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下跨國公司社會責任監管模式轉變

王佳宜

內容摘要：經濟全球化帶來了跨國公司的發展與興盛，同時也引發了愈來愈多的社會問題，僅僅依靠主權國家或政府間國際組織進行監管的傳統模式顯得力不從心，全球治理理論的提出可以有效彌補單一監管模式的不足。全球治理對跨國公司社會責任監管角色進行重塑，主權國家不再是唯一的權力中心，開始與其他利益攸關者分享權力、分擔責任。主權國家角色的轉變促使新型監管模式的產生和應用，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利益攸關者逐漸加入全球治理機制，有效促進跨國公司主動承擔社會責任，解決社會問題。多元化監管模式即“國家管理”模式、“自我約束”模式與“共同監管”模式的共同作用、相互補充，是對企業社會責任進行全球治理的必然結果。

關鍵詞：全球治理 跨國公司 企業社會責任 監管

問題的提出

2006年，跨國巨頭之一的德國西門子公司，被曝光在長達十幾年的時間里持續不斷地進行大規?？缇承匈V，其高額的涉案資金和眾多的涉案人員，使得該事件成為令世界震驚的跨國公司賄賂案。荷蘭皇家殼牌集團，作為世界第一大石油公司頻頻出現漏油事故，其曾因污染遭到聯合國痛批，但仍在世界各處不斷上演漏油事件，給世界環境帶來不可估量的危害。2012年《紐約時報》報道，蘋果供應商在生產過程中存在勞工問題，包括惡劣的工作環境和使用童工。但這些事件僅是冰山一角，跨國公司引發的社會問題并不是新話題，無論在國內層面還是國際層面，主權國家與國際社會一直沒有放棄對跨國公司社會責任的監管。但跨國公司的行為因跨地域而具有復雜性和隱蔽性，僅靠一國政府或國際間政府組織難以有效解決由跨國公司引發的各類社會問題。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當今世界面臨的問題錯綜復雜，日趨具有全球性，需要國際社會加強合作、共同應對。全球治理順應了歷史發展潮流，為跨國公司行為治理提供了新的契機。全球治理趨勢的變化要求變革全球治理體系，增強新興力量在全球治理的規則制定、體制建設和問責制度構建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新興經濟體國家、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各種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國際民間社團等。企業社會責任作為全球面臨的難題，應由各類行為主體共同應對。在全球治理背景下，各國政府與國際組織正在積極實踐跨國公司社會責任監管新模式，意圖通過其他利益攸關者的參與，有效解決現有的社會問題。本文擬以跨國公司社會責任的監管為中心，圍繞全球治理背景下國家監管角色的轉變以及多元治理主體的新發展，探尋跨國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監管模式的轉變。

跨國公司企業社會責任概說

企業社會責任是20世紀初以來凸顯于西方國家，尤其是歐美發達國家的一個重要概念。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自產生之日起就存在諸多爭議，即使在社會責任運動倡導者中也未能達成共識。例如，德魯克（Drucker）將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利潤最大化的目標等同，認為企業只要竭力追求利潤最大化，就會達成社會利益最大化，從而使企業規避應承擔的追求利潤以外的社會責任。布魯默（Brummer）則將企業責任區分為經濟責任、法律責任、道德責任和社會責任，認為企業責任等于這四種責任形態的直接相加。此種界定將企業社會責任與法律責任、道德責任完全割裂開來，縮小了企業社會責任應有的外延。盧代富教授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較為合理，認為“企業責任乃指企業在謀求股東利益最大化之外所負有的維護和增進社會公益的義務”，并提出企業責任可依不同標準進行劃分：以目標不同，可將企業責任區分為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經濟責任；以是否規定于法律之中，可區分為企業法律責任和企業道德責任。申言之，企業社會責任區別于企業經濟責任，其追求的是整個社會的福祉，并且企業社會責任可以進一步劃分為企業道德責任和企業法律責任。

20世紀80年代是跨國公司蓬勃發展的時期，也正是社會責任運動的鼎盛時期，經濟全球化在促進資本輸出的同時也意味著跨國公司的活動更加“黑暗”。在逐利的過程中，大多數跨國公司只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唯一目標，忽視其需要承擔的社會責任。為達到這一目標，一些跨國公司無視其經營行為給全球造成的消極影響，熱衷于對那些勞工成本最低、社會和環境管制最薄弱的國家進行投資。雖然此時各國已經對跨國公司的行為有所約束，要求其承擔一定的企業社會責任，但跨國公司仍利用各個國家的法律差異規避法律監管的風險。甚至，一些經濟不發達國家為了吸引投資，給予外資超國民待遇，不惜降低或放棄監管標準以利用外資發展本國經濟。隨著生活環境的日益惡劣和民眾意識的覺醒，跨國公司經營中的一系列丑聞被揭露，企業社會責任再次引發全球關注?？梢哉f，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興起使得跨國公司逐漸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一方面，媒體開始曝光跨國公司給全球帶來的環境災難，如?？松就郀柕掀澨栍洼喡┯褪录?；另一方面，一系列關于勞工問題的報告紛紛發布，導致“汗血工廠”等事件引發全球關注。為了有效規制跨國公司的不良行為，各國政府及國際社會開始積極探索對跨國公司社會責任進行有效監管。

全球治理對跨國公司社會責任監管機制的影響

早在企業社會責任這一概念被國際社會熟知前，國家便開始了對跨國公司社會責任的監管。20世紀80年代，跨國公司經濟實力日益強大、社會地位逐漸提高，其不良的經濟活動給全球的環境、勞工和人權等社會問題帶來巨大災難。社會責任運動由此產生，并將跨國公司社會責任監管問題推向了新的高潮。國際社會意識到主權國家和國際間組織在跨國公司監管方面的乏力，而全球治理給企業社會責任監管機制注入了新的活力—除了傳統的主權國家、國際間政府組織，一些非政府組織和跨國公司也加入到監管之中。這些新型治理主體的參與，使得國家在監管中的角色發生改變，開始與其他參與主體分享監管權力。簡言之，全球治理重塑了企業社會責任的監管機制，這種重塑包括國家監管角色的轉變和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利益攸關者的參與。

（一）跨國公司的產生與國家監管

近代意義上的跨國公司出現于19世紀下半葉，這一時期是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的時期，對壟斷占統治地位的最新資本主義來說，典型的則是資本輸出，此時壟斷資本輸出并占領國外市場，從而形成跨國公司。商業行為必將伴隨法律的創制，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依據一國法律設立的跨國公司，自設立之日起便與國家監管如影隨形。

跨國公司受到投資母國與投資東道國的雙重管轄。國家主權包含屬地優先權和屬人優先權。依據屬地優先權，一國可以對其境內發生的一切活動進行監管，投資東道國據此有權對在其境內進行經濟活動的跨國公司進行監管，例如要求跨國公司保護本國環境并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等；依據屬人優先權，一國對具有本國國籍的跨國公司同樣具有監管的責任。由于各國經濟交往日益密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依據“效果原則”對跨國公司進行管理，其主要的核心觀點在于賦予投資母國對投資相關的特定事項具有當然的管轄權，進而克服地域管轄的局限。

企業社會責任是國家監管的重要內容，早在現代意義上的跨國公司出現以前，國家便開始對企業的社會責任進行監管，那時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尚未出現，國家通過頒布環境、勞動、反腐敗法等法律法規約束企業的經營行為。例如，19世紀中后期，美國政府接連出臺《消費者保護法》、《國家環境政策法》等法律，抑制企業的不良行為，客觀上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全球治理背景下國家監管角色的轉變

全球治理的概念。20世紀90年代，“治理”（governance）一詞在西方學術界，特別是經濟學和政治學領域十分流行，治理理論的主要創始人之一羅西瑙（J.N.Rosenau）將其定義為一系列活動領域里的管理機制，它們雖未得到正式授權，卻能有效發揮作用。與統治（government）不同，治理是一種由共同目標支持的管理活動，這些管理活動未必是政府，也無須依靠國家的強制力實現。這一定義也適用于國際背景，“全球治理”一詞可以定義為：通過具有約束力的國際規制（regimes）解決全球性問題，以維持正常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全球治理因社會治理的需要而產生，以攻破傳統規則模式的“難墾之域”。經濟全球化造成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僅靠一國政府或國際間政府組織無法有效解決。以環境問題為例，跨國公司的逐利性造成其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追求利潤最大化，囿于跨國公司行為的多地域性和復雜性，投資母國和東道國很難依靠政府力量對其進行約束，加之一些東道國為了促進本國經濟發展，不惜降低標準吸引投資，而國際組織的“合意”又因利益沖突難以協調而進展緩慢，通過諸多努力制定的國際規則往往無法適應風云變幻的國際社會。隨著社會責任運動的興起，加強跨國公司社會責任監管的呼聲越來越高，跨國公司面臨著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為了重塑公司形象，紛紛承諾承擔企業社會責任，制定“內部生產守則”，并與國際組織一起制定企業社會責任標準，監督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情況。這種跨國公司與主權國家及國際組織共同制定規則的模式，正是對全球治理理論的實踐運用，即在全球化進程中，唯有越來越多的主體參與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方能實現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對跨國公司監管的要求。全球治理的提出，為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非政府組織（NGO）參與全球治理機制提供了理論依據。在對跨國公司進行監管時，全球治理強調監管主體的多元化，除傳統的主權國家和國際間政府組織外，跨國公司和一些非政府組織也積極加入到治理之中。治理主體的多元化促進監管方式的多樣化，多方主體間的交叉合作，相應產生了國家對企業社會責任監管的新模式。

這種新模式是基于跨國公司在全球治理中獲得的權力（power），因為跨國公司在國際交往中不僅追求經濟利益，也追求權力，權力的獲得與支配能為其帶來中長期利益。當一項國際組織的措施或國際法規范對一個公司或一個經濟行業協會有影響時，這些公司或協會就會對有關過程施加影響。為了穩定地實現可預期的中長期利益，跨國公司開始主動約束自身行為，或與政府間組織合作，共同制定企業社會責任準則。無論跨國公司參與監管的目的如何，全球治理都為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私人主體參與企業社會責任標準的制定和執行提供了支持。

除了跨國公司，其他NGO的參與同樣重要。這些關注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NGO代表著國際社會對于環境、勞工和人權等社會問題的最迫切需要。在企業社會責任標準的制定過程中，NGO的加入可以保障市民社會最根本的期望與利益的實現。在企業社會責任的實施中，其目的是督促企業更加負責，通過曝光不良企業的信息，以社會輿論的壓力促使跨國公司承擔相應的責任。

國家監管角色的轉變。得益于全球經濟的飛速發展和資本的跨國界自由流動，跨國公司在國際經濟領域的地位愈發重要。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報告，截至2013年，全球貿易的80%是通過跨國公司實現的。在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的同時，跨國公司開始在國際經濟領域要求更多的政治和經濟權力，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國家經濟主權，逐漸削弱國家對它的管制。不得不承認，跨國公司已經成為影響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重要力量，許多跨國公司所擁有的經濟實力及其政治影響力，絲毫不遜于甚至已經超出許多主權國家。

全球治理指出，跨國公司參與監管標準的制定和執行是有效監管的前提?？鐕镜膮⑴c意味著，以往由主權國家主導的領域有越來越多的私人主體參與，導致國家對社會經濟控制的削弱，以前只屬于國家的權限范圍現在要與其他主體分享。因此，在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國家不能再用傳統的模式進行監管，而是要在監管模式中注入新鮮的血液—跨國公司，實現監管者與被監管者的協同合作，共同解決環境、勞工和人權等社會問題，在合作中實現共贏。傳統的觀點認為，國家與跨國公司等非政府組織是單純的監管與被監管的關系，但是現今這種觀點受到理論和實踐的挑戰。此時，國家已經從跨國公司的管轄者變成跨國公司的談判者和合作伙伴。雖然全球治理重塑了國家在監管過程中的角色，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國家主權，但主權國家仍是國際社會治理的主角，在企業社會責任問題上也將保持主導地位。

跨國公司社會責任監管模式的轉變

跨國公司在實現企業利潤最大化的過程中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并使之國際化，諸如環境、勞工和人權問題都超越了一國的范圍，開始向全球蔓延。此時，傳統的以主權國家為唯一規制主體的管理模式效力逐漸減弱，顯得有些“力不從心”。人們開始意識到，企業社會責任涉及社會、經濟、文化和環境等諸多因素，單靠一國的力量來應對還遠遠不夠，解決問題的方法需要地區的甚至是全球的合作與協調，因此產生了超國家治理的需求。全球化治理背景下國家對企業社會責任監管模式的改革，包括主體、結構和方式的轉變。

首先，在主體方面，全球治理強調包括跨國公司在內的非政府主體參與社會責任標準的制定和執行。這意味著以主權國家為主、以非政府主體為輔的全球治理模式的形成與發展。企業社會責任的監管從以主權國家和政府間國際組織為中心的“國家管理”模式，經企業“自我約束”模式的過渡，開始向多元主體“共同監管”模式發展。

其次，在治理結構上，由自上而下的單一結構轉變為一種縱橫交錯的網絡結構，不同的參與主體在不同層面上發揮作用，共同監督企業的社會責任。

最后，治理方式呈現多元化趨勢。傳統的法律規范已經不能有效地規范跨國公司的行為，各種標準、準則、守則和示范法紛紛出臺，以滿足不同的治理需求?！白晕壹s束”與“共同監管”這兩種新生監管模式的出現是對全球化挑戰的回應，其是傳統“國家管理”模式的補充和發展，而非替代。國家仍是跨國公司社會責任的重要監管主體，只是它不再是治理模式中的唯一主導者。在全球治理背景下，跨國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的監管模式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類：

（一）“國家管理”模式

主權國家對于跨國公司的行為規制應當從國內和國際兩個層面進行努力。一方面，各國積極地制定相關的國內法，對跨國公司的社會責任予以規定。雖然各國現今對企業社會責任未有專門的法律進行規定，甚至在相關條款中沒有使用“企業社會責任”一詞，但有關條文均有涉及企業社會責任內容的規定。美國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規定散見于相關法律之中。美國各州普遍在公司法中引入了“其他利害關系人條款”，否定了企業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唯一目標，將其他利益相關人的利益納入企業考量范圍內。此外，在其它部門法中，美國為企業設立了最低限度的社會責任。例如，《清潔空氣法》規定，污染物排放企業必須嚴格地按照聯邦環境保護總署規定的配額和方式進行污染物排放?！堵殬I安全健康法》則對員工的權利和雇主的責任進行規定，并通過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制度監督跨國公司的社會責任履行情況。此外，“效果原則”也被應用到企業社會責任領域。除美國外，印度《公司法》規定，公司用于社會責任的支出不低于公司最近三個財政年度平均利潤的百分之二，由此可見，印度已對公司社會責任制定了可操作性的規范。

另一方面，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任何單一國家的法律已經不能有效對跨國公司的行為進行約束，這時國家通過讓渡部分經濟主權的形式，成立政府間國際組織，力圖在國際層面建立管理機制，要求跨國公司對其跨國經營行為承擔責任，對跨國公司造成的消極影響予以國際層面的管理和控制。20世紀70年代至今，國際組織一直致力于建立統一的規則，要求跨國公司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其中，《聯合國跨國公司行動守則（草案）》（以下簡稱《守則》）和《跨國公司與其他商業企業關于人權的準則（草案）》（以下簡稱《準則》）最為典型?！妒貏t》中有關于環境、勞工和人權等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規定，但由于有關國家對《守則》的一些重要問題無法達成共識，導致經過十余年努力擬定的《守則》至今沒有實質性成果?！稖蕜t》試圖規定包括跨國公司在內的各種商業實體的強制性的人權責任，但因各方之間的分歧最終也未能獲得通過。后經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再次提議，于2011年6月通過了《工商企業與人權：實施聯合國“保護、尊重和補救”框架指導原則》，以“軟法”的方式建議跨國公司在經營活動中尊重人權，消除對人權的負面影響，對進一步推動企業人權責任的國際規范發展有重要作用。

在當今的社會環境下，雖然單靠一國的法律已經不能有效規制跨國公司的行為，但投資母國與東道國的國內法律規定仍是要求跨國公司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法律規范，其在推進企業社會責任的法治化進程中有著無法替代的作用。同時，政府間國際組織的各種努力也是不能忽視的，即使有些條約未能達成，但條約中已達成共識的部分，對于國家監管和跨國公司的自我約束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也為今后相關條約的制定提供了可貴的經驗。

（二）“自我約束”模式

“自我約束”模式產生的原因。自我約束與跨國公司相伴而生，并在不同時期呈現出不同特征。在商事交往的早期，傳統的自我約束往往集中于商業行為的規則。因為早期的商事活動缺乏規范，商人們便自發形成了調整貿易關系的商人習慣法?？鐕緦⑸倘肆晳T法延續并擴充，利用自身優勢地位，建立并推行符合自身利益的國際標準，以保持其在國際經濟交往中的主導地位。而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國公司的自我約束規則已經發生了本質變化，自我約束的領域逐步擴張，一些涉及公共利益的領域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自我約束。

“自我約束”模式的產生，受到兩個方面的影響：

一方面，受投資自由化理論的影響，跨國公司開始積極要求國家“去管制”，從而實現“自我管制”。二戰后，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主流的經濟思想，經英、美等發達國家的極力推崇，上升為國際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并塑造了國際經濟新秩序，即過分強調市場主體的作用，削弱甚至是消滅國家對跨國公司的諸多管理，主張“去國家化”、“去管制化”。由于主權國家單方監管的缺陷，加之國際條約的談判困難重重，在新自由主義的催化下，企業社會責任的“自我約束”模式應運而生。

另一方面，則是受到社會輿論的壓力，跨國公司必須約束自身行為，以維護企業聲譽。市民社會的興起，國際社會要求跨國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的呼聲日益高漲，為了緩解企業信任危機，跨國公司開始制定自我約束的生產守則，抑或通過企業間聯盟共同督促承擔社會責任。此時，生產守則是迫于監管壓力的自救和妥協行為。對于跨國公司而言，主動制定某些規則可以有效避免政府權力的介入，自我約束顯然比政府約束更受歡迎。

“自我約束”模式的表現形式。企業社會責任的“自我約束”模式有兩種表現形式，其一是跨國公司內部的自我約束；其二是由跨國公司聯盟組成的企業社會責任監督共同體。

20世紀90年代末，社會責任運動的興盛催生了一群引人注目的先鋒公司，它們開始思考并整合行動，制定公司內部的生產守則，意圖重塑良好的企業形象。在過去的十幾年，各種公司內部自我約束文件相繼制定，助力跨國公司履行社會責任，包括經營活動準則、可持續發展報告、生產守則、監督報告等，旨在將跨國公司給社會和環境帶來的危害降到最低，其中沃爾瑪公司的生產守則具有代表性。沃爾瑪的公司內部生產守則《道德操守規范》涉及童工、工作環境、薪酬和反腐敗等諸多社會問題，適用對象包括沃爾瑪員工、董事及第三方，并通過企業社會責任與可持續發展報告監督執行情況。公司內部文件雖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但隨著跨國公司經濟實力的提升和社會影響力的擴大，生產行為守則的效力逐漸強化并外溢，作用范圍不斷擴大，影響供應商和其他第三方的生產行為。

除了跨國公司內部自我約束外，有相同責任目標的企業開始聯合，共同制定社會責任標準并監督聯盟內的公司執行。在這些聯盟中，較為活躍的有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WBCSD）、國際商業領袖論壇（IBLF）、商務社會責任國際協會（BSR）等。在企業聯盟中，跨國公司負責人可以共同商討社會責任的承擔標準，沒有任何強加的法律義務。企業聯盟不僅促成內部成員達成一致協定，同時還成為這些跨國公司的發言人，代表企業向國家或政府間組織施壓，接受聯盟所推崇的社會責任標準。

例如WBCSD成立于1995年，致力于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事業，目前發展成由200多家國際企業聯合成立的理事會。WBCSD自成立以來，開展了許多頗具影響力的活動，包括聯合制定整個產業界可持續發展自主行動計劃，要求通過環境管理ISO國際標準等。又如，BSR舉行的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活動促進了美國政府對相關法律的頒布。此外，雖然一些企業聯盟與國家政府關系密切，但其獨立于政府或政府間組織，并依照成員間的合意行事?？傊?，這些企業聯盟都是由跨國公司組成并以公司間合作為目的成立的，其捍衛了跨國公司參與各類與社會責任有關的會議或論壇的權利，可謂是跨國公司的代言人。

（三）“共同管制”模式

“共同管制”模式產生的原因。全球治理強調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在過去的30年中，全球化對國際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全球經濟一體化使得跨國公司的商業活動已超出國家對政治、經濟和法律的控制，對于跨國公司社會責任的管制，各個國家無法再獨擔此任。以往由國家控制的領域，開始出現跨國公司的身影。聯合國原秘書長安南在聯合國的相關報告中解釋了需要跨國公司等私營部門在全球治理中承擔責任的原因，由于私營部門在國際經濟交往中占有越來越大的份額，因此全球治理必須要求國家、私營部門和國際機構共同承擔責任，從而建立責任到位的新機制。

跨國公司積極參與“共同管制”模式，成為企業社會責任的監管主體有兩個方面的動因：其一，跨國公司作為企業社會責任的承擔主體，積極介入、甚至左右相關企業社會責任標準的制定和實施；其二，為對跨國公司進行有效監管，各國政府及政府間國際組織也開始積極要求跨國公司的參與。

“共同管制”模式的表現形式?！肮餐苤啤蹦Ｊ降奶攸c在于利益攸關者的引入，表現為跨國公司與利益攸關者共同簽署企業社會責任的協定，共同監督跨國公司社會責任的履行。這種跨國公司與政府、國家組織、NGO或其他利益攸關者合作機制的產生，是近年來企業社會責任領域最引人注目的發展，其合作逐漸鞏固并制度化。如英國道德貿易組織（ETI）和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ETI由公司、工會和非政府組織三方利益集團組成，旨在改善全球工人的工作條件，通過三方共同監督保證企業社會責任的承擔。GRI成立于1997年，由美國非盈利環境經濟組織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共同發起，目前GRI已經形成了一個全球的公共政策網絡，成員包括公司、NGO、政府、國際組織、專業機構等。當跨國公司加入GRI，意味著其愿意與其他利益攸關者共同討論公司社會行為標準的制定，并對自身行為進行約束。

聯合國原秘書長安南倡導的《全球契約》，是“共同管制”模式的典型代表。通過《全球契約》，企業和聯合國之間建立了伙伴關系和公開化機制，通過自愿的方式，將原來主要由國家踐行的、適用于國家間的全球治理和國家法治原則推廣適用于跨國公司?！度蚱跫s》十項原則包括人權、勞工標準、環境和反腐敗四個方面的內容?？鐕究偛茫ń浂聲J可）將支持《全球契約》的觀點致信聯合國秘書長后，即可加入《全球契約》?！度蚱跫s》雖為自愿加入機制，但一旦加入，跨國公司及其領導層均須履行承諾，企業社會責任即由先前的自愿變為義務。

綜上所述，企業社會責任的監管路徑依賴于不同方式的監管模式，這三種模式互為補充、相互作用，共同促進跨國公司經濟利益和社會福祉的實現?？鐕酒髽I社會責任監管模式的轉變，集中體現了全球治理下國家與跨國公司角色的改變?？鐕臼艿狡髽I責任運動的壓力而進行自我約束，并進一步發展為與其他利益攸關者進行共同約束，越來越多的利益攸關者參與其中是企業社會責任革新的重要標志。這說明，在全球治理背景下，多元化主體的參與、多樣化的治理模式是不可回避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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