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網絡水軍行為社會危害生成機制及防控

崔展豪+楊金春+張建程

摘 要：網絡水軍是互聯網時代的新生群體，是指受雇于利益攸關方及其中介，在各種網絡平臺上發表網絡言論，達到一定的現實社會效果后從指示發出者處獲取報酬的網絡人員。筆者將首先從網絡水軍這一概念入手，分析其行為模式和特征等必要要素；然后依據其行為分析其對現實社會和網絡社會的危害性；并將從現行刑法規制方法、規制原則和刑法之外的補充性規制方法三方面闡述網絡水軍行為構成犯罪后的規制模式。

關鍵詞：網絡水軍；網絡言論；逐利性；社會危害性

隨著我國互聯網的迅速普及與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傳統媒體話語壟斷權的打破與網絡輿論的被重視程度不斷提高并行不悖?；ヂ摼W的出現與普及消除了人際溝通中的地理距離，而網絡媒體的出現則打破了傳統媒體對話語權的壟斷，在互聯網時代，人人都可以發聲，人人都能聽到別人發聲。由此使得網絡言論數量呈現爆炸性增長趨勢，其權威性受到嚴重威脅，不可控性增強。言論一經發布即廣為人知，影響力擴散速度極快，難以收回與刪除。

目前已經發生的幾乎每一次網絡輿情事件都能夠讓普通民眾感受到這種強烈的趨勢，而網絡水軍更是在此類事件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產生巨大的推波助瀾作用。在網絡環境下，“沉默的大多數”是大多數網民在某一網絡事件發酵初始的態度，但一旦出現一位所謂的意見領袖表態站隊，“沉默的大多數”便有可能基于從眾心理和規避網絡戾氣的考慮跟隨意見領袖和表面上的網民大眾，左右著網絡輿論。帶來顯而易見的危害，一旦利益攸關方通過網絡水軍控制了網絡輿論，就極可能產生虛假輿論，干擾大眾的想法和政府主管部門對民意的理性判斷，進而產生由網絡延伸到現實生活中的危害，達到一定程度即構成犯罪。

1 刑事違法性與法益侵害：網絡水軍社會危害性何以生成

一般而言，網絡水軍是指受雇于網絡公關公司，為他人發帖回帖造勢的網絡人員，其以注水發帖來獲取報酬；也有人認為，網絡水軍是網絡公關公司所雇傭的在互聯網上集體炒作某個話題或者人物以達到宣傳、推銷或者攻擊某些人或產品的目的的數量龐大的網絡人員。

從有網絡水軍活躍的網絡事件中可發現，網絡水軍發布網絡言論必然是圍繞某一事件或由某一事件所引起的話題而進行的。事件可分為真實存在發生過或發生著的事實與虛構的事實兩種。賈君鵬事件中，網民虛構出一個人物“賈君鵬”和一個事件“賈的媽媽喊他回家吃飯”，這就是典型的虛構事件，謠言也屬于虛構的事件。真實發生過或真實發生著的事件內容包括時間、地點、主體（人物）、客體對象、行為人的主觀形態與客觀行為、事件本身的起因、經過、結果等。其中，人物和對象作為事件中最為關鍵且不可或缺的兩個要素，幾乎在每一次網絡輿情中都成為水軍炒作的焦點。

依據行為的特征可以將網絡水軍在各類網絡平臺上的行為可以分為兩類：基礎行為與目的行為。

基礎行為即水軍針對事件與話題所做的評價、描述、分析。評價分為正反兩方面，正方面是吹捧、夸大，是通俗意義上的“說好話”，網絡投票的刷票行為亦屬于此范疇，反方面是攻擊、謾罵、貶低、誹謗等，是通俗意義上的“說壞話”。描述僅指對某一事件某一方面的客觀展示，以擴大受眾面使事件廣為人知，需注意的是盡管其屬客觀描述但仍有可能僅是突出整個真實狀況的一部分，而這部分事實的擴散恰好對其客戶的利益維護有利，即水軍的這種描述行為并非以全面辯證的方式進行。分析針對的是事件本身的起因、經過與結果，通過對這三者的偏向性分析并將其廣泛傳播給受眾達到客戶要求。

水軍做出基礎行為是為了以達到煽動特定或不特定受眾、公關、清除某一對象的負面影響或者包裝炒作某一對象的目的，最終滿足利益攸關方的要求。

依據對網絡水軍上述行為模式的探究總結得出其特征，分為主體特征、行為特征與效果特征三種。

第一，主體特征。根據網絡水軍整個團隊的運作模式，即“利益攸關方—中介（網絡公關公司）—水軍組織者（“包工頭”）—基層水軍（網絡人員）“的運作鏈條，可以得知所謂主體是指上述四種。其體現的是一種集團化規?；墓芾砟Ｊ?，鏈條上下游之間存在管理與被管理、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注重高效率地運作。由于網絡的虛擬性、便捷性與匿名性，廣大水軍具有匿名性、準入條件低、臨時性和靈活性等特征。網絡人員只需要一臺電腦、暢通的網絡、支付寶賬號即可參加水軍，不需要任何專業知識、學歷要求。

第二，行為特征?；诰W絡信息傳播的迅速性和不可控性，水軍發布網絡言論的行為同樣具有爆發突然性與不可控性。一旦水軍有組織地發布同一類型的言論，在短時間內就能大量匯集，具有爆發性；而言論一旦發出則難以消除，客觀上不易控制形勢。

第三，效果特征。同樣基于網絡信息傳播的迅速性與發布言論的便捷性，網絡言論影響范圍較現實言論更廣，速度更快。單位時間內密集發帖，再加上水軍有意識地對言論內容作有傾向性的編輯，使其更符合客戶的要求，更具煽動性，兩方面因素使得言論爆發力與持久力更強。

通過對網絡水軍行為模式及其特征的分析，我們能夠更好地界定這一概念。本部分開篇所述前后兩種概念解釋的區別主要在于以下幾點：

第一，主體特征。主體是指利益攸關方、中介、水軍組織者與基層水軍四類，故應當將這四種主體體現于概念當中。任何一個或幾個自然人、法人、社會團體均有可能是利益攸關方，他們出于逐利的需要，尋找并委托任務給網絡公關公司，公關公司與眾多水軍組織者保持聯系，任務最終下放至基層水軍處?；鶎铀姲l布網絡言論，匯總統計后發至上級，上級審核通過后即可獲取酬勞。

第二，行為模式特征。結合前文對水軍行為特征與主體特征的分析，本文認為應在雇傭關系的基礎上補充完整四主體運營鏈條。同時應當注意到，只有在水軍的網絡言論產生客戶所希望的現實社會效果之后，水軍才可能獲得來自利益攸關方和中介公司的報酬。此外，發帖、注水、炒作等說法應統一界定為發布“網絡言論”。所謂“網絡言論”其形式多樣，文字、圖片、視頻、音頻、論壇帖子、一條微博等所有基于網絡發布出去的用于人與人之間交流的信息均可視為網絡言論。

在界定清楚網絡水軍的概念和行為模式之后，我們需要對其行為進行社會危害性評價。筆者認為，對某一種行為進行社會危害性評價，需至少有三點理解：社會危害性的特定含義是行為侵害法益；社會危害性的有無、大小的判斷標準是刑事違法性，具體來講即犯罪構成要件；社會危害性是根植于一定時間一定區域社會狀況之中的，其評價必須堅持歷史的、全面的、聯系的觀點。

有學者認為，社會危害性本身具有籠統、模糊、不確定性特征，同時認為它是一種僅需由立法者與法學研究人員進行判斷而不能苛求司法者與守法者進行判斷的社會政治評估。撇開立法者、法學研究人員、司法者和守法者這種分類方法的邏輯問題不談，這種觀點實際是以社會危害性的不確定性、模糊性特征為論證基點否定其可認識性與可判斷性。人們往往從中感覺到的是同一種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評價沒有統一確定的標準，評價依據往往是當時的社會觀念，其中體現的模糊性十分不利于罪刑法定的貫徹執行。而在司法實踐中評價一個行為社會危害性有無與大小是依據分則具體罪名的犯罪構成要件來進行的，構成要件齊備則構成犯罪，具有社會危害性。每一構成要件下又包含多種要素，這些要素與犯罪情節一起構成社會危害性大小的評價依據。據此有學者提出刑事違法性決定社會危害性，社會危害性本身喪失實體內容的說法。

這種以社會危害性具有抽象性、概括性的特征為由否定其具有可認識性、可判斷性的觀點有失妥當。刑事違法性決定社會危害性的論調更是有犯形而上學錯誤的危險。刑事違法性是社會危害性在刑法規范中的體現，離開了社會危害性，刑法規范就失去了活力，不能因時間、條件等社會狀況的變化而做出相應應對。我國79年刑法規定了投機倒把罪，后來這種行為反而被認為是搞活市場經濟的好方法，投機倒把罪是口袋罪。這種變化正體現了社會危害性的變異性特征。沒有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便做不到與時俱進，人們試圖理解犯罪行為也會像被釜底抽薪一樣感到無所適從。社會危害性有其特定含義，即行為一旦侵害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或者說刑法所保護的法益，此時即屬危害社會的范疇。實踐當中需要一個具體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標準來對行為是否具有社會危害性進行判斷，即犯罪構成要件。法益侵害的觀點認為一旦行為侵害到法益，即產生社會危害，結合我國定罪中“定性加定量”的模式，這種行為只要不屬于“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即構成犯罪。

2 網絡水軍的社會危害

由于水軍的行為是現實中的人在網絡上所為，其負面影響體現在對現實社會秩序的危害和對虛擬社會秩序的危害兩方面。

（一）對現實社會秩序的危害。

1.危害國家安全。網絡水軍不僅可能存在于商業競爭中，還有可能成為國外某些別有用心的反華勢力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煽動挑撥民族沖突、陰謀分裂國家的工具。網絡水軍因其逐利性，不惜違反國家法律，散布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制造謠言，混淆視聽。山東文登事件中，某些蓄意危害國家安全的網絡分子借題發揮，對維護國家穩定、維護社會正常秩序的學生進行口誅筆伐。

2.破壞市場經濟秩序。商業競爭中使用水軍加上水軍行為本身具有的特征使得雙方很容易突破道德底線，完全罔顧商業行為誠信原則，惡意抹黑攻擊對方的公司、公司產品質量甚至公司負責人本人人格尊嚴，構成不正當競爭，擾亂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惡意攻擊競爭對手，捏造并散布虛偽事實損害他人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給他人帶來重大損失或有其他嚴重情節的，亦有可能構成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

3.擾亂正常社會秩序。筆者認為，各個代表不同利益的網絡水軍集團間的論戰盡管開始并結束于網絡平臺，表面上也僅在論戰雙方即兩個虛擬ID間進行，但由于網絡上的ID其背后代表的是一個現實當中的人，網絡行為的效果實質上并非僅凸顯在網絡空間，更作用于現實中，對現實中的人產生實在的傷害。在現實生活中可能因辱罵、恐嚇、編造傳播虛假信息等違法行為而入罪的行為，如尋釁滋事罪、敲詐勒索罪等都有可能存在于網絡社會。

由于網絡言論具有某些特別特征如擴散速度快、影響范圍廣，使得其能夠實現某些現實言論無法實現的效果。其煽動性更強，因此水軍的某些不當言論一經發出即易產生煽動性效果，可能構成一系列煽動性犯罪。當有人利用網絡言論傳播的快速性，以發布對特定群體或特定人不利的信息為要挾對此人實施威脅，并索取其財物達到一定數額和程度，即可能構成敲詐勒索罪。盡管不排除網絡上理性理智、能獨立思考的人大有人在，但網民主體上是“沉默的大多數”，一旦大量水軍對某個事件開展了偏向性引導，極有可能控制輿論走向，進而被利益攸關方控制了網絡話語權。而網絡由于其匿名性和信息傳遞的高速性逐漸匯聚了大量民意，成為公司面向消費者、政府面向公眾的一個平臺，是公司、政府作出決策的重要依據。既然水軍能夠左右網絡輿論，而水軍又具有很強的逐利性，那豈不是只要財大氣粗，就能對社會產生深刻影響，一旦產生的是負面影響，后果十分令人擔憂。

4.侵害人格尊嚴權。網絡中的每一個ID均可視為一個擬制的人，其背后站著的一定是一個現實中的人。當現實中的侮辱誹謗辱罵等惡意語言的應用出現在虛擬的網絡中的時候其對現實中的人格尊嚴的侵害可能更為嚴重，原因仍然是網絡言論的快速傳播性和廣泛影響性。

（二）對虛擬社會秩序的危害。

首先虛擬社會這一概念本身值得探討。網絡中眾多ID（擬制的人）發布言論的行為均由現實中的人完成。但如果僅僅將網絡社會提出來單獨分析，其仍然具有某些無法具體體現到現實社會中的特征。如同現實言論可能對現實社會秩序造成危害一樣，網絡言論更具有爆發性和影響力，其對網絡虛擬社會秩序的危害更大。

考慮到上述水軍行為可能造成的社會危害，研究其防控模式存在必要性。

3 網絡水軍社會危害之防控

當網絡水軍的行為產生社會危害性且構成犯罪時，需要有相關刑法規范來防控。筆者從現行刑法規定、規制原則和刑法之外的補充性規制方法三方面進行分析。

（一）我國現行刑法對水軍行為的規制

我國現行刑法第287條規定了利用計算機實施犯罪的提示性規定，這就為本為規制現實社會關系的刑法涉足規制網絡犯罪行為提供了一條基礎性規定。凡網絡水軍的網上言論涉及相關犯罪的，涉及哪一條，就依哪一條的規定定罪處罰。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利益攸關方—網絡公關公司—水軍組織者—基層水軍”的運營模式，基層水軍人數龐大，如若整個水軍鏈條涉及犯罪，則對基層水軍的懲罰往往耗費巨大的司法資源，面臨取證難、抓捕難，程序不規范等問題，甚至是“法不責眾”。一般認為對這一群體的刑罰需要引入一個新要求，即“情節嚴重”?！秲筛哧P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侮辱誹謗罪、尋釁滋事罪等罪名法條中“情節嚴重”作出了量化解釋，同樣，司法機關可就新要求“情節嚴重”作出司法解釋，完善刑法規制。而利益攸關方與公關公司作為整個水軍鏈條的核心，人數最少，其信息公開，便于管理，相對易于采取司法措施，完善對利益攸關方和中介公司的刑法懲罰措施就好比釜底抽薪，從根本上切斷水軍鏈條，阻卻其社會危害的生成。

（二）刑法規制所需遵循的謙抑性原則。

由于憲法規定公民享有言論自由，網絡言論亦應視為言論的一種，故刑法在對利用網絡言論進行的犯罪實行規制的同時必須注意遵循刑法的謙抑性原則，不可過多干預。當行為確實存在較大社會危害性需要刑法規制時，才可以使用刑罰。過多過早的干預很可能適得其反，不能做到有效維持社會秩序，懲罰犯罪、保護人權。

（三）刑法之外的補充性規制方法。

現代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使得網絡服務提供商和主管部門有能力通過相關技術手段，如關鍵詞攔截等網絡過濾手段加強對網絡發帖行為的管理。事實證明，在歷次網絡事件中，只要網絡服務提供商下定決心屏蔽相關信息，這些信息就無法出現在網絡平臺上，網絡環境會得到很大的改善。針對網絡的匿名性特征，主管部門可以循序漸進地推行網絡實名制。由于目前網絡ID的注冊需要使用郵箱或者手機號作為ID的一種密保手段，而郵箱本身的注冊也需要用戶提供手機號，所以可以通過推行手機號實名制來間接實現網絡實名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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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樊文，罪刑法定原則與社會危害性的沖突，《法律科學》1998年第1期。

[4]陳興良，社會危害性理論——一個反思性檢討，《法學研究》2000年第一期。

作者簡介

崔展豪（1995-），男，漢族，山東青島，南昌大學法學院，本科，研究方向：刑事法學。

楊金春（1995-），男，土家族，湖北恩施，南昌大學法學院，本科，研究方向：憲法與法理。

張建程（1995-），男，漢族，江西宜春，南昌大學法學院本科，研究方向：刑事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