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雙重價值轉形理論論證勞動生產率與單位商品價值量的反比關系
——兼與何干強教授商榷

徐東輝（吉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長春130117）

基于雙重價值轉形理論論證勞動生產率與單位商品價值量的反比關系
——兼與何干強教授商榷

徐東輝
（吉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長春130117）

“勞動生產率與單位商品價值量的變動關系”是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理論體系中的重要論題。近年來有學者提出了成“正比說”，產生這種錯誤觀點的根源在于混淆了使用價值與價值、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之間的質的差別。要厘清“變動關系”問題，關鍵在于正確理解“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量”這一命題。勞動生產力和商品價值量之間的關系是本質關系，而勞動生產力和市場價值及生產價格之間的關系則是不同層次的現象形態的關系。運用雙重價值轉形理論可以更好地解釋單位商品價值量與勞動生產力成反比關系，從而找到正確理解勞動生產率與單位商品價值量的邏輯關系的金鑰匙，破解所謂的“馬克思的悖論”，從而更好地堅持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

勞動生產率；商品價值量；勞動價值論；反比；正比；價值轉形

針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關于“勞動生產率與單位商品價值量的變動關系”這一論題，理論界始終存在著不同的理解和認識。尤其是近年來，伴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創新與發展，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以GDP為代表的價值指標總量不斷增加，有部分學者從以上現象形式出發，提出了所謂的“勞動價值論悖論”，并將馬克思的“勞動生產率與單位商品價值量成反比”的學說進行了重新“詮釋”，提出了“勞動生產率與單位商品價值量成正比”說。何干強教授在《教學與研究》2011年第7期中發表了《也談勞動生產率同價值創造的關系》［1］（以下簡稱《何文》）一文，在文中何教授從分析價值性質入手，提出以下四點規定：第一，價值的內容是社會實體；第二，比較不同的生產者創造多少價值應以社會價值來度量；第三，比較不同生產者創造的價值指的是新價值；第四，區分社會價值與生產價格?；谝陨弦幎?，何教授提出，“生產商品的二重性勞動，應當理解為具體有用勞動和抽象勞動……具體勞動包括有用勞動和無用勞動”，［1］因此“社會標準的有用勞動是社會價值創造的前提”，［1］進而提出勞動生產率較高的生產條件下，促使先進的客觀生產要素成為“社會必要勞動的‘優良吸收器’”，［1］“在同樣時間大大減少了無用勞動，提高了勞動的有用程度”，［1］從而也就增加了社會價值總量，也就是價值總量，得出了勞動生產率與商品價值量成正比的結論。何干強教授的文章對理解馬克思“勞動生產率與單位商品價值量變動關系”原理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其中也不乏有創建性的觀點，但該文的一些觀點和論證的依據仍然存在有待商榷之處?；诖?，本文就勞動生產率與商品價值量的變動關系這一主題，請教于何干強教授。

一、科學認識價值決定必須正確理解“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規定

要科學認識和理解“勞動生產率與單位商品價值量的變動關系”，關鍵在于要科學地認識和理解“商品價值量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這一重要命題。馬克思在抽象的一般層面考察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如何決定商品價值量時，首先對形成價值實體的勞動的性質進行了限定，即其是以社會平均性質的勞動為標準的。換句話說，就是以簡單勞動為尺度的，而復雜勞動轉化為簡單勞動的尺度，是早在交換之前、在歷史的過程中已經完成了的。對此，馬克思說，“形成價值實體的勞動是相同的人類勞動，是同一的人類勞動力的耗費。體現在商品世界全部價值中的社會的全部勞動力，在這里是當做一個同一的人類勞動力，雖然它是由無數單個勞動力構成的。每一個這種單個勞動力，同別一個勞動力一樣，都是同一的人類勞動力，只要它具有社會平均勞動力的性質，起著這種社會平均勞動力的作用，從而在商品的生產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勞動時間或社會必要勞動時間”。［2］52正是在這一前提下，馬克思才界定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如何決定商品價值量這一命題，即“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保?］52因此，決定商品價值的勞動，是具有社會平均性質的抽象勞動?！逗挝摹吩诳疾爝@一問題時，在提出“研討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生產者在同樣時間內能否創造較多的價值，需要對生產者之間的勞動內涵進行相互比較”［1］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生產商品的二重性的勞動，應當理解為具體有用勞動和抽象勞動”的觀點，這是因為“具體勞動也可能生產部分廢品或者不合格產品；同一部門勞動生產率低的勞動與勞動生產率較高的勞動作比較，前者因動作遲鈍、生產方法不得要領等原因，事實上包含著無用、無效的勞動耗費”。［1］《何文》中提出的所謂不同勞動生產率條件下的“勞動內涵”以及對具體勞動的重新“詮釋和分類”，其本質是將個別生產者之間的異質性勞動混同為決定商品價值的社會平均性質的勞動。

事實上，在批判蒲魯東的“勞動貨幣”時，馬克思就已經給出了決定商品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的平均性質，“一切商品（包括勞動在內）的價值（實際交換價值），決定于它們的生產費用，換句話說，決定于制造它們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價格就是這種用貨幣來表現的商品交換價值……由勞動時間決定的商品價值，只是商品的平均價值”。［3］80因此，決定商品價值量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其所關涉的勞動性質首先是平均性質的勞動。

這里，我們僅就抽象層面考察了商品價值量的決定問題。那么，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形成和發展，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商品價值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又是如何確定的呢？實際上，通過對商品經濟發展史的分析，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在簡單商品經濟時期，由于商品生產主要以家庭手工業為主，生產規模較小。由于那時商品生產者在生產組織形式和技術水平差異并不大，所以商品生產者生產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既為生產該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由這一勞動時間決定的個別價值，也同時就是商品的價值。當商品經濟發展到了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時，隨著新的生產技術和管理方法的研發與應用，社會生產力水平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工場手工業逐步被機器大工業所替代，生產的社會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此時，商品的生產和交換不再滿足于“互通有無”和“各取所需”，伴隨著資本對商品生產的不斷滲透，商品作為剩余價值的客觀物質載體被越來越多地生產出來。這時候，商品生產的規劃，即“生產什么、怎樣生產、生產多少”都完全由資本家個人決定。相對于生產而言，此時的社會需求（包括商品的質量需求、品種、數量等等），對他而言是個未知數。因此，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家只有通過一次次的交換來確定他所生產的商品是否能夠滿足社會的需要，從而解決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矛盾，實現商品的價值，并從中取得剩余價值。而此時生產同種商品的不同商品生產者的組織形式和生產技術水平已經產生了較大差異，所以在不同生產條件下生產出來的同一種商品的個別價值量也就大不相同，因此，當部門內部展開激烈的競爭時，商品價值量也應由生產該商品的社會平均生產條件下的勞動時間決定。這也就意味著，此時的商品價值量是由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凝結而成，單個商品生產者的勞動已經轉化為同一勞動，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的換算已經完成，不存在區別，可以直接進行比較和交換。

二、對“正比說”理論及其邏輯的剖析與商榷

關于勞動生產率與單位商品價值量之間關系，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給出的最經典的論述如下：“勞動生產力越高，生產一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就越少，凝結在該物品中的勞動量就越小，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小。相反地，勞動生產力越低，生產一種物品的必要勞動時間就越多，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大?？梢?，商品的價值量與實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量成正比地變動，與這一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地變動?！保?］53，54這一反比原理是從量的角度，在勞動生產率變動條件下，揭示了單位商品價值量變化趨勢及規律，是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核心內容之一。

首先，要明確勞動生產率的真正內涵?！吧a力當然始終是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的生產力，它事實上只決定有目的的生產活動在一定時間內的效率。因此，有用勞動成為較富或較貧的產品源泉與有用勞動的生產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地，生產力的變化本身絲毫也不會影響表現為價值的勞動。既然生產力屬于勞動的具體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同抽去了具體有用形式的勞動有關。因此，不管生產力發生了什么變化，同一勞動在同樣的時間內提供的價值量總是相同的?！保?］59，60正是因為有不同生產力條件下，兩個相同勞動量提供的總價值量相同，所以才會有勞動生產率與單位商品價值量成反比。因此，要正確理解馬克思勞動生產率與單位商品價值量的變動規律，關鍵點在于正確理解勞動二重性學說。

其次，要正確理解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關于價值問題研究的方法論。事實上，馬克思對勞動生產率和商品價值量之間關系的研究，始終秉持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因此，該研究是從簡單商品經濟條件下的商品生產著手的，這也就決定了，這里的勞動生產率指的是生產這一商品的勞動生產率，而不是指后來的“部門平均勞動生產率”和“社會勞動生產率”。產生如上錯誤判斷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們對價值的轉化形式（市場價值、生產價格）與價值的關系問題上存在誤解。

勞動生產率與單位商品價值量之間的關系是本質關系，而在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過程中，這一本質關系隨之進一步轉化為其各種現象形態。丁堡駿教授在《揭開勞動生產力與商品價值量之間關系之謎》［5］一文中，運用雙重轉形理論對馬克思的反比學說進行了解析，丁教授認為，勞動生產率與單位商品價值量之間的關系是本質關系，即在簡單商品經濟條件下，每個個別商品生產者的生產效率并無太大差異，此時商品的個別價值就是商品的價值；而當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商品經濟階段，在同一部門內部產生了競爭關系，商品價值的表現形式也由個別價值形式轉化為市場價值（即社會價值）；當這種競爭關系進而擴展到不同部門之間時，等量資本要求獲得等量利潤，平均利潤由此出現，使得商品的價值進一步轉化為生產價格形式；因此，勞動生產率與價值的轉化形式（市場價值或生產價格）之間的關系則只是現象形態的關系。文中丁堡駿教授以同部門中存在著優、中、劣生產條件遞減的企業為例（表1），說明勞動生產率存在差異的條件下，當商品價值轉化為市場價值形式時，勞動生產率與商品價值量之間的本質關系也將以不同的現象形態呈現：

表1 商品市場價值的形成

如上表所示，在同一部門內部競爭條件下，在勞動生產率遞減的情況下，優、中、劣企業相應生產出的商品個別價值量成遞增的趨勢排列?？梢?，個別勞動生產率與商品個別價值量成反比。勞動生產率是有用的具體勞動的生產效率，它只是決定具體勞動在一定時間內生產使用價值的效率，因此，勞動生產率與商品的使用價值成正比。由于生產這一商品的個別勞動生產率條件下生產出的商品個別價值就是商品的價值，所以它與勞動者的勤奮與否、技術是否熟練及勞動復雜程度的高低并無關系，它是商品總量的總價值分攤到單位商品上的價值量，因此，勞動生產率與單位商品價值量反比關系在這里就表現為個別勞動生產率與單位商品個別價值量的反比關系；與此同時，上表中同一部門企業優、中、劣的勞動生產率差異卻并沒有帶來商品價值的變化，如優等條件下6小時的勞動創造6小時的價值，或15倍的6小時勞動共創造90小時的價值，換算回來即1小時創造1小時的價值；中等和劣等生產條件下亦然，各類生產條件下每一小時的勞動仍創造一小時的價值。由此可見，無論勞動生產率如何變化，同一勞動在同一時間內創造的價值量總是相同的。

當競爭關系在同部門企業之間展開時，商品價值的表現形式轉化為市場價值，此時，同一勞動在同一勞動時間內提供的市場價值也就是社會價值會隨勞動生產率的變化而發生變化。如上圖所示，優等生產條件下，6個小時的勞動轉化為8個小時的市場價值，即1小時勞動轉化為4／3的市場價值；中等生產條件下，8小時勞動轉化為8小時的市場價值，即1小時勞動轉化為1小時的市場價值；劣等條件下，10小時勞動轉化為8小時的市場價值，即1小時勞動僅轉化為4／5小時的市場價值；勞動生產率越高，能夠提供的市場價值就越多，反之亦然。由此可見，市場價值作為價值的轉化形式與勞動生產率是成正比的。

因此，從馬克思《資本論》中對“勞動生產率與單位商品價值量的變動規律”理論基礎出發，本文對何教授在推演“成正比”論之前所設定的前提，提出以下兩方面的質疑。

（1）如何理解個別價值、價值與社會價值的關系。其一，簡單商品經濟條件下，個別價值、價值與社會價值的關系。何干強教授在文中提出“不同生產者創造多少價值應以社會價值來度量……不同的生產者創造的單個商品的價值量，不是按其作為個別生產者耗費的自然時間或個別勞動時間來度量的，即不是指他創造的個別價值；而是指他在同樣時間按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度量的社會價值”，［1］在這一觀點上，本文持不同意見。在簡單商品經濟時期，還不存在大規模生產的基礎條件，那時，每個個別生產者的生產條件和技術水平等差異不大，此時生產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所決定的個別價值，就是該商品的價值。其二，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個別價值、價值與社會價值的關系。伴隨著商品經濟不斷發展，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商品的生產組織形式采取社會化大生產的形式，馬克思在《資本論》寫作過程中始終貫穿著唯物辯證的研究方法，由抽象到具體的敘述方法和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方法，因此，回避個別價值是價值這一事實，就是缺乏唯物史觀、以停滯的眼光看待問題。從上面的案例中不難看出，個別價值，是商品總量的總價值分攤到單位商品上面去的價值量。個別價值是價值，而不是長期以來被人們誤解的，那種和勞動者的勞動質量、強度等內涵量相聯系的范疇。而何教授所引用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原文“商品的現實價值不是它的個別價值，而是它的社會價值”，［5］353本身所強調的是“現實價值”，即抓得到手的價值；而至于“社會價值”是什么，馬克思在這里尚未明確界定，因此，“不同生產者創造多少價值應以社會價值來度量”這一說法，似乎言之過早。

（2）如何正確劃分社會價值與生產價格的所屬范疇。何干強教授提出“社會價值屬于商品生產一般關系范疇，而生產價格屬于資本主義商品生產關系范疇”。［1］在社會價值與生產價格所屬范疇的劃分上，本文認為應該遵循馬克思的理論分析方法，即按照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原則，一般范疇應在貨幣轉化為資本之前談，馬克思為什么在書寫《資本論》第三卷時打破了這一慣例？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商品的個別價值、市場價值和生產價格是現象形態，而體現平均數規律的、抽象層面的價值范疇則是本質形態，伴隨著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和演化，導致了價值規律發揮作用的形式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其發揮作用的載體形式是個別價值——社會價值——生產價格的轉化過程，而《何文》把社會價值和生產價格這種范疇上的劃分，實際上是其歪曲了價值轉型的邏輯與歷史過程。

三、就“正比說”推演過程中的幾個問題與何教授商榷

1.勞動生產率特別高的勞動是否創造更多的價值

何教授在說明勞動生產率的變化與單位商品社會價值量變動的關系時，又進一步指出“在同一部門……勞動生產率高于社會品均標準的生產者，都會在同樣時間內創造較多的社會價值”，［1］48并提供引證馬克思的話“不管生產力發生了什么變化，同一勞動在同樣的時間內提供的價值量總是相同的”，［2］60來說明勞動生產率特別高的勞動可以直接創造更多的社會價值，即價值。本文認為勞動生產率特別高的勞動和其他勞動一樣，需遵循“同一勞動在同一時間內創造等量價值”的原則，即等量勞動創造等量價值。馬克思指出“生產力特別高的勞動起了自乘的勞動的作用，或者說，在同樣的時間內，它所創在的價值比同種社會平均勞動要多?！保?］370對于這一論斷，理論界往往取之以佐證“正比說”。但是本文認為要真正理解這一論斷，需從前半句入手，即“勞動生產率特別高的勞動起了自乘勞動的作用”，其中作用一詞就已經明確說明在價值創造過程中，勞動生產率特別高的勞動并沒有直接創造出更多的價值，而是生產了更多的價值載體——使用價值，從而在價值轉化為市場價值或生產價格時，在交換過程中實現了更多的社會價值；但由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勞動價值量仍不變，生產的商品數量增加了，等量價值分割在每件商品上表現為單位商品價值量降低，因此，勞動生產率與單位商品價值量成反比。本文認為勞動生產率高的勞動不能創造更多的價值，但在價值轉化過程中能轉化為較多的社會價值，因此，我們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又再次集中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對何教授的“成正比”說假定的質疑上來了，即回到“價值”和社會價值是否完全一致？“社會價值、價值和個別價值之間究竟是怎樣的一種關系？”等一系列問題上，在這里就不加贅述了。

2.價值轉移必須通過商品交換

何教授在談到勞動生產率較高的商品生產者獲得的、高于其個別價值的社會價值時指出，其“來源完全是該生產者自己的勞動，而不是同一部門的勞動生產率低的生產者轉移給他的”，［1］因為“價值轉移只能經過商品交換，同一部門同一商品生產者之間不發生商品交換，是不可能發生價值轉移的”。［1］對此本文持不同意見，其一，價值的轉移絕非必須通過商品交換。通過對資本總公式“G—W…P…W′—G′”的分析可知，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過程中，“G—W”和“W′—G′”作為流通過程均不能發生價值增殖；真正的價值增殖來自于生產過程，即當貨幣購買了勞動力之后，活勞動在商品生產過程當中不僅還原了自身價值，而且創造了大于其自身價值的價值——剩余價值，從而貨幣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得以確立。在這個生產過程當中就包含著價值轉移。商品生產者按照生產目的，通過使用勞動資料將勞動力施加于勞動對象之上，消耗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價值，同時活勞動創造新價值，生產出新產品，使其最終可以成為價值完美載體——具有使用價值的商品。在這個過程當中，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使用價值被消耗掉，但是其價值被活勞動轉移到了新產品當中去，成為商品價值的組成部分；其二，關于同一部門較高勞動生產率的商品生產者獲得的較高社會價值的真正來源問題，本文認為它只能來自于本部門的較低勞動生產率生產者的價值轉移。商品經濟是由許多勞動生產率不同的商品生產者組成的統一的有機整體。隨著商品經濟的不斷深化發展，即使是生產同一種商品所耗費的個別勞動時間也是有差異的，導致商品個別價值量也是不同的。但在商品交換過程當中，給不同的個別價值生產者，規定了一個統一的社會價值，即只能按照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社會價值進行交換，必然對一部分人有利，對一部分人不利。不同勞動生產率決定了同一部門生產的商品的個別價值，或高于或低于社會價值，使得不同商品生產者的商品交換實際上是不等價交換。但是無論從較長期的同種商品的交換過程，還是從整個社會不同種商品的交換過程來看，通過商品交換實現的價值總和與商品生產過程當中創造的價值總和是趨于一致的。這更加有力地說明，價值規律是商品經濟的基本經濟規律，其表現形式恰恰就是通過這一次次不等價的交換，最終實現了價值規律要求的等價交換原則。由此可見，在分析勞動生產力與商品價值量之間的關系時，還必須聯系各個不同時期競爭條件的變化，如果沒有將價值規律視作歷史性的規律，缺乏歷史觀，那么，必然會對價值規律發揮作用的新形式產生曲解。

3.同一部門先進生產要素具有增加吸收社會必要勞動程度的作用

這樣的理論觀點屢見不鮮，李嘉圖學派的庸俗化者——穆勒和麥克庫洛赫所犯的錯誤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當李嘉圖和他的追隨者們無法正確理解現實中的“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這一矛盾時，他們將目光瞄準了生產過程當中的機器、畜力和自然力的“勞動”，也就是所謂的資本的“蓄積勞動”，并提出了先進的客觀生產要素是“社會必要勞動的‘優良吸收器’”的觀點。何教授提出“同一部門先進生產要素具有增加吸收社會必要勞動程度的作用”［1］的觀點，究其本質與“蓄積勞動”創造價值的理論并無本質區別。從何教授提出“為什么先進客觀生產要素能夠增加生產者同樣勞動時間內的有用勞動的程度，從而使勞動者的社會勞動耗費更有效更多地被凝結、被物化到商品中”這一問題，［1］可見在何教授看來，假設高素質的勞動與較低勞動生產率的生產要素相結合就不能生產出較多的價值，高素質的勞動和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生產要素相結合才能創造較多的價值，“所以，在相同的主觀條件下，有力的客觀條件能使領導能力得到更有效的發揮，提高勞動的有用程度”，［1］認為先進生產要素比落后的生產要素更能發揮吸收活勞動的作用，生產商品形成價值的勞動不僅要看勞動本身，而且還要看客觀生產要素，要看客觀生產要素吸收活勞動的能力。而且，在何教授的第二個案例中也提到，先進客觀生產要素可以使活勞動節約，但這種節約從全社會的角度來看，應按照馬克思的科學抽象法抽象掉，因此也就不存在提高有用勞動程度的情況?！罢l要是根據勞動價值論只承認勞動創造價值，而不承認客觀生產要素創造社會價值的科學原理……那恰恰是背離了勞動二重性的基本觀點，背離了勞動價值論”，［1］這一觀點割裂了勞動過程中主觀要素和客觀要素之間的關系。這里無疑是神話了先進生產要素，將其宣傳為具有能動性的生產要素，并和活勞動一樣可以在價值創造過程中發揮能動作用，是將“死”的生產要素復活論。因此，盡管何教授的觀點是以反對生產要素論的面目出現，但其實是宣揚了一種變形的生產要素論。

除此之外，將經濟學邏輯與數學邏輯相對立?！叭绻鶕谏a主要依靠先進的客觀生產要素，就得出必須承認先進的客觀生產要素本身就能形成價值實體，并進而認為其所有者單憑客觀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就可以分割勞動者創造的新價值，這就走到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的所謂‘要素價值論’和‘薩伊的三位一體公式’（‘按要素分配論’）那里去了”，［1］從何教授的這段論述能夠看出，認定先進的生產要素是優良的勞動吸收器，不是創造者，說明他不同意將價值創造的客觀條件與價值創造混為一談，這里面是典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困惑。應該注意區別用客觀生產要素創造價值來論證客觀生產要素的所有者應分得自己所創造的價值部分，這是庸俗經濟學者的觀點；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是不承認客觀生產要素創造價值，而承認客觀生產要素的所有者憑借其對客觀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參與剩余價值分配。應科學地理解先進客觀生產要素對社會價值創造的作用，避免退回到穆勒、庫洛克等人的觀點，強調所謂的“蓄積勞動”、把勞動時間和生產時間混為一談，用詭辯和概念游戲來遮掩了價值的真正來源，何教授的觀點就是陷入了此類矛盾之中。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導致持“正比說”的學者錯誤地理解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思想根源及其理論弊端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正比說”否定了馬克思的商品二因素和勞動二重性學說，模糊了使用價值和價值、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之間的區別，進而混淆了個別價值、價值和社會價值之間的關系、“勞動生產率和商品價值量”之間的真實關系。

第二、現象支撐。討論商品價值量規定性的前提，首先要明確價值質的規定性。生產價格、市場價值等范疇只是價值的轉化形式和現象化形式，堅持“成正比”說的學者忽視了這一點，把現象和價值創造直接聯系起來，跳過中間的價值轉形環節，錯誤地將商品價值的不同表現形式與勞動生產率之間的現象形態關系理解為本質關系。

第三、目前堅持“成正比”說的學者并沒有運用轉形思想。持“正比說”觀點的學者沒有運用轉型思想考量“勞動生產力成正比說與單位商品價值量”之間的關系，因而，并不能科學地說明較高勞動生產率的勞動在創造倍加價值的數量界限問題，從而，容易給否定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打開方便之門。

四、以轉形理論為基礎的“反比說”的科學性與理論優勢

雙重價值轉形理論堅持商品二因素和勞動二重性學說，堅持勞動價值論，是對馬克思價值理論的科學解讀和繼承。因此，以雙重價值轉形理論為基礎的“反比說”具有科學性和理論優勢，可以更好地闡釋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解讀當前的經濟現實，可以固本清源、激濁揚清，進一步證明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是一個開放的、與時俱進的理論體系。

（1）雙重轉形理論科學地解釋了較高勞動生產率的勞動在創造倍加價值的數量界限。馬克思談到了生產力水平特別高的勞動起到了復雜勞動的作用。那么這個作用是如何發生的呢？要說明這個問題必須要強調的是，馬克思的這一論述并不是圍繞價值的創造展開的，他所陳述的是當價值（個別價值）轉化為市場價值、乃至進一步轉化為生產價格之后，作為價值的實現形式，商品的市場價值和生產價格與勞動生產率之間的關系。如表1所示，當存在勞動生產率差異時，同部門內部勞動生產率越高的企業，商品的市場價值或生產價格越大，反之亦然。當競爭關系在部門之間充分展開之后，商品的價值進一步轉化為生產價格，這一變動規律依然發揮作用。這充分說明價值（個別價值）在市場價值或生產價格范疇上的價值實現，是與勞動生產率成正比的，這也恰恰說明了“生產力特別高的勞動”是怎樣“起了自乘勞動的作用”的。

（2）雙重轉形理論更好地堅持了勞動價值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特別是對勞動價值論來說，“勞動量守恒”是貫穿始終的重要的規律。以堅持“勞動量守恒”規律為前提，以轉形理論為基礎的“成反比”說可以更好地解決來自理論界挑戰和解釋經濟現實當中存在的問題。就表一所說明的價值轉化為市場價值來講，勞動生產率表現為優、中、劣的三家企業所生產的商品總量的個別價值之和為800小時，此時由商品價值總量轉化而來的市場價值（社會價值）總和也等于800小時。當價值進一步轉化為生產價格時，情形也是如此。這說明在價值轉形過程當中，雖然會發生價值轉移，但是會一直遵循“勞動量守恒”原則，即價值總量和市場價值（或生產價格）總量是不會發生變化的。

（3）雙重轉形理論可以更好分析國際商品交換關系。關于國際價值和國際商品交換，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受到了挑戰，一方面它堅持勞動創造價值，另一方面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交換比率并不能直接用價值規律要求的等價交換原則來加以說明，以至于陷入了理論上的困頓。馬克思在批判性地吸收了古典經濟學的精髓和繼承了其科學性的基礎上，創建了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為解決上述難題提供了金鑰匙。盡管馬克思在《資本論》當中并沒有專門的論述國際價值和國際商品交換，但經過馬克思主義者的努力，從馬克思的國別價值理論中發展出了國際價值理論。所謂國別價值就是在一國國內市場上形成和實現的價值，由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國別價值的形成過程中，高勞動強度和低勞動強度會進行平均。國別價值通過部門內部的競爭會轉化為市場價值，通過部門之間的競爭促使市場價值進一步轉化為生產價格?！对囌擇R克思勞動價值論在國際交換領域的運用和發展》［5］一文中提出了三個觀點，第一，國別價值平均化形成國際價值；第二，在國際市場上，各國資本家為超額剩余價值而展開部門內部競爭時，商品的國際價值就轉化為國際市場價值；第三，當資本在國際市場上在不同生產部門之間展開為追求平等占用剩余價值或利潤的競爭時，商品的國際市場價值就轉化為國際生產價格?？梢?，馬克思的國別價值形成及其雙重轉形的思想，完全適用于國際商品交換的價值理論分析。

五、結 論

綜上所述，何教授所提出的“正比說”從根本上來說是對馬克思勞動二重性理論的理解存在誤區，首先，將具體勞動進一步區分為有用的具體勞動和無用的具體勞動，這一解析前提違背了馬克思的研究方法論——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馬克思認為：“勞動生產還隨同勞動的節約而增長。這種節約不僅包括生產資料的節約，而且還包括一切無用勞動的免除”，［2］605其本意是強調，與勞動生產率提高以前相比，有一些環節中的勞動、流程成為不必要的了，生產商品使用價值的勞動就是具體勞動，是生產勞動的具體方面，涉及到生產研究的起點問題。從《致庫格曼的信》中可以看出，馬克思研究商品研究價值是從具體和現實出發，并不是從概念出發，這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抽象法的要求。其次，抹殺個別價值就是價值這一事實，實際上是缺乏唯物史觀，是對商品價值形成和實現過程的認識僵化；再次，將先進的生產要素理解為“社會必要勞動的‘優良吸收器’”，是將勞動價值論倒退回李嘉圖學派的“蓄積勞動”和薩伊的“三位一體公式”等庸俗的勞動價值論，是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研究的倒退。

［1］何干強.也談勞動生產率與價值創造的關系［J］.北京：教學與研究，2011，（7）：46－53.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80.

［4］丁堡俊，張洪平.揭開勞動生產力與商品價值量之間關系之謎［J］.長春：稅務與經濟，1994（3）：33－39.

［5］丁重陽，丁堡駿.試論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在國際交換領域的運用和發展［J］.上海：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3（4）：52－59.

責任編輯：鄭洪昌

F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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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2674（2016）12－070－08

2016－10－16

吉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016B64）

徐東輝（1978－），女，吉林長春人，吉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講師，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