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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文化領袖,偶像春天

2016-12-22 15:56
國學 2016年11期
關鍵詞:白話白話文杜威

“我從山中來,帶得蘭花草。

種在小園中,希望花開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時過。

急壞種花人,苞也無一個。

眼見秋天到,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風回,祝汝滿盆花?!?/p>

這首輕快的小詩《希望》,是胡適的白話代表作之一。它被改成歌,譜成曲,傳唱至今。

1915年,遠在美國的胡適,與一同留美的趙元任、梅光迪等人圍繞“國文”與“國語”、文言與白話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趙元任記得,那時的胡適“健談,愛辯論”,同時“自信心極強”。雖然身體很瘦,卻“精神十足,讓人覺得他雄心萬丈”。

7年的留美生涯,是胡適的“一生轉折處”。在考取公費留學資格后,胡適進入康奈爾大學學農學。這個奇怪的選擇,是因為出國前二哥曾再三囑咐他“不要學文學、哲學,也不要學做官的政治、法律”,認為這是“沒有用的”。為免辜負兄長期望,胡適決定“做科學的農業家,以農報國”。

然而,在耗掉了3個學期,上完了區分30多種蘋果的果樹學課,學完了洗馬、剪樹、接種、捉蟲后,胡適終于認清了自己的興趣所在,轉向文科,“自此如魚得水”。

胡適出國的行囊中帶有1300卷線裝古籍。在康奈爾大學他一共選修了14門哲學課、7門政治學課、5門歷史課,還涉獵英國文學、心理學、美術史和建筑學。政治課中,“美國的政黨制度”得分最高:88分;心理學也學得頗好:92分。

康奈爾時代的胡適,已充分顯示出社會活動家的氣質。用胡適自己的話說,他是一個閑不住的人。雖然身居國外,他對國內的局勢非常關心,經常呼朋引伴,四處交游,參加各種學生會組織,并擔任世界學生會的主席,還設立了一個“薪膽會”,希望“人人能為勾踐,似祖國尚可為也”。

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胡適研究會會長耿云志告訴環球人物雜志記者:“這段時期對胡適來說,真是到了‘最善世界最善處。他的頭腦比較清楚,又有一種救國的志向,四處去演講,結識了很多朋友,也有機會深入到美國文化里去?!?/p>

但胡適也有煩惱。1914年他在給緋聞女友韋蓮司的信中坦白:“我在康奈爾太有名了,我的名氣讓我荒廢了課業?!彼ㄙM時間到處演講、交友,沒辦法集中精力去鉆研學問??的螤柎髮W坐落在小鎮伊薩卡(或譯綺色佳)上,地方小,人頭熟,無處藏身,胡適開始向往大城市,“中隱隱于市”。恰巧這個時候,胡適對哲學家杜威的學術主張產生了興趣,在閱讀了大量書籍后,產生了要到哥倫比亞大學親聆其教的想法。

1915年9月,胡適前往紐約,師從杜威,這對他影響至深。胡適自己曾說:“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我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p>

杜威比胡適大32歲。胡適進哥倫比亞大學時,杜威已經快60歲了,高高的個兒,腰板挺得筆直,頗具學者風度。

這位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的首席教授,不善辭令。他講課慢吞吞的,一個單詞一個單詞地說,似乎每一個動詞、形容詞、介詞,都得慢慢想出,再講下去。許多學生都覺得他的課枯燥無味。慕名而來的胡適,硬著頭皮聽了幾個星期杜威的課,不僅聽懂了他所講的課程,而且對他用字選詞的嚴謹慎重,大加推崇。

胡適最崇拜的,還是杜威的思想,即他的實驗主義哲學。實驗主義,根據杜威的解釋,觀念必須在實驗中鍛煉,只有經過實驗證明,在實踐上能解決實際問題的觀念,才是“有價值的”。這在后來被胡適總結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此外,實驗主義從進化論出發,主張一切進步都是逐漸的。這讓胡適在改革實踐中持漸進式的改良主張,成長為一個穩健的改良派,后來走上了一條和陳獨秀等革命派截然不同的道路。

與陳獨秀隔著太平洋的相知

1915年9月,正當胡適投身杜威門下時,在太平洋的另一端,陳獨秀創辦了《青年雜志》(從第2卷開始改名為《新青年》),發起了一場影響深遠的思想啟蒙運動。

徐子超是安徽省績溪中學的退休教師,也是當地最早研究胡適的人,他告訴環球人物雜志記者:“陳獨秀和胡適本不認識,兩人最初的相交是通過一位共同的朋友——汪孟鄒?!蓖裘相u在上海亞東圖書館經銷書籍雜志,和胡適是安徽績溪的同鄉,又與陳獨秀早有交往。陳獨秀創辦《新青年》后,銳意革新,倡導新思想新文化,對在國外留學的知識分子極為看重,幾次托汪孟鄒寫信給胡適,希望胡適能為雜志寫文章。于是,胡適在1916年2月寄了一篇白話文譯稿《決斗》給陳獨秀。此文原是俄羅斯小說,講述一個喪父少年為了榮譽決斗的故事,胡適通過這篇小說,發出“為大中華,造新文學”的“決斗”之聲。

此后,胡適與陳獨秀信函往返,兩顆新文化之星開始了“紙上相交”。當時,陳獨秀認為“中國萬病,根在社會太壞”,所以他最初是想讓胡適“就所見聞論述美國各種社會現象,登之《青年》,以告國人”。而胡適在美國校園里正忙著為“國文”與“國語”、文言與白話進行辯論,他嘗試著用白話寫了一些新詩,同學們的評價褒貶不一。胡適便致函陳獨秀,提出了“文學革命”的主張。沒想到陳獨秀很是贊同,于是胡適將自己的意見寫成《文學改良芻議》一文,發表在《新青年》第2卷5號上,系統闡述了對文學改良的八條建議:須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呻吟、務去爛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

此文一登,轟動一時,胡適人還沒有回國,文章已經被當時的青年視為“圣經”。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聘請陳獨秀為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深感“中國社會可與共事之人,實不易得”,有了共同鼓吹“文學革命”的經歷,陳獨秀認為胡適是自己最好的搭檔。經陳獨秀推薦,遠在美國的胡適被聘請為北大文學和哲學教授,負責英國文學、英文修辭學和中國古代哲學三門課程的教學。

1917年,在通過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的考試之后,胡適于7月10日回到上海。他寫了一首躊躇滿志的《將歸之詩》:“此身非吾有: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便即此一年,足鞭策吾后。今當重歸來,為國效奔走?!焙茱@然,此時在胡適心中,陳獨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朋友。

在日記里,胡適還寫下了一句意氣風發的話:“吾輩已返,爾等且拭目以待!”這句話將青年胡適的抱負、遠見、理想囊括其中,不僅是他與歸國留學生共勉的座右銘,也成了他登高一呼,應者如云的利器。

白話的樂趣

1917年7月,胡適撰寫了大量有關白話文運動及文學革命的文章。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胡適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口號,大力推廣白話文。與此同時,社會上的反對聲音也異常激烈,反對者包括大學者吳宓、黃侃、林紓、梅光迪、章士釗等人。

作為國學大師章太炎的大弟子,黃侃成為反對白話文的急先鋒。有一次,黃侃對胡適說:“你提倡白話文,不是真心實意!”胡適問他何出此言。黃侃道:“你要是真心實意提倡白話文,就不應該名叫‘胡適,而應該叫‘到哪里去?!贝搜砸怀?,他仰天打了3個哈哈,胡適則氣得臉都白了。

又一次,黃侃在講課中贊美文言文的高明,舉例說:“如胡適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電報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長達11字。而用文言則僅需‘妻喪速歸4字即可,僅電報費就可省三分之二?!?/p>

胡適的回擊令人拍案叫絕。有一次,胡適正在課堂上大講白話文的好處,有位同學不服氣地問:“胡先生,難道白話文一點缺點都沒有嗎?”胡適微笑道:“沒有?!边@位學生想起黃侃關于文言文電報省錢的故事來,反駁道:“怎會沒有呢,白話文不簡潔,打電報花錢多?!焙m說:“不一定吧。前幾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給我發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書,我不愿從政,便拒絕了。復電是用白話文寫的,非常省錢。同學們如有興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擬一則電文,看看是白話文省錢,還是文言文省錢?!?/p>

同學們紛紛擬稿,最后胡適從電稿中挑出一份字數最少且表達完整的,其內容是“才學疏淺,恐難勝任,恕不從命”。胡適說:“這份電稿僅12個字,算是言簡意賅,但還是太長了。我用白話文只須5個字:干不了,謝謝?!蓖瑢W們聽后紛紛嘆服。

胡適身體力行,創作出版中國第一部白話新詩集《嘗試集》,在中華詩國開創了一個以“胡適之體”為特色的白話自由體新詩流派;他創作出中國第一個白話散文劇本《終身大事》,開創了中國現代話劇的新形式;他的散文,“清新明白,長于說理講學,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他熱心提倡傳記文學,所作白話傳記,文字清新曉暢,具沖淡自然之美;他還率先用白話翻譯西方文學作品,出版了第一部白話《短篇小說》譯本。

由于胡適的倡導和朋友們的努力,白話文學很快取代了文言文學的地位,風行全國。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明令規定,小學教材一律采用白話新課本。胡適的白話革命大獲成功。

“爆紅”北大

在北大教英國文學和英文修辭學,對留美7年的胡適來說毫不費力,難的是教中國哲學史。原先教這門課的陳漢章功底扎實,但思想陳舊,他從傳說中的伏羲講起,講了一年才講到《洪范》。有同學問他:“照如此講法,一門中國哲學史何時才能講完?”他回答:“無所謂講完講不完。若說講完,一句話可以講完,若說講不完,那就永遠講不完?!焙m接課后,學生對他表示懷疑:“一個從美國新回來的留學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學講中國的東西,況且才二十幾歲!” 誰知胡適一上來就非同凡響。這位比學生大不了幾歲的新派教授,邁著輕快的步子走上了講臺。他拋開以前的課本,重編講義,劈頭一章是“中國哲學胚胎的時代”,用《詩經》作時代的說明,丟開唐虞、夏、商,直接從周宣王以后講起。這樣一改,給那些言必稱三皇五帝的舊腦筋以沉重的打擊,用當年聽課的學生顧頡剛的話說,“駭得一堂中舌橋而不能下”。

顧頡剛聽過幾堂課后,認為胡適講得不錯,便找到當時最敢放言高論的同學傅斯年,要他去聽一聽,以決定要不要將這個新來的老師從哲學系趕走。學歷史的傅斯年聽后果然覺得不錯,便對那些“不以為然”的學生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北京圖書館所藏的《新青年》雜志。 1920年3月14日,蔣夢麟、蔡元培、胡適(左三)、李大釗合影留念。 胡適的白話詩。

就這樣,胡適的中國哲學史課程取得了成功,那些思想保守的教師不僅沒看成他的笑話,相反,選修胡適課的學生越來越多,一些外校學生乃至社會青年也慕名來旁聽,其中就有湖南青年毛澤東。26歲的胡適因此成了北大最受歡迎的教授之一。

在北大講授中國哲學史的同時,胡適以自己博士論文為基礎,改寫成《中國哲學史大綱》講義,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該書由時任北大校長蔡元培親自作序,分為12章,共10余萬字,是中國學者第一次用近代學術觀點和方法整理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專著,出版后立即風行海內,不到3年就再版7次,影響空前。年紀輕輕的胡適立即成了中國學術界的“泰山北斗”。

胡適站穩腳跟后,北大變成了新文化運動的中心。胡適參與了《新青年》的編輯工作,幫助和指導進步學生。他發表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義》,被視為“個性解放的宣言”。他借易卜生之口說:“社會最大的罪惡莫過于摧折個人的個性,不使他自由發展?!焙m因此“暴得大名”,成為青年心目中風頭無二的新文化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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