）。這兩位成功者是年輕、熱情員工們的榜樣。正如一位芝加哥公立學校的管理者總結的中央政府機構的氛圍，“有一種運動感和能量感?！痹谶@兩個機構中，以市長為主導的學校和公園的管理形成了明確的政治使命。兩位首席執行官表達了他們長期的愿景，重點強調了基礎設施投資和主要的資本改善項目。

他們還強調了美學：停車場被轉換成鮮花和樹木；在全市的學校周圍都加上鐵藝圍欄，使其具有現代化的新面孔。

市長的（政治的）控制的另一個結果是加強了兩機構間的合作，也促進不同的城市間機構的合作。還有一個被稱為“孩子的公園”的CPD-CPS全新課后項目，孩子們可以從學校直接到公園玩耍。這些備受好評的項目體現了服務大幅改善的具體承諾；孩子們從早到晚都參與其中。

12 引人注目的管理政策的創新：芝加哥的經驗教訓

新政治文化市長們的政策偏好（特別是財政保守主義與社會自由主義）使他們過分追求生產力的提高。消費和生活文化設施取代生產和職業。他們將其政治選民視作個體市民，而不是有組織的團體，比如工會和城市雇員。隨著各國政府越來越多地接受這些政策，領導人該如何應對？答案是多式多樣。Jimmy Carter總統主張特點的新政治文化主題，但大家都認定其管理失敗。近年來，芝加哥在政策和管理上的巨大革新。有什么教訓呢？

將這兩位既定風格的管理者與芝加哥的管理者們進行對比。首先是城市管理者，國際城市管理協會完美的專業人員。對于適度的創新以及健全的、可靠的管理，經典的美國城市管理者——Weberian Taylor的激勵模式運行的很好。管理者在城市有較高流動性的、政治參與熱情低、與其他工作人員的關系疏遠、對當地公民和社區協會的認知膚淺（專業倫理更多），這些條件很可能能夠阻止來自于人際關系“腐敗”。但他們也提到了行政的膽怯；他們懼怕巨大的挑戰，因為他們提供的政治基礎淺薄。大多數城市和大多數人都不想（周圍）頻繁發生巨大變化。也有一些其他的城市是例外。

當危機和環境挑戰更為嚴重和引人關注的時候，傳統管理者將不作為。進入第二種模式：在哈佛大學許多案例研究中描述了聯邦政府和地方的行政企業家（administrative entrepreneur），如紐約的John Lindsay（Lynn， 1981）。這個原型是一個聰明的、野心勃勃的、咄咄逼人的經理，但他的組織敏感性強于他的政治敏感性，他的環境是封閉的而非開放的組織。這就假定軟弱的政治領袖會忍受這種“不受制約”的企業家成為員工。文中提到的這種假設，行政企業家可以完成很多。

雖然這兩種類型的管理者在某些方面都取得了成功，但在芝加哥案例上是失敗的。為什么？芝加哥的一些因素是獨一無二的，但許多人都運用到其他地方，這意味著芝加哥為管理提供了一些普遍的啟示。我們的案例表明，引人注目的創新是合理的，但前提條件是：

現狀失去了合法性：有危機感，或至少“嚴重違規”；這種緊迫感可能來自財政和政治危機，或是由一個新當選的領導人尋求改變所導致的。

重大政策變化很少能蒙蔽民選官員、媒體甚至普通市民；因此，內部封閉的組織模式、或者不考慮“外部”關鍵因素的管理者注定失敗。

如果政治領導非常不穩定、分化，競爭的領導者可能會相互挑戰各自的政策措施，向新聞界泄露妄議，讓創新的管理者生活痛苦，最典型的事例就是芝加哥市長Harold Washington和Council Wars，迫使許多好的想法被擱置或忽略多年。

連貫的政治領導可以保護管理者，并驅使他們進一步做出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政策；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在Daley管理的芝加哥中充分體現了這一點，市長沒有反對意見，并大力支持理事會、民間團體、媒體和公眾。

維持現狀不僅是不合理的，而且允許在低、中的管理水平下大幅削減成本（約20%的總員工和在1或2年的預算）。以上大量低效率資源的釋放為創新政策節約了成本。

大裁員引發了激烈的工會對抗；這些阻礙了過去Byrne 和Washington市長的舉措——能力較弱的市長參加工會并且離職。Vallas 和Claypool遵循了Daley的傳統：除非你能贏，不然就別公開斗爭。

13 結論和政策含義：嚴格管理，公共物品，管理增長，強調消費

全世界許多市長和領導人都關注著新的焦點，即我們強調的新政治文化。如何才能實現生活文化設施供給和服務交付的轉變呢？

芝加哥的案例研究表明，引人注目的政策創新很可能來自管理者：這些管理者在高風險和不確定性的環境下操作，維持現狀的合法性很低，政策的替代品會受到實時監測，以及許多來自開放系統環境中的政治人士的批判，管理者們有才能、有雄心，同時也取得了政治領袖的信任和并與其保持良好的私人關系，這些領袖無論環境如何都支持他們。政治領導是穩定和連貫的，總的政策方向是明確的，管理者有勇氣主動去尋求引人注目的改變。

政治游戲中一般主要規則的變化在于公共政策任務（輸出）。我們在圖1的最后一列區分了三種政策的輸出類型。首先是從分配到公共物品的轉變。這是芝加哥和許多城市的“改革”的核心。政治的“敵人”是庇護主義或贊助，而改革者尋求替代這些。用什么？一般的公共產品，在地理空間廣泛共享的，如清潔空氣、環境改善和治理程序的開放及所有允許的方面（不只是政治上的連接）。相比之下可分離的物品被一個或幾個人所消耗，例如面包、鞋子、或公共政策，一個贊助工作或合同。公共性和可分離性是分析性的區別，并不能僅僅通過只看一個城市的預算或它的市中心就能明確的，所有的城市都有標準的預算分類、公共建筑和道路。關鍵是參與者是如何對決策進行評估的。機場可以用其公益意義解釋（它是由許多人使用）以及可分離的商品（它創造就業機會和合同）?？煞蛛x物品曾經在芝加哥很杰出；公共物品已經十分突出。全球化推動公共產品的普遍發展。類似的程序改革，得到日本和意大利新政治文化領導人的重視（Clark & Kobayshi，2000）。

如果市長的再分配方案不能消除貧困，那他們能做什么？主要的政策選擇是強調“平等”、“正當程序”、“公平”、“組織合作”。芝加哥與華盛頓一直貫徹這些理念。事實上，制度開放、透明、具有普遍意義（新教的啟發）的政府計劃作為決策和管理的核心過程是反對不平等的一項重大的政策，因為這些程序不依賴于個人的聯系和支持。

第二項政策轉變是從純經濟增長到（若干）項的管理增長?？匆恍├?。一個經典的（全球的）政策承諾是經濟增長。芝加哥是第十九世紀末美國發展最快的大城市。在二十世紀，大多數芝加哥市長們的主要政策也是增長：發展經濟、創造就業機會、建設大型基礎設施項目（Bradbury，Downs & Small， 1982； Mayeld，1996； Suttles， 1984， 1990）?！霸鲩L機器”經典的說明了Daley市長與尋求持續增長的處于領導地位的公司官員有密切關系。

然而，一些人指出，這種肆無忌憚的增長，說明了暴發戶的本性。芝加哥通過分區政策改變生活文化設施，多年來經常在同一個街區建造世界上最好的和最壞的建筑。這源于像一些歐洲城市對一個城市或郊區計劃沒有可靠的保證。特別要指出的是，分區并沒有執行嚴格的規劃或分派到整個城市的分區管理局，但卻留給個別議員，他們可以接受或拒絕建筑申請、轉換，允許分區差異和其他情況的存在。遺留的依附主義和鄰里（民族）自治明確指出建筑師和規劃師的美學問題。這改變了第三個政策發展部分。

第三，消費和美學問題日益促進著對生產的關注。這與生產創造就業機會的前兩個方面相重疊。后工業城市仍然需要通過經濟基礎的立足，但芝加哥最大的產業已成為娛樂業（餐廳，酒店、會議等）。銷售往往涉及消費問題（從代表或旅游者的立場）。市長和市政府如何應對這種消費的問題？通過尋求改善獨特的城市生活方式、增加鄰里生活文化設施的政策，消費而不是收益，強調湖畔美學、音樂會、餐廳、公園、林蔭大道等在公園的娛樂項目，改善學校，減少犯罪。也就是說，這所有的事情都是為了創建一個宜居宜人的城市。直到20世紀末期，對公共物品消費的關注才在芝加哥和其他主要的美國城市大量出現。幾個世紀以來，歐洲和亞洲國家的貴族都享受其中，但這些問題的廣泛擴散也成為新的、不同的問題。

對于城市生活、甚至城市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的主要原因，生活文化設施的普遍意義開始得到一些經濟學家和城市政策分析師的承認，像Glaeser（2000b）強調非市場交易：如教育、美化。其他的研究旨在利用全國城市數據衡量這些過程，例如從高質量的餐館到自行車路徑發展、人口增長、高科技工作等方面發現了許多不同的生活文化設施的實質性的影響 Florida （2000， 2002），Glaeser等（2000）。

政策結論遵循這些研究結果。在許多城市，企業不斷地為美國改變和產生創造性工作動力的、最有才華的員工提供工作。因此，他們有一個廣泛的機會選擇就業的城市，這個決定是關于在哪里生存和享受生活，這比工作提供的最終位置決定有大的或更大的意義。許多決策者遵循新政治文化的重點，并遠離依附主義和贊助，如尋求留在私人企業，為他們提供源源不斷的補貼和福利。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投資于所有公民的公共產品（如學校和公園）。在新的全球經濟中，許多人從這些政策中獲益。

說明：

1.關于全球化-改變-范例的主題，Clark（2000）在對一些典型城區的敘述中有詳細描述。這一章節探究的是便利設施與增長的聯系。

2.大多數讓人信服的觀點都偏向于Logan 和 Molotch： Logan，Whaley 和 Crowder （1997）在多了將近20年關于增長機器的研究后得出此結論，Molotch等（2000）從多種因素解釋了增長。他們都強調便利設施。消費和便利設施不同于“使用”或“交換”價值這種更寬泛的概念。

3.正如文獻記載（Castells， 1989； Sassen， 1994； Zukin， 1982）大多數邊緣城市區域替代了慣例化的行政工作，后勤辦公室工作；然而大多數行政工作和生產服務的技術推動模式依然集中在城中心，表明（或許）城市群有利于技術生產的進步。

4.Florida（2002）在爭論中得出證據，被迫從穩定職業轉向靈活職業的工人推動了多少新經濟的發展，他們使多少企業能夠通過更靈活的工作環境重新安置公司，他認為，大多數有創造力的工人都已經能夠自主選擇，并已成為常態。

注釋：

①Amenities中文直譯為便利設施，意譯為生活文化設施，但在克拉克的表述中多數情況是指以生活文化設施為導向的公共產品（public goods）；他把amenities種類大致分為四類：其一是自然物理設施，如氣候、溫度、濕度、可接觸的水資源以及自然景觀燈；其二是人工建構的設施，如圖書館、博物館、劇院以及一些尺度小的設施（書店、果汁店、星巴克自行車比賽與專用通道等）；其三是社會經濟結構與多樣性，如本地居民收入與教育、外國人或其他民族人的數量情況、同性戀人群及家庭等；其四是本地區居民的價值觀和態度，如友善或敵意、包容性、敢于冒險、個人主義等。便利設施的翻譯在中文語境中過于狹窄，很難全面表達amenities的含義。本文采用生活文化設施來表達克拉克筆下的“amenities"，生活設施能夠給人們帶來諸多便利，文化設施能夠提升人們的美學享受，這二者基本上表述了amenties所要展現的”能夠帶來愉悅“的設施或活動含義。

參考文獻：

[1]Abarabanel， J. （2000）. Of opera， paradigms， and corporate culture. Lyric Opera， 46th Season，2000–2001.

[2]Atkinson， R. D. （1998）.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cities. Cityscape， 3（3）， 129–170.

[3]Bradbury， K. L.， Downs， A.， & Small， K. A. （1982）. Urban decline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cities.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4]Castells， M. （1989）. The informational city. Oxford： Blackwell.

[5]Chicago Tribune Magazine （1996， February 4th）. Tough love： Paul Vallas job is to teach the ChicagoPublic Schools a lesson in discipline.

[6]Clark， T. N.（1996）. Structural realignments in American city politics： Less class， more race， and a new political culture， Urban Affairs Review， 31（3） （January）， 367–403.

[7]Clark， T. N. （2000）. Old and new paradigms for urban research： Globalization and the scal austerityand urban innovation project， feature dessay in Urban AffairsReview，36（1） （September）， 3–45.

[8]Clark， T. N.， & Foss， G. （1999）. City ideas that work， special report： Public art project captures international interest， local hearts. Nations Cities Weekly， 22（43） （October 25th）， 1–7–9.

[9]Clark， T. N.， &Goetz， E. G.（1994）. Theanti-growth machine. In： T. N.Clark （Ed.）， Urban Innovation： Creative Strategies in Turbulent Times （pp. 105–145）. London – Newbury Park – New Delhi：Sage.

[10]Clark， T. N.， & Hoffmann-Martinot，V. （Eds） （1998）. The new political cultur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1]Clark， T. N.， & Kobayshi， Y. （2000）. The new political culture in Japan. Tokyo： Keio University Press.

[12]Clark， T. N.， & Rempel， M. （Eds） （1997）. Citizen politics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Boulder， CO：Westview Press.

[13]Costas， S.， & Bennett， L. （2003）. Its hardly sportin： Stadiums，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 and the new Chicago.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14]Daley， R. M. （1996， April 25th）. State of the city address. Mayors Ofce， City of Chicago.

[15]Daley， R. M. （1996， January 8th）. State of education address. Mayors Ofce， City of Chicago.

[16]Daley， R. M. （1997， June 5th）. National press club address on Chicago public schools. Mayors Ofce ，City of Chicago.

[17]Ferman， B. （1996）.Challenging the growth machine.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8]Florida， R. （2000）. Competing in the age of talent： Quality of place and the new economy.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R.K. Mellon Foundation， Heinz Endowments， and Sustainable Pittsburgh.

[19]Florida， R. （2002）.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New York： Basic Books/Perseus.

[20]Gans， H. （1962）. The urban villagers. New York： Free Press.

[21]Glaeser， E. L. （2000a）. Cities and ethics.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2（4）， 473–494.

[22]Glaeser， E. L. （2000b）. The future of urban research： Nonmarket interactions. Brookings – Wharton Papers on Urban Affairs， 101–149.

[23]Glaeser， E. L.， Kolko， J.， & Saiz， A. （2000， July）. Consumer Cit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Research， Working Paper 7790， www.nber.org/papers/w7790

[24]Gottdiener， M. （1985）.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5]Gottlieb， P. （1994）. Amenities as an economic development tool： Is there enough evid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8（3） （August）， 270.

[26]Gyourko， J.， & Tracy， J. （1991）. The structure of local public nance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Journal ofPolitical Economy， 99（4）， 774–806.

[27]Harvey， D. （1990）.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28]Hoggart， K.， & Clark，T. N. （Eds） （2000）. City governments and their citizens， research in urban policy（Vol. 8）. JAI Press/Elsevier.

[29]Judd， D.， & Fainstein， S. （Eds） （1999）. The tourist c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30]Lash， S.， & Urry， J. （1994）. 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 New York： Sage.

[31]Logan，J. R.， Whaley， B.R.， & Crowder， K. （1997，May）. The character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growth regimes： An assessment of 20 years of research. Urban Affairs Review， 32（5）， 603–630.

[32]Lynn， L. E. （1981）. Managing the publics business. New York： Basic Books.

[33]Markusen， A.， Chapple， K.， Schrock， G.， Yamamoto， D.， & Yu， P. （2001）. High-tech and i-tech： Howmetros rank and specialize. Project on Regional and Industrial Economics Humphrey Institute of Publ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34]Mayeld， L. （1996）. The reorganization of urban politics： The Chicago growth machine after World War II.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35]Miranda， R. （1992）. Privatization in Chicagos city government， In： K. Wong （Ed.）， Research in UrbanPolicy， 4. Politics of Policy Innovation in Chicago. Greenwich， CT： JAI Press.

[36]Mollenkopf， J. H. （1983）. Contested c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7]Molotch， H. （1976）. The city as a growth machin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2）， 309–330.

[38]Molotch， H.， Freudenburg， W.， & Paulsen， K. E. （2000）. History repeats itself， but how？ Citycharacter， urban tradition， and the accomplishment of pla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65（December）， 791–823.

[39]Putnam， R.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0]Putnam， R. （2000）. Bowling alon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41]Rakove， M. L. （1975）. Dont make no waves， dont back no loser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Press.

[42]Reese， L. A.， & Rosenfeld， R. A. （2002， May）. Reconsidering private sector power. Urban AffairsReview， 37（5）， 642–675.

[43]Reich， R. （1991）. The work of nations： Preparing ourselves for 21st century capitalism. New York：Alfred A. Knopf.

[44]Sassen， S. （1991， 2001）. The global city （2nd e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5]Sassen， S. （1994）. Cities in a world economy.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Press.

[46]Smith， N. （1996）. The newurban frontier：Gentrication andthe revanchistcity. Routledge： NewYork.

[47]Suttles， G. （1984）. The cumulative texture of local urban cul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0，283–304.S

[48]uttles， G. D. （1990）. The man-made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9]Wilson， W. J.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0]Wong， K. et al. （1997）. Integrated governance as a reform strategy in the Chicago public schools.A Report from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Irving B. Harris Graduate School of PublicPolicy Stud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51]Zukin， S. （1991）. Landscapes of pow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責任編輯：王凌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