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外交中的“憤青”誤國

袁南生

中國傳統文化中缺乏妥協文化。沒有妥協就沒有外交。長期以來，人們把“妥協”作為一個貶義詞來對待，甚至把“妥協”和“投降”相提并論。

“憤青”雖是現代詞匯，但“憤青”現象卻古已有之，不絕于史。自宋以來，產生了一種新的國民心態——清流心態，深刻影響了中國外交的走向。千年外交史上的“憤青”現象，無論是古是今，一味主戰，誰主張和，誰就是賣國。也一味主張強硬，遇有談判，不顧自身實力和對方訴求，漫天要價，獅子大開口，視任何妥協為軟弱。實際上則是超越實際，極端偏激，唯我正確。

宋朝亡國與“憤青”現象離不開

蒙古崛起之后，雖然多次戰勝金國，但終究無法消滅金國，只得尋求與南宋合作。但如果當時南宋對蒙金戰爭選擇兩不相幫，至少可以贏得30年準備時間。然而，靖康之恥激起的全國性的仇金情緒，讓君臣把宋朝與蒙古聯合滅金看作是建立不朽功業的天賜良機。

為誘使宋朝聯合蒙古滅金，蒙古答應滅金后將河南歸還宋朝，但雙方只有口頭約定，留下巨大后患。當金國在蒙古的打擊下瀕臨崩潰時，南宋軍隊兩萬人在大將孟珙率領下，攜帶饋贈給蒙古軍隊的糧秣三十萬石相助。金國滅亡后，南宋如愿分得了一部分領土。

事情本可到此為止，遺憾的是，南宋并不滿足于分得的土地。一個“憤青”提出了著名的“據關阻河，光復三京”北伐蒙古的議案。意思是趁蒙古在中原立足未穩，把蒙古人趕到黃河以北，再以重兵防御潼關到黃河一線，與蒙古隔河而治。南宋朝野被這封不切實際的奏折深深打動，不懂軍事的文人們紛紛主戰，不顧滅金戰爭中同蒙古并肩作戰的將領們的反對，北伐蒙古。結果全軍覆沒，而蒙古三路大軍南下，南宋滅亡。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宋滅亡前的德佑元年正月，文武百官只有6名大臣出現在朝堂上。當初那些主戰的“憤青”們，全部逃亡，只丟下小皇帝和謝太后孤兒寡母加上6個大臣一共8個人?！抖氖贰分腥缡窃唬骸澳纤螁⑨?，自招入侵?！笨梢姟皯嵡唷敝`國。

被逼上煤山的崇禎帝

崇禎帝勤政廉政，怎么會落得個亡國上吊的下場呢？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被“憤青”現象所綁架。老天爺曾給崇禎四次機會，哪怕抓住一次，他就可能不必上吊。

第一次機會是封后金首領為王。努爾哈赤一直希望明廷封其為王，以號令東北各少數民族。其實，封王的做法在明朝并非無先例，只要承認后金（清）實體的存在，劃出地區供其統治。這雖然損害了威望，卻可以平息戰火，安定遼東，使國家減輕困擾。無奈滿朝文武之中，持這種見解的人少之又少，且不敢公開說出來。

第二次機會是與清軍議和，分界而治。松錦失守之后，崇禎便想和清軍議和，以便專心對付李自成軍。兵部尚書陳新甲暗中與皇帝籌劃講和，但他因為著急上朝議事，將剛收到的議和信件隨手放在幾案之上，他的書童誤以為是“塘報”，拿出去交給各部門傳抄。

這一下可惹了大禍，很多大臣紛紛上書彈劾陳新甲貪生怕死、妥協求全、私定議和條款。崇禎帝起初還想袒護陳新甲，將大臣們的奏疏壓下不發。但不久，輿論鼎沸，難以平息，迫于壓力，只好降旨責令陳悔過。實際上，這個處分完全是為了平息輿論，是十分輕的。然而陳新甲明顯不夠老練，覺得議和自始至終都是在皇帝指示下進行的，不但“不引罪，反而自詡其功”，更引用皇帝給自己寫的敕諭中的話語為自己標榜。陳新甲的言行終于使崇禎皇帝惱羞成怒，下令將陳新甲處死。這樣，一次本來很有成效的議和，一次可以改寫歷史的救國良機，被朝廷內外為“憤青”的思維定式和輿論所綁架。

第三次機會是遷都。李自成大軍挺進山西，兩個月就可攻進北京，形勢危在旦夕。大臣李明睿建議南遷，他認為，只要向南進行戰略轉移，就能緩過氣來。咱們大明的條件比宋高宗立國時強多了，關鍵是祖宗當年遷都北京時，設南京為陪都，有一套完整的行政體系在。

誰知，首輔陳演反對南遷，故意把消息捅出去，弄得沸沸揚揚，人心大亂。他還指使人上奏章，攻擊南遷是別有用心。絕大多數官員和“憤青”們站在一起堅決反對南遷，因為士大夫階層堅信撤退可恥，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加上如果南遷，官員們的美宅良田不可能帶走，丟了北京還不知便宜誰。最要害的問題在于，南遷之后，南北兩個政府一合并，肯定要裁員，官員們思量的是：俺的位子還有沒有、好不好？

官員們唱高調唱了一個多月，李自成此時已攻下了居庸關和昌平，北京危殆。崇禎帝終于忍不住了：“這事我說了算，咱們立刻南遷！”李明睿嘆口氣：“來不及了，沿途我軍都被打散了，北京城連只蒼蠅都飛不出?！?/p>

第四次機會是與李自成議和。李自成對迅速的勝利毫無思想準備，也不太清楚進了北京意味著什么。當年三月十七都打到今北京城的復興門一帶了，他居然在次日上午給崇禎寫信，要求割讓西北一帶給他，西北實行高度自治，不向朝廷報告工作；朝廷撥付100萬銀兩慰問金給他，他替朝廷打擊敵對勢力，包括虎視眈眈的東北清軍。

然而，大臣們個個慷慨陳詞，調子一個比一個高，要與北京共存亡。李自成送的大禮，根本不在明朝最后一次御前會議的議題之內。崇禎死后僅3個小時，李自成拍馬直搗金鑾殿。那些政治堅定、慷慨激昂的部長們血戰到底了嗎？第二天他們就去李自成辦公室外，排隊請求安排工作。

“憤青”現象為何千年不絕

鴉片戰爭爆發前，曾國藩在回答其恩師、軍機大臣穆彰阿提問時就說：“自南宋以來，君子好詆和局，以主戰博愛國美名之風興起，而控御夷狄之道絕于天下者五百年矣?！睘槭裁此未鷷a生清流心態？為什么“憤青”現象在中國外交史上千年不絕呢？

“靖康之變”后，宋朝國民心態發生變化，作為對朝廷重文輕武、主和厭戰政策的反思和反彈，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清流心態由此產生。岳飛冤案發生后，一些人又將主和與賣國投降畫等號，令清流心態進一步加劇。

加上西方列強用炮火轟開中華帝國封閉的大門后，一個個不平等條約令不少士大夫痛心疾首?！皯嵡唷眰儾环蹏?、報國之志和護國之勇，然而缺乏謀國之智?！皯嵡唷毙膽B產生的心理基礎是對國家遭受外來侵略的憤恨，是一雪恥辱的渴望，但這以激情為依托，以道義為訴求，而非以理性為依托，以實力為訴求。

再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缺乏妥協文化。沒有妥協就沒有外交。長期以來，人們把“妥協”作為一個貶義詞來對待，甚至把“妥協”和“投降”相提并論。外交本要協調多方面利益關系，平衡各種利益矛盾，這就必然有妥協。妥協太多地體現在外交中，它是一種外交藝術，是以暫時或局部的讓步來換取雙贏，來保障長遠的利益。顧維鈞認為中國的事情難辦，尤其外交難辦，原因就在于人們拒絕妥協，喜歡清談者太多，老是獅子大開口。他曾說：“中國的外交，從巴黎和會以來，我經手的就很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亂要價錢，不愿意吃明虧，結果吃暗虧；不愿意吃小虧，結果吃大虧?！?/p>

當然，當代社會“憤青”現象的產生還同狹隘民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的影響有關。狹隘民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者都是以愛國主義的面目出現，具有極大的迷惑性，帶有絕對的不可置疑性。從而使“愛國主義”在一些時候、一些地方變成盲目的、狂熱的情感，有時甚至演變成了“害國主義”鬧劇、悲劇。

科學認識中國千年外交史上的“憤青”現象，一方面，要認識到“憤青”現象是外交運作的民意基礎，善加利用可以作為外交談判中的一張牌；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其限制外交運作的空間，對實現合理和必要的妥協形成牽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