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層面相上網絡謠言的悖論特性及長效治理

李元來

摘 要：網絡謠言是網絡時代一種復雜的謠言現象，它具有“模糊性”的社會事實特征、“感染性”的社會心理特征、“集體性”的社會行動特征以及“工具性”的社會功能特征。社會管控思維把這些多層面相上的復雜特性片面化為“虛假性”“盲信性”“非理性”和“風險性”。長效治理就是要辯證審視網絡謠言的悖論特性，在找回其“現實性”“盲疑性”“訴求性”以及“機會性”的基礎上，實現信息公開，加強社會建設；重構社會信任，提升政府與媒體的公信力；展開公民教育，提高公眾的理性行動能力；構建社會安全閥，增強社會結構承受沖突的能力。

關鍵詞：網絡謠言；多層面相；悖論特性；長效治理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16）12-0166-07

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發布的《第38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6年6月，我國總體網民規模為7.10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1.7%；我國手機網民規模達6.56億，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人群的占比高達92.5%①。未來互聯網對現實整體社會的影響將會更加深入與系統，我們將全面邁入網絡時代，進而生活在虛擬社會與現實社會耦合的世界之中。

網絡虛擬社會在給人們帶來極大便利的同時，也滋生或加劇諸多的社會問題，并給我國政府管理體制帶來強烈沖擊。黨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強網絡社會管理，推進網絡規范有序運行。2014年2月27日，為了進一步科學實施網絡空間治理，我國成立了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網絡安全和信息化被提升到事關國家安全和國家發展的戰略高度。不過，作為一種古老的社會信息傳播現象，謠言在網絡時代并未因為信息多元化的趨勢以及政府的整治措施而銷聲匿跡，反而伴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和數字化新媒體的興起，獲得更為廣闊的傳播平臺，引發更為劇烈的傳播效果，網絡謠言已經演化成為社會輿論中一種司空見慣的“常態”現象。這就需要我們反思把網絡謠言視為洪水猛獸的社會管控式研究取向，基于社會治理的角度來辯證審視作為一種復雜社會現象的網絡謠言，從社會事實、社會心理、社會行動以及社會功能等多層面相上系統認識網絡謠言的悖論特性，并在此基礎上探究網絡謠言的長效治理策略。

一、網絡謠言的基本內涵及認識誤區

1.網絡謠言：網絡時代的新型謠言

自人類社會形成以來，謠言就相伴而生，它總是或隱或顯于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等領域當中，并一直廣泛存在。然而，直至20世紀上半葉，特別是二戰期間，謠言才正式進入社會科學家的研究視野，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在不到一百年的歷史中，先后出現了奧爾波特等人的《謠言心理學》、卡普費雷的《謠言：世界最古老的傳媒》、勒莫的《黑寡婦——謠言的示意及傳播》、諾伊鮑爾的《謠言女神》、桑斯坦的《謠言》等重要研究成果，為理解謠言提供了豐富多樣的視角。從謠言定義的側重點上看，對謠言的定義經歷了一個由發生語境轉向傳播特征再轉向社會功能的過程?；谶@樣的認識，周裕瓊給謠言下了一個整合式的定義，即謠言是未經官方證實卻在民間廣為流傳的對現實世界的假設，或人們在議論過程中產生的即興新聞，它可以作為一種工具性說法，幫助人們解讀當前模糊而重要的情境②。

這個定義雖然有“大雜燴”的嫌疑，但是它卻集中表達出了謠言的一些基本特征。第一，謠言在社會事實層面上具有模糊性，它是一種似是而非的假設，未被證實或證偽，乃至于真假難辨。第二，謠言在社會心理層面上具有感染性，它雖未經官方證實，卻會因涉及與公眾息息相關的議題而在特定范圍中廣泛流傳，進而讓公眾盲目聽信。第三，謠言在社會行動層面上具有集體性，它不僅是一種信息擴散的過程，而且是一種解釋和評論的過程，在議論與傳播的過程中，造謠者與傳謠者的個體角色身份逐漸淡化，集體行為表現突出，與此同時，謠言也在迎合公眾多樣化的訴求，呈現出集體行動的某種可能。第四，謠言在社會功能上具有工具性，它是一種即興新聞，可以幫助人們解讀當前模糊而重要的情境，進而為其行動提供指導。

網絡謠言是謠言在網絡時代的一種新型表現形式。雖然從傳播路徑上可以把網絡謠言劃分為現實參與型網絡謠言和原發型網絡謠言③，但是隨著網絡新媒體的發展與普及，網絡時代的謠言基本不會完全依賴于口耳相傳的傳統方式進行傳播，幾乎所有的謠言都會打上網絡的烙印。從這個角度上來說，網絡時代的謠言與網絡謠言在意義上是等同的。我們在理解網絡謠言的含義時有兩點需要明確：其一，不管表現形式如何，網絡謠言在本質上仍然是一種謠言，以上關于謠言的內涵界定和特征分析同樣適用于網絡謠言。其二，與傳統謠言相比，網絡謠言最大的新異之處就在于謠言的媒介載體的改變。從口頭傳播、文字傳播、印刷傳播發展到電子傳播，謠言在網絡時代獲得了更為廣闊的傳播平臺。網絡謠言在傳播形式上突破了口耳相傳的傳統謠言的鏈式閾限，把人際傳播、群體傳播、大眾傳播乃至跨國傳播集于一體，這種放射狀與旋渦狀的傳播形式在傳播速度上更為迅速，在傳播范圍上更為廣泛，在傳播途徑上更為多樣，在傳播領域上更為多元，進而在傳播效應上更加巨大。

2.社會管控思維對網絡謠言的誤讀

從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分析視角來看，在鄒讜所言的“全能主義國家”或孫立平所言的“總體性社會”中，國家占據絕對主導地位，對社會進行全面的管控。相較于社會治理模式的主體多元性（政府、社會組織、私營機構等）、權力運行多向性（上下聯動、縱橫互動）和協商性特點而言，這種社會管控模式具有主體單一性（主要是政府）、權力運行單向性（自上而下）和強制性等特點。它在結果上呈現出一種“管控型”的穩定狀態，即以“不出事”為主要目標，以“穩定壓倒一切”為行動指南，以行政監控為基本手段，這是與威權體制密切相關的一種“剛性穩定”④。雖然自改革開放瓦解國家全能主義以來，特別是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的目標以來，當代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正處于“從社會管控到社會治理”的過程之中⑤，但是在“國家主導下的社會治理”的生成邏輯中，社會管控模式的思維慣性依然在發揮著巨大的影響。

具體到網絡謠言上，出于虛擬社會秩序與穩定的考量，社會管控思維將危害巨大的網絡謠言貼上“不容忽視的負面輿情”的標簽，并視其為“洪水猛獸”，進而需要被嚴厲打擊與整治。在這種社會管控思維中，網絡謠言本身所具有的復雜而悖論的特性被簡單化和片面化，這主要表現為：第一，在社會事實層面上，網絡謠言的模糊性被片面化為虛假性?！拔唇涀C實”“似是而非”的網絡謠言，被削減成一種“憑空捏造”“毫無根據”的信息。此外，網絡謠言在信息內容虛假之外所反映出的社會現實狀況容易被掩蓋與遮蔽。第二，在社會心理層面上，網絡謠言的感染性被片面化為盲信性。公眾盲目相信的心理特點作為網絡謠言感染性的表征被過分強調，反而作為網絡謠言感染性之基礎的社會信任危機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第三，在社會行動層面上，網絡謠言的集體性被片面化為非理性。網絡謠言的造謠者和傳謠者往往被視為受無意識因素支配、沖動而偏執的“烏合之眾”，網絡謠言的相對理性或者參與者的某些特定訴求被忽視。第四，在社會功能層面上，網絡謠言的工具性被片面化為風險性。網絡謠言特別是群體性事件中的網絡謠言給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帶來了強烈的沖擊，行政主管部門在“維穩”慣性思維的影響下更加警惕網絡謠言所帶來的社會風險，而相對無視網絡謠言的工具性所蘊含著的“安全閥”可能。

二、網絡謠言在多層面相上的悖論特性

針對社會管控式取向下的謠言及網絡謠言研究，國內有學者認為謠言在一定程度上未必是洪水猛獸，網絡也未必會使謠言傳播暢通無阻，不過她還有所顧慮地指出她的觀點相對于國內主流研究而言有點“離經叛道”，甚至擔心被套上“造謠有理的道德枷鎖”⑥。近年來，類似的反思研究不斷深入，研究者不但在心理上解除了這種道德壓力，而且在具體路徑探索上也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嘗試。有研究者不僅指出要全面正確地認識網絡謠言，還更進一步地提出了網絡謠言作為一種社會資本的大膽假設⑦，這種假設體現了研究者試圖打破社會管控式研究取向的努力。從社會治理的角度來看，我們需要將網絡謠言視為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避免對其進行片面化的處理，辯證審視它在多層面相上表現出來的悖論特性（見圖1）。

圖1 多層面相上網絡謠言的悖論特性示意圖

1.網絡謠言在社會事實面相上兼具虛假性與現實性

（1）網絡謠言呈現出虛假的信息內容。從根本上來說，網絡謠言是一種缺乏事實根據的信息交流與傳播的過程，它具有虛假性。第一，從呈現的過程來看，網絡謠言具有虛泛化的特點，它會在傳播過程中因改頭換面、添油加醋等傳播機制的作用而發生畸變與扭曲。第二，從呈現的結果來看，網絡謠言具有假偽性的特點，它缺乏權威的信息來源渠道，所傳播的具體信息內容與社會現實相違背。第三，從反向的角度來看，正是網絡謠言的虛假性決定了它具有可證偽性。有研究者基于2010—2014年間社會影響比較大的40個突發事件中的257則網絡謠言樣本，以辟謠率來分析網絡謠言的可證偽性，結果發現，在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上，辟謠率分別是88%、64%、51%以及49%，其中官方辟謠是最主要的證偽方式⑧?？傊?，網絡謠言的虛假性是對其進行打擊與整治的合法性的重要來源。

（2）網絡謠言反映了社會情境中的特定現實?？ㄆ召M雷指出：“所有建筑在真實或虛假基礎上的謠言定義都導向一個死胡同，無法解釋謠言的生機勃勃?！雹峋W絡謠言還具有現實性，它反映了特定社會情境中的現實狀況。第一，網絡謠言是現實社會心態的一種折射，從網絡謠言中可以透視出真實的社會不安情緒和相應的社會期待。勒莫認為，謠言是對失衡或社會不安狀況的一種反應⑩。人們正是在這種主觀情感狀態的投射反應中，釋放出焦慮、不安、困惑、恐懼、怨恨等不良情緒?！?012年網絡謠言事件研究報告》指出，2012年網絡謠言的一個顯著特征是網絡謠言背后透露出社會公眾強烈的反腐焦慮，網絡反腐謠言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人們對權力腐敗的痛恨以及對社會公正的期待B11。第二，網絡謠言是風險社會與轉型社會中一種真實的話語表達實踐。它為人們提供一種能夠排解緊張情緒的宣泄途徑，是一種投射反應的過程；它還為公眾提供一種能夠感知風險的敘事方式，是一種解釋與評論的過程。網絡謠言的文本本身就是一種“風險”敘事，其所涉及的社會議題通常都是當下公眾關注度較大的各類“風險議題”，主要集中在健康類、時政類和社會類三個方面B12。第三，網絡謠言不僅是一種對現實情境的主觀定義，而且是一種可能自我實現的預言。默頓指出，開始時的一個虛假的情境定義，由于它引發了新的行為，因而使原有虛假的東西變成了真實的B13。網絡謠言在其動態的產生與傳播過程中，因凝聚著群體的情緒、期待與信念而將人們裹挾入集體行為之中，進而影響著事件的發展方向，乃至形塑著社會的現實狀況。

2.網絡謠言在社會心理面相上兼具盲信性與盲疑性

（1）網絡謠言體現了受眾盲目相信的心理特點。在網絡謠言廣為流傳的過程中，受眾確實會喪失一定程度上的判斷力，進而表現出“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盲信性一面。這主要是因為：第一，社會的不確定性和沖突性在風險社會與轉型社會中日益增加，人們的不安全感和危機意識越來越強，網絡謠言觸碰到了大眾心理上的敏感點，迎合其在某些特定社會事件的闡釋與理解上的思維定式和刻板成見，從而獲得受眾的高度關注和心理認同。第二，在特定傳播機制的作用下，基于公眾心理認同之上的網絡謠言在表面上呈現出來的可信度得到強化。研究發現，通過微信公眾號傳播的網絡謠言利用猜測數字化、數字夸大化并使用大量圖片而產生強大說服力，而其文本寫作總是力求用看似理性的文字使受眾信服。微信“封閉圈層式”的傳播途徑，還使得虛擬的群體傳播演變為現實的人際傳播，而朋友間固有的信任暗示了信息的可靠性和真實性，于無形之中增加了網絡謠言的可信度B14。第三，在特定社會心理機制的影響下，受眾對看上去具有較高可信度的網絡謠言深信不疑。桑斯坦指出，如果我們認識的大多數人都相信一則謠言，我們也就很容易相信那則謠言，因為我們會迫于群體壓力而傾向于相信別人的所信和所為，從而表現出社會流瀑的現象。與此同時，人們會根據自己的偏好有選擇地接收信息，進而表現出偏頗吸收的現象，特別是在對謠言有著強烈的情感依賴時，人們會更加固執己見B15。

（2）網絡謠言反映了社會轉型期受眾盲目懷疑的心理特點。在網絡謠言受眾盲信心理的背后，更為深層的社會心理特征是其所具有的盲疑性，這體現了我國轉型時期的社會信任危機。第一，網絡謠言盛行的深層社會心理基礎是社會整體信任水平的低下。數據顯示，2013年北京、上海、廣州、鄭州、重慶、西安、武漢、哈爾濱八大城市的居民總體社會信任剛剛達到60.9分，處于“尚可信任”水平B16。第二，地方政府面臨的公信力危機助長了網絡謠言的傳播。地方政府存在的政務信息缺乏透明、政策制定較為隨意、監督機制有待完善、人員作風不夠扎實、公眾參與十分有限等問題，導致公眾對地方政府充滿不信任，官方信息渠道受到廣泛質疑，甚至陷入了“塔西佗陷阱”，出現官方越是辟謠、公眾就愈發信謠的怪圈。第三，網絡謠言的泛濫體現了媒體的公信力危機。在市場化導向的改革中，媒體因經濟利益的驅動而相對忽視了社會責任，未能嚴格履行“把關人”的角色，降低了對真實性原則的遵守要求，甚至在一些新聞事件的報道中屢次上演“輿情反轉”的鬧劇，這勢必會加深公眾對媒體的不信任，進而使其尋求其他途徑來獲取相關重要信息，網絡謠言在此時也就獲得了滋生與繁殖的土壤。

3.網絡謠言在社會行動面相上兼具非理性與訴求性

（1）網絡謠言表現出集體行為中的非理性成分。在社會行動層面上，網絡謠言的集體性特征既包含非理性的成分，又包含相對理性的因素，前者呈現出來的是一種集體行為（collective behavior，又譯集群行為、集合行為），即一種相對自發、缺乏組織、難以預測、很不穩定的行為；后者則表現為一種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即一種為了共同的利益或計劃而做出的協同行為。通常來說，網絡謠言在集體行為中的非理性成分主要包括：第一，從認知特征上來說，在參與網絡謠言傳播的過程中，信謠者與傳謠者聚集成群，構成了集群行為下烏合之眾中的一員，他們喪失了對事物的理性判斷力。正如勒龐所言：“他不再是他自己，他變成了一個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盉17第二，從情感特征上來說，網絡謠言中的參與者在喪失認知判斷力的同時有著深度的情感卷入，他們不但恣意地宣泄著焦慮、不安、困惑、恐懼、怨恨等不良情緒，而且在負性情緒的相互感染和刺激中進一步夸大與激化這些情緒，導致偏執與極端。第三，從行為特征上來看，無直接利益沖突的網絡謠言更多表現為情緒發泄式的非現實性沖突。網絡謠言中的參與者因認知無力、情感沖動而擺脫了道德與法律的束縛，催生出一種以沖突本身為目的的暴力性行為，并最終走向失控與無序的狀態。

（2）網絡謠言表達出了集體行動中相對理性的多種訴求。網絡謠言中蘊含的相對理性因素主要表現為：第一，從目的上來看，網絡謠言在非理性的表象之下有著種種潛在的功利化訴求，比如自我心理的滿足、經濟利益的攫取、政治權力的爭奪等。第二，從手段上來看，網絡謠言是官方信息缺位下集體求知的一種特殊方式。奧爾波特指出，謠言產生的基本條件之一便是關于事實的信息具有模糊性，如果越重要的信息越是模糊不清的話，那么謠言就越容易產生與傳播B18。在政府信息缺乏公開透明、媒體新聞報道“反轉”不定的情況下，人們迫切追尋事情真相的需求，就會轉化為通過網絡謠言來理解與評論特定社會事件的動力。網絡謠言成為官方信息來源之外的一種非正式信息渠道。網絡在為謠言傳播提供平臺的同時，也提供了一個開放性的討論空間，為網民檢驗和批駁謠言提供相對理性的方式。第三，從行動上來看，網絡謠言是制度化公眾參與通道不暢下的一種非制度化參與途徑。據《中國政治參與報告》調查顯示，2013年中國城鎮居民的居民自治參與客觀狀況總體得分均值為5.14，處于中等水平；中國農村居民的村民自治參與客觀狀況總體得分均值為4.32，處于中等以下的偏低水平B19。在現實的制度化政治參與總體水平不高的情況下，網絡謠言成為政治表達、政治監督、政治動員乃至政治抗議的一種替代性參與行動。

4.網絡謠言在社會功能面相上兼具風險性與機會性

（1）網絡謠言蘊含著各種社會風險。第一，網絡謠言的虛假性會誤導社會公眾，造成社會輿論失范。在社會危機的緊急狀態下，網絡謠言傳播的虛假信息不僅會誤導缺乏判斷力的網民，而且會給政府及媒體的信息處理能力帶來巨大的挑戰，促使人們懷疑政府官方信息和主流媒體報道的可信度，造成“兩個輿論場”之間的斷裂以及整個社會輿論生態的迷茫與混亂。第二，網絡謠言的盲信性會扭曲社會心態，引發社會心理恐慌。網絡謠言抓住人們“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盲信心理，不但迎合了公眾的相對剝奪感和社會不公平感，強化公眾的社會怨恨情緒和“仇官仇富”的不良心態，而且刺激了公眾的不安全感和焦慮感，煽動易沖動的人群陷入集體恐慌的境地。第三，網絡謠言的非理性會激化社會矛盾，破壞社會秩序穩定。在激越偏執的集體行為中，網絡謠言往往通過認知誤導、情感卷入、行為夸張等方式，將現實中由貧富差距、貪污腐敗、醫療衛生、食品安全、環境污染等社會問題引發的矛盾沖突非現實化，加劇社會沖突的烈度，助燃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甚至導致社會震蕩。

（2）網絡謠言又蘊藏著各種潛在機會。第一，網絡謠言能夠反映出社會情境中的特定現實，這使其可能成為一種“探測器”，以便及時觀察、監測、掌握社情民意。透過網絡謠言表層上的虛假性，我們能夠探測到其背后折射出來的消極社會心態以及主動話語表達，從而有助于政府全面把握社會動態，制定科學決策，實施有效治理。第二，網絡謠言能夠體現出我國轉型時期的社會信任危機，這使其可以作為一種“指示燈”，從而為良性社會運行拉響危險的警報。透過網絡謠言外顯出的盲信性，我們能夠察覺到其在內里上的盲疑性所指示出來的整體社會信任危機以及政府和媒體的公信力危機，這就在發出紅色警告的同時，又為重建社會信任和提高相關機構公信力提供了“倒逼”契機。第三，網絡謠言能夠表達集體行動中各種可能的相對理性訴求，這使其能夠變成一種“安全閥”，釋放出各種社會敵意和排斥情緒，避免災難性社會動亂的發生。網絡謠言還可能呈現為一種把沖突現實化的相對理性的集體行動，在宣泄和排解各種社會緊張情緒的同時，追求和滿足各式功利化的訴求，并為集體求知和社會參與提供非制度化的實現途徑。

三、基于多層面相上悖論特性的網絡謠言長效治理策略

基于社會管控邏輯下的網絡謠言治理更多采取的是“嚴防死守”“重拳打擊”類措施，而相對忽視了網絡謠言所反映出來的網絡社會空間和現實社會世界中存在的更為深層的社會問題的化解，這就難免會落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維穩”窠臼，其治理效果缺乏長期性和持續性。因此，在多層面相上針對網絡謠言悖論特性的辯證審視，不僅是網絡謠言研究的一種必然趨勢，而且是網絡謠言長效治理的一種迫切之需。具體而言，網絡謠言長效治理策略的邏輯架構如圖2所示。

圖2 多層面相上網絡謠言長效治理策略的邏輯架構圖

1.實現信息公開，加強社會建設

從辯證的角度來看，網絡謠言在社會事實面相上似是而非的模糊性特征，既包含具體信息內容上的虛假性成分，又包括社會心態和話語表達上的現實性成分。針對前者的長效治理策略是平衡官民之間信息不對稱的狀態，最大限度地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實現信息公開，增加社會透明度，讓網絡謠言中的虛假信息不攻自破。這就要求建立健全信息公開機制，借助多種媒體平臺，及時全面地發布相關權威信息，并實時而動態地回應公眾對缺位信息的渴求。此外，還要建立健全常態化的輿情信息搜集、監測、研判與預警機制，并設立具有開放性和參與性的全國網絡辟謠權威平臺。如微博與公安部聯合推出并在2016年5月12日正式上線的“全國辟謠平臺”就是一次有益的嘗試，該平臺是目前全國首個針對全網范圍的謠言舉報和辟謠平臺，接受網友對任何網絡平臺上發現的不實信息的舉報，這必將有利于粉碎網絡謠言、凈化網絡環境。針對后者的長效治理策略是消弭因社會矛盾和社會風險而引致的社會心態失衡，切實保障和改善基本的民生需求，繼續加強社會建設，實現社會公平，使網絡謠言喪失深層的現實社會基礎。這就要求深刻理解社會建設內涵的豐富性，重新評估社會建設任務的艱巨性，徹底扭轉社會建設實踐長期被當作經濟建設附庸的局面，根本改變傳統“維穩式”的社會管理理念，努力促成“在社會關系方面親情與溫情相結合，在社會組織方面社會責任和自治自律相統一，在城鄉結構方面鄉村情結與都市情結相交融，在分配關系方面公平與效率相協調，在社會福利方面整合性與可持續性兼而有之，在社會治理方面政府與社會之間分工與協同相得益彰”B20。

2.重構社會信任，提升政府與媒體的公信力

網絡謠言在社會心理面相上相互交叉的感染性特征，既體現為表征上公眾寧信盲從的一面，更表現為根基上社會信任危機的一面。針對這種社會心理特征的長效治理策略重點在于，破解發生在深度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社會信任危機，促成并維系公眾的“本體性安全感”，在重新構建社會信任的前提下著力提升政府和媒體的公信力，讓網絡謠言失去關鍵的社會心理環境。這就需要在以下三個方面做出努力：第一，提升整體社會信任水平，在建設完善的社會征信體系提高失信成本的同時，通過維護法律權威、培育信任文化來夯實社會信任運行的制度基礎和道德基礎，消除現代化與全球化背景下因偶然性和不確定性而產生的基本焦慮和不信任感。第二，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充分落實國家公務員制度規范政府人員行為，以社會公意為出發點建設法治政府，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通過良政與善治來增進公眾對政府的政治認同，從而使政府樹立合法權威、獲得社會軟權力。在信息化的時代背景下，政府還可以借助網絡問政平臺，拓寬公眾參政議政的制度渠道，通過網絡監督來防治權力腐敗，并積極回應公眾訴求，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超越“塔西佗陷阱”。第三，提升媒體的公信力，規范與約束媒體傳播秩序。加強政府監管和社會監督，健全媒體的管理與監督機制。強化行業自律和責任意識，堅持信息真實性的基本操守，提高從業人員的素質，改善媒體的社會形象。在全媒體時代，主流媒體應著力于技術、業務、流程、運作等方面的創新，與網絡認證自媒體展開深度合作，提供面向用戶、實時互動的專業新聞服務，并在傳遞真實信息的同時傳播主流思想，引領社會輿論的正確導向。

3.展開公民教育，提高公眾的理性行動能力

網絡謠言在社會行動面相上共同參與的集體性特征，可以呈現為一種非理性的集體行為，也可能表現為一種相對理性的集體行動。針對這種社會行動特征的長效治理策略就是化解網民在參與共同行動時因主體性身份喪失而淪為群情激憤之“群氓”的問題，培育其作為公民的主體獨立性，錘煉其公共品性和公共精神，提高其參與公共生活的理性行動能力，使網絡謠言喪失受眾的傳播主體。第一，展開主動式的公民教育，在參與學校、社區、社會等層面的公共生活中，增進公眾的公民知識、公共理性、共同價值感和主體行動能力，使其在充滿熱情、積極主動參與的同時，能夠慎思明辨、理性而節制地行動，在捍衛權利維護利益的同時，實現“公共的善”，從而成為一名合格的現代公民。第二，展開以信息管理能力為核心、以情感交流能力為驅動的媒介素養教育，通過將媒介素養教育納入國民教育課程體系、鼓勵與孵化從事媒介素養教育的社會組織等方式，使公眾在遭遇“信息爆炸”“信息超載”時，既具備獲取、選擇、批判、創造與整合的認知能力，又擁有思想信念、責任擔當與道德情操的情感素養，不但可以不造謠、不信謠與不傳謠，而且能夠主動參與防謠、辟謠和止謠，進而成為一名具有“網絡公民意識”的合格網民。

4.構建社會安全閥，增強社會結構承受沖突的能力

網絡謠言在社會功能面相上的工具性特征，既包括能夠帶來社會危害的風險性，又含有可以引發社會變革的機會性。針對這種社會功能特征的長效治理策略在于，根本扭轉社會管控模式下的打擊思路，構建社會安全閥制度，提供社會不滿情緒的表達途徑，增強社會結構的靈活性，提高社會結構承受沖突的能力，從而化解社會風險，抓住變革機遇。一方面在治理思路上，轉變強調整合與秩序、拒斥矛盾與沖突的功能論視角，以把沖突常態化、制度化、功能化的沖突論來審視網絡謠言，將其看作是社會輿論領域中一種常見的沖突表現形式，發揮其對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的維護、調節和適應的作用，而非以“洪水猛獸”的名義來試圖清除、根絕網絡謠言。另一方面，在治理方式上，建立健全社會安全閥制度，通過全面拓展公眾訴求的表達渠道，提供轉移敵對情緒和發泄侵犯性傾向的合法途徑，引導非現實性沖突向現實性沖突轉化，從而在滿足公眾訴求的同時，提高其對網絡謠言的社會免疫力。

四、結語

網絡謠言是網絡時代一種復雜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現象。在社會管控思維的影響下，基于社會秩序與社會穩定的考量，網絡謠言的復雜性和悖論性被簡單化和片面化，在社會事實、社會心理、社會行動以及社會功能等面相上分別被貼著“虛假性”“盲信性”“非理性”和“風險性”的負面標簽，這為網絡謠言的治理帶來合法性，然而也容易產生“維穩式”的高壓打擊態勢。雖然它可以在短期內取得即時成效，但是這種針對網絡謠言進行的社會管控更多采用的是事發后的懲治措施，缺乏根本性的事先預防措施，其治理的長期效果并不理想。實際上，在國家推動社會管理體制創新、加強社會治理的宏觀背景下，我們應該全面客觀地認識網絡謠言，“既不能盲目樂觀，也不能盲目悲觀，既不能袖手旁觀，也不輕言徹底清除”B21。這就需要從多層面相上的辯證觀出發，找回網絡謠言悖論特性中的“現實性”“盲疑性”“訴求性”以及“機會性”，在“模糊性”“感染性”“集體性”以及“工具性”等復雜特性的分析框架中，理性思考網絡謠言的長效治理策略，唯有如此方能標本兼治。

注釋

①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第38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16年7月發布。

②周裕瓊：《當代中國社會的網絡謠言研究》，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14頁。

③陳紅梅：《網絡謠言傳播的特點及其應對》，《編輯學刊》2009年第6期。

④劉剛：《“管控型”穩定：當前我國農村基層穩定的一個分析框架》，《東南學術》2012年第2期。

⑤郁建興、關爽：《從社會管控到社會治理——當代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新進展》，《探索與爭鳴》2014年第12期。

⑥周裕瓊：《謠言一定是洪水猛獸嗎？——基于文獻綜述和實證研究的反思》，《國際新聞界》2009年第8期。

⑦陳國戰：《作為一種社會資本的網絡謠言》，《探索與爭鳴》2014年第6期。

⑧汪青云、童玲：《突發事件中的網絡謠言特征分析——基于2010—2014年間網絡謠言的研究》，《新聞知識》2015年第6期。

⑨[法]讓-諾埃爾·卡普費雷：《謠言：世界最古老的傳媒》，鄭若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頁。

⑩[法]弗朗索瓦絲·勒莫：《黑寡婦——謠言的示意及傳播》，唐家龍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25頁。

B11法制網輿情監測中心：《2012年網絡謠言事件研究報告》，法制網，http：//www.legaldaily.com.cn/The_analysis_of_public_opinion/content/2012-12/05/content_4031263.htm，2012年12月5日。

B12張志安等：《微信謠言的主題與特征》，《新聞與寫作》2016年第1期。

B13[美]羅伯特·K·默頓：《社會研究與社會政策》，林聚任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288頁。

B14唐緒軍主編：《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No.6（201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52—64頁。

B15[美]凱斯·R·桑斯坦：《謠言》，張楠迪揚譯，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8、72頁。

B16王俊秀、楊宜音主編：《中國社會心態研究報告（201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64頁。

B17[法]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馮克利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第18頁。

B18[美]奧爾波特等：《謠言心理學》，劉水平等譯，遼寧出版社，2003年，第17頁。

B19房寧主編：《中國政治參與報告（201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3、219頁。

B20景天魁：《時空壓縮與中國社會建設》，《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5期。

B21郭小安、王國華：《謠言定性與定量的再思考》，《情報雜志》2012年第10期。

責任編輯：沐 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