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標準提升是否影響農民工就業與工資

張世偉　楊正雄

[內容摘要]依據2007年和2008年中國居民收入調查數據，本文應用基于回歸調整的自然實驗法分析了最低工資標準提升對低技能農民工就業和工資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最低工資標準提升對女性農民工就業產生了顯著的消極影響；最低工資標準提升促進了男性農民工月工資和小時工資的顯著增長，但小時工資增長幅度明顯低于月工資增長幅度；最低工資標準提升導致男性農民工工作時間顯著延長。因此，政府適度漸進地提升最低工資標準，對企業用工時間進行嚴格監管，大力發展農村的教育和醫療衛生事業，將不僅有助于農民工工資的穩定增長和抑制農民工過度勞動的持續加劇，而且不會對就業產生較大的消極影響。

[關鍵詞]最低工資標準；農民工；就業；工資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成為城市勞動力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農民工人力資本水平較低，同時城市勞動力市場存在針對農民工就業和工資獲得的戶籍歧視，導致農民工通常只能從事勞動強度大和工資水平低的工作。2003年12月，為了維護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勞動者取得勞動報酬的合法權益，保障勞動者的基本生活，中國政府頒布了《最低工資規定》，要求用工單位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不得低于最低工資標準。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最低工資標準不斷得到提升。最低工資標準提升，能否促進農民工工資水平顯著的增長，是否會對農民工就業產生顯著的消極影響，是否會導致農民工過度勞動的加??？關于這些問題的解答，不僅有助于我們加深對農民工就業決定機制的理解，而且有助于最低工資制度的評價與設計。

根據勞動經濟學理論，在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中，最低工資標準提升將對就業產生消極影響；而在買方壟斷的勞動力市場中，如果初始最低工資標準較低，則最低工資標準提升通常會對就業產生積極影響。最低工資標準提升的小時工資效應主要包括：（1）截斷效應使得低于最低工資標準的勞動者獲得不低于最低工資標準的小時工資；（2）溢出效應使得小時工資略高于最低工資標準的勞動者獲得更高的小時工資。最低工資標準提升對月工資（或收入）的影響不僅取決于小時工資的變動，而且取決于工作時間的變動。如果勞動者工作時間增加，則其月工資將增加；如果勞動者工作時間減少，則其月工資的變動是不確定的。

Neumark和Wascher認為，要想全面了解最低工資標準提升究竟怎樣影響了低收入群體的經濟狀況，需要仔細分析最低工資標準提升對勞動者就業、小時工資、工作時間和月工資的系列影響。Linneman研究發現，最低工資標準提升導致直接受最低工資標準影響的勞動者的就業率有所下降，同時伴隨著工作時間的減少；而對于間接受最低工資標準影響的勞動者而言，最低工資標準提升導致其就業率有所下降，但其工作時間有所增加。進而他認為，直接受到最低工資標準影響的勞動者月工資有所下降。Neumark等應用面板數據模型估計了最低工資標準對低收入勞動者就業、小時工資、工作時間和收入的影響，發現最低工資標準提升促進了低收入勞動者小時工資的增長，但同時對其就業和工作時間產生了消極影響，綜合作用的結果導致低收入勞動者收入水平的降低。發展中國家的情景則比較復雜，主要緣于最低工資標準的覆蓋情況欠佳。Bhorat等應用基于回歸調整的自然實驗方法研究了南非最低工資標準提升的作用效果，發現最低工資標準提升并未對就業產生顯著影響，一些部門勞動者小時工資增加，盡管同時工作時間有所縮短，綜合作用的結果導致低收入勞動者收入有所增加。

與大多數西方國家僅執行小時最低工資標準不同，中國大多數城市實際上僅執行月最低工資標準。理論上，在用工單位僅受月最低工資標準約束的環境中，最低工資標準提升將促進勞動者月工資增長，但勞動者小時工資是否增長則取決于勞動者工作時間的變動。如果在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前后，勞動者工作時間未發生變化，則最低工資標準提升將促進勞動者小時工資增長。但如果在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前后，用工單位通過增加勞動者工作時間來緩解最低工資標準提升帶來的勞動成本增加，則勞動者小時工資的增幅可能較小甚至沒有明顯變化。

由于中國最低工資制度實施時間較短，關于最低工資標準的勞動力市場效應的經驗研究相對較少。因為微觀數據的匱乏，一些學者不得不應用基于區域（或行業）面板數據模型分析最低工資標準的勞動力市場效應。區域面板數據模型忽略了太多的因素，通常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還有一些學者應用某一區域（如珠三角地區或長三角地區）的微觀數據分析最低工資標準的勞動力市場效應。由于中國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存在顯著差異，基于一個地區數據得到的研究結論可能不具有代表性?；谥袊】蹬c營養調查數據和中國社會綜合調查數據，賈朋和張世偉分別研究了最低工資標準提升的就業效應、勞動供給效應和工資效應。但他們研究的對象是城鎮職工而非農民工，由于城鎮職工和農民工在就業和工資決定方面存在明顯差異，不宜將針對城鎮職工的研究結論直接推廣到農民工群體。

綜上所述，本文擬依據2007年和2008年中國居民收入調查（CHIP）數據，應用基于回歸調整的自然實驗法研究最低工資標準提升對農民工就業和工資的影響。本文的第二部分介紹數據的統計描述，第三部分論述經驗模型的設定，第四部分對結果進行分析，最后給出本文的研究結論。

二、數據的統計描述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自于2007年和2008年中國居民收入調查（CHIP）的城鄉流動人口調查數據（RUMiC），該調查覆蓋了中國的東部地區（包括上海市、廣東省、江蘇省和浙江?。?、中部地區（包括湖北省、安徽省和安徽?。┖臀鞑康貐^（重慶市和四川?。?，基本能夠反映中國經濟的總體狀況。調查內容涉及流動人口的年齡和性別等人口統計學信息，受教育程度和培訓等人力資本信息，以及就業、工資和工作時間等就業信息，能夠滿足勞動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要求。首先，考慮到西部地區在2008年發生了重大自然災害，為了避免突發事件干擾，本文在樣本中刪除了西部地區的樣本。其次，農民工樣本被限定為男性和女性分別為16-60歲和16～55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再次，將樣本中退休、離休、正在求學和沒有勞動能力的個體刪除。最后，為了準確地估計最低工資標準對低工資勞動者的影響，樣本被進一步限定為受教育程度為初中及以下且沒有接受過非農培訓的低技能農民工，得到的2007年和2008年樣本量分別為3493個和3335個。

根據自然實驗方法的研究思路，本文將最低工資標準提升作為一個自然實驗，選擇2008年調整最低工資標準的省市作為實驗組，選擇2008年沒有調整最低工資標準的省市作為對照組，通過比較實驗組和對照組在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前后的差異分析最低工資標準調整的作用效果。表1給出了2007年和2008年相關省市的最低工資標準，可以發現，在2008年上海市、廣東省、浙江省和湖北省提升了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幅度分別為14.29%、13.45%、12.94%和20.69%，但江蘇省、安徽省和河南省沒有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同時，中國各省市最低工資標準存在明顯差異，其中東部地區省份的最低工資標準明顯高于中部地區省份的最低工資標準，說明最低工資標準與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密切相關。

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可能會對實驗組農民工的就業、工資和工作時間產生重要影響。表2給出了2007-2008年實驗組和對照組農民工就業、工資和工作時間的變動情況，可以發現，2008年實驗組和對照組農民工的就業率均要高于2007年的就業率，說明2008年就業形勢要好于2007年。2008年，對照組女性農民工就業率上升19%，而實驗組女性農民工就業率僅上升2%，說明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可能對實驗組女性農民工就業產生了顯著的消極影響。2008年，對照組男性農民工就業率上升1%，而實驗組男性農民工就業率沒有變化，說明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可能未對實驗組男性農民工就業產生顯著影響。

2008年實驗組和對照組農民工月工資水平均高于2007年月工資水平。2008年，對照組女性農民工月工資增長8%，而實驗組女性農民工月工資增長21%，說明最低工資標準整可能促進了實驗組女性農民工月工資的顯著增長。2008年，對照組男性農民工月工資僅增長1%，而實驗組男性農民工月工資增長10%，說明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可能促進了實驗組男性農民工月工資的顯著增長。2008年實驗組和對照組農民工小時工資也均有所增長，但增幅非常小。2008年對照組農民工小時工資基本未變，實驗組農民工小時工資增長不足2%，說明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可能對實驗組農民工小時工資增長產生微弱的積極影響。

與2007年相比，2008年實驗組和對照組農民工的工作時間均有所增加。由于農民工工作時間已經遠超過《勞動法》規定的每周40小時標準工作時間，說明農民工過度勞動現象日益加劇。2008年，對照組女性農民工周工作時間增加2.68小時，實驗組女性農民工周工作時間增加2.50小時，二者不存在顯著性差異，說明最低工資調整可能未導致實驗組女性農民工工作時間發生顯著變化。2008年，對照組男性農民工周工作時間增加3.73小時，但實驗組男性農民工工作時間增加5.99小時，說明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可能導致實驗組男性農民工工作時間顯著增加。

實驗組女性農民工就業率的相對顯著下降，女性農民工和男性農民工月工資的相對顯著增長，男性農民工工作時間的相對顯著延長，一方面可能緣于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另一方面可能緣于實驗組和對照組農民工個體特征的差異。表3給出2007年和2008年實驗組和對照組農民工個體特征的描述統計，可以發現，實驗組農民工的受教育年限明顯高于對照組農民工，實驗組農民工身體健康比例高于對照組農民工，相對較高的人力資本水平有助于實驗組農民工的就業和工資獲得。實驗組農民工在東部地區就業的比例明顯高于對照組農民工，由于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明顯高于中部地區，經濟發達地區較高的就業比例有助于實驗組農民工的就業和工資獲得。此外，實驗組農民工和對照組農民工在已婚比例、學齡前孩子比例和互助比例等方面也存在明顯差異，可能也會對農民工就業和工資獲得產生影響。

四、回歸結果分析

表4給出了農民工就業方程回歸結果，可以發現，隨著年齡的增長，農民工就業概率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變動趨勢，符合生命周期理論預期。教育有助于女性農民工的就業，符合人力資本理論預期。已婚對女性農民工就業產生消極影響，學齡前孩子對農民工就業產生消極影響，戶主具有較高的就業概率，符合家庭勞動供給理論預期。農民工在東部地區就業的概率明顯高于在中部地區就業的概率，主要緣于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農民工有較多的就業機會和就業崗位。

與2007年相比，2008年女性農民工具有更高的就業概率。與對照組相比，實驗組女性農民工具有更高的就業傾向。最低工資標準提升未對男性農民工就業產生顯著影響。最低工資標準提升對女性農民工就業產生顯著的消極影響，主要緣于女性農民工不僅人力資本水平較低，而且面對著勞動力市場中的戶籍歧視和性別歧視，屬于城鎮勞動力市場中弱勢群體，最易受到最低工資標準提升的影響。

表5給出了農民工月工資方程回歸結果，可以發現，教育有助于農民工月工資的增長；隨著經驗的增長，農民工工資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變動趨勢，符合人力資本理論預期。已婚促使男性農民工努力工作，進而獲得較高的月工資；撫養學齡前孩子需要較高的成本，需要農民工努力工作以獲得較高收入，符合家庭勞動供給理論預期。中部地區農民工工資水平明顯低于東部地區農民工工資水平，主要緣于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勞動者平均收入水平較高。

與2007年相比，2008年女性農民工月工資明顯增長。與對照組相比，實驗組農民工月工資水平相對較低。最低工資標準提升未對女性農民工月工資增長產生顯著影響，但促進了男性農民工月工資的顯著增長，增幅約為9%。

表6給出了農民工小時工資方程回歸結果，可以發現，教育、經驗、婚姻、學齡前孩子和地區等解釋變量對農民工小時工資的影響與對農民工月工資的影響是方向一致的。健康有助于農民工小時工資的增長，符合人力資本理論預期。

與2007年相比，2008年男性農民工小時工資增長明顯。與對照組相比，實驗組女性工資水平較低。最低工資標準提升未對女性農民工小時工資增長產生顯著影響，但促進了男性農民工小時工資的顯著增長，增幅約為6.7%，小時工資的增長幅度明顯低于月工資的增長幅度。

表7給出了農民工工作時間方程回歸結果，可以發現，教育年限越長，工作時間越短，說明教育和健康有助于農民工收入的增長，進而有助于抑制農民工過度勞動的持續加劇，符合倒s型勞動供給理論預期。已婚和有學齡前孩子，意味著更多的家庭責任，導致農民工增加勞動供給。中部地區農民工工作時間明顯多于東部地區，主要緣于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勞動力市場管理比較規范。

實驗年份和實驗組系數均不顯著，說明2007年和2008年農民工工作時間沒有顯著差異，實驗組和對照組農民工工作時間沒有顯著差異。最低工資標準提升對女性農民工工作時間未產生顯著影響，但導致男性農民工工作時間顯著延長。

五、結論

依據2007年和2008年中國居民收入調查數據，本文應用基于回歸調整的自然實驗方法分析了最低工資標準提升對低技能農民工就業和工資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最低工資標準提升對男性農民工就業未產生顯著影響，促進了男性農民工月工資和小時工資的顯著增長，導致男性農民工工作時間顯著延長。由于工作時間顯著延長，致使男性農民工小時工資漲幅明顯低于月工資漲幅，意味著用工單位為應對最低工資標準提升導致的勞動成本上升，采取延長工作時間降低單位時間勞動成本的雇傭策略。由于男性農民工平均周工作時間已達60小時，遠遠超出《勞動法》規定的每周40小時標準工作時間，長期過度勞動不僅會影響農民工的勞動生產率，而且會給農民工身心健康帶來嚴重的不良影響。因此，政府部門一方面應循序漸進地提升最低工資標準以避免短期內用工單位勞動成本的大幅上升，另一方面應對用工單位延長農民工工作時間行為進行嚴格規制。這將不僅有助于男性農民工工資的穩定增長，而且有助于抑制農民工過度勞動的持續加劇。

最低工資標準提升未對女性農民工月工資、小時工資和工作時間產生顯著影響，但對女性農民工就業產生顯著的消極影響。由于低技能女性農民工是城鎮勞動力市場中收入最低的群體，她們的就業、工資和工作時間直接受最低工資標準影響。當前，女性農民工每周工作時間接近63小時，不僅超出每周40小時標準工作時間，而且明顯超過男性農民工工作時間，繼續延長工作時間的空間很小，意味著用工單位無法采取延長工作時間應對最低工資標準提升導致的勞動成本上升，只能解雇勞動生產率較低的部分女性農民工。低技能女性農民工是城鎮勞動力市場中收入最低的群體，是政府制定勞動力市場制度和政策優先考慮的對象。因此，政府部門應循序漸進地提升最低工資標準。這將不僅有助于女性農民工工資的穩定增長和工資性別差距的縮小，而且不會對女性農民工就業產生較大的消極影響。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合理有序轉移是中國未來建設和諧富裕社會的必由之路，保證農民工穩定就業和獲得合理收入是促進農民工盡快融入城市的基本條件。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教育和健康不僅有助于農民工就業和工資增長，而且有助于抑制農民工過度勞動現象的持續加劇。由于農民工人力資本水平較低，通常在城鎮勞動力市場中從事技術含量低的勞動密集型工作，導致其工作時間長且工資水平低。同時，目前農村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較低，身體健康狀況欠佳，中國農村基礎教育和衛生設施比較薄弱，中國農村的教育和醫療衛生事業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因此，政府部門大力發展農村教育、培訓和醫療衛生事業，提升農民工人力資本水平，不僅能夠促進農民工穩定就業和工資有效增長，而且能夠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合理有序的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