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我國股東代表訴訟制度

劉園園

摘 要：股東代表訴訟制度，是指在公司的權益遭受侵害，而董事、監事、高管等怠于起訴維權時，股東以其自己的名義提起訴訟，且訴訟效果最終由公司承擔的一種訴訟制度。股東代表訴訟制度是各國或地區公司法上的一項重要內容，被認為是彌補公司治理結構缺陷及其他救濟方法不足的必要手段，在保護中小股東權益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1]。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已正式在我國確立了股東代表訴訟制度，但仍有諸多尚需完善之處。

關鍵詞：代表訴訟；訴訟效果；前置程序；訴訟擔保

公司的權力中心往往由公司名義上的權力機關——股東大會，轉至公司的執行機關——董事會以及管理層，加之眾多中小股東人微言輕，在公司權益遭受非法侵害時，其合法權益亦實難得以保全、救濟，故而股東代表訴訟制度應運而生。而隨著對中小股東權益保護觀念意識的加強，該制度亦日趨完善、發展。

1 我國股東代表訴訟制度的特點，及不足之處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下文簡稱為《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條、第一百五十一條針對股東代表訴訟制度，進行了簡要而粗略的規定。它是指股東在公司的權益遭受侵害，而董事、監事、高管等怠于起訴維權時，股東以其自己的名義提起訴訟，且訴訟效果最終由公司承擔的一種訴訟制度。

1.1 我國股東代表訴訟制度有如下四個特點

第一，在股東代表之訴中，實際權利義務的承受者是公司，而非提起訴訟的股東。因為不法侵害者直接侵害的是公司的權益，而非提起訴訟的股東的個人權益。因此，起訴的股東并非該訴訟中的實際權利義務主體，并不享有行使訴權的基礎實體權利，他只是代替公司行使訴權。

第二，作為股東代表訴訟被告的，是實際侵害公司利益的人，而非公司。

第三，通常情況下，股東應當先以書面方式請求董事、監事（會）針對公司權益遭受侵害的情形提起訴訟，若其收到書面請求后拒絕提起訴訟，或者自收到請求之日起三十日內未提起訴訟的，此時股東才有權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義直接起訴。因此，股東在提起代表訴訟之前，須先行請求公司的相關機關進行救濟，而不得繞過此一環節，直接提起訴訟。

第四，受到非法侵害的公司，最終承擔股東代表訴訟的訴訟效果。由于公司才是實體意義上的權利義務主體，故而，該代表訴訟的效果理應歸屬于公司，而非提起訴訟的股東。

1.2 雖然，我國《公司法》確立的股東代表訴訟制度，仍存有諸多亟待完善的不足之處。具體如下

第一，先行請求公司相關機關予以救濟——股東代表訴訟的前置程序，無法徹底杜絕虛假訴訟、濫訴、無理纏訴等不良現象的發生。

依照我國《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條之規定，股東在董事、監事（會）收到其書面請求后拒絕提起訴訟，或者自收到請求之日起三十日內未提起訴訟時，有權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義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股東代表訴訟制度的這一前置程序的設置，旨在給予公司相關機關依法、依約，妥善維護公司合法權益的機會的同時，亦給予股東充分、理性考慮自己訴訟行為是否恰當的時間，進而消滅虛假訴訟、濫訴、無理纏訴的現象。

但從上述我國《公司法》的相關規定不難看出，凡股東向監事會或董事會提出請求后， 只要該請求被拒絕或法定期間內公司相關機關并未起訴，即使其經過充分的論證，得出了正當理由， 股東仍然可以提起代表之訴，且不再有任何限制性條件。故而，目前我國針對股東代表訴訟的前置程序的相關立法規定，并不能真正起到，抑制某些情形下的股東虛假訴訟、濫訴、無理纏訴的行為。并且在造成司法資源浪費的同時，亦將不可避免地損害公司的利益，以及相關被告的經濟、名譽利益。

第二，我國《公司法》并未明確規定股東代表訴訟中的訴訟擔保制度的適用條件[2]。

提起代表訴訟的股東，以其提供的相應財產為擔保，來保證自己的訴訟行為并非惡意訴訟，實為維護公司合法權益之訴，如果給公司的利益造成損害，或給被告造成經濟或名譽的損害的，則以其提供的財產予以受害方賠償。這便是所謂的股東代表訴訟中的訴訟擔保制度。這一制度與上文所述“股東代表訴訟的前置程序”，在抑制濫訴，避免不必要的司法資源浪費，以及減少相關方財產、名譽等損失方面，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甚至較于“股東代表訴訟的前置程序”，在實際適用時，更能達到預期效果。

但鑒于上文，提起代表訴訟的股東所需提供的作為擔保的財產，往往要求與其訴訟行為可能導致的損失基本相當。這對于提起代表訴訟的股東來說，實則負擔過重。往往造成部分善意的中小股東，在公司權益遭受不法侵犯時，雖明知股東代表訴訟制度，但也只能望洋興嘆了。因而，通過立法，科學而又詳盡地規定股東代表訴訟中的訴訟擔保制度的適用條件，是非常必要的，它將關系到股東代表之訴能否真正地實現其救濟性價值。

第三，我國立法并未給予特別、明確的規定，股東代表之訴中的舉證責任。

依照證明責任的一般原則，在平等的民事主體之間，適用“誰主張、誰舉證”。因而，在平等的起訴的股東與侵害人之間，就所訴的侵權行為、損害結果、二者的因果關系，以及侵權行為人的主觀過錯，均應由起訴的股東負舉證責任。即，在舉證不明的情形下，提起訴訟的股東將承擔相應的不利后果。但是，在股東代表之訴中，原告股東本身往往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公司受控于大股東或高管人員，很多證據都掌握在他們手中，小股東不可能自如地取得重要信息，況且，相關重要信息很有可能被控制者轉移、修改甚至銷毀；如果由提起股東代表訴訟的中小股東負舉證責任，顯然是不公平的[3]。故，應當明確立法，確立此處的證明責任應適用舉證責任倒置的證明原則。

第四，我國《公司法》對于股東代表訴訟產生的費用的最終負擔主體并無規定。即，股東代表訴訟產生的費用由敗訴的被告方承擔，在我國是于法無據的。無論原告股東勝訴，亦或是敗訴，諸如：訴訟費、律師代理費等往往金額較高的必要支出，均由其自行承擔。如此一來，對于為維護公司合法權益而提起代表之訴的股東而言，其積極性將大大減退。除非間接涉及自身權益，否則，股東代表訴訟將不再是理性股東的明智之舉。

2 結語

我國《公司法》雖正式確立了股東代表訴訟制度，但仍需制定相關配套規定， 來彌補諸多亟待完善之處，使得股東代表訴訟制度在我國能夠真正、良好地付諸實行，充分發揮規范和完善公司治理、保護股東權益的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1]趙旭東主編：《公司法學》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版），P295。

[2]蔣國艷：《我國股東代表訴訟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其完善》，載于2011年5月，總第275期，《法制與經濟》。

[3]趙旭東主編：《公司法學》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版），P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