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現代官德之路徑：德法并舉

文/張文婷

論壇

重塑現代官德之路徑：德法并舉

文/張文婷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毕仁タ鬃?000多年前的德政主張未能實現于春秋戰國那個“禮崩樂壞”的混亂年代，除社會處于轉型變革之勢外，其主張和理想沒能建立在真實的政治行為之上乃為其故。官德是治國理政的軟實力，官德建設在每一個時代都不可或缺。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重視官德的研究和建設，將之貫穿于治國理政的始終，在《擺脫貧困》、《之江新語》、《干在實處走在前列》、《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等著作，《用權講官德交往有原則》、《領導干部要帶頭樹立八個方面的良好風氣》等文章以及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講話中一以貫之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做官先做人，做人先立德；德乃官之本，為官先修德。

一、中國古代官德培養的傳統路徑：道德自覺

（一）自我砥礪、自我修養

中國古代官德，適應了傳統農耕文明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作為一種行政倫理，通過道德力量使得百官不斷調整自己的行為方式，自我砥礪、自我修養，具有傳統色彩。崇尚德治的思想在中國由來已久，基于“性善論”的理論根基，從內在的官員道德修養入手是我國對官員外在行政作風建設的傳統路徑選擇。以儒家思想為例，其政治建構趨向于倫理化，儒家經典《大學》開宗明義指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其官德修養注重追求的是“人人皆可為堯舜”的道德自覺，主要是一種道德省悟的訓練，注重道德的自律價值，試圖通過道德自律實現對外在行政行為的駕馭。

（二）德治為本，法治缺位

雖然歷代也曾實行“德主刑輔”、“明刑弼教”，“德治”與“法治”相結合的施政方針，“脅之以法，導之以德”，“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但在倫理王國中，一方面高度重視官員的道德建設，另一方面法治退居次要位置，依靠“賢人優于良法、人治重于法治”的思想慣性，將國家社會的長治久安幾乎完全寄托于“好皇帝”、“清官廉吏”。為政在人，雖然可以成就“貞觀之治”、“康乾盛世”，但逃不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怪圈。而且古代官德普遍重權力輕約束、重內省輕規范、重愚忠輕批評，充其量表達了某種良好的愿望，很難成為當權者的道德準繩雖然中國古代從統治者到黎民百姓都推崇官德、崇尚德治，但由于處于人治社會，法律、政治與道德在形式上同構而實質上卻互反，間接阻礙了社會發展，這也是現代官德重塑應當吸取的教訓。

二、現代官德塑造的必然：法治化之路

（一）官德建設單一倫理化路徑的缺憾

我國幾千年來選擇的官德建設倫理化路徑強調“修己以安人”，積累了一定官員的個體道德修養，也在不同歷史時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實效，但卻也暴露出單一選擇的倫理化路徑的先天不足與缺憾。

傳統的“人人皆可為堯舜”的道德自覺，在時下價值取向多元化的強力沖擊下風雨飄搖。自古中國政治的清明與否系于官員的品德和操守，如有幸遇到包拯、海瑞，就救民于水火；不幸遇上和紳之流，就難免橫征暴斂，生靈涂炭。在物質并不豐富的封閉的農業社會，“固窮”的“君子”已經不多，何況經濟全球化大潮的裹挾，脆弱的人性再也難以把持。一些意志較為薄弱的官員，面對金錢、權力、美色，道德嚴重滑坡，陷入泥潭，甚至喪失本應有的崇高理想和信念。實踐證明，法治更能克服人性的弱點和道德的盲區，更具有穩定性、權威性和恒久性。

（二）官德建設法治化路徑的域外實踐

習近平認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官德建設在強調自覺的同時，更應該強調與法制等強制手段的配合”同時，在習近平關于官德修養的重要論述中，總結了古今中外官德修養方面的經驗教訓，提出立足我國國情，堅持洋為中用，不斷創新。⑤

中西方由于歷史文化傳統的不同，在尋求賢人的路徑上亦存在差異。西方認為“人性惡”，其天使理論認為老百姓和官員都不是天使，無論某個人的道德水準多高，都難免會受到私利的誘惑，在私利私心的驅使下都難免會做出有違道德要求的事情。因此，必須運用法治手段，必須依靠嚴密的監督、制約和懲處機制。正如美國法學家博登海默所說：“那些被視為社會交往的基本必要的道德正義原則，在一切社會中都被賦予了具有強大力量的強制性質。這些道德原則約束力的增強是通過將它們轉化為法律規則而實現的?！?/p>

在西方許多國家，為了給復雜的行政行為提供相對穩定的道德評判標準，行政倫理和官員道德都是以法律的形式提出來的。比如，在公務員法則中寫入廉潔自律的道德條款，新加坡《公務員行為與紀律條例》、澳大利亞《公務人員行為準則》、墨西哥《公務員職責法》等都是采取的這種形式。再比如，制定專門的公職道德法則，韓國《公職人員道德法》、意大利《道德法典》、美國《政府雇員道德案》、法國《關于政治生活財務透明度法令》、菲律賓《公共官員與雇員品行和道德標準法》、新加坡《公務員紀律條例》等采取的就是這種形式。

這種將行政倫理與官員道德要求法制化的形式，對政府內部好的工作作風的形成具有導向作用。政府官員會因肯定性評價而獲得道德上的滿足感，也會因否定性評價而產生自我約束的動力，從而有助于官員內在道德修養的增進。預防、治理道德示范的法治經驗值得我們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加以借鑒。

三、法治文化語境下現代官德的重塑

法治文化是人們在心里和行為上所融注的法治精神和原則及其價值追求，這些法治精神和原則及其價值追求被普遍化地認同并成為社會活動的根本準則是現代社會的必然趨勢為了能夠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需求，現代官德重塑離不開民主法治制度和道德教化系統這兩個相輔相成的規范支柱。

（一）德治和法治是官德建設的“鳥之兩翼”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國家和社會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發揮作用。必須堅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傳統美德，培育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既重視發揮法律的規范作用，又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體現道德理念、強化法律對道德建設的促進作用，以道德滋養法治精神、強化道德對法治文化的支撐作用，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痹诠俚陆ㄔO方面，同樣需要道德的教化與法律的規范之合力，作為一項系統工程，官德建設不是依靠自身就能夠獨立解決的，也不是單純的外部干預就能夠奏效的，一方面需要從倫理層面去討論，另一方面也要從制度和文化層面去理解。

人類發展的社會歷史經驗表明，道德的實現需要自律和他律的統一。從人治思維的角度來看，似乎只要讓道德高尚的人掌握權力，只要加強對當權者的道德教育，找到了能夠嚴格自律的好官，權力自然就會被合理運用而在法治思維中，人性是有缺陷的，而且這種缺陷不可能通過社會發展和個人的自我修養予以消除。如果只有自律，過于理想化的狀態會忽視了社會是個人存在的前提這一基本事實；如果只有他律，外在的規范沒有內化成人的精神，那么只能虛擬不定。以道德調整為基礎，以法律調整為主導是現代社會調控機制的重要特點，法治缺乏德治的配合則不排除淪為暴政的風險，德治如果沒有法治的支撐則難免重新踏上人治之路。德治與法治，是官德建設的“鳥之兩翼”。

（二）德法并舉重塑現代官德的對策思考

1.發揮黨校、行政學校德育作用，激發官員道德內驅力。官德重塑法治與德治不可偏廢，目前官員道德水準滑坡，一定程度上源于官員道德責任擔當的內生機制出了問題。習近平同志在2015年12月召開的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強調黨校要在培養“四鐵”干部中發揮為領導干部補鈣壯骨、立固根本的重要作用。理想信念，是一個人、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志向，必須把固本培元的思想建設擺在首要位置。歷史和實踐證明，堅定的理想信念始終是共產黨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靈魂，是我們黨的一大政治優勢。理想信念是否堅定，決定著黨員、干部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個“總開關”能否擰緊。這個“總開關”支配著人的一切思想觀念、行為活動。擰緊了它，人的境界就高了，心胸就寬了，就能堅持正確政治方向、自覺抵制歪風邪氣。反之，就會滑向政治變質、道德墮落、生活腐化的深淵。加強官德修養必須樹立理想信念，必須確立宗旨意識，黨校、行政學校作為輪訓培訓黨員干部的主渠道，應不斷提升教學水平、豐富教學形式，始終把理想信念教育作為黨校工作的重中之重，使黨校成為黨員領導干部堅定理想信念的強化劑，激發黨員領導干部官德修養的內驅力。

2.健全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強化法律和制度對官德的硬約束。亨廷頓認為，“制度就是穩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發生的行為模式”，“制度化是組織和程序獲取價值觀和穩定性的一種進程”個體在道德層面的自我約束、自我砥礪作用效果往往僅僅體現在自身，而制度則會對社會群體產生更為廣泛的影響。官德本身作為一種社會道德并沒有對官員為政產生強制并且直接的約束，而在現階段的中國，我們同時需要的是一種法治化的、制度化的硬約束。

在法治社會，嚴厲的負向道德激勵只能由法律來完成。因為在非法治社會，基于道德規范產生的懲罰，甚至可以比法律規定的懲罰更為嚴厲。如在宗族社會，長老可以將通奸者施以肉刑甚至剝奪其生命，但在法治社會，這種家族暴力被嚴格禁止，由此帶有強制性的負向道德激勵只能由法律手段來完成。堅持通過立法，把必要的道德規范法律化，通過國家立法使之上升為法律規范，使之得以依靠國家強制力從“軟約束”變為“硬約束”。運用公正執法和司法等手段，懲治不道德行為，維護道德權威。把道德要求貫徹于法治建設應當基于社會共識，要防止道德泛化，淪為道德主義。

3.建立規范化、多樣化干部考評機制，將官德作為重點考評內容。我們黨一貫堅持德才兼備的選人用人原則，但在以往各地干部德的考察評價中有幾個比較突出的問題：一是比較重視對干部的政治品德和職業道德的評價，對干部的社會公德和家庭美德不夠關注；二是對干部德的評價指標系統性不足、標準明確性不夠；三是對干部德的考察方式方法不夠完善，考察面不夠廣；四是干部德的考評結果與干部選拔任用之間聯系不夠緊密針對這些問題，在制度設計上，不僅要體現民主性，更要注重實效性。在考核方式上，不應僅局限于民主測評、問卷調查、民主談話，需要豐富考核方式，多渠道多層次多手段綜合運用。同時也應該全方位考核干部的德，既要從組織的角度評價，也要從社會的角度評價；既要堅持年度考核，也要重視日?？己?；既要評價八小時工作時間以內的德行，也要考察八小時工作時間以外的德行；既要進行定性考核，也要進行定量考核；既要重視民主測評，也要重視個別談話；既要察其言，更要觀其行綜合考評，給干部客觀實事求是的評價，并將對干部德的考評結果與干部選拔任用直接掛鉤。

4.進一步發揮群眾監督、輿論監督作用，倒逼官員自我砥礪。對領導干部缺乏有效的制約機制和社會監督是導致其道德自律弱化的外在重要因素之一當前對于領導干部德行監督的主體主要在黨政系統內部，群眾和輿論作為異體監督的主體，其積極性尚未充分調動起來。毛澤東同志說過，“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比罕姳O督和輿論監督作為外部監督，具有較為客觀、公正的優點，一定程度上能避免人情干擾。如果缺少外部監督，內部監督制度的作用發揮也會受到一定影響。雖然我們已經認識到了外部監督，尤其是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等異體監督的重要性，但其作用發揮仍有賴于有效的載體、較為完善的渠道或者平臺。目前來看，群眾、輿論對于官員德行監督的效果不甚理想。為了充分發揮外部監督的重要作用，既要通過立法為輿論媒體提供客觀真實的報道，發布有監督價值的新聞提供依據與保護，又要引導媒體以實事求是的客觀態度進行監督；既要保護群眾的監督權，為其提供較為完善的監督渠道、監督平臺，又要引導群眾合法合理客觀行使監督權。把內部監督和外部監督，自下而上監督和自上而下監督結合起來，發揮監督的正能量，讓被監督者產生畏懼感和危機感，使其全身心地去履行職責、踐行承諾。

（本文作者系中共北京市順義區委黨校教研一室副教授）

注釋：