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美·家國·想象：由滬上咖啡館到知識分子的“戀地情結”

關鍵詞：咖啡館；知識分子；戀地情結；消費文化

摘要：20世紀20～30年代，寓居上海的知識分子促進了滬上咖啡館消費文化的勃興?？Х瑞^不僅是文藝創作的前背景（foreground），甚至還在某種意義上建構了知識分子的審美現代性及家國認同感。將知識分子對上?？Х瑞^的情感放置到人文地理學背景中去考量，可知這場群體性文化現象的濫觴成因及深層意涵，而且，面對作為“地點”的咖啡館，知識分子從“在地”到“戀地”的心理路徑也得以彰顯。

中圖分類號：I207.4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9-4474（2016）05-0049-06

Key words： café； intellectuals； topophilia； consumer culture

Abstract： From 1920s to 1930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intellectuals， living in Shanghai， promoted the rise of consumer culture of cafés. At this point， cafés not only played the role of foreground in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s， but also generated the intellectuals aesthetic modernity and nation identity to some degree. The original causes and underlying meanings of this mass cultural phenomenon are investigated by putting intellectuals feelings towards the cafés in Shanghai in the background of human geography. Then， the cafés， as the “location”， demonstrate the intellectuals psychological tracks from “localness” to “topophilia”.

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伴隨著大量外僑（主要是俄國、日本和猶太僑胞）來滬發展，滬上獨立經營性的咖啡館逐漸增多，咖啡館消費文化漸成風氣。據上海海關貿易冊顯示，僅1931年上海進口咖啡的數量就多達499374斤〔1〕，可見滬上飲咖啡的風氣之盛。值得注意的是，在這股風潮中，這一時期寓居上海的知識分子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們不僅頻繁往來于咖啡館，這幾近成為一種日常儀式，而且還基于自身的體驗經驗（embodied experience）重新定義和闡釋了上海的咖啡館。田漢、夏衍、陽翰笙曾在建國后數度回憶起上?？Х瑞^，認為上海的咖啡館是“值得自豪”的存在〔2〕。在他們的回憶中，我們不難看到知識分子在重塑上?？Х瑞^意涵時所投射出的依戀（attachment）情感狀態。潘桂成在分析地理感時提到過：“由識覺環境的感官（sensory organs）對環境產生價值意義（make sense），都是實在的有地理學的意義”〔3〕。借此，我們不妨將知識分子對上?？Х瑞^的情感放置到人文地理學的背景中去考量，并借用段義孚有關“戀地情結”（Topophilia）的概念來分析民國知識分子和上?？Х瑞^之間的互動交往，從而可知知識分子因對咖啡館的“戀地”而生發出的對審美、家國的想象。

一、地方：滬上咖啡館與寓滬知識分子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7卷第5期胡星燦審美·家國·想象：由滬上咖啡館到知識分子的“戀地情結”正如羅威廉（William Rowe）所說：“猶如伊斯蘭和早期近代歐洲城市的咖啡館，人們去那里并不是尋求保持隱私，而是享受無拘束的閑聊?！薄?〕建立于1686年的Le Procope咖啡館，在誕生初期只是一個供應咖啡和餐飲的處所，然而隨著時代更迭，Le Procope的文化和政治意涵日益濃重。從啟蒙時代開始，這座咖啡館就曾接待過許多文化名人，如伏爾泰、盧梭、狄德羅、拉封丹；到大革命時期，羅伯斯庇爾、丹東、馬拉等雅各賓派領導人更是咖啡館的?？?，還有大批作家如雨果、巴爾扎克、馬拉美等人也常常出沒于此〔5〕?？梢?，咖啡館逐漸成為人們指涉嚴肅和文明的公共空間，知識分子在其間“集體參與改進社會及人類文明”〔6〕。

上?？Х瑞^在建立之初，就隱射出它和知識分子之間的親厚關系。在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之間，大量文藝界人士以咖啡館為素材或主題進行過創作，如徐訏的《吉卜賽的誘惑》、林徽音的《花廳夫人》、溫梓川的《咖啡店的侍女》、張若谷的《咖啡座談》、田漢的《咖啡館的一夜》和孫了紅的“俠盜羅平探案”系列等，“上海文學似乎整個地沉浸在‘咖啡館風潮里”〔7〕。不單是創作，文人似乎也將去咖啡館變成一種日常習慣。正如李歐梵所說：“上海的作家把咖啡館當作朋友聚會的場所卻是無疑的。從當時記載和日后的回憶看來，這種法國慣例加上英國的下午茶風俗在當時成了他們最重要的日常儀式?！薄?〕

從1928年8月8日《申報·藝術界》刊登的一則廣告便可看出當時知識分子對咖啡館的推崇：“……但是讀者們，我卻發現了這樣一家我們所理想的樂園，我一共去了兩次，我在那里遇見了我們今日文藝界上的名人，龔冰廬，魯迅，郁達夫等。并且認識了孟超，潘漢年，葉靈鳳等，他們有的在哪里高談著他們的主張，有的在那里默默沉思，我在那里領會到不少教益呢?！薄?〕這個“理想的樂園”即是咖啡館，當然這則廣告很有可能是編者張若谷化名篡改事實而寫的，因為不出五日，郁達夫和魯迅便接連撰文澄清事實。郁達夫在《語絲》中發表《革命廣告》說自己和魯迅是不去革命咖啡館的，“寧可在茶館里坐坐，能夠聽到許多社會的瑣事和下層職業的情況”〔9〕；魯迅更是說自己“無暇享受這樣樂園的清?！薄?〕。然而有趣的是，即便魯迅強調自己不去咖啡館，但一年之后，他也邁進了“公啡”咖啡館的大門，此后更是常常進出咖啡館參與會唔交流等活動，如他和蕭紅、蕭軍、周揚、巴金、夏衍、魏猛克等人的交談都是在“公啡”中進行的。值得一提的是，“公啡”位于北四川路998號，咖啡館對面就是內山書店，走不多遠就是創造社、太陽社、左翼的總部，甚至離魯迅、馮雪峰居住的拉摩斯公寓也沒多遠，因此“公啡”自然成為左翼人士、文藝界人士交換意見、溝通情感的場所。

可見知識分子出入咖啡館已成為無可逆轉的風氣。不僅如此，更有極端的例子。曾留學法國的張若谷，不僅將咖啡館當作“現代城市生活的點綴”，還當作一個“外人不足道也”的“逍遙”世界〔10〕。張若谷的一幫朋友，如朱應鵬、傅彥長、邵洵美、徐蔚南、葉秋原、周大融、黃震遐、曾樸、曾虛白等人，也是咖啡館的?？?，“不約而同地踏進幾家我們坐慣的咖啡館，一壁喝著濃厚香醇的咖啡以助興，一壁低聲輕語訴談衷曲”〔10〕。張若谷不僅將自己往來于咖啡館的經歷視為美談，而且更詳細記錄了他身在其中交流文學、藝術、國事的情境：“上海霞飛路的‘巴爾干為俄國人所設，這是我們在上海幾家咖啡店中最愛坐的一家。我們一群，雖然都是自稱為無產階級，上海最貴族的Marcel與Fedral二家，倒也進去喝過咖啡。但是印象最好的，還是這座亞洲的‘巴爾干半島。記得在今年四月一日的下午，傅彥長，田漢，朱應鵬與我，在那里坐過整個半天。我們每人面前放著一大杯的華沙咖啡……大家說說笑笑，從‘片萊?；劦轿膶W藝術、時事、要人、民族、世界……各種問題上去”〔10〕。張若谷不僅將對咖啡館的推崇落實在生活常習中，更落實于編輯和創作《申報》的過程中。比如，他就很推崇那些有著“咖啡癖”作家的作品，如莫萊亞（jean moreas）、戈蒂耶（Theophilegautier）、侶德（maxine rode）、雷彥（henri de regnier）、喬治·莫爾（georgemoore）等人的作品〔10〕。不僅如此，張若谷還在咖啡館中踐行他的情愛想象，比如在《俄商復興館》一文中，他就借穿“咖啡色西裝的青年”之口，表達了這種想象：“他們一邊慢吞吞的呷著濃厚香淳亞拉伯人發明的刺激液質；一邊傾瀉出各人心坎里積累著的甜蜜，彼此交換著快樂的印象，有時在燈紅酒綠之下，對面坐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向他們細細地追述伊的已往的浪漫事跡；輕聽一句二句從鋼琴和提琴上發出來的旋律……”〔11〕張若谷這種“稍稍自戀的傾向和羅曼蒂克的氛圍”〔7〕引起了諸多非議，史蟫在《文藝咖啡》中就說，“多情敏感的新文藝作家”，因“上?？Х取惫椭写?，“大家都想到這里來獲得一些‘煙絲撥里純”〔12〕；魯迅也在1936年諷刺“四條漢子”為“才子加流氓”〔7〕。

知識分子頻繁進出咖啡館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他們究竟是倚重咖啡館的功能性和工具性，還是看重它背后的文化、空間意涵，已無從探討，因個體經驗、倚重各有不同。但有一點可以確定，在知識分子的定義下，咖啡館的意義已然超越了它的物理屬性。比如陽翰笙、田漢、夏衍等人在20世紀80年代千方百計要回到上海尋找當年的咖啡館，做一番精神巡游，對他們而言，咖啡館已順理成章地成為融合著經驗、記憶和在地文化的“地方”。又如1944年，史蟫在談及現今上?？Х瑞^時，也滄桑地哀嘆昔日的“文藝咖啡”風光不再，寓滬知識分子散落天涯，咖啡館成為永無回去可能的“地方”〔12〕。如是觀之，知識分子和咖啡館之間的相互定義，使得咖啡館成為知識分子寄托某種情緒和理想的地方，遂產生出依戀該地的“戀地情結”。

二、戀地：由咖啡館到知識分子的審美取向段義孚在解釋“戀地情結”時說過，人面對地方產生依戀情結的先決條件是對該地有相應的審美體驗，“此種美感往往發生在突然面對一個前所未知的景致之時，正好與某個地方的后天之愛或親密之感形成鮮明的對比”〔13〕。由此觀之，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在構建“戀地”的心理結構時，引起的審美反應是顯著的。田漢在《咖啡館之一夜》中就充分還原了其對“公啡”內部裝飾的審美：“精致的小咖啡店，正面有置飲器的廚子，中嵌大鏡。稍前有柜臺，上置咖啡、牛乳等暖罐及杯盤等，臺左并有大花瓶。正面置物臺的右方通廚房及內室，障以布簾?！曳街靡恍A桌，上置熱帶植物的盆栽……室中適當地方陳列菊花，瓦斯燈下黃白爭艷。兩壁上掛油畫及廣告畫……”〔14〕田漢借咖啡館陳設的描摹，呈現了一個頗具殖民風格的空間：大鏡、暖罐、圓桌、熱帶植物暗示著具有南國風情的西式裝飾風格；而菊花的陳列，則象征著東亞審美風格的引入。這種東西交匯、中外雜陳的裝飾風格，對具有留日背景、推崇“新浪漫主義”的田漢無疑是有吸引力的。

事實上，咖啡館在迎合知識分子的審美特征時也做了些努力。比如知識分子常去的、位于霞飛路的DDS咖啡館，不僅在大門設計和建筑外觀上采用西方建筑中典型的半圓拱形結構，而且內部有螺旋形的旋轉樓梯，鄰街還裝有敞亮的長玻璃窗，其內部陳設除了基本的裝飾外，還存放有具有強烈西式風格的油畫、擺件、器皿等。此外，室內還有衛生間、電話等現代化設施。這對追求文藝感、現代感、布爾喬亞生活方式的知識分子而言，具有不可抗拒的誘惑?！拔覀兟犇蠂绻歉蓞亲魅?、陳白塵、金焰等老前輩回憶，他們當時都是DDS的?？?；大畫家徐悲鴻、電影導演史東山、蔡楚生等人，也經常在DDS聚會?！薄?〕知識分子聚集在DDS里喝咖啡，周圍摩登、別致的裝潢直觀地映入眼簾，首先帶來的是視覺上的官能享受，對咖啡館物質空間的這種審美，很自然地吸引知識分子的追尋。

當然，知識分子對咖啡館的審美也有著發展和變化。維特根斯坦在論及自然（nature）時提到，自然的物質屬性會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的定義變成經由語言和圖像指涉的“nature”。段義孚在此基礎上延伸說，“無論何時無論何地，人類總是盡其所能建造出一個屬于自己的物理世界，即便這個人造的物理世界充其量只是一片粗放的燎荒地”〔15〕。按照這個觀點，知識分子對咖啡館產生的依戀，不可能只停留在對物質的審美上：既然大部分自然包括地方和器物，都是人為理解和定義的，那么，對物質的審美，最終會發展到對地方情懷、情愫、氛圍的精神性審美。

早在1920年，周瘦鵑《咖啡瑣記》中的《生查子》就將咖啡作為一個暗藏情愫的獨立意象來進行審美：“電影上銀屏，取證歡儂事。脈脈喚甜心，省識西來意。積恨不能消，狂飲葡萄醉。更啜苦加非，絕似相思苦”〔16〕。在周瘦鵑的筆下，咖啡開始有了文學意涵，其語意粘連著愁苦、煩悶、相思等意思。到了1933年，詩人林庚白的《浣溪紗·霞飛路咖啡座上》賦予了咖啡館的美學意蘊：“雨了殘霞分外明，柏油路畔綠盈盈，往來長日汽車聲。破睡咖啡無限意，墜香茉莉可憐生，夜歸依舊一燈瑩?！薄?7〕從詞中可看到，咖啡館不僅是一個獨立意象，具有傳情達意的功能，而且還是一種“客觀對應物”，在物體的背后隱含著廣泛的象征意義?？梢?，經由人文作家闡釋后的咖啡館成為了一個具有獨立價值、約定俗成的核心意象。對周瘦鵑和林庚白而言，無論是對這個獨立意象進行審美，還是將之用于創作，并構造審美意境，都可看出他們不是對“物”進行簡單的聚焦，而是上升為對主體意識的關注。

張若谷對咖啡館的關注則主要基于三點：第一是咖啡館的輕松、典雅、閑適、慵懶氛圍能讓人逃避都市生活的壓力，并帶給文藝家創作靈感；第二，咖啡館是現代都市公共領域，能提供場所讓人們交流；第三，咖啡店的侍女可以使人們得到審美滿足。第一、二點不難理解，正像段義孚說的，審美是“通感”的，細微的觸覺、宏大的聲響，芬芳的春天都能引發審美的感知和深化。因此，咖啡館供應不缺的飲食、舒適的座位、動人的音樂，成為了躲避都市壓力的作者最好的調節劑；咖啡館充溢的各種政治觀念、文藝思想，甚至男女間情感的抒懷，都使作者心中產生回響與激蕩，因而生發出對公共空間的審美。最重要的是第三點，在張若谷的觀念里，咖啡館的侍女為知識分子提供了審美的“想象”。具體而言，當知識分子走進咖啡館、啜飲咖啡的同時，也在借機欣賞侍女，“所謂咖啡室也者，并不是一走進去便只喝咖啡之謂，誰都知道咖啡店的內容是專雇一班年輕的女招待，所以大多數走進咖啡店的人，都是醉翁之意不在咖啡”〔18〕。男性知識分子的眼光逡巡、追隨著侍女，將欲望投射在她們身上。即便“情人”關系并不存在，也無妨知識分子在想象之中構建二者的親密關系，并反復細品這種想象。請看溫梓川的《咖啡店的侍女》中的一段：

你水盈盈醉人的眼波頻送著你青春的煩愁

你謹慎捧著那玉壺瓊漿用著你圓滑的纖手

呀，僅僅一杯淡淡的紅色咖啡

我已嘗得是淚海酸波釀成的苦酒！〔19〕

在這一段中，作者用個人化視角透視女服務員，使之蒙上了“欲望化”的外衣：你的眼波是“水盈盈醉人的”，頻送著“青春的煩愁”；手是“圓滑的”和纖細的，捧著“玉壺瓊漿”。侍女在作者的窺視中，喪失了主體性，成為一個男性欲望闡釋和擠壓后的變異體。而最后咖啡變成了“淚海酸波釀成的苦酒”，也暗示著“我”處在愁苦之中，結合上兩句，不妨可以解讀成，愁苦之源是“我”與侍女間不平等的情感關系，這種關系使得“我”處在痛苦的“淚?！焙图刀实摹八岵ā敝??？偟膩砜催@一詩段，作者不僅將侍女審美化了，而且將幻想中的情感關系審美化了。他不僅反復言說，自覺沉溺在無節制的想象中，而且還用修辭（rhetoric）和移情（appropriation），將想象以“書寫”（writing）這種“述行”（performativity）行為表現出來。這一點，恰好印證了張若谷所說的，他來咖啡館的初衷就是侍女提供了他情感、心理及想象的滿足。

總之，咖啡館滿足了知識分子的審美需求。無論是物質性的空間，還是主觀上的情愫、想象，他們總借由咖啡館來完成。段義孚說，“戀地情結”的首要表現方式就是審美，審美使人對地方產生認同感，繼而帶來歸屬感和依戀感，甚至“審美并非‘附加之物，不是滿足我們基本需要之后的生活點綴，而是‘生活本身”〔20〕。這樣，知識分子就借對咖啡館的審美，完成了對咖啡館“戀地”的第一個面向。

三、家園：由咖啡館到知識分子的家國意識段義孚認為，在經歷審美的情感體驗之后，人會生出“一種更為持久且難以表達的情感反應”〔13〕，這種情感反應帶來歸屬感，“既好像兒女依戀母親，又好像夫妻相互依戀，……所以我們將這種依戀感稱之為家園感”〔13〕。知識分子對咖啡館的依戀，不如說是咖啡館帶給的“家園感”。馬克思在分析巴黎人稱道的“流浪漢”（la bohème）時，提到密謀家和流浪漢的部分特性相似，“他們的生活毫無規律，只有小酒館——密謀家的見面處——才是他們經常歇腳的地方”〔21〕。對密謀家而言，小酒館（或者說咖啡館）提供了密謀場合，并能保證他們順利隱匿在人群中而不被發現，這種咖啡館提供的安全感和親緣性，很自然地讓密謀者的想象延伸到家園的方向去。

上海的咖啡館在“白色恐怖”時期就為知識分子提供了類似的功能。在1929年10月，上?！肮取睘椤爸袊笠碜骷衣撁恕钡谝淮位I備會議的順利召開提供了絕佳的環境。因為“公啡”地處公共租界，營業者是猶太人，巡捕房的線人很難查到這里，這就給與會者提供了相對隱蔽、安全的環境，加之咖啡館空間較大，可以容納較多人，因此“左聯”第一次籌備會議得以順利召開。值得一提的是“左聯”的產生，它是幾個文學群落分化重組的結果。1929年，創造社和太陽社因國民黨中央支執委會秘書處的查處而遭到查禁，為了維系社團發展，也為了擺脫勢單力孤的局面，多方文學力量決定化解分歧、目標明確地結成左翼作家聯盟。同時，知識分子也渴望有一場能凝聚力量的群聚活動，使他們找到認同感和歸屬感，而“公啡”的出現，使認同感和歸屬感實體化了，通過在這個空間中的活動，這種情感進一步得到了加強。夏衍回憶說：“我清楚地記得1929年底，一天很冷的下午，魯迅先生親自到公啡咖啡店出席了籌備‘左聯的聚會，跟潘漢年、馮乃超和我交談得非常融洽?！舐摰幕I備會一般每周一次，需要時隔兩三天就碰頭?！薄?2〕夏衍的回憶，更證實了“公啡”為原本意見分歧的各派勢力達成統一提供了保障。在“公啡”中交往互動的知識分子，很容易讓人想到本雅明所謂的“波西米亞人”。本雅明說波德萊爾身上具備“波西米亞人”的氣質，一方面有著狂醉的酒神氣質，另一方面也孕育著反抗現存社會的能力?！白舐摗钡闹R分子身上同樣也暗藏著“波西米亞人”的氣質，他們受教育程度較高，既沉浸在對現代都會文明的想象中，同時彼此聯結，分享著對社會的反思力量。他們身上具備的這種特征，成為成員之間互相認同的標志。正如本雅明認為的每個屬于波西米亞的人，從文學家到職業密謀者，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23〕。這種彼此認同的聯結感，使得容納聯結感的空間具備了家園感。另外，空間的相對安全和舒適也加深了成員之間的彼此認同和協助，反過來更明確了知識分子的“家園想象”。

段義孚在解釋“戀地情結”的情感會由“家”到“國”發生流變時說：家在滿足人們基本物質及社會力量的需求外，還會滿足人的最高審美，也就是政治理想。由此可見，咖啡館也因此滿足了知識分子對現代文明國家的想象，以及參與國家變革的政治訴求。

首先，咖啡館多處于租界，屬于“文化真空”區域，意識形態的控制、當權政治的壓力會相對少些。比如，國民黨當局“包打聽”就很少去外國人開的咖啡店，他們的勢力范圍也很難觸及到此，這就為知識分子參與政治討論提供了安全環境。其次，由于咖啡館是由消費來定義權力關系的，因此平日里知識分子感受到的等級概念、權力關系、被殖民經驗也會相對淡些。在咖啡館中，不管自己的階級屬性和家庭背景如何，只要他們消費一杯咖啡，便能享受到優質的服務和產品。從這個角度講，在咖啡館內，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至少是平等的，是遵循著現代民主概念的，甚至也是符合他們對中產階級公共領域的想象的。最后，在咖啡館內，人們政治參與的程度較高。作家馬國亮曾記錄了在一家咖啡店的見聞：“在咖啡館里無意中聽到兩位侍者的講話，她們談論的是文藝，國民黨，政治，什么都談，她們說完了郭沫若，又說魯迅，郁達夫，也說汪精衛，蔣介石，女招待的談話和素質讓我很意外?！薄?8〕連服務員都對政治保持相當熱情，就不用說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了，他們討論政事的熱情顯然更高。事實上，當時的咖啡館里是討論并參與現代革命想象的最好場所，魯迅就在《革命咖啡店》中描繪了革命知識分子在咖啡館的場景，“樓上是我們今日文藝界的名人，或則高談、或則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熱氣騰騰的無產階級咖啡……”〔8〕雖然，魯迅在文中對革命知識分子進咖啡館持嘲諷態度，但是，通過描述我們不難發現咖啡館是知識分子探討和思考革命的場地。當知識分子陷入對現代民族國家的憧憬和想象時，咖啡館作為公共空間所承擔的愛國敘事功能就得以彰顯，而該空間就會生發出象征意義上的“愛國主義”意涵。

可見，由咖啡館到“家園”，再到“國家”，再到“愛國主義”，知識分子的想象路徑變得明確。這也印證了段義孚對“戀地”另一個面向的勾勒，即愛國主義“可能是現存的最強烈的地方感”，是“戀地情結”的集中體現。

四、小結本雅明稱巴黎是“游蕩者的應許之地”（the promised land of the flneur），而反觀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的寓滬知識分子，咖啡館對他們來說也是應許之地（promised land）般的存在。他們對咖啡館呈現出的“戀地情結”，直接將物理性咖啡館抬升到“虔地”（geopiety）的精神境界。知識分子和咖啡館之間彼此定義、協商和闡釋，并最終共同完成了知識分子對審美以及家國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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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