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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文化規劃新模式

2016-12-07 18:14劉學劉合林
中國名城 2016年12期
關鍵詞:城市更新

劉學+劉合林

摘 要:1980年代開始規劃實踐的文化集群成為以文化主導的城市更新中最常用的文化戰略模式之一,構成整合文化和經濟的城市更新政策機制的一部分,越來越多的被國外城市政府應用。成功的文化集群往往是一個城市或國家的品牌,如美國的蘇荷區,巴黎左岸區,紐約下東城區等,迎合了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和區域發展的口味。本文首先介紹了文化主導的城市更新和文化集群的相關理論框架,在此基礎之上通過對國外城市文化集群形成和運作的案例剖析,探討形成文化集群的必須條件和成功因素,即如何打造文化集群,以期對轉型期國內大規模的內城更新、城市中心轉型以及城市文化規劃建設提供借鑒意義。

關鍵詞:文化集群;城市更新;文化規劃

Abstract:Culture quarters start planning practice to become one of the most commonly used culture-led urban regeneration strategic model in the 1980s. Culture quarters are part of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and economic urban regeneration policy mechanisms.They are more and more applied by foreign city governments. Cultural quarters in Western countries is more common. Successful cultural quarters tend to be the brand of a city or country,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in Soho, Paris Left Bank area, New Yorks Lower East Side area. Cultural quarters cater to the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culture-led urban generation,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quarters and quarters of cultural. On this basis by the case of the forma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Western urban culture quarter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conditions and the success factors of cultural quarters formation, how to create cultural quarters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to transition large-scale inner-city updat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urban centers and urban culture.

Key words:cultural clusters ; urban generation ; cultural planning

中圖分類號:TU9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144(2016)-12-84(6)

1 引言

進入新世紀以來,以文化為主導的城市更新戰略方法,從建立鼓舞人心的地標建筑到有機更新衰敗的內城中心,再到復興城市傳統社區(DCMS, 2004),帶來了更加廣泛的社會、經濟和環境的更新成果,越來越多的被國外城市城府應用。從1980年代開始規劃實踐的文化集群成為這一文化主導的城市更新中最常用的文化戰略模式之一,構成整合文化和經濟的城市更新政策機制的一部分。文化集群通常與衰敗的城市內城更新密切相關,通過城市土地用途的多樣化使用和公共空間的重新界定,運用場所營造重塑城市形象(Ashworth&Voogt, 1990; Miles, 2005),帶來經濟的轉型升級和多樣化(Williams, 1997; Mommaas,2004; Scott, 2004),強化了地域認同感,增強了社會凝聚力(Matarasso, 1997;Scottish Executive, 2000)。許多大城市和小城鎮都卷入其中,以尋求在全球化背景中找到新的位置。Dungey(2004)指出:“如果沒有采用發展文化集群的方法,去吸引和發展娛樂、藝術、媒體、設計等創意產業,就沒有大的城鎮或者城市的更新計劃能夠完成,”

因此,文化集群在國外越來越普遍,成功的文化集群往往是一個城市或國家的品牌,如美國的蘇荷區,巴黎左岸區,紐約下東城區等,迎合了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和區域發展的口味。本文首先介紹了文化主導的城市更新和文化集群的相關理論框架,在此基礎之上通過對國外城市文化集群形成和運作的案例剖析,探討形成文化集群的必須條件和成功因素,即如何打造文化集群,以期對轉型期國內大規模的內城更新、城市中心轉型以及城市文化規劃建設提供借鑒意義。

2 國外文化集群的理論研究

2.1 文化主導的城市更新背景

最近十幾年的一個趨勢是大城市和小城鎮的發展都不約而同的把文化因素放到城市政策手段的核心位置(Miles & Paddison, 2005)。全球化進程中城市特色(Gimeno Martinez, 2007)的保持,衰敗地區的經濟重建,當地社區的廣泛參與(Goldbard, 2006),城市對人才和資源的吸引(Florida,2002),這些都是對傳統工具(不能提供可靠的解決方法)的挑戰,文化則是應對這些挑戰的一個可行的方法,在很多方面成為政府解決這些難題的靈丹妙藥。

以文化為主導的城市更新很好地順應了這種變化,其不僅僅是簡單的物質環境改善而是多部門多維度的,包括經濟、社會、自然和文化領域(Roberts, 2002)。文化主導的城市更新方法可以促進經濟的多樣化(Williams, 1997; Scott, 1999),包含刺激產生創新和創意(Roberts, 2002; Mommaas, 2004);增加高品質的就業機會(Scott,2004);提高人們的收入水平 (Williams, 1997; Richards, 2001) 和通過面對面的交流形成良好的工作伙伴關系 (DCMS, 1999)。文化主導的更新也能夠通過場所營造塑造城市形象,強化的城市形象又能夠在全球化競爭背景下吸引更多的外來投資 (Ashworth&Voogt, 1990; Fitzsimons, 1995, 1996; Williams, 1997;Florida, 2004). 除此之外,這種方法還能夠帶來更多的參與文化和藝術活動,鼓勵合作、文化理解、社會融合和凝聚力,特別是在城市的人口相對多元和分散的地方 (Matarasso, 1997; Thompson,2002; Miles,2005)。

2.2 文化集群內涵解讀

最近的這個文化集群術語的意義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早期在美國,例如Pittsburgh and Lexington, Massachusetts (Whitt,1987;Florida,2002).英國最早在1987年一些組織提出了文化集群的概念例如英國美國藝術協會(BAAA, 1989),文化顧問機構(Bianchini, 1988)。

目前,學術界對文化集群的概念還沒有定論,但城市文化集群對城市來說并不陌生。城市里經常有一些空間用來發展娛樂、藝術和文化消費,無論是集中的大規模集群形式的還是零星分散的點狀布局。

一派學者把文化集群放在城市規劃政策領域理解,例如:Wynne(1992)定義文化集群為城市中各種文化和娛樂設施高度集中的地理區域。Frost -Kumpf(1998)強調文化集群的組織性和標識性,認為不僅是各種文化設施高度集中的區域,而且要能夠對外界產生很強的吸引力。

根據這派學者的觀點,文化集群是城市當權者的工具,用來促進城市中心發展和復興衰退社區。更深層的含義是城市經濟的增長不僅依賴文化的生產更依賴城市文化的消費(Landry, 2000),文化成為當地發展的重要驅動力。

另一派學者側重于對文化經濟、機構和創意組織的研究,對文化集群的定義更加寬泛:Santagata(2002)從不同功能類型的文化活動和文化設施的集聚性上,識別了四種類型的文化集群:產業文化集群、機構文化集群,展覽館文化集群和都市區文化集群,最后一種被認為與城市規劃政策中的文化集群差不多。

國外城市文化集群的規劃實踐一般通過政府劃定掛牌、法定的空間規劃或者相關的土地使用政策等一系列手段去實現,其通過鼓勵文化活動在有限的地理空間區域內集群化發展,采用多樣化的規劃措施和混合公私投資,在全球化和城市競爭的背景下,打造有影響力的城市品牌。

2.3 文化集群特征釋義

雖然上述定義采用不同的視角,但它們在幾點上是達成共識的,即文化集群在空間上通常有以下三個特征(表 1):

由此可看出文化集群是一個相互依賴的實體系統(包括公共和私人機構,商業,企業,個人和當地組織)——在一個有限的地理空間集聚,被同一文化所驅動,以持續的價值創造為目標。文化集群從一個自上而下規劃的混合物演化而來,里面包括許多不同利益相關者的活動。場所的文化和傳統是一個文化集群區別于另一個文化集群的本質所在。

3 文化集群規劃實踐探討

3.1 圣殿酒吧(Temple club)文化集群,都柏林(Dublin)

圣殿酒吧位于都柏林市中心的一塊區域,緊鄰利菲河(Liffey River),介于著名的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和都柏林城堡(Castle)之間,占地大約30公頃,從17世紀開始開發和建設,目前還保留著鵝卵石鋪地的中世紀街道格局和各種不同風格類型的老建筑,狹窄的空間內集聚著數十家文化中心,文化人的周末書市,健康生活的有機生鮮露天市場,與時尚界接觸的戶外市集,再加上一間間的視覺藝廊與文化樂廳,其已然成為都柏林最繁華活躍的文化、娛樂和飲食中心(圖1)。

圣殿酒吧可以算得上是都柏林最古老的地區,其歷史可以追溯到1259年奧古斯丁修道

院修建。17世紀,當時的圣三一學院院長,在此修建住宅,并給該地區命名叫圣殿酒吧。這個地區像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格局主要是從18世紀開始,當時利菲河南岸碼頭,每天往來大量裝載和卸載貨物的船舶,狹窄的街道網絡,變成了熙攘喧鬧的買賣場所,集聚了商人,手工業者、工匠和來往的貿易船舶公司。19世紀新海關大樓完工,原來的老碼頭停止使用,該地區成為外貿服裝的中心——裁縫,布商,帽子制造商,毛皮商,羊毛制品商等在此大量聚集。

80年代,國家巴士公司(CIE)建議把該地區作為一個新的交通運輸中心重新發展。1981年CIE開始買進周邊產權,為下面的拆除和建設鋪平道路。這一過程直接導致了該區房地產租金的下跌。與此同時僅能支付得起很少租金或者根本支付不起租金的一些活動遷移到了該地區。這些活動包括藝術家的工作室、畫廊、錄音及排練室、酒吧、咖啡館和餐館、二手和年輕設計師服飾店、書籍和唱片店等。1980年代中期,地區內更大規模的文化機構如項目藝術中心和奧林匹亞劇院——通過低租金把文化藝術活動引進了該地區,小的和中等規模的文化和商業活動關系網絡搭建起來。CIE把該區建成交通樞紐的計劃也宣告失敗。

到了1990年,圣殿酒吧有很多廢棄的工業建筑,貧困問題彌漫,殘留零星的商業活動。奇怪的是,圣殿酒吧在當時也被視為一個充滿新奇、活力和廣泛的社會與經濟交流的場所,經常被新聞媒體稱為“都柏林的左岸”,因為它的相對高密度,混合建筑風格,緊鄰碼頭,狹窄的街道和主要源自于錄音工作室、視頻公司、藝術家工作室、劇院、酒吧、咖啡館和餐館里的年輕文化。

1989年早期,圣殿酒吧內部的商家自發組建了圣殿酒吧發展委員會(Temple Bar Development Council),開始游說該地區作為文化集群重新定位發展。1990年,城市文化有限公司(Urban Cultures Limited)公布了圣殿酒吧未來發展框架——圣殿酒吧發展計劃(表2),一整套的以文化導向的更新計劃,特別強調要與文化創意活動和發展夜晚經濟相結合。

該計劃由TBPL,一個1991年成立的國有發展公司,負責大規模實施。TBPL參與與承租人協商租金,收購、更新房產,獨立承擔發展計劃或者與開發商和私營業主合作完成某些部分。TBPL從歐洲共同體獲得最初的4百萬英鎊啟動資金,并以國家擔保的形式從私人借貸了2500萬英鎊。租金的收益,被用于物業重建計劃和環保行動,并補貼文化項目。TBPL通過一次大規模有影響力的城市設計競賽,打造了兩個新的城市廣場,并制定針對具體街道和建筑的城市設計導則,重塑該區良好的建筑景觀形象。此外,為了提高圣殿酒吧場所的多樣性,采用混合使用分區、刺激夜晚經濟、采取經濟方法鼓勵和支持商業和文化企業,并策劃了一系列重大事件、活動,提高了該區在國內和國際的影響力。

1992年,圣殿酒吧文化集群有27家飯店,100家商業,6家藝術機構,2家旅館,200個居民,70家文化創意企業和80家其他商業。到1996年,當TBPL完成大部分發展計劃,該文化集群有5家旅館,200家商店,40家飯店,12家文化中心和2000人的居住人口,提供了5000個全職高品質的就業崗位。在1996年末,2000人工作在圣殿酒吧,增長了近300%。

圣殿酒吧文化集群成功的最重要經驗是場所的內在文化不應該因為大規模的重建而丟失,或者采用一種僅以商業價值為導向的方法來進行場所更新。圣殿酒吧文化集群的更新發展不僅僅是建筑物質環境的更新,最大的擔心是要保護長久以來蘊藏的各種類型活動形成的內在獨有的場所感。Florida(2002)指出圣殿酒吧文化集群是用創意和設計這些文化資產來吸引顧客和促進經濟復興的一個重要成功案例。

3.2 仁寺洞(Insadong)文化集群,首爾(Seoul)

仁寺洞文化集群是一個小規模的、方形文化街區,由一條南北長690米的主要街道,東西長37米的次要街道構成(圖 2)。該區工作人口大約3000人,每天的參觀者達到85000人。仁寺洞在國外知名度很高,是韓國人和外國人了解韓國傳統文化例如食物、服飾、繪畫和古董的地方,集中了很多與此相關的店鋪。這個街區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朝鮮王朝,那個時候該街區是一個中產階層的居住區,屬于朝鮮王朝傳統城市布局的一部分,即一條主要的街道和許多小巷子從這條街道上延伸出去。在20世紀早期,日本、韓國的專家和收藏家來此找尋韓國的古董文物,仁寺洞就成為了一個專賣古董的集聚區域。1950年代,工廠,倉庫和宗教設施進入該地區。同時商人集聚,形成了集市。從1970年代以后,畫廊開始進入該地區,逐步形成了該區的藝術形象。除此之外,大的或者中等規模的辦公室樓宇在該地區外圍建立。1980年代后售賣古董畫、家居、傳統手工作品的商店在這個地方快速集聚,強化了該區作為韓國傳統文化藝術街區的形象。隨著1990年代飯店、茶室和咖啡館的快速發展,該區也開始呈現一個更加商業化的面貌。

1998-2009年古董店,傳統藝術制作店鋪急劇減少,被一些商業化的、媚俗的手工品店和大量的飯店、咖啡吧等所取代。這種空間使用的變化反映了仁寺洞在消費者需求方面的變化即從中年、高品位變成年輕、普通口味。相應地,商店也要服務于新顧客的口味,導致大量傳統文化和藝術店被排擠出去。

1990年代晚期,民主化和市民社會的成熟,更多的人擔心仁寺洞的未來并組織了一系列保護、復興仁寺洞傳統文化活動。隨之而來,仁寺洞的治理結構發生了變化。以保存傳統文化為目標的仁寺洞社會組織,由商家、城市聯盟,熱愛仁寺洞的團體組成,委員會由城市官員、居民代表、專家構成,成功舉行了兩個大范圍有影響力的活動——“星期天禁止車輛通行”、“保護最后的12個老店”。非政府組織和市民的呼聲很快被首爾城市政府接收到。1999年的12月,城市政府宣布在接下來的兩年里在仁寺洞北部地區暫停任何新的建設,直至批準通過一個新的更詳細的仁寺洞地區規劃。同時,仁寺廟洞南部地區更新時,對空間使用的變化提出更多的限制因素。除這些關于區劃和建筑限制的規定外, 2000-2001年城市政府還致力于改善仁寺洞的街道景觀,包括鋪地、水管、廁所、下水道,街道家具等。2002年4月,韓國大都市區治理組織批準命名仁寺洞為文化集群。這個思想的主要目的是去保存該地區的獨特性,使傳統文化能夠在沒有過度商業化的威脅下生存。與此相匹配,出臺了一系列的規劃政策,包括提供稅收刺激等獎勵措施給那些文化活動和實施,同時遏制非文化活動、純粹的商業活動在該區大規模的發展;禁止新建大體量的新建筑,相反提供低利息貸款用來修繕和運行老建筑;因租金原因而被驅逐出去的文化相關的店鋪,政府可以購買和重新出租;城市當權者決定建立一個公私聯合基金來支持這些保護活動。

3.3 文化集群成功條件與必需因素剖析

文化集群沒有統一的形式,因為文化集群植根于場所的特殊性。通過對上述案例以及許多成功的文化集群分析,我們還是能發現一些共同點,主要圍繞著文化集群內不同規模、類型的多樣化文化活動的存在,為這些活動提供適合其存在發展的場所以及一個品牌化的場所形象。Canter(1977)總結歸納指出成功的城市文化集群主要有活動、建筑形式、意義指標體系構成:

好的文化集群應該是上述要素的獨有的集合,是真實的,充滿創新的,不斷變化的。一個場所有好的文化活動但是沒有一個適當的承載這些活動的建筑形式將不會是具有良好場所感的文化集群,可以每天吸引使用者和訪客,這意味著,文化集群,本質上是更廣泛的城市創意經濟的概念,不能從城市地理空間中分離出去,與城市的場所環境、意義體驗緊密相關。同樣,一個文化集群如果沒有場所意義,很可能就是對其他文化集群的簡單復制拼貼。

4 結語

McGuigan(2008)指出后現代城市發展一個趨勢是城市文化需要被去工業化。即通過對工業化的場所發展文化活動,識別城市里不同功能和社會區域,命名為文化集群,被采納為當代城市場所重建的政策機制。本文介紹了國外文化集群的形成背景,概念特征,通過都柏林和首爾兩個成功的文化集群案例分析,指出活動、場所和意義是文化集群形成和發展的三個重要因素。對于劃定命名文化集群在其他城市或者城鎮是否具有有效性和普適性,從兩個案例中我們可以總結出更多的經驗:

第一,是否有可能去規劃一個文化集群。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并不意味著每個城市場所都有可能被認定為文化集群。建立一個文化集群的各種條件并不是在哪里都能找到的,歸根結底,文化集群還是與場所緊密相關。一個文化集群需要創意階層的存在,以及適合他們的低租金工作室,商業空間和公共空間改善,適時布置一些文化項目等等。

第二,文化集群是否有可能成為“紳士化”的犧牲品。許多學者對運用文化集群進行城市更新的長期效果持懷疑與批評的態度,認為文化集群可能會導致“紳士化”。長期居住的居民會因房地產價格和生活成本上漲而搬出文化集群區,集群區域及周邊的條件好的地區從城市中其他地區分離合法化,增加城市的碎片化,形成城市內不同地區文化和社會的差別(Zukin, 1995),因為地理的接近并不意味著共享的價值觀或者甚至兼容性,反而會導致城市空間的凈化或禁制。

第三,文化集群內商業與文化的博弈?!拔疫^去很喜歡圣殿酒吧,在它變得太商業化之前?!保―ungey 2004)文化集群把文化變成有價值的經濟物品和服務,市場的供需決定了文化集群的形成和轉變,低價值的文化活動將被從集群內驅逐出去,那么這個文化集群存在的場所意義將會消失,文化集群將會走向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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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凌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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