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拉丁美洲監獄過度擁擠問題以及有效改革方案研究

摘 要 整個拉丁美洲的監獄系統都存在過分擁擠的問題。這種現象是由于從1980年代開始在整個區域蔓延的嚴厲的藥物法律和政策的擴散。然而研究表明，監禁低級別、非暴力罪犯幾乎不會對毒品貿易產生影響，由此增加了對重要的禁止性模式進行重新確認的呼吁。這導致參與法治改革的國際組織規定拉丁美洲政府應旨在通過減少與毒品有關的監禁來減少監獄人滿為患的情形。本文通過對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和秘魯現有藥物法的研究以及與哥斯達黎加監獄系統“新模式”的比較，總結了在拉丁美洲監獄系統的擁擠問題的成因及解決方案。

關鍵詞 拉丁美洲 監獄 過度擁擠 藥物改革

作者簡介：孫昊，大連民族大學，指導教師，研究方向：國際法律。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1.356

一、嚴苛的毒品政策的負面影響

對與毒品有關的犯罪實行嚴格的強制性最低刑罰，這往往不能證明均衡性，而加上審前拘留的過度使用，嚴重制約了個案研究國家的監獄系統。它造成了：一是監獄人滿為患；二是侵犯人權；三是累犯頻發。

（一）監獄過度擁擠

人們普遍認為與毒品有關的逮捕和定罪案的增加促使拉丁美洲監獄形成普遍過度擁擠的狀態。雖然很長時間內的軼事證據指出了拉丁美洲毒品法和監獄過度擁擠之間的聯系，華盛頓拉丁美洲辦事處（WOLA）和跨國研究所（TNI）已經說明了兩者之間很強的因果關系。這一為期一年的研究集中在八個拉丁美洲國家，并分析了各國與毒品有關的立法、監獄內犯人數目和內置條件，囚犯的社會經濟地位和參與毒品貿易的程度。從國家當局得到了統計資料并補充了對官員、專家和被拘留者的進一步調查和訪談的記錄。這項研究表明，監獄人口的增加，例如，玻利維亞是南美洲監獄人口最多的國家，擁有277%的容量，但是平均有45%的監獄囚犯是與毒品有關的犯罪。自第1008.94號法律通過以來，哥倫比亞與毒品有關的犯罪的監獄人員的百分比在監獄總人口的16%至19%之間波動，其包括了150%的監獄容量，并且它所監禁的與毒品有關的罪犯在監獄系統的前三個犯罪分類都是一致的。同樣的，自2003年以來秘魯監獄人口的增長（其運行的能力約為162%）與實施毒品政策改革相關，監獄人口因毒品犯罪而被監禁的數量約占監獄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

（二）人權虐待

在過度擁擠的情況下根本不可能有“有尊嚴的生活條件”。嚴重的高度擁擠對拉丁美洲監獄系統造成了損害，這些系統一般被忽視并且資金不足。由于供資和有形的基礎設施保持相對不變，而監獄人口增加就會造成了基本人類需求，包括食品、衣著、衛生、保健、住房和人身安全方面的差距。由于監獄人口持續增加，三個案例研究國家沒有跟上對監獄服務的日益增長的需求。來自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和秘魯的報告概述了這些國家監獄的惡劣條件。囚犯缺乏物理空間導致監獄囚室過度擁擠，這往往違反了國際對于空間要求的最低標準，其將會導致囚犯睡在地上，在共用床上或在浴室。監獄基礎設施進一步緊張，造成水、電和衛生設施等的短缺。

（三）累犯頻發

不僅過度擁擠的監獄會造成健康和人權危機，而且因為它們不能充分提供康復治療并將導致更高程度的再犯。拉丁美洲的再犯率很高，特別是在考慮到很大比例的監獄囚犯沒有被正式起訴，更不用說定罪了。玻利維亞保持了16%的累犯率，而哥倫比亞的累犯率徘徊在13%左右，秘魯以22%的累犯率為首。

根據美國公約，拉丁美洲的監獄應旨在改革、適應社會和囚犯的康復。根據美洲人權委員會的一項研究顯示“在懲教系統期望任何的個人康復和重新融入社會是不可能的”。公約中指出了高度的監獄暴力指數：首先，監獄存在的地方的內部安全是由囚犯自身掌控的而不是主管當局；其次，國家并未提供最低限度的空間、營養、衛生和醫療照顧。

過度擁擠必然會限制現有的建立恢復方案的嘗試，這種方案在所有的拉丁美洲國家都是短缺的，因為它阻礙了大多數囚犯獲得教育和工作的機會。

二、相關規定的改革

根據世界正義項目的法治指數，國家刑事司法系統是一個整體，既要保護被告的適當法律程序和權利，又要有效減少犯罪行為。對于第一項要求，各國必須確保尊重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權利，包括無罪推定，不受任意逮捕和不合理的審前拘留，并尊重囚犯被定罪后的基本權利。對于后者國家還必須確保懲教機構是安全的，尊重囚犯的權利并有效防止再犯。

如上所述，監獄系統的過度擁擠的原因和后果，導致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和秘魯監獄系統的法治分崩離析。首先，三個國家的苛刻的并任意的藥物法律以及過度使用與毒品有關的逮捕的審前拘留都沒有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正當程序和人身自由的基本權利。其次，嚴重的監獄過度擁擠由于與毒品有關的逮捕行為的增加而加劇，損害了囚犯的人權保護和刑罰制度的康復目標。

適用于案例研究國家的建議包括：

1.為那些犯有低級別毒品犯罪的人建立和擴大監禁的替代辦法，包括取消對為個人使用的擁有的刑事制裁。

2.確保判刑匹配與區分：（1）販毒和其他類型的犯罪； （2）低，中，高級毒品犯罪； （3）在販毒網絡中的地位或地位； （4）暴力和非暴力犯罪；（5）不同類型的藥物。

3.廢除強制性最低刑罰。

4.在逮捕后的調查階段避免對低水平非暴力罪犯進行預防性拘留用來確定是否提出正式指控。

5.為毒品犯罪嫌疑人提供平等機會，使他們有機會獲得替代程序性判決的好處和機會，例如治療，教育機會或參與其他類型罪行的人提供的社區服務。

（一）監禁的替代

所有被控犯有低級別毒品犯罪的人都應獲得監獄的替代，包括私人消費的占有等。研究表明，對低級別毒品販運者和毒品使用者的大規模監禁對生產率的下降，販運或消費非法藥物的減少沒有顯著影響。相反，這項政策對那些被監禁的低度販運或消費的人會產生毀滅性影響。這些人通常代表經濟上貧困的社會階層，他們是那些最可能在嚴酷的監獄條件下遭受苦難，最需要得到重新融入社會和康復援助的人。例如，在玻利維亞等失業率高、就業不足和貧困的國家，小規模毒品販運本身就是必要的。非監禁性制裁，例如電子監測或社區服務能夠使低級犯罪人有機會重新融入社會，沒有因處于過分擁擠的監獄對于經濟，社會和生理影響。因此，替代監獄的好處也滲透到其他擬議的改革，例如，幫助毒品犯人重新融入社會和康復。

（二）判刑比例

在與毒品有關的案件中，在確定監禁刑期時應考慮到多個因素，包括犯罪類型、所涉毒品類型、毒品犯罪水平、被定罪者在更廣泛的與毒品有關的計劃中的地位，以及罪行是暴力的或非暴力的。為了保護被捕者的自由和正當程序并保證司法獨立，法院應考慮到禁止監禁的這種減輕情節。第一次毒品犯罪者或毒品使用者的廣泛監禁違背美洲間的為康復，而不是懲罰監禁政策。同樣，對于小規模販運者或那些構成販毒最低階層的人，長期監禁也表現為懲罰性的。此外，不成比例的監禁令導致監獄人滿為患等無數的非故意性的負面后果。

（三）廢除強制性最低刑罰

根據上述推理，應該廢除強制性最低刑罰以達到判刑的相稱性。雖然常常判刑指導方針規定了必須設定監禁條件的范圍，但高強制性最低刑罰有可能否定公平性和有效性的判刑比例。例如，在玻利維亞這樣的國家，立法對涉及販運罪行的毒品數量沒有區分，其規定10至25年之間的刑罰，強制性最低限度平均判刑可以與犯罪的嚴重程度不成比例。一名被逮捕的第一次低級別販運毒品的毒販，無論有上述任何緩刑因素都將面臨最少十年的監禁。為了充分提供真正適合犯罪的懲罰，必須廢除強制性最低標準。

三、哥斯達黎加：新模式

雖然監獄改革在許多拉丁美洲國家的優先名單上排名不高，但哥斯達黎加采取了一些旨在減少與毒品有關的監禁的改革。雖然以這些改革的成果衡量成功或者以此建立比較的基準仍然為時尚早，但是對于國家改革的討論來證明其有助于在其他地方實行這些改革是必要的前提。從對哥斯達黎加最近的藥物法改革的分析來看，強有力的解決這個問題的內部政治意愿是實施成功的藥物法改革的關鍵因素。

與上文分析的從上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經歷大量與毒品有關的犯罪的安第斯國家不同，哥斯達黎加的販毒是近幾年盛行的。在過去十年中，該國犯罪率一直在穩步上升，造成監禁和預防性拘留率以及監獄人口過剩的現象，監獄在2008年開始面臨過度擁擠每年人口過多的問題。2013年，哥斯達黎加監獄超過其容量的137%，超過24%的囚犯是預防性被拘留者。監獄人滿為患造成了增加暴力和囚犯人權濫用的共同消極后果。

哥斯達黎加的監獄改革進程使得一些人預示其為拉丁美洲監獄標準的“新模式”。哥斯達黎加的改革迄今為止取得成功的一個原因是，改革進程是從政府、司法部長、監察員組織、司法當局和總統本人都支持制定藥物法改革以及其他監獄改革，這將有效地幫助減少不成比例的判刑，增加康復率和重返社會的可能并減少過度擁擠。哥斯達黎加政府認為毒品問題是一個公共衛生挑戰，而不是刑法問題，這種看法塑造了政府對毒品相關犯罪的過度和濫用監禁刑罰的看法?？扑顾毺氐恼魏徒洕鷼v史，例如其“相對較低的犯罪率，相對強大的國家結構，以及相對確立的對法治的尊重”，明確區別于來源國如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和秘魯（歷史上和現在正在努力應對高犯罪率，高水平的貧窮，以及缺乏強大和不被破壞的國家結構），可以從哥斯達黎加的經驗中汲取教訓。與毒品有關的監獄改革將不會成功，除非政府內部有強烈的意愿來糾正對低級販運者和消費者采取的不公正行為。監禁觀點必須在案例研究國家規定的任何改革之前從以懲罰為目的轉向以康復為目的觀念。

四、結論

非政府行動者如果想通過藥物法改革減少拉丁美洲監獄人滿為患的情況，在沒有根本改變拉丁美洲政府，如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和秘魯的政府看待監獄的方式，就不會取得系統性成功 。雖然嚴格的強制性判決和審前拘留政策在歷史上是從外部對這些政府施加的，但在許多拉丁美洲政策中禁止藥物管制的立場已經根深蒂固。雖然可以清楚地證明惡性毒品政策之間的因果關系，這種政策會導致不成比例的監禁時間，監獄人滿為患和隨之帶來的對人權的侵犯以及累犯頻發，但這不會促使拉丁美洲各國政府采取行動。雖然國際組織和法治改革者可能致力于進行小規模的監獄改革（從項目到項目或從監獄到監獄），但需要解決本文所述的更大的司法問題是批量改革，從政府內部引導并旨在真正解決過度擁擠問題的嚴重驅動因素——嚴厲的藥物法律。迄今為止，在案例研究國家進行的改革未能解決這一刺激性問題。雖然處于明顯不同的政治，社會和歷史環境中，但最近對哥斯達黎加進行的禁毒法改革的審查是開始進行這種改革所需的內部條件并是得到政府支持的有益的例子。哥斯達黎加的毒品改革進程仍處于早期階段的持續進行中，然而它顯示了對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實行有效的藥物法改革所需要的因素，即廣泛并強有力的政府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