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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性與特性:新疆南疆維吾爾族流動人口分析

2016-12-16 21:50
北方民族大學學報 2016年5期
關鍵詞:南疆維吾爾族流動人口

李 潔

(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甘肅蘭州73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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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性與特性:新疆南疆維吾爾族流動人口分析

李潔

(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甘肅蘭州730020)

新疆南疆地區維吾爾族流動人口作為當前中國流動人口的亞群體,在流動的動因、從業種類及社會適應等方面顯露出流動群體的一般特征;然而,流動主體的民族性及流入區域的文化異質性程度,又使維吾爾族民眾的流動行為區別于一般意義上的人口流動而顯現出其特殊性,并由此影響著維吾爾族民眾的流動行為、收益及社會適應過程。

流動人口 ;社會適應;民族性;區域性

“流動人口”對于學界而言并不陌生,流動的潮涌為人們所關注,流動人口發揮的功能及隨之而來的社會問題清晰可見。流動的維吾爾族民眾必然經歷流動群體于普遍意義上生存與適應的共性,而其民族性及傳統文化的顯著特征又使其處于流動中,尤其是在異質性較大的內地社會流動中經歷著特殊的生存與發展。本文主要關注源自維吾爾族人口密集且傳統文化深厚的新疆南疆地區維吾爾族的流動行為,探討流動因何產生,流動特性及生存適應狀況如何,流動的共性與群體的特性如何展現且相互作用。

一、流動人口的形成

拉文斯坦于1885年首次提出“推拉理論”的基本框架[1],即在市場經濟和人口自由流動的情況下,人口的遷移和流動以收益為目的,在“推拉模型”中,“推力”即原居地(或國家)不利于生存、發展的社會經濟條件及各類排斥力,“拉力”則為移入地(或國家)所具有的規?;虡I、工業發展的吸引力及有利于流動人口生活條件改善的因素。人口流動由這兩股力量前拉后推所決定。就目前的國際移民理論研究而言,推拉理論仍被廣泛應用于研究移民和人口流動。

1.南疆社會內部的推力。其一,南疆社會的城鎮化進程導致失地農民出現。在城市規模逐漸擴大,不斷兼并城鄉接合部區域及城鎮周邊鄉村作為城市輻射區的過程中,失地的維吾爾族農民逐漸產生,他們或失去所有土地,轉為城鎮人口的一員,或家庭所有土地減少,人均占有土地極少。無論哪一種情形,失地農民無法再依照傳統的綠洲農業生計模式供給家庭,只能另謀生路。隨著新疆城鎮化進程的逐步推進,2013年底,新疆城鎮化率為44.5%,排名全國第26名[2]。南疆地區作為新疆的主要農作物產區,以農業人口居多,其城鎮人口比率較低,2013年,喀什、和田、阿克蘇及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的城鎮化率分別為22.8%[3]、17.3%[4]、31.81%[5]、30.6%[6]。因而,在南疆地區的城鎮化進程中,從人口角度來看,由農業人口向城鎮人口轉化的任務較重,這意味著失地農民增加的可能性加大。其二,農業經濟發展與社會進程促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出現。隨著科技逐漸引入農業社會,南疆的農業生產率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解放了部分農民的雙手,節余了農業種植時間,使這些農民得以加入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行列。同時,人口的日益增長、城鎮化的加快導致南疆農村部分區域人均耕地不足,“土地數量固定條件下,持續的人口壓力導致勞動力供給極為豐富,從生產角度看,其中一些勞動力甚至是徹底的冗余”[7](109)。這就致使依靠農業收入的民眾人均年收入降低,農村剩余勞動力出現。其三,南疆社會整體仍較貧困的局面迫使民眾尋求其他生計途徑。貧困是南疆維吾爾族流動人口形成的根本動因。2013年,南疆四地州——喀什、和田、阿克蘇、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的農牧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6 143元、4 542元、9 657元及3 963元,除阿克蘇外,其余三地州遠低于全疆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7 296元[6],也低于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8 896元[8]??梢?,當前南疆地區依然呈現出貧困面較大、民眾收入較低、生活水平不高的現狀。由于貧困,民眾不得不采用其他謀生手段以維持生計,流動則成為他們借以維持及補充家庭需求的途徑之一。

2.外部經濟社會發展及城鎮化的拉力。城市工業體系的發展,城鎮化進程的推進,使當前中國社會面臨著發展與變革,盡管不同區域存在發展差距,但無論工業部門,還是正在發展的第三產業,對于勞動力的需求都是巨大的。就南疆地區維吾爾族流動人口可能流入的區域來看,一方面,在新疆原有經濟社會發展基礎之上,隨著2010年國家新一輪支援新疆建設的展開,各類工礦企業、產業園區紛紛在新疆各地建立,提供了大量勞動力就業的崗位,使得疆內成為南疆維吾爾族流動的重要區域;另一方面,內地社會,尤其是經濟社會發展處于領先地位或密集型企業較集中的東南沿海等地,同樣為流動人口提供了許多就業機會。對于南疆地區的維吾爾族民眾而言,無論疆內還是內地,所提供的就業機會對于個體家庭收入而言,均居于重要地位。務工收入是失地農民家庭的唯一經濟來源,對于貧困家庭來說,務工收入又是維持家庭運轉甚至提高生活水平的重要出路。當前南疆農村社會各地人均年收入較低且有所差別,而一個務工人員的月收入往往就可達到當地人均年收入水平。此外,還包括流動于城市所接受到的各類現代資訊、文化環境、現代化設施、城市體驗等非貨幣收益。因此,外部經濟社會發展與城鎮化能夠為維吾爾族流動人口提供的務工收益(主要是貨幣收益)對南疆地區維吾爾族民眾有較大的吸引力。

當前,南疆傳統農業社會與外部社會發展的現實所提供的推力和拉力,使南疆地區維吾爾族民眾的流動行為成為可能。流動的產生,無論推力或拉力,均與當前中國社會的人口流動程度、中國社會發展變化的共性——全球化、現代化及城市化密不可分,而個性則體現為新疆本土的區域特征——邊疆性、民族性及發展滯后性。

3.流動前的準備。南疆地區維吾爾族流動人口主要由城鎮失業或未就業人口、失地農民、農村剩余勞動力等組成,一定的技能儲備成為上述人群通過政府組織、親友介紹及自謀出路等途徑轉變為產業工人或從事第三產業的需求與關鍵。根據筆者2013~2016年于南疆的調研,當地政府在維吾爾族流動人口就業方面居于主導地位,涉及與周邊產業園區及內地用工企業聯絡用工需求、維護流動人口勞務權益等;部分維吾爾族流動人口主要通過村落關系網絡、親友引薦等方式獲取就業崗位或外出務工;其余人群則通過自行應聘的方式得以從業。流動群體自學技能、通過村落關系網絡或自謀生路從業等特征,體現了當前中國社會人口流動的一些基本特性;而基于解決民生問題的政府引導功用,無論是技能培訓,抑或就業聯絡與維權,其于維吾爾族人口流動中作用的凸顯,均與內地人口流動存在差異;而南疆各地政府引導力度、方式及作用的差異,又導致維吾爾族流動人口從業及流動效應的地域差別。此外還涉及流動前的心理調適。如何獲取傳統社會及家庭的許可而得以流動,如何從擅長的傳統農業種植轉變為熟練的技術工人或進入服務行業,如何從鄉村熟人社會進入陌生且多元的城市或勞作場域,如何應對文化差異與沖突,種種行業適應與社會文化適應問題涌現在維吾爾族流動群體面前。由傳統轉向現代,由鄉村轉向城市,由農業轉向工業或第三產業,絕大多數務工流動人群于流動前及流動過程中,均需應對上述轉變所必需的心理調適。維吾爾族流動人口也不例外,但該群體所附著的民族宗教特性又使其在調適過程中不同于一般流動人口。

根據斯塔德提出的“成本—收益”理論[8],當流動的推力和拉力作用于南疆地區維吾爾族民眾時,擬流動個體的技能儲備、從業路徑與心理調適,其個體家庭及傳統社會的支持或反對,政府引導功能的發揮,已流動個體的效應帶動及流動的根本動力——務工收益,均被納入衡量是否流動的成本與收益中。當天平傾向于收益時,流動得以實現。

二、流動人口的從業與收益

1.從業種類。根據從事行業的不同,可將當前南疆地區維吾爾族流動人口分為以下五類。

(1)拾棉大軍的一員。南疆地區作為新疆乃至全國重要的棉花產區,棉桃成熟季(9~11月)可吸納大量疆內和內地農民工。2000年之前,內地農民工是新疆拾棉的主力軍,2000年以來,維吾爾族務工人員加入此行列。早期南疆地區部分維吾爾族民眾曾赴烏魯木齊、吐魯番等地采摘棉花,隨著南疆棉花產業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維吾爾族務工人員選擇在周邊拾棉。務農傳統、離家近、回報高是部分維吾爾族流動人口選擇拾棉的主要原因。

(2)產業園區的工人。隨著新一輪援疆建設將解決就業壓力和民生問題作為重要任務,南疆各地州近幾年于城市周邊發展了許多產業園區,一些維吾爾族民眾逐漸由農民轉變為產業工人。與拾棉不同,產業園區的工作有一定的技能要求,因此,技能培訓成為必要;工作周期長,年收入相對豐厚;此外,產業園區布局在縣市周邊,解決了務工人員賺取收入和履行家庭義務的矛盾。

(3)附近縣市的各種零工。無論是參加政府組織的各種技能培訓,還是自學技藝,部分掌握了技藝的維吾爾族男性務工人員選擇游走于周邊縣市之間,成為臨時工。該群體掌握了一定的技能,他們憑借手工技能在周邊謀生存,收入較產業園區工人高一些,但并不穩定。

(4)內地工廠的流水線工人。2000年以來,隨著勞務輸出的推進,一批批南疆維吾爾族務工人員經過培訓后,被送至廣東、山東、浙江等地的密集型工廠務工,務工時長一般1~2年,收入穩定,對于家庭經濟是不小的補充。但“7·5”事件后,內地勞務輸出受到影響,新疆各地輸送至內地的務工人員大量減少,南疆地區同樣如此。相對于前三類行業,內地工廠的流水線工作回報相對豐厚且穩定,但工作強度大,有一定的技能要求,務工人員需要適應除工作以外的文化沖突、社會環境等。這是維吾爾族流動人口賺取收入的重要途徑。

(5)經商人員。新疆特色的餐飲與各類干果是維吾爾族流動人口開辟謀生之路的依托,由此產生了在新疆和內地經營特色餐飲和販賣干果的流動群體。該群體中的經營者往往成為維吾爾族流動人口中較富裕的人群,隨之流動的還有服務員、學徒工。這類流動人員賺取收入的自主性較強,收入相對豐厚,但存在著生意圈的利益之爭及與異質社會的適應等問題。

上述各類是當前南疆地區維吾爾族流動人口借以維持家庭生存與發展的主要途徑,每一類型都涉及流動區域、技能、收益、社會適應等因素的制約,流動人口及其家庭成員或通過自我評估,或根據村落以往流動行為的經驗進行判斷,由此使流動人口從事的行業處于不斷交替或相互交疊中,以此最大限度地獲取收益。而上述流動群體從業的共性與特性也清晰可見,譬如產業園區務工人員、臨時工及內地勞務輸出工人等,均與中國大多數農民工的從業種類相似,而拾棉務工則體現出新疆的區域經濟特色,經商的具體種類則與該流動群體的民族特色密不可分。此外,無論是產業園區工人,還是內地流水線工人,其流動行為在與內地社會大多數農民工相似的同時,還顯現出差異性,即政府作用的凸顯,以及流動主體與流入社會在相互調適過程中所顯現的民族文化異質性與調適程度的差異。

2.流動人口的收益。據筆者2013~2016年的調研數據,維吾爾族流動人口從事不同行業的收入大致如下:臨時工每月收入2 000~4 000元;拾棉務工人員每年9~11月人均收入4 000~5 000元;產業園區工人月收入為1 000~2 000元;內地工廠流水線工人月收入1 500~3 300元,除去花銷,每月可寄回家900~1 500元;內地經商人員月收入6 000~15 000萬元不等,學徒工月收入3 000~5 000元。流動的收益根據月收入由高到低排序,依次為經商人員、拾棉工、經商學徒工、周邊臨時工、內地流水線工人、產業園區工人。然而,考慮工種的不穩定性與周期性等因素,綜合各類工種的人均年收入由高到低排序,依次為經商人員、經商學徒工、內地流水線工人、周邊臨時工、產業園區工人、拾棉工。上述收益的差異及排序大致反映了當前南疆地區維吾爾族人口流動的趨向,流動行為可能的變化與交叉,以及流入行業發展的差異。

“農業‘無利’而引導的‘非農化’和農民‘無地’而伴隨的‘城市化’,在現實中的確并非同一過程。一般情況下,‘無利’驅動的‘非農化’過程,要大大地早于‘無地’伴隨的‘城市化’過程?!盵9]若僅看收益本身,不論維吾爾族流動群體流入上述哪一個行業,其年收益或短期收益都遠超或持平于當地人均年收入,相較之下,傳統賴以為生的農業收入顯得極其微薄。

三、流動人口的社會適應

根據前述不同行業所需應對的差異區域環境,維吾爾族流動群體的社會適應按流動區域大體可劃分為周邊流動和流入內地的社會適應兩類,兩類群體的社會適應因生計方式、身份及環境的變化所帶來的各種適應需求,而使社會適應具有相似性,又由于區域、行業差異而存在明顯區別。

1.生計方式的轉變。農業生產是流動前南疆農村社會維吾爾族剩余勞動力、失地農民謀生的唯一方式,“絕大多數農戶的家庭成員是農業活動的主要勞動力,對于他們而言,農業不僅僅是一份工作或收入的來源,而且還是一種生活方式。在傳統社會,這點體現得尤為明顯”[10](7~8)。當意欲流動時,則意味著流動人員將放棄熟悉的勞作方式,轉而學習新的與原有農業生產完全不同的謀生手段,而對所學技能的熟悉和掌握程度直接決定了流動后的報酬。因此,適應生計方式的轉變成為流動的關鍵。在拾棉工、產業園區工人、臨時工和內地勞務輸出流水線工人等四類人群中,拾棉是原有生計方式的延續,再加上月回報較高,因而成為南疆地區流動人口,尤其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和失地農民選擇的重要工種。除此之外,產業園區工人、臨時工和內地勞務輸出流水線工人均需農業生產之外的技能,由此促成各類技能培訓的出現。經商群體依托維吾爾族的經商傳統,盡管也經歷生計方式的轉變,但由于其經商技能與其日常生活方式、習俗密切相關,因而轉變過程較容易。

2.身份的轉變。由農民轉變為農民工,由城鎮人口轉變為務工的流動人口,或由農民,城鎮失業、無業人員轉變為經商者或學徒工,身份的轉變是各類流動群體必然經歷的。自流動起,即放棄了原有的身份,而轉變為產業工人或商人、學徒工,由固定于原居住地的某群體中的一員變為流動人口、務工人員的一分子,由本地人轉變為某地的陌生人、外來人。這種身份的轉變,意味著一種慣習的喪失和傳統固定身份的變化。對于南疆維吾爾族傳統社會的人們而言,身份的轉變是一個艱難的抉擇和適應過程。

3.社會環境的適應。如果說維吾爾族流動人口社會適應所涉及的前述生計方式與身份轉變及家庭與流動的交互影響等可視為當代中國流動人口、農民工社會適應的普遍特征及縮影,那么,社會環境變化對于維吾爾族流動人口社會適應的影響及表象則突出反映了該群體社會適應的特殊性,即民族性。對于周邊流動的務工人員來說,社會環境的適應主要指流動個體或群體由鄉村進入城市或于不同城市間的流動而需應對的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之間、不同城市文化之間的差異。如何適應陌生的城市環境是流動群體必須面對的,難以適應則意味著流動的失敗、收入的微薄,甚至沾染偷盜、吸毒等不良習氣。然而優勢在于,該群體流動于周邊縣市或南疆社會,或整個新疆,整體多元社會文化氛圍的趨同使其面對異質性極低的熟人社會,最大的挑戰則來自于城鄉文化的異質性。流入內地的流動群體也經歷著上述社會環境的轉變及適應過程,但差別在于,所處的社會環境不再是同質的熟人社會,而表現為民眾的語言、傳統習俗、思維理念及社會發育程度等均異于流出區域,而顯現出較大的異質性。因此,對于維吾爾族流動群體而言,社會適應不僅意味著適應城市文化,還意味著流動生活的各個方面均需做出一系列調適,以應對迥異的社會環境?!皯獙碜匀魏文吧耸┘拥钠胀ǖ奈幕m應的壓力,去學習其語言,習慣其飲食,穿著其服飾,變得普通且熟悉,他們一如其混合文化的要求那樣遵守并抵制著?!盵11](226)在流動群體的適應過程中,一部分流動群體竭力調適以推動其流動行為,在獲取流動收益的同時,逐漸適應流入社會,盡管依舊處于社會的邊緣,但生計得以維持,且日益改善;小部分人群難以適應異質性較高的內地社會而返回新疆,回歸農業生產或于周邊流動務工;在適應內地流動生活過程中,極少部分流動人口違背了流動的初衷,沾染了偷盜、吸毒等惡習。在維吾爾族流動人口的社會適應過程中,社會環境因素的影響及適應是重要環節。

4.家庭與流動的交互影響。對于流動個體而言,流動意味著暫時離開居住地,離開家的庇護且遠離家庭責任。流動行為勢必對個體家庭產生影響,表現為經濟上的補充及家庭責任、關懷的缺失;而家庭對于流動行為的影響也在不同區域的流動中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對于在周邊流動的維吾爾族民眾來說,一方面,近距離流動讓家庭的影響仍舊發揮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流動的社會適應;另一方面,從承擔家庭責任的角度來說,離開居住地意味著無法照常履行家庭義務,但在周邊流動使這種家庭義務履行的缺失程度降低,變化僅在于使家庭責任的履行簡化且周期變長,卻又以增加額外收入的方式予以彌補。然而,對于流入內地的維吾爾族民眾而言,自流動起,就遠離了家庭和傳統社會的庇護與制約,除返鄉外,僅通過電話、網絡聯系交流,家庭對個人行為的影響被弱化,家庭和傳統社會的威懾力僅反映在維吾爾族流動群體內部的相互影響中,這使得流動個體的社會適應更加艱難。而流動行為之于家庭的影響,由于流動周期長、距離遠,家庭義務、責任無法正常履行,盡管通過流動的收入予以彌補,但流動行為使得家庭的維系、日常親情的表達、子女教育等均有所缺失。

由于上述流入社會環境的迥異及家庭與流動之間的交互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南疆地區維吾爾族流動人口的流動趨向,由此表現為以疆內流動為主。這種流動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代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匯入中國流動群體的大致鏡像。

[1]E.G.Ravenstein.The Laws of Migration[J].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1885(2).

[2]2013年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城鎮化率排名出爐,新疆排名第26名[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06a2f7d0101jg8n.html,2014-04-26.

[3]喀什地區201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EB/OL].http://www.kashi.gov.cn,2014-06-16.

[4]2013年和田地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EB/OL].http://www.xjht.gov.cn,2014-03-24.

[5]阿克蘇地區201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EB/OL].http://www.aksu.gov.cn,2014-06-17

[6]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201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EB/OL].http://www.xjkz.gov.cn,2014-04-24.

[7][美]費景漢,[美]古斯塔夫·拉尼斯.增長和發展:演進觀點[M].洪銀興,鄭江淮,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8]2013年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公報[EB/OL].http://finance.sina.com.cn,2014-02-24.

[9]Larry A.Sjaastad.The Costs and Returns of Human Migration[J].Journal Political Economy,1962(5).

[10]李培林.村落的終結——羊城村的故事[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11]Raanan Weitz.FromPeasanttoFarmer:ARevolutionaryStrategyforDevelopment[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

【責任編輯海曉紅】

2016-05-25

國家民委民族問題研究項目“當前新疆南疆地區維吾爾族勞務輸出研究”(2015-GM-093)

李潔(1981-),女,新疆阿克蘇人,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新疆民族問題研究。

C957

A

1674-6627(2016)05-00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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