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發展的希望及未來”專題座談會綜述

高淮生

(中國礦業大學 文法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

“紅學發展的希望及未來”專題座談會綜述

高淮生

(中國礦業大學 文法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

2016年10月29日上午在北京召開的“紅學發展的希望及未來”專題座談會，主要圍繞兩個議題展開討論：1. 紅學研究的方法和基本態度；2. 紅學研究的瓶頸與突破。京津兩地部分學者相聚懇談，共同謀劃紅學發展的未來。與會專家達成了如下學術共識：不忘初心，返本開新；美美與共，理解包容；立足“當下”，期待“突破”。

紅學；座談會；態度；方法；路徑

引 言

紅學的發展歷經百年，尤其近三十年來，各種回顧性思考與評論日漸成為學術熱點。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關于“紅學究竟往何處去”的研討已經成為紅學反思的熱門話題。鑒于此，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編輯部委托《現代學案》欄目主持人、中國礦業大學文法學院高淮生教授作為召集人，主辦了“紅學發展的希望及未來”專題座談會。主要邀集了京津兩地部分熱切關注紅學發展的學界同仁，相聚懇談，出謀劃策，共同展望紅學的下一個百年。

一、會議情況簡介

2016年10月29日上午，召開于北京的座談會主要圍繞兩個議題展開討論：1. 紅學研究的方法和基本態度；2. 紅學研究的瓶頸與突破。會議由高淮生教授主持，參加研討的學者分別是中國藝術研究院張慶善研究員、胡文彬研究員、孫偉科研究員、張云編審、胡晴副編審，北京語言大學段江麗教授，首都師范大學詹頌教授，天津師范大學趙建忠教授，河北邢臺學院喬福錦教授等，青年學人顧斌作為會議聯系人參加了座談會研討。高淮生教授發表了主持人感言：近年來，我們積極地策劃并主辦了關于“紅學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主要目的在于營造一個認真反思“紅學究竟往何處去”的學術環境和氛圍。2015年春天的徐州會議和2016年春天的鄭州會議，兩次會議都是圍繞著回顧紅學前一個百年和謀劃紅學下一個百年這一主要議題展開研討?？梢?，我們的視野涉及到二百年的時間跨度?？梢哉f，至少近五年內的思考應該都是圍繞下一個百年的發展來展開的，今天的座談會也不例外，以回顧為起點、為基礎，集中討論研究方法與態度、研究路徑與突破等方面的問題。這一次的座談會，可以看作明年會議的預熱，按照我們的規劃，明年會議的議題是紅學學科建設，同樣是謀劃紅學發展的未來。

胡文彬研究員在座談會總結發言中說：今天是老中青三代人聚在一起，像今天這樣大家都敞開自己的思想，談出自己對當代紅學的看法和意見，我覺得這樣的機會十分難得。我們非常感謝《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感謝李金齊主編，包括淮生個人的努力。應該說李金齊主編和淮生在這個時候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來討論，還是蠻有一點政治眼光，蠻有一點戰略眼光。大家想一想，今年正是習主席文藝座談會講話的兩周年，十幾天之前，就是習主席發表他的“文學情緣”的那篇長篇報道的時間。我們舉辦了今天這么一個談話會，可謂時機恰逢。我為什么要提到這樣的問題，是因為習主席在他的文藝座談會講話上，三次提到了《紅樓夢》，講了四個內容，這是和我們紅學界息息相關的。而且，這個座談會專門請了馮先生參加，即我們的老會長、現在的名譽會長。文藝座談會講話說中國作家要提高自己、要走向世界，就必須向曹雪芹學習，向《紅樓夢》學習。值得欣慰的是，習主席在談他的“文學情緣”過程中再一次提到紅學的問題。我認為，今天這個座談會，可以看作我們學習習主席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一個結晶。以上是我講的第一點。第二點，我想借此機會念兩段語錄：一段是黎巴嫩作家紀伯倫的一段話：“我們已經走得太遠，以至于我們忘記了為什么而出發”。最近我們的報紙上經常出現習主席所說的一句話：“不忘初心”。若從考證派的角度來看紀伯倫所說的這一句話，就是“不忘初心”的意思。第二段話，也是對今天會議的一個總結，就是費孝通先生在他文化自覺論中提出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蔽蚁?，我們今天討論的內容沒跑出這十六個字的范圍。我們提出來要百家爭鳴，要看到不同意見各自的優點長處，這正是“各美其美”。我們要推崇那些為我們紅學研究做出貢獻的老一輩學人，現在有一種不好的風氣，好像是不打倒別人的就不足以建立自己的權威，這些思想要不得。我覺得費先生的“美人之美”是值得我們提倡的?！懊烂琅c共”，各種不同觀點都能夠包容、容忍、容納、共存，我覺得這種思想確實值得我們學界反思。能夠達到“美美與共”，就會通過不斷的努力達到一種大同，這種大同不僅要在我們國內學術界和紅學界提倡，也要和國際的學術界共同分享。只有這樣，才能不僅在國內把紅學做好，也能夠把《紅樓夢》傳向世界，這個任務落在了我們身上。我想只要大家取得共識，未來的紅學一定會取得更大的成績。最后，我想說的是，感謝《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近年來對于紅學的大力支持，不僅積極刊發了大批質量高的紅學研究論文，還開設了《紅學研究》專欄[1-21]，這是值得特別表彰的。

二、會議研討的主要問題

(一) 探索紅學發展及未來的立足點

張慶善研究員：這一次學術座談會的主題是“紅學的發展及未來”，著眼于紅學的現狀和未來的發展，這是很有意義的。我認為探索紅學的發展和未來，要立足于今天，立足于對紅學現狀的科學分析和評估，立足于扎扎實實的搞學術研究。紅學的現狀如何，有哪些成績，有什么問題，只有建立在對紅學現狀的科學分析評估上，我們的學術研究才能發展。不可否認，現在的紅學現狀確實存在很多問題，但我們不能否定新時期紅學的成就，我們必須看到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開始的新時期紅學，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有人甚至認為是紅學史上輝煌的時期。無論是在作者、家世、版本研究、脂批的研究上，還是在《紅樓夢》思想藝術研究等方面，都產生了許多成果，尤其一批奠基性的學術成果如《紅樓夢大辭典》、《紅樓夢》新校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匯?！?，以及《紅樓夢學刊》、《紅樓夢研究集刊》的創刊出版、中國紅樓夢學會的成立等等，同時舉辦了許多次全國的和國際的《紅樓夢》學術研討會，紅學真正成為了一代“顯學”。當然也存在很多問題，我們要認清阻礙當前紅學發展的主要問題是什么？有人說紅學面臨著危機，真的是這樣么？我對紅學的發展并不悲觀。這些年來，紅學的發展似乎平淡了許多，但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可能一直是高潮迭起，總是有高潮有低潮，總是曲折地發展。所以我們應該持平常心，客觀地科學地分析評價紅學的現狀，探索未來發展的渠道。

孫偉科研究員：當前紅學發展究竟處于一個什么歷史時期和階段？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有人說紅學發展處于衰落期，這主要是因為：一是學術大師紛紛離去，二是《紅樓夢》研究與時代的互動能力降低了。我的觀點是，大師開辟了道路，而我們正在這條道路上迅跑，幾十年來所取得學術成就是值得驕傲的，與其他學科發展所取得的成就相比，一點也不遜色，所以衰落說不符合事實。紅學作為一門學科，它的學術性越高，專業性越強，也就越是難以大眾化，所以與紅學剛建立時期的熱鬧局面相比，顯得有些寥落，這不足為奇，反而是正?，F象。

段江麗教授：紅學的未來如何發展恐怕難以預設，目前要考慮的主要還是如何做好“當下”，做好承上啟下的工作。說到“當下”研究，在總結與反思方面，我談三點不成熟的意見。一是概念的梳理與辨析問題。一些基本概念需要做考鏡源流的梳理、辨析工作，像曹學、紅學這樣的基本概念，既要對其產生的語境及基本內涵做還原性的考察與分析，又要充分認識到它們在具體使用過程中的發展演變情況以及著眼點等問題。比如說，應必誠先生曾提出應區分紅學意義上的曹學研究與史學意義上的曹學研究，這一觀點就很有啟發意義。再比如，曹學與紅學誰包含誰的問題，著眼點不同結論也就可以不同，著眼于作者曹雪芹研究的話，可以說曹學包含了紅學；反之，如果著眼于《紅樓夢》研究的話，則紅學包含了曹學。二是研究方法問題。紅學研究方法無外乎評點、索隱、考證、文學批評等幾種。眾所周知，自胡適以來索隱派受到了廣泛的批評，不過，正如一些學者所提出來的，像蔡元培、潘重規這樣的國學大師，堅持以索隱的方法解讀《紅樓夢》，這一現象本身就很值得思考和探討。事實上，每種方法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優長，也有需要警惕的陷阱。因此，不同方法之間應該彼此融通、包容、借鑒、取長補短，不應該互相排斥和否定。我的導師周先慎先生經常說，不一定做考證研究，但是，一定要懂考證的方法，并且了解相關的考證成果，這樣才能更準確地解讀文本。三是代表性個案或者專題研究述評問題。學術研究不可能也沒必要每個人都“從頭說”，而是需要在了解研究現狀之后“接著說”或者“對著說”，因此，各類學術史、研究述評等都是后續研究的重要基礎。紅學研究成果汗牛充棟、浩如煙海，紅學史、紅學研究“述評”本身就是一項巨大的工程。在“全面”“系統”總結不容易做到的情況下，或許可以采取化整為零、各個擊破的方法，不同學者可以就一些典型的個案或者專題做梳理、總結，個案、專題研究再整合起來，自然就會推進、提高紅學的整體研究。一些紅學史上的“公案”，如果既有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已經具有足夠的說服力，就應該達成共識，被學術共同體接受。比如說，關于裕瑞《棗窗閑筆》的真偽問題，一直眾說紛紜，青年學者高樹偉《裕瑞〈棗窗閑筆〉新考》一文根據新發現的重要史料，擺事實講道理，富有說服力地論證了《棗窗閑筆》確為裕瑞的親筆手稿本，斷非后人所偽托。至此，這一“公案”應該已經解決，沒必要再做無謂的糾纏。還要強調的一點是，“述評”要有“述”有“評”，即既要有豐富、全面的“史料”，還要有客觀、準確的“史識”。這方面高淮生先生的紅學“學案”研究值得參考?？傊?，我們應該在總結、反思、借鑒的基礎上，做好“當下”，為“未來”打基礎。

(二) 紅學研究的態度、方法、路徑

喬福錦教授：我說這樣三個方面。第一，容忍、互動，這是態度；第二，比較、借鑒，這是方法；第三，返本開新，這是路徑。其實路徑本身也就代表了方向。在胡先生編纂的《紅學世界》一書中，收錄了一篇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臺灣舉辦的紅學座談會綜述文章，題目是《〈紅樓夢〉研究的未來方向》(署名痖弦等，原載臺灣《聯合報》1980年8月22-24日)，這篇文章反思紅學歷史的同時，更關注紅學的未來和方向。它非常地耐讀，我在讀這篇文章時曾做過大量批注。我覺得此文實際上也是新時期紅學的開場白，可惜我們過去的關注度還不夠。這篇文章影響了我三十多年，常讀常有啟發。今天的座談，我愿意接著當年那場座談會的話頭來說。我從以下三個方面談一談自己的想法。我覺得，當下之紅學研究，態度是第一位的，是學術探討的前提。倡導以容忍代替攻訐、攻詰，即是當年臺灣那場座談會的話題之一。新時期紅學最好的時期是1980年代初，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由于非學術因素的介入，紅學界容忍之態漸失。從1990年代初期開始，公開的攻訐、攻詰成為風氣。今日的中青年學人，應當堅守容忍的態度。如何容忍？當下看，主要體現在三個學術群體的互動方面。主流紅學家(包括專業研究機構的學人及高校專業研究者)、民間學人(體制外紅學研究者)、“異端”學人(傳統書院式學人及學院邊緣人，譬如以周汝昌先生為代表的舊式學者，我自己也屬于這一群體)三者之間的互動。我覺得，在這三者之間的互動過程中，主流即體制內紅學家的責任更大。容忍不止是允許別人說話，還包括允許別人說錯話，然后，在互動的過程中把問題找出來，通過互動的過程展開批評，問題才能解決。當然，這說起來容易，真正去做卻比較難，但只要反復地提倡，大家的心態就會逐漸地好起來，互動才能夠實現。主流紅學與歐陽健先生的論爭，可為例。歐陽健先生的“程前脂后說”，我個人覺得是站不住的。如果他的觀點成立的話，那么從清朝中葉或晚清以來所有清人詩文筆記里的東西幾乎全部要否定，包括俄羅斯的版本也是造假，這肯定是說不過去的。但是主流紅學家在“罵”人的過程中的確忽略了歐陽健先生論述中有價值的一面。歐陽先生其實是一個非常有思想的人，他的小說版本研究也是很有成就的。他的紅樓版本考證，有許多有價值的地方，個別論述也難以推翻，否則他也不會一直堅持。我們應當倡導持不同觀點的人坐在一起，大家心平氣和地討論，這樣做不僅可以化解矛盾，也有助于學術問題的解決。我們的主流刊物要提倡平等討論，罵人的文章盡量不要登。否則是自甘墮落。第二層意思就是“比較借鑒”。我舉三個例子，具體說明外來理論與方法如何比較借鑒。一個是近現代的西方文藝理論，一個是后現代背景之下的接受美學，還有一個是以法國學者?？聻榇淼闹R考古學。西方文藝理論的源頭在古希臘，從古希臘開始，就要求文藝作品的高度概括，概括到一定程度，藝術就成了哲學，就是說藝術品最后要哲學化。這樣的理論也曾經深深影響過紅學研究。譬如李希凡先生當年寫的文章，思想的穿透力非常之強。李先生引用的理論是歐洲近代以來形成的文藝理論，核心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后來的何其芳先生也是如此，但態度更寬容一些，學理的支撐也更充足一些)。李希凡先生通過一部書來反映整個時代封建社會必然崩潰命運的講法，實際上是試圖把文藝哲學化，進而意識形態化。雖然在中國古代，有“文以載道”的傳統，可是所載的道另有義涵，有獨特的民族性內蘊，“文以載道”與意識形態化的論述還是不同的。我們的歷史有自己的運行軌跡，學術文化更與西方不同，我們的小說尤其是《紅樓夢》，產生于經史學術傳統之中，文藝的哲學化并不是我們的關注所在。所以我們說近現代的西方文藝理論拿過來以后也要比較，不比較即輕易使用則容易導致錯位。我的意思是，引用西方的理論要自覺地跟中國的歷史、文化與學術實際進行比較，比較的過程中來發現哪些東西我們能借鑒，哪些不能生搬硬套。第二個例子是接受美學。實際上，接受美學從傳播學的角度看確實有它的價值。這種理論肯定了后世閱讀的文化再造功能，確有可取之處。但是它的問題出現在把原文本的背景、思想都給忽略了。好像我們誰都能隨便解釋《紅樓夢》，《紅樓夢》永遠可以被闡釋，文本的第一義并不重要。如此那就把真理的相對性絕對化了，什么都是相對的，也就把真理的唯一性、絕對性因素給抹殺了。所以在使用接受美學理論時要警惕，一方面要進行闡釋，另一方面也要講還原。第三個例子就是現在學術界常談論的?？碌闹R考古學雖有強調“話語”的“偏執”，但其方法的有效性卻十分明顯。比如李希凡先生的紅學論說，從知識考古的角度分析，不僅要關注他說的話語本身意義如何，更要關注這種思想、這套話語形成的背景是什么。你必須要從他的時代、他個人的學術背景去分析他為什么去寫這樣的文章，為什么創作這樣的話語，重點要放在話語形成的背后機制上。再比如說周汝昌先生，當下的主流紅學家并不理解他，不理解為什么他說的話就和別人不一樣，甚至他的整個為學立場、態度、方法等和別人不一樣。其實只要了解他話語背后的學識、教養、性情甚至是他的學問所形成的特殊時代，就能進入他的話語系統。在我看來，周汝昌先生應該算是民國時代的老輩學人，《紅樓夢新證》實際完稿于1948年?！都t樓夢新證》1950年代初出版時，雖引用了一些馬列及托爾斯泰的只言片語，其實是出版社為了“裝飾門面”，為了順利出版，從周先生的角度講，也是在那個特殊時代保護自己的一種方式。外來的理論他并不一定理解，也不一定信服。這種用了之后和他自己的體系也根本捏不到一起?，F在的問題在于我們要找到他話語背后的形成機制，這樣才能理解他，才不會誤解他。我們把知識考古學引用過來，目的是為了還原，這和引進接受美學的目的，方向正好相反。接受美學是往前闡釋，知識考古學是往回找，要找到我們的原點。我們從方法上要借鑒外來的東西，但外來的東西拿過來以后一定要比較，比較以后才能借鑒。最后談一下“返本開新”。所謂“返本開新”，即返回本源，開辟新的方向或路徑。我覺得返本開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個是返《紅樓夢》產生的時代之本，一個是返《紅樓夢》文本原貌之本，一個是返紅學學科之本。先談返時代之本，最近聽到一句“套話”，我覺得說得有道理，可以借用，即“找到來路才有出路”。這與只有“返本”方能“開新”，意思是一樣的。不了解曹雪芹寫《紅樓夢》的歷史背景、文化背景、學術背景，很難去解讀《紅樓夢》。第二個就是文本之本，《紅樓夢》的作者當時怎樣自覺地創造這樣一個文本，這樣一本天下奇書？這是文本第一義求證的學術前提?！凹僬Z存‘而’真事隱”，“滿紙荒唐言，誰解其中味”？曹雪芹當年憂心忡忡。實際上，關于回到文本這個話題已經談了很多年，但我感覺還是不能很好地回到曹雪芹的原初思路。第三個是學科之本。紅學的開山祖師是脂硯齋，這點毫無疑問?！凹t學”一詞出現已至晚清，是在同“經學”比較的過程中出現的概念?！都t樓夢》不僅不同于任何西方小說，在中國小說史上也是一個特殊存在?！都t樓夢》一書有“文、事、義”三層蘊涵，紅學一科也不能單從文藝學角度去理解與對待，這個學科本身有自己的獨特性。要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不止是歷史久遠，不止是有系統的文獻，還要有研究對象本身的內核特質。紅學這個學科聯結著中國近兩百余年的歷史、文化與學術，這個學科要是能完成現代重建，就可以作為整個中華人文學術重建的一個特殊案例，未來紅學存在的意義主要體現在這一方面，所以我覺得應當鄭重對待這門學問。

張慶善研究員：我們期待紅學“突破”，但不要太奢望。學術研究更多的時候是“常態”，我們應該抱有平常心，一步一步地踏踏實實地推動紅學的發展。盡管新時期紅學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很難說紅學有了多大的突破。記得當年白盾先生發表過一篇文章，提出一個新的觀點，認為《紅樓夢》后四十回的藝術性不如前八十回，但思想性超過前八十回，該觀點一時引起爭論。甚至有人認為這是“突破”。雖然白盾先生的文章引起熱烈討論，有力地推動了后四十回的研究，但多數學者并不認可白盾先生的觀點。就文本研究而言，遠談不上是“突破”。什么是突破？怎樣才算是突破？我想“突破”應體現出一種質的飛躍，帶有里程碑的標記才行。學術上的“突破”，是需要歷史機遇和歷史條件的，是需要有重大發現，否則很難有什么“突破”。當年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并沒有產生重要影響，沒有做到“突破”，直到胡適《紅樓夢考證》的發表，建立了新紅學，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突破”。后來，甲戌本的發現，又一次推動了《紅樓夢》版本和成書的研究，使人們知道了《紅樓夢》原來是這個樣，這也是“突破”?，F在提“突破”，是奢望，是做不到的。在當下營造良好的學術環境，倡導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對紅學的發展和未來十分重要。如果沒有好的學術環境，沒有好的學風，不可能展開正常的學術研究，特別是正常的學術爭鳴。沒有正常的學術爭鳴，就談不上學術的發展，還談什么未來呢！當然這不等同于和稀泥，對胡說八道、胡亂炒作的所謂“新說”、“震驚人類的重大發現”等等非學術的東西，還是要堅持嚴肅的學術批評。我們還要重視紅學知識的普及，重視《紅樓夢》與當代文化建設關系的研究。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信息傳播極其發達的時代，文學經典的傳播當然要靠讀書，讀原著。但我們必須看到，文學經典的當代傳播是多元的，許多人接受文學經典不完全是靠讀書，影視、網絡的影響越來越大，我們應該重視這種傳播的多元化，研究文學經典的當代傳播，使我們的學術研究真正能為廣大讀者閱讀、欣賞、接受《紅樓夢》起到一定的作用。

詹頌教授：我談一下有關研究材料的問題?，F在是大數據時代，文獻檢索空前便利，紅學研究者正可藉此有利條件做一番拾遺補闕工作。雖然前輩學者對清代紅學文獻的鉤索幾近竭澤而漁，但仍有遺珠。近年來，研究者們陸續發現了有關曹雪芹家族及其交游的新資料，朝鮮史料中新發現了有關程偉元的記載，清人的《紅樓夢》評論資料也有待于進一步發掘。當然，盡管大數據時代為紅學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但也有它的陷阱。以古籍資源為例，近年來各種大型古籍文獻數據庫不斷面世，讀者可以方便地在網絡上獲取古籍的電子版。但計算機文字處理會有錯誤，研究者須核查原本。即便是古籍的照相版或掃描版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失真甚至是版本信息缺失等問題，若不目驗原本，就無法準確了解版本情況。因此，大數據時代的網絡僅是獲取研究資料的輔助工具，紅學研究者利用網絡資源須謹慎。

趙建忠教授：不久前在鄭州舉辦的紅學文獻學高端論壇，就是專題研討《紅樓夢》研究中的文獻學問題。本來新紅學的創立對于糾正宋儒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流弊具有積極作用，因此，自胡適開始的紅學已經有了自覺的文獻意識，而且一個世紀以來，曹雪芹家世、《紅樓夢》版本研究方面確實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學術實績；然而，以文獻爬梳、整理為基本內核的考證紅學在當代卻出現了新的危機。具體表現在：對紅學文獻過度詮釋甚至曲解，如最近有的研究者效顰改革開放之初的戴不凡先生，也運用相關文獻考證，但僅僅抓住《紅樓夢》中的個別方言，就以偏概全得出結論,說《紅樓夢》作者為如皋人冒辟疆，還有轟動南方的《紅樓夢》作者“洪昇說”，又把否定曹雪芹著作權的研究推向高潮。與此相關的是近年來出現的紅學文獻的“悟證”問題?！拔蜃C”不同于“實證”性質的辨析、注疏、考證、版本清理式的研究，它憑的是一種藝術直覺。盡管“悟證”確實出現過諸如周汝昌先生對“迷失曹宣”考證的成功個案，但也不能作為考證學的通則。再有就是紅學文獻對于《紅樓夢》文本解讀的有效性問題探討。美籍華裔學者余英時曾指出：“相對于研究題旨而言，材料的價值并不是平等的?！蔽墨I考證如果不能服務于研究《紅樓夢》本身，那么這樣的文獻鉤沉、梳理就意義不大。人們之所以對那些連篇累牘的紅學考證文章有成見，主要原因恐怕還是其很少直接涉及《紅樓夢》旨趣本身。紅學圈內外不少人之所以提出“回歸文本”，恐怕并不是嫌真正的紅學文獻挖掘得差不多了，而是由于很多文獻離這部作品愈來愈遠的緣故。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論學術思潮，分為啟蒙、全盛、蛻分、衰落四期，并以佛家“流轉相”之生、住、異、滅概括，對照梁氏論述，也可以說今天的紅學考證派已經走過了啟蒙期、全盛期，進入了蛻分甚至衰落狀態，但是否因此就按照余英時先生所主張的，請這個學派“功成身退”呢？恐怕也不能簡單定論。問題的實質還是紅學研究如何處理好文本與文獻之間的相互關系。如前所述，鄭州舉辦紅學文獻學高端論壇,專題研討《紅樓夢》研究中的文獻學問題，就非常及時和必要。對其他紅學流派的綜合判斷，亦當如此。只有這樣，紅學發展的正確方向才能把握好。

孫偉科研究員：人們經常會問，幾十年的紅學發展為文學提出了什么樣的影響時代的命題？對文化建設以及對人們的精神建構具有什么樣的影響？以上問題即涉及紅學與時代的互動問題，這個問題正是我們需要解決的。這個問題不是文學方法所能完全解決的，還要在哲學、美學的高度上來加以闡釋。紅學幾十年的研究積累了大量的成果，但影響力不理想，這使我們不得不思考《紅樓夢》的傳播和紅學成果的普及問題。應該說，當代紅學的中心問題之一是傳播什么和怎么傳播的問題，我們對此應該有充分的準備、研究和服務意識。早在馮其庸、李廣柏的《紅樓夢概論》中，就有對于《紅樓夢》思想性質是啟蒙的人文主義思想的定位，但這些思想被有些人認為是遠離文本、遠離人物形象的說法。更有甚者，認為文學的思想性、思想價值怎么說都可以，大而無當，不具有科學性。我們的紅學刊物，發表了許多中規中矩、技術規范的文章，所有引證都有根有據，所有的推理都貌似合乎邏輯，但是卻沒有思想活力，缺乏對話能力，沒有認識的穿透力，沒有新鮮的面目，沒有對時代精神的回應，更沒有對《紅樓夢》思想的準確定位以及對《紅樓夢》思想價值的概括、提升和總結。我們的紅學過于蟄伏于考證研究了，現在許多媒體，主要是強勢媒體所宣傳的所謂考證新成果，譬如在作者問題上的糾纏不清，實際上都是些偽考證，值得我們充分警惕?？鬃觿h詩成就了《詩經》，我們研究《紅樓夢》也要上升到“為往圣繼絕學、為生民立命”的高度。此前，國內一些學者如鄧曉芒、劉小楓、李劼、成窮等側重于《紅樓夢》哲學闡釋，做了一些這方面的工作。希望我們今后的研究真正實現紅學的跨界研究、跨學科發展，實現考證、辭章、義理的貫通，為紅學的未來發展開辟新道路、新境界。

胡晴副編審：我已經做了十幾年的《紅樓夢學刊》編輯，紅學研究最基層的基本情況有所了解，我就從這些年的期刊文章方面談一點感想和設想：如果說現在的紅學研究存在問題的話，也可以從現在的學術文章的質量上去把把脈。就我所看到的而言，最主要的問題就是缺乏新意，有不少幾十年前就已經談過或者已經說盡的題目，現在還在不斷重復地出現，甚至談得還不如前人透徹，有的觀點還有偏頗。其中暴露出的問題就是作者對自己所作的題目和研究領域的文獻材料掌握不夠全面、扎實，這歸根結底還是研究態度的問題，缺乏嚴謹誠實的研究態度，太過于急功近利。我覺得還是要善于尋找現階段紅學的生長點，從紅學發展的進程來看，不同歷史階段會有相對突出的問題，學術熱點和研究興趣也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有所轉換。以前的版本、家事考證曾經是紅學發展的突破口，而最近一段，據我看紅學史、紅學人物、翻譯傳播就相對比較突出。從我的研究興趣的角度說，更期待的還是方法和理論上的突破，我個人認為我們在這些方面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提升。

(三) 關于“紅學”、“曹學”、“紅學索隱派”的認識與評價

張云編審：我談一下更具體的概念辨析問題，這一問題看似微小卻事關重大。1980年6月在美國威斯康辛召開了第一次國際紅學研討會，會議的最后一項議程就是“回顧紅學成就與展望紅學末來”。在那次會議上，周汝昌、余英時等先生就紅學和曹學的問題進行過討論。時至今日，紅學與曹學的命名與指稱以及兩者之間的關系依然還是問題。關注《紅樓夢》研究的學人對什么是紅學、什么是曹學大體都有自己的理解。對一般讀者而言，紅學和曹學似乎都有其自明性，認為兩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系。對絕大多數的研究者來說，研究《紅樓夢》也只是研究些具體的問題，大家并不關心自己研究的問題到底該歸于紅學還是歸入曹學。一句話，紅學和曹學都是研究《紅樓夢》的，沒有必要分而別之。然而，當我們倡導紅學學科建設以及強調方法論的時候，紅學和曹學的概念以及兩者的關系，就又成了亟待解決的“問題”了。1963年，顧獻木梁在《“曹學”創建初議》一文借鑒“莎學”，提出過文藝學的“曹學”。他力主《紅樓夢》研究應該是文藝批評的，他推崇的是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認為作者考證、本事考證都當是為文藝批評服務的?？甲C的“新紅學”盡管有它的價值和貢獻，卻仍是“文學史”和“文藝批評”的“附錄”工作，而之前的“舊紅學”往往連“附錄”的意義也沒有，不過是文學游戲而已。顧氏認為，紅學不論新舊，差不多都是以“真”為第一，以“歷史”為主，根本不重視《石頭記》的文藝價值，故而提出：以曹學取紅學而代之?，F在我們認知中的“曹學”，是研究《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相關問題的學問，馮其庸《曹學敘論》便是如此。他認可曹學的獨立，指出曹學與紅學是并列共生的關系。我們常見的說法：紅學是研究《紅樓夢》這部作品的學問，因其作者是曹雪芹，曹學自然是紅學的有機組成部分；曹學是研究曹雪芹這個作家的學問，因其唯一的作品是《紅樓夢》，紅學又是曹學的有機組成部分。綜而言之，關于“紅學”、“曹學”，以往的表達和概念的界定都有些含混，歷次爭論并沒有取得基本的共識。在致力于學科建設的今天，我們對紅學和曹學的命名進行歷史的回顧，對兩個概念做名實的考辨，對兩者的分合等關系進行深層的理據分析，給出我們的意見，這對《紅樓夢》研究的學科化、規范化是有助益的。我非常希望在紅學研究的回顧和反思中，有人能就紅學和曹學作篇大文章，從學理上，從學術史方面，給出相對清晰的界定和解說。

趙建忠教授：我就以當前紅學研究中的爭議性個案談談我的想法。譬如一提到紅學索隱派，尤其是近年來央視《百家講壇》播出著名作家劉心武的系列“秦學”講座后，很多研究者對這種探考《紅樓夢》的模式普遍抵觸反感，于是在特定的學術背景下寫出了不少批判索隱派紅學的文章，有的確實直擊其要害，但很多文章觀點失之偏頗。劉心武是以傳統紅學索隱為基本方法，并與87版《紅樓夢》電視劇熱播以來迅速勃興的紅學探佚相結合，他設法在浩如煙海的史籍中尋覓秦可卿的所謂“原型”，企圖證實《紅樓夢》中隱去的所謂“真事”。發展到末流的紅學探佚，就其本質而言，是傳統索隱派在當代變異了的新形式，兩者是某種程度的殊途同歸。其實無論是對《紅樓夢》進行索隱還是探佚，都帶有某種程度的想象性質，這就不可避免靠猜測立論，得出的結論實際是歪曲了這部作品。但我們是不是因為劉心武染指《紅樓夢》，就草率地把紅學索隱派一筆抹煞？這就需要認真研究、辨析。應該指出的是，“索隱”與紅學索隱派還不能簡單同日而語，“索隱”較早運用在史學領域如《史記索隱》，探求本事、史料還原，這種研究模式也取得了一定的學術成果。從文化淵源上考察，索隱派走的是“西漢今文經學”的治學路數，這一派對“五經”中的《尚書》、《春秋》等史書的闡釋有其合理性，然而運用到文學領域如對《詩經》的解讀，漢儒解經就不那么準確了?！敖裎慕泴W”對文學作品的隨意注解當然是不足取的。具體到紅學研究中，這一派關注較多的是《紅樓夢》中存在的大量隱語和可以任意解釋的象征意象，也就很容易在解釋作品時陷入猜謎和牽強附會。不管《紅樓夢》中存在多少歷史信息，它一旦被天才的作家所整合，就形成了新的意義單位，與原來的所謂“本事”其實已經無甚關聯。當然，指出了紅學索隱派的癥結所在，并不是將其全盤否定，至少在《紅樓夢》闡釋史上，這個學派對于糾正此前紅學史上的評點、題詠、雜評家們對作品釋義的發散性，還是起到一定約束作用的，盡管是以濃縮了《紅樓夢》博大精深的歷史容量為代價。如果紅學界組織召開一次“紅學索隱派”專題研討會，同時吸收史學界朋友加盟，那么對這個學派的認識應該會更客觀、辯證。

詹頌教授：我也就如何看待紅學史上的索隱派談一點看法。提到索隱派，我們立即想到蔡胡之爭，想到胡適先生對索隱派的“猜笨謎”“笨猜謎”之譏。這大約也是新紅學大行于世之后學界對索隱派的普遍看法。但是在讀了潘重規先生的紅學著作之后，我開始重新思考胡先生的這個評價。潘先生被學者們稱為新索隱派，他的索隱指向作品本事與主旨等多方面。他認為《紅樓夢》的作者是明遺民，主旨是反清復明，他從《紅樓夢》中找到了隱藏的明清易代史。潘先生是黃侃、王伯沆先生的高弟，一位在經學、小學、敦煌學等多個領域有杰出成就的學者，為什么解讀《紅樓夢》也走了索隱的路子？我認為至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看這個問題：第一，文本因素?！都t樓夢》作者自稱此書“實錄其事”，但“將真事隱去”，這豈非明示讀者去探尋隱藏的真事？而《紅樓夢》豐厚的內涵也足以激發讀者的索隱興趣。自《紅樓夢》問世之日起，索隱即如影隨形，這大概是一個重要原因。潘先生認為胡適先生的“自敘傳說”其實也是一種猜謎，并非毫無道理。第二，學術傳統。本事索隱在中國歷史與文學研究中源遠流長，潘先生的索隱是這一傳統的延續。他的索隱建立在大量史料比對的基礎上，并不是隨意的比附。他還專門探討了中國文學與文字中隱藏藝術的傳統，為索隱找到了充分的理據。他是自覺的索隱派理論奠基者，雖然他對研究者將其歸入索隱派并不接受。第三，家國巨變與個人遭際。大陸易幟，潘先生流寓臺島，此時解紅，抉幽發微，寄托遙深。此外，索隱也與中國人的文化心理有關。索隱往往比其他類型的《紅樓夢》研究更容易受到讀者的關注，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索隱派在以新紅學為正統的紅學史書寫體系中基本上是一個干癟的反面標簽式的存在，這無助于人們了解這一重要派別產生的根源以及它的流變、特點與影響。如果研究者不囿于成見，對蔡元培、潘重規先生這樣的一代大家做深入的個案研究，對這一派別做多方面、多角度的考察與分析，紅學史的書寫將更為公允、厚重。

(四) 建議與倡導

趙建忠教授：這次關于紅學發展方向的座談會，雖然人數并不多，但卻聚焦了當前紅學的很多具體問題。我覺得學術旨趣相近的同道學友小范圍內研討，進行“窄而深”的研究，效果會更好些。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專題研討可以把一個一個的問題談透了，這些專題集中起來就形成了一個拳頭的力量。我提個建議：今后應不定期舉辦這樣的專題紅學研討會，下一次專題紅學研討會可以在我們天津舉辦，希望大家出個題目。

張云編審：這次座談的議題是“回顧、思考、展望——紅學發展的希望及未來”，這一議題可以說涵蓋的內容相當廣泛，就如《紅樓夢》是長銷書一樣，該議題也堪稱長青話題了。因為對紅學做全方位的回顧與反思，是紅學學科建設和發展的基礎，也是紅學生命力經久不衰的保證，所以我們在如此大的議題之下，每次會議選取一二個具體議題作深入細致的探討，確實非常必要且務實。

顧斌：新紅學發展至今，建立了百年基業，可謂碩果累累，但不能否認今天仍存在一些制約著紅學往前走的因素。首先表現為紅學的嚴肅性、專業性正在被娛樂化取代。比如有的讀者有續寫情結，不管續寫得多么離奇，都稱之為學術；有的人偏好于揭秘趣味，用歷史人物或者歷史事件來演繹《紅樓夢》的故事，無論怎樣的牽強附會，都冠名索隱紅學；還有的人喜歡用現代的思維方式去解讀紅樓人物、職場紅樓、戲說紅樓等等不一而足，美其名曰《紅樓夢》研究的時代性解讀；出書、講學，作品受到廣大消費者的歡迎，實質都是建立在解讀《紅樓夢》文本基礎上的文學再創作，這種創作可能會運用到紅學研究的成果，但是這樣的作品本身不屬于紅學研究的范疇。紅學研究是一種嚴肅的專業的學術活動，不是全民皆宜的娛樂對象。其次表現為紅學界內部的學術失范。比如學術腐敗、學術作偽等。為了升職、晉級，有些研究者惡意抄襲他人的研究成果；有的學者急于出成果，立新說，不惜偽造材料，編造證據；還有的學者不遵循學術規范，為了達成某種既定的結論，故意混淆是非，作虛假論證。這些都是急功近利的表現，背離了紅學研究的初衷。關鍵是這種行為對正常的學術環境是致命的破壞，遏制了紅學的發展和進步。紅學是真正的學者之學，要求研究者秉持學術道義、學術規范、學術良心和學術使命。紅學娛樂化的傾向，紅學利己化的行為不利于紅學的發展。我以為，建立健康的學術環境，正常的學術秩序，需要建立純潔的學者隊伍。紅學的學術共同體今后的學術活動應當在這方面有所作為，并且敢于作為。

三、幾點啟示

(一) 不忘初心。紅學的來路何在？紅學是從中華文化傳統中生長出來的一門學問，“不忘初心”既可以理解為不忘中華文化傳統，又可以理解為不忘傳承中華文化傳統命脈的學術使命?；蛘哒f，紅學是從《紅樓夢》這部偉大著作而來，“傳神文筆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淚流”，熱愛這部經典著作，陶冶中華人之心性。紅學成立至今，始終與中華人之精神生活以及文化生活息息相關。

(二) 美美與共。紅學長期存在著“批判多于反思、反思多于建樹”的景況，所以才會引人感慨“剪不斷，理還亂，是紅學?！薄凹t學”之亂或可歸之于紅學“批判”過程中的個人或宗派的意氣或偏執，或可歸之于政治批判對學術批評的“僭越”。這就需要研究者具有這樣一種自覺：少些重復無聊的爭議，多些深細明辨的考論；少些個人意氣之爭執，多些拓展新境之建樹；少些非學術的“火藥味”，多些“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的態度和情愫?？傊?，努力做到“美美與共”，才能形成紅學的學術共同體的團結局面。

(三) 立足“當下”，期待“突破”。

紅學發展一百年，積累了大量的文獻，同時積累了大量的有待解決的問題。當務之急是集中精力整理這些文獻，同時盡可能地解決那些遺留下來的問題。譬如《紅樓夢》校訂本，越看問題越多，越細看毛病越多，能否集中學術力量?？背鲆徊空嬲幸嬗诖蟊娮x者的《紅樓夢》通行注釋本？這一學術工作既是文獻整理過程，又是問題解決的過程。

[1] 張慶善,喬福錦,苗懷明,孫偉科,張云,李晶,趙建忠,高淮生.《紅樓夢》文獻學研究筆談[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5).

[2] 高淮生,崔溶澈.中、韓學者紅學對話錄——以《紅樓夢》翻譯為例[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4).

[3] 高淮生,胡文彬,吳漠汀.中、德學者紅學對話實錄——以《紅樓夢》翻譯為題[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3).

[4] 高淮生.縱論紅壇興廢,追懷曹翁雪芹——紀念曹雪芹誕辰300周年學術研討會述要[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2).

[5] 高淮生.當代《紅樓夢》評點“四家評”綜論之二——周汝昌與馮其庸的《紅樓夢》評點比較談[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3).

[6] 高淮生.當代《紅樓夢》評點“四家評”綜論之一——以周汝昌、馮其庸、蔡義江、王蒙為例[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3).

[7] 喬福錦.《石頭記》三期“脂評”考[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1).

[8] 喬福錦.學理分歧·學術對立·學科危機——曹雪芹誕辰300周年之際的紅學憂思[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4).

[9] 喬福錦.《周汝昌先生年譜長編》編纂述略[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3).

[10] 喬福錦.《紅樓夢》精神的“守夜”者——周汝昌先生學術述評[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

[11] 張云.合傳前后夢 曲文演傳奇——仲振奎《紅樓夢傳奇》對《后紅樓夢》的改編[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3).

[12] 張云,紀健生.《紅樓夢》研究的經學取向[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2).

[13] 張云.《紅樓夢》續書探微——以《紅樓夢影》為例[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5).

[14] 胡文彬.清代刻書業與《紅樓夢》大普及——為紀念程甲本《紅樓夢》問世220周年而作[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6).

[15] 沈治鈞.范鍇《癡人說夢》補談[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6).

[16] 曹立波,韓林岐.《紅樓夢》楊藏本底文的獨立性——從程本多出的文字“金陵”、“南邊”、“南方”談起[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3).

[17] 曹立波,譚君華.《紅樓夢》張汝執評本校改文字探析[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3).

[18] 趙建忠.紅學史現狀及紅學流派批評史的新建構[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6).

[19] 張惠.美國紅學史的學術史反思[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3).

[20] 李春強.文學立場、文化切入與文體新造——唐德剛《紅樓夢》研究述略[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6).

[21] 劉澤權,劉艷紅.典籍外譯“走出去”的思考與對策——以《紅樓夢》為例[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

A Review on Symposium of Prospects and Future of the Redology Development

GAO Huaisheng

(School of Humanity and Law,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On October 29, 2016, the Symposium of Prospects and Future of the Redology Development was held in Beijing. Two topics were discussed, namely the methodology and basic attitude of the redology, and the bottleneck and breakthrough ofthe redology. Scholars from Beijing and Tianjin had a frank discussion on the future of the study and reached consensus as staying true to the mission, constructing a harmonious atmosphere, and expecting breakthrough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redology; symposium; attitude; methodology; approach

2016-11-25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后期資助項目“港臺及海外紅學學案”(項目編號：16JHQ044)。

高淮生(1963—)，中國礦業大學文法學院教授，中國紅樓夢學會理事，江蘇省明清小說研究會理事。

I207.411

A

1009-105X(2017)01-008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