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域視野下的社會問責：空間構建與權力生產

肖原

摘 要：“場域”是布迪厄社會學理論中一個關鍵的空間隱喻，對社會問責而言，可以將政府官員、專家學者和社會公眾架構的交流與溝通的社會空間視為一個充滿爭斗的權力場域。政府官員和社會公眾憑借政治資本、專家學者憑借文化資本與技術資本共同進入到社會問責場域，在場域內產生自下而上的權力生產和自上而下的權力轉換這兩個圖景。最后本文指出，依賴于空間權力的平等化以及問責場域的規范化過程，實現社會問責的有效性和長效化。

關鍵詞：社會問責；場域；資本；權力

社會問責依托于責任政治和民主政治的邏輯必然，在特定時空和話題中呈現出權力代理者和委托者之間的社會關系，它在同一時空或同一談話場所中搭建政府、媒體和社會公眾交流與溝通的平臺。事實上社會問責構建起新型的權力場域，參與者憑借各自占有的資本進駐這一權力場域。

1 社會問責場域的構建

場域是布迪厄社會學理論中的核心概念，他這樣定義場域：“從分析的角度看，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或一個架構?！盵1]圍繞某一話題或中心的相關社會行動者憑借各自獲取的資本在諸多社會空間占據特定位置，資本既是進入某一場域的手段，也是在充滿競爭的場域中的爭奪目標。

（一）社會問責場域中的資本類型

場域是資本作用的舞臺，政府官員和社會公眾憑借政治資本、專家學者憑借文化資本與技術資本進入問責場域。具體而言，政府官員是公共權力的代理者而社會公眾是公共權力的委托者，政府官員被要求也有義務就其行政行為和活動向社會公眾提供辯護和解釋，所以政府官員和公眾二者依著以公共權力為核心的政治資本，依著代理者與委托者之間的客觀位置和客觀關系架構起社會問責場域。專家學者進入社會問責場域與文化資本和技術資本密切相關，他們經過長時間教育、知識學習等積累起文化能力，擁有大量的書籍、字畫等文化商品，在學術領域因高學歷學位和研究成績獲得文化資格。他們憑借文化資本將社會問題分析得更為深刻，為解決問題提供的指導更為專業。社會問責場域中政治資本、文化和技術資本在問責過程中交匯互補，提高了各類資本的綜合質量和水平。

（二）社會問責場域的特征

社會問責場域作為相對獨立的社會空間，有其自身運作邏輯和特質：第一，問責場域是由客觀關系構成的系統，參與者之間以政治關系為紐帶聯結起來的，是享有治權的政府官員群體與享有民權的社會公眾群體之間的互動空間。第二，問責場域內部具有規則性，參與者按照特有規則建立社會問責場域又在場域內開展問責活動。社會問責場域最重要的規則就是平等地位關系，否則構建的問責場域將流于形式。第三，問責場域是一個充滿爭斗的空間，政府官員與社會公眾因為信息、地位和觀念差不對稱別等原因始終處于緊張關系，甚至對立狀態。歸根結底場域內部的爭斗性在于參與者持有的資本力量間的差距和不對稱關系。第四，問責場域邊界模糊的，布迪厄認為，“場域的界限只能通過經驗研究才能確定，他們很少會以一種司法限定的形式（如學術機構錄取人員的最高限額）出現?！盵2]社會問責場域的邊界因特定中心議題和參與者的變化具有模糊性，問責效果隨之具有不確定性。

2 社會問責場域的權力生產與轉換

所謂“以空間換權力”，在中國傳統官僚政治社會中，由于官民截然對立沒有二者對話交流的空間，再加上尚未興起民權意識，民自然就缺失監督權力的權力。然而空間是權力運行的重要載體，而且空間本身就是一種極為重要的權力。當政府官員、社會公眾和專家學者在現代民主、責任政治的時代架構起社會問責場域，就實現了自下而上的權力生產和自上而下的權力轉換兩個過程。

（一）自下而上的權力生產

社會公眾和專家學者原本游離于廣大的社會空間中，當他們進入社會問責場域，意味著他們被組織起來要求政府官員就行政活動提供必要的信息和合理的解釋，甚至提出質疑。實際上，社會問責場域實現了社會公眾權力的再發現和再實踐，社會公眾主人翁的地位在社會問責空間得到尊重和強化，同時集中賦予社會公眾新的權力和社會關系。

從社會公眾和專家學者的角度來看，自下而上的權力生產體現為兩組對應關系。第一，權利實現與權力監督的關系。對權力監督問責的過程就是權利實現的過程，社會問責場域中參與者憑借網絡或現實平臺在虛擬或真實的空間交流某一中心議題，依托于這一問責空間社會公眾原有的知情權、表達權、監督權和質詢權得以煥發出新的力量。

第二，反權力與權力的關系。社會問責場域賦予無權無勢的社會公眾挑戰官方權力的權力，這是一種上行的權力產生過程。在這里，將與官方權力形成對抗的權力稱之為反權力，意味著它不同于行政組織體系中通過選舉、選拔和考試獲取的制度化和等級化的正式權力。當作為個體的社會公眾進入到社會問責場域時，政府官員成為為自身行為活動辯護和解釋的客體，公眾與官員之間的社會地位鴻溝得以消除，官員的行政身份得以弱化，社會公眾的權力公民身份得以強化，從而架構起權力與反權力的新型權力關系，問責空間的權力總量隨之增加，權力與反權力在充滿斗爭和沖突的問責空間此消彼長。

（二）自上而下的權力轉換

進入到社會問責場域的政府官員，需要暫時擺脫行政體系中公共權力擁有者的身份，而是成為被監督、被問責的對象。由此看來，政府官員由自上而下的權力人向責任政治人轉變，政府官員與社會公眾和專家學者之間原本等級性的社會關系得以重構為相對平等的權力關系和社會關系上。

從政府官員的角度來看，社會問責場域中發生的自上而下的權力轉換體現為兩組變化關系。第一，由權力人向責任人的轉換。在問責場域行政體系中的政府官員身份部分消失了，而作為責任人的政府官員身份出現放大鏡效應。這一身份關系的轉換帶來地位關系上的變化，政府官員在日常行政工作中“高高在上”的地位被官民之間平等地位所取代，對于社會公眾的提問政府官員不再以“高姿態”、“唱高調”方式回答，而是學會平等理性交流，向社會公眾解釋他們制定的是符合民意的公共政策，他們的行政活動是為著社會公共利益服務的，他們是責任政治的承擔者。

第二，由唯一絕對性的話語權轉向分散化的多中心的話語權。在大眾傳媒場域政府以強政治資本擁有絕對權威的話語權，社會公眾往往處于失語狀態。所謂“話語即權力”，在社會問責場域話語權發生較大的變化。問責場域是以參與者間平等關系為規則架構的，打破了權威與非權威的界限，社會公眾和專家學者不受約束自由表達意見，社會公眾的民意和專家學者的學術話語與政府官員的行政話語形成對抗。

社會問責場域呈現的自下而上的權力生產和自上而下的權力轉換兩種圖景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由此看來，在社會問責場域內部依據民主政治資本和責任政治資本產生兩個細分場域，細分場域之一的社會公眾場域以反權力和權利實現的方式進行自下而上的權力生產，意味著原本邊緣化的公民權力得以煥發出內含力量的、有生氣的、有潛力的存在。另一個細分場域即政府官員場域以責任政治人的身份和尋求多元話語權的方式實現自上而下的權力轉換，意味著原來的支配關系和屈從關系向著平等關系轉變。

3 反思：社會問責場域的平等關系與制度化過程

社會問責場域是一個參與者之間協商對話、競爭和博弈的空間，只有博弈雙方勢均力敵才能避免問責流于形式，社會問責場域的效果取決于兩個細分場域之間力量是否均等。

（一）社會問責場域中的空間平等與權力平等

社會問責場域中參與者在權力平等的條件下才能形成平等理性的對話溝通，然而空間是權力運行的載體，權力的不平等就體現為空間的不平等上，空間的不平等就是權力的不平等。[4]理論上架構的社會問責場域要求社會公眾與政府官員的平等權力與人物關系，但是二者都無法完全擺脫原有場域的慣習，作秀般的電視問責就是在政府官員強權主導下的結果。社會問責場域內的兩個細分場域依然存在不對等關系，應從以下四個方面推進平等關系的建立，第一，社會公眾場域亟待擴大活動空間，掌握有更多信息才能實現信息基礎上的平等話語權；第二，社會公眾場域應當形成適應社會問責場域的慣習和精神，捍衛并且踐行權力公民的知情權、表達權、監督權和質疑權。第三，專家學者作為社會公眾場域中知識精英和技術精英，不僅要避免向權力獻媚，也要避免袒護非理性民主要求，而是直接介入到公共問題中提供相對理性中立的解答。第四，政府官員場域應當有責任政治的意識，放低姿態善于傾聽社會公眾的需求和期待。

（二）社會問責場域的制度化過程

中國的行政問責是非常態化的問責，社會問責應當實現常態化的問責，在問責過程中轉變政府官員不當的行政思維，提高他們的行政能力，防患于未然。然而問責的常態化依賴于制度化，要在問責事由、問責主體、責任追究上程序化和制度化，以制度化換取長效化。第一，進入社會問責場域的中心議題擴大化，在政府信息公開、政策規劃、績效結果和公共開支管理四大中心議題上社會公眾都有權要求政府官員提供解釋；第二，問責場域參與者的角色規范化，政府官員應對民意保持足夠的敬畏，問責的主體即社會公眾要發揮民主監督的力量；第三，社會問責場域還要延伸至責任追究的程序化，即問責機構有能力對違反他們公共職責的權力使用者施加懲罰。[3]保證問責落到實處，通過一定的程序認定責任歸屬，依據嚴重程度啟動懲罰機制。通過社會問責場域的制度化過程，實現事前的防范監督和事后追責的結合，達到防患于未然和以儆效尤的雙重效應。

參考文獻

[1]崔浩.布迪厄的權力場域理論及其對政治學研究的啟示[J].杭州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02）.

[2]皮埃爾·布迪厄，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論[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P145.

[3]馬駿.政治問責研究：新的進展[J].公共行政評論，20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